万国道德会

万国道德会(“World Wide Ethical Society”,W.E.S.)是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宗教慈善团体。

历史

万国道德会是山东历城县江钟秀(字寿峰)偕其子江希张(江慕渠)在山东济南成立万国道德会筹备处。[1]1921年8月经张临安周文聘等赴北京京师警察厅核准成立,呈请中央政府备案。1921年9月28日(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在山东泰安岱庙召开成立大会,推举王士珍阎锡山王怀庆任名誉会长,推衍圣公孔德成为会长,康有为、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为副会长,提倡尊孔读经,“阐扬道德”“救正人心”,信奉“五教合一”。[2]其子江希张自幼被康有为称为“神童”,并拜康有为为师。[3]鲁迅曾在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上发表《随感录(三十三)》:“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但讲天堂的远不及六朝方士的《十洲记》,讲地狱的也不过钞袭《玉历钞传》。这神童算是糟了!”[4] 1921年8月,呈准北京政府内务部立案,在山东泰安岱庙召开了“万国道德会”成立大会,推荐衍圣公孔德成为会长,康有为、山东省政务厅厅长田步蟾为副会长;江钟秀为监理,总理会务。[5]1923年11月,孔氏家族以孔德成年幼推辞,复举康有为任会长。[6]

1925年,江钟秀逝世,其长子江希孔(江希張長兄)继任监理。1925年《道德日報》創刊。“万国道德会”一直将武训奉为先驱,收录武训生前有关文书档案等重要材料的晚清罗正钧纂辑的《武义士兴学始末记》一书,1925年由总会再版重刊并予推广。[7]

1926年9月孔子诞生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修订章程:「本會以改建社會,締造大同,促世界進化,謀人群幸福,實行利民生、啟民智、敦民德之計劃為宗旨」,会务经营更加重视民生。创办五义,即义医、义学、义举、义行、义赈。[8]1927年3月江希张途径东北、西伯利亚赴法留学,逐渐淡出“万国道德会”。[9]1927年3月30日康有为逝世。

1928年,黑龙江安达县杜延年(1878-1958,杜紹彭)出任理事长,并介绍在东北办女子“义学”的王凤仪(1864—1938,即王树桐、“王善人”,热河朝阳县王营子乡树林子村人)入会担任“宣道主任”,由此“万国道德会”与王凤仪的组织统合。1928年12月在北平东四三条成立“万国道德总会”,进入兴盛期。1929年作为宗教团体批准备案。1929年在北平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杜延年为理事长。1935年十二月十五日舉行十五週年紀念會,參加者約兩千餘人。

1928年至1929年,因鲁、豫、绥、陕大旱灾,杜延年建议奉天省长成立东北筹赈会。筹赈会成立后委任杜延年为视察委员长,率领从义学中选出的裴会卿、张振之、王连阶等十余位学董前往北平同当地赈务委员一直办理赈务,在北平设立28处粥厂。

1932年1月一二八淞沪抗战,杜延年受朱庆澜邀请在上海战区协助抢救工作。[10]1933年国民政府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任命杜延年主持山东省黄灾赈务,任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灾赈组山东查放处主任。1933年10月,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山东分会改称鲁灾赈委会,杜延年是15位委员之一。1937年4月间,国民政府中央赈委会任命杜延年为驻青甘陕财务专员。

由于万国道德会在东北底层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1932年日本及满洲国当局指示满洲国的万国道德会与“北平总会协议分离”。[11]北京总会授予东北道德会负责人张雅轩全权,与高正午共同主持关外会务。[12]1933年4月,经满洲国民政部批准,道德会成为教化团体,满洲国的权贵如增韫袁金铠程义明高元中、赵连琪等人纷纷加入该会。[13]1933年12月27日,万国道德会满洲国总会举行成立典礼,该总会设在新京,在选举会上选举增韫为会长,赵连琪为副会长,赵国藩为理事长,石维桢孙周淑坤为副理事长,各科职员亦同时认定。[14]实行四级制:东北总会、省总分会、市县分会、街镇乡支会。俱以理事长为事务中心,但聘请地方上有声望的二、三人为正、副会长,以资号召。[15]总会理事长之下,设总务、教化、福利、企划、德业五部。1936年在日本人三谷清的鼓动说“万国道德会”的万国二字,岂不与世界有关系,显然未与中国脱离关系,既然存在满洲国,就应当正名为“满洲帝国道德会”,与政府配合,共同起教化作用。[16]遂更名为财团法人满洲帝国道德总会,改由满洲国司法部大臣冯涵清任董事长,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翻译桔光三则任顾问,正田淑子为会内负责人。由高正午梁愚勋任正、副理事长,张鉴容为监理。把宗旨改为“研究性命,实行道德”[17]王凤仪住在总会。王凤仪主张无条件、无是非地顺逊服从一切强权[18],随时以“感恩”的态度面对人生,希望能够人人如此而达成社会和谐之道[19],“为伪满抓其道德会之影响,大肆扩充拢络人心,变道德会为御用工具,进行建国精神之宣传,以期宣传日满提携,共建王道乐土,达到愚弄人民之目的。以大讲道德为名,而缚人民之手脚,使其头脑麻木,便于统治之”。[20][21]

1939年4月奉中央令准籌辦陜西難民墾區,難民自耕自食。总会理事长杜延年在陕西办理赈灾与难民屯垦事务,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北平。1944年筹备在西安设立總會,国民政府社會部指令,總會須遷重慶登記,乃決定總會遷重慶。

抗战期间,沦陷区的万国道德会与日伪合作,1938年万国道德会搜集各种投降主张编印《敬告同胞书》,鼓吹中日“王道与皇道”论,称国共合作抗日为“同恶相济,与日本打仗,造成亡国惨祸”。[22]1940年总會於北京擴大印刷部,增添修養院工作。万国道德会编印的《研究中日之将来》称抗日游击队是“土匪”,是“变相的义和团”。[23][24]

1946年總會隨国民政府遷至南京洪武路二二六號辦公,北平总会改为北平辦事處,由張臨安主持。原在长春的满洲帝国道德总会改称万国道德会长春办事处。按照国民政府社会部的指令,万国道德会總會理事會臨時改組為整理委員會,于1948年在南京召开了整理委员会代表大会,推举杜延年为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在之后的理监事会改选中,杜延年最终失去了理事长一职。[25]

1948年在台北市武昌街城皇廟,創設臺灣省支會。[26]1949年华北时局逆转,道德總會由北平遷至南京,未幾經湖南衡陽再往廣州,後副主任委員尹子寬,率姜允中、薛善一等遷台復會。1950年內政部立案,于8月27日召開在台第一屆全國會員大會,修訂章程,公推尹子寬為理事長。總會設在台北大龍峒覺修宮,辦理軍眷識字班、縫紉班、免費托兒所。此后组织机构逐渐遍及全台湾。[27]

1948年2月20日,中共东北中央局发出《关于取缔封建会门的指示》:“应该教育群众,反复说明秘密封建会门的组织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利用的工具……”。1949年1月4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解散所有会门道门封建迷信组织》的布告:“自布告之日起,所有会门道门组织,应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时中国大陆共有会道门300余种,道首和骨干分子约82万人,道徒1300余万人。1949年11月1日,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讲话:“若干地区……取缔封建帮会(主要指青红帮)、会道门(主要指一贯道)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东北的取缔一贯道,天津的打击封建帮会头子争取帮会群众的工作,均有了若干成效,基本上打垮了这些反动组织。”1950年6月召开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虽然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但在口头解释这个报告想时,明确说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要分清轻重缓急,“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1950年10月8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次日,毛泽东召见罗瑞卿彭真等,毛泽东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出兵朝鲜,但是国内还广泛存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务、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想听听公安部的打算。罗瑞卿回答公安部已研究决定,对反革命分子需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毛泽东要求罗瑞卿与彭真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1950年10月10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双十指示)。1951年,万国道德会北平总会自动结束工作,并将其在京财产转交中国人民救济总会[28]

参考文献

  1. ^ 郭大松 李光伟:“救世与救心——万国道德会缘起初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 ^ 刘平 唐雁超 清末民初秘密教门向会道门的转变——以政府法令为视角的探讨 《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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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公安部一局編,《反動會道門》,北京:群眾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