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逵
戴逵(約331年—396年),字安道,中國東晉士人及藝術家,原籍豫州譙郡銍縣[2]:212,長年隱居會稽剡縣,與名士高僧結交,朝廷多次徵召不起。他精研儒家禮學,信奉道家與佛教,認為隱居合乎人的純樸天性,儒、道二家可以融和,無為與名教並無衝突。信仰上他相信宿命論,否定善有善報的報應說,卻接納佛教的三世因果論。文學方面,他撰有多篇賦、贊與論,讚賞竹林七賢的為人,描寫閑遊的生活與寄託隱居的情懷。藝術方面,他擅長繪畫、雕塑和彈琴,是東晉後期畫壇一代領袖,所造佛像造形生動,首創以夾紵塑造大型佛像,並開創南方佛教雕塑的新時代,在藝術史上有重要地位。
戴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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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 | |||||||||
國家 | 中國 | ||||||||
時代 | 東晉 | ||||||||
字 | 安道 | ||||||||
族裔 | 漢族 | ||||||||
信仰 | 佛教 | ||||||||
籍貫 | 豫州譙郡銍縣 | ||||||||
出生 | 約331年 | ||||||||
逝世 | 396年 會稽剡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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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 |||||||||
《五行大義》3卷、《竹林七賢論》2卷、《老子音》1卷[2]:231 | |||||||||
生平
戴逵自小居住京師建康,生活富足,擅長繪畫、雕塑和彈琴,品格高尚,青年時已為名士劉惔賞識[2]:297、214。20多歲時,戴逵前往豫章,拜經學家范宣為師,娶了范宣的姪女;後來移居會稽剡縣,自此終身隱居,成為剡縣名士,當地戴溪亭、戴逵灘、戴公山和訪戴驛等地名,都以他得名[2]:222、231、263。權貴郗超曾斥巨資,在剡縣興建華麗有如官舍的房宅,供戴逵入住[3]:209。王徽之辭官後居住山陰,曾遠道而來探訪他,留下「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的佳話[2]:263-264。戴逵一再受朝廷征召,都推辭不就。387年,晉孝武帝征召他做國子監博士、散騎常侍,戴逵以父親患病為理由推辭,並逃往吳郡,悄悄造訪在虎丘山的王珣,逗留數月。會稽內史謝玄上疏,請孝武帝收回成命,戴逵才回到剡縣。390年尚書僕射王珣上疏,建議再次征召戴逵為國子監祭酒、散騎常侍,戴逵也沒有應召[2]:266-268。393或394年,戴逵撰成〈釋疑論〉,質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報應說[3]:407、210,高僧慧遠青年弟子周續之撰〈難釋疑論〉反駁。戴逵寫信給其師慧遠,請教因果報應之事,又另撰〈釋疑論答周居士難〉反駁周續之。慧遠遂寫成〈三報論〉,闡明三世因果報應之道,戴逵讀後大感信服,表示希望歸依佛教,並期待向慧遠親自請益[3]:210-211。395年會稽王司馬道子連同王珣等人,再上疏提議征召戴逵,次年戴逵因病過世[2]:269。
學術與思想
戴逵認為從政事到人生,儒、道二家可互相補充,並不相斥[2]:259。他信服老莊思想,長年遁隱[3]:208,讚賞向秀《莊子》注能超脫世俗,認為人本性淳樸純淑,隱士正能自覺和培育這種本性,洗滌機心,過著淡泊自適的生活。人要節制自己的欲望,不可驕奢淫佚,否則會得淺薄,失去純潔的心靈[2]:247、238-239、243。戴逵精研儒學,著有《五行大義》3卷,禮學方面,觀點傾向馬融而不是鄭玄,較著重自然的人情[2]:269、226、231。或受其師范宣的影響,戴逵批評西晉初年士人的風氣。他反對表面上逃避世俗,輕薄放肆、自我炫耀的行為,贊同之前樂廣對元康(291-299)年間士人不守禮節的批評,認為禮教也有合乎人情之處[2]:225、261、246。竹林七賢不受禮教束縛,能夠「達意」(曠達),不求虛榮或形式;元康元間的士人卻是放蕩越禮[2]:248-249,只知模倣阮籍等人的放達不羈,輕蔑政事,日夜飲酒,不修邊幅,輕視名教,虛有其表,是竹林七賢的冒牌貨[2]:252、254-255,內心淺薄,自以為是,固然不合儒家,也喪失道家的真意,只是沒有思想的浪子。人逗留在俗世,就不免對世俗作出妥協;名教和自然沒有矛盾,儒、道二家可以融合[2]:258、299-300。
戴逵並未精研佛理,對佛教卻傾心致意。他三度以書信與奉佛的謝敷討論佛學,曾至名僧支遁墓憑弔其人[3]:212、38、130。他晚年撰寫〈釋疑論〉,強調人的命運不可改變,禍福轉嫁給子孫之說,亦是自相矛盾的[4]:273、276,質疑易傳〈文言〉中「積善之家有餘慶,積不善之家有餘殃」之說,並非事實,世間行為端正的人,多有遭逢厄困;恣意橫暴的人,也有的顯榮通達,子孫繁多;他感慨好人不一定有好報,人的賢愚、善惡、壽命、禍福等,全都是命運安排,跟行善或作惡根本無關,積善得福云云,不過是聖人勸人行善的說辭而已[3]:210,也沒有所謂陰間「冥司」賞善罰惡[4]:285。儒家君子不求個人福祿,行善實不望善報;人對道德的追求,應達到崇高而無私的境界[4]:278、291。他曾寫信給慧遠,回顧一生,感嘆自小至老操行端正,謹守正道,不曾以言語傷人,一生卻多遭苦楚,嘗盡人間困苦,認為人的壽命禍福都是命中註定,無法領悟佛教因果報應的道理。看過慧遠為他而寫的〈三報論〉後,信服文中現報、生報、後報三世因果之說,感到心悅誠服,願歸依佛家教化[3]:209、212。
文學
戴逵著述眾多,其〈山贊〉、〈水贊〉、〈竹林贊〉、〈流火賦〉等,都描寫大自然;〈離興賦〉、〈棲林賦〉、〈琴贊〉、〈酒贊〉、〈閑遊贊〉等,都描寫遊山玩水和隱居心境;〈顏回贊〉、〈尚長贊〉、〈申三複贊〉,都是描寫隱居人物;《竹林七賢論》和〈放達非賢論〉,則是議論前人的生活方式。〈山贊〉讚歎山峰的秀麗,抒發了遠離塵俗,追求平靜的心情;〈水贊〉借用《道德經》的典故,表現水所反映的哲理精神;〈竹林贊〉則讚賞松樹和竹樹的姿態[2]:232;〈流火賦〉描述季節變換,四時循環,以火焰和木柴,分別比喻生命之氣和年齡。〈離興賦〉抒發與友人別離的感慨,〈琴贊〉宣揚了古琴的作用,〈閑遊贊〉,吟詠隱者許由和巢父,寄託自己的胸懷[2]:233-234;〈閑遊贊〉有長序和贊文8首,直接吟詠閑遊山林的生活,其序文指出自古就有逸民隱士,在山澤中過著天真淳樸的生活,遠離世俗,超出世俗卻不和世俗對立;知道大道不行,聖人也會歸隱,在自然中磨礪自己的節操;山巖林藪,能解放人的精神,隱居之地深山幽谷,巖石與流水互相輝映[2]:235-238,隱士過著悠然舒暢的生活。〈顏回贊〉讚揚顏淵與孔子之道相契,〈尚長贊〉讚歎東漢隱士尚長的崇高和高雅;《竹林七賢論》描寫竹林七賢的為人,加以評論[2]:240、242-243。
藝術
繪畫
戴逵畫風寫實,10歲時在寺院畫畫,為著名畫家王濛讚賞,曾畫《南都賦圖》,使其師范宣明白繪畫的功用和益處[2]:297、213。南齊謝赫稱讚他擅長繪畫聖賢畫像,「情韻綿密」,是一代畫壇領袖。戴逵傳授二子戴勃和戴顒畫畫之法,[2]:217、220,作品主題多與道家或大自然有關,寄託個人胸懷,作品流傳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著錄其中18幅:《孫綽高士圖》、《濠梁圖》、《董威輦詩圖》、《尚子平白圖》、《嵇、阮圖》、《嵇、阮十九詩圖》和《漁父圖》7幅,以道家或隱士為主題;《胡人弄猿圖》、《三馬伯樂圖》、《三牛圖》、《名馬圖》、《獅子圖》、《吳中溪山邑居圖》6幅,以大自然或動物為主題;《五天羅漢圖》,以佛教為主題;《阿谷處女圖》、《孔子弟子圖》、《金人銘圖》、《杜徵南人物圖》4幅,則以儒家或世俗事物為主題[2]:218。
雕塑
戴逵是雕塑高手,曾費盡心思,用3年時間,造成丈六高的無量壽佛和菩薩木像,在山陰靈寶寺受供奉;用了10年時間,塑造京師建康瓦官寺的五方佛像,可用於佛誕日的遊行。又鑄造建康白馬寺的佛銅像及二菩薩像[2]:208。靈寶寺的木製佛像「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之前中國的佛像過於質樸,戴逵的作品被視為中土最精妙的佛像[3]:82。改變佛像樸拙的造形,不再生硬模擬外來形像,推動佛教造像的本土化。戴逵又是大型夾紵像的始創人,所造成為行像創作的典範[5]:4、265。瓦官寺的五尊夾紵佛像,乃用一層層苧麻布貼在泥模上,以漆封固,再除掉泥模造成,像身甚輕,便於遊行時於在車上。此佛像與師子國所獻贈的佛玉像,以及顧愷之的《維摩圖》,並稱「瓦官寺三絕」[3]:82。戴逵傳授次子戴顒造像之法[2]:221。由於雕塑需要體力勞動,很少士人參與其事,戴逵與戴顒是絕少數例外。但由於後世毀寺滅佛,其作品未能保存下來[5]:7、4。
音樂
戴逵是彈琴名手,造琴甚費心思,所用琴比一般琴長1尺,他卻不願被王侯召見而演奏,曾毀琴並拒絕召請。晚年他把琴書及各種音律,傳授次子戴顒[2]:219-221。
注釋
- ^ 《晉書·谢尚傳》: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逯字安丘,處士逵之弟,並驍果多權略。
-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蜂屋邦夫. 〈戴逵的藝術.學問.信仰〉. 《道家思想與佛教》. 欽偉剛譯. 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0: 211–303. ISBN 7538258736 (中文(简体)).
- ^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鎌田茂雄. 《中國佛教通史》第二卷. 關世謙譯. 高雄: 佛光出版社. 1990 (中文(繁體)).
- ^ 4.0 4.1 4.2 陳寧. 《中國古代命運觀的現代詮釋》. 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9. ISBN 7538253327 (中文(简体)).
- ^ 5.0 5.1 李松等. 《中國古代雕塑》. 陳雲倩等譯.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6. ISBN 7119032844 (中文(简体)).
延伸阅读
[编]
- 曾敬宗. 〈戴逵評述竹林七賢及反放達心迹探微〉. 《東方人文學誌》. 2009, 8:2: 107–150 [2015-04-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25) (中文(繁體)).
- 紀志昌. 〈東晉戴逵之佛教理解及其於三教交涉意義析探〉 (PDF). 《台大中文學報》. 2005, 23: 149–187 [2015-04-10].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1-05-05) (中文(繁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