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

清朝章学诚著作

文史通義》是清朝史家章學誠的一本著作,道光十二年(1832年)出版,分〈內篇〉五卷,〈外篇〉三卷。在四庫全書中為史部史評類。全書內容廣泛,包括易教、書教、詩教、經解、言公、史德、方志等。“六經皆史”是全書重要命题。

章學誠著《文史通義》是因為校雠《汉书·艺文志》[1],為了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2],認為六經是古代實際政治社會發展的記錄[3],並不是「載道之書」,這種見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經以言道」的傳統觀點,給九十年後的國故整理與疑古風氣,提供了理論基礎。「六經皆史」同時還指出,單純的編纂和考證不算是史學[4],史學得有個人見解才成[5],所以在史學上便提出編修通史。他以為通史具有「六便」(免重復、均類例、便銓配、平是非、去牴牾、詳鄰事)和「二長」(即具剪裁、主家法)的特點。

章學誠在書中還提出整理「方志」的主張,即編修一地的歷史演變。章學誠主張方志要立三書:記載大事和人物的「通志」、記載典章制度的「掌故」、和記載文獻詩文的「文徵」。為了便於搜集文獻資料,章學誠還提出了各州縣建立志科的主張。

“六经皆史”并非是章学诚之独创,最早可追溯至先秦《庄子》之《天道》、《天运》诸篇,但章學誠的可貴處在於提出完善的哲学体系,也就是“即器明道”的理論。“道”与“器”将六经与史學联系起来。章氏以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6],反覆強調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7]。章氏再次重申:“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8]

嘉庆三年,章学诚以《文史通义》初刻稿呈送朱锡庚,當時章学诚被“盗卖毕公《史考》”流評所擾[9]。嘉庆六年十一月,章学诚臨終前將全稿交給王宗炎校定,王宗炎編次三十卷,道光六年,宗炎未定稿而卒,稿本再歸沈曾植。道光十二年(1832年)出版。劉承幹據沈氏藏本重新增補,加入《和州志》三卷,《永清縣志》十卷,《乙卯劄記》、《丙辰劄記》、《知非劄記》、《閱書隨劄》和《信摭》各一卷,別為外編十八卷,定名《章氏遺書》,1920年出版。章学诚曾言:“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9]

参考文献

  1. ^ 章学诚《上晓征学士书》,载黄云眉《史学杂稿续存》之《杂考》附录二
  2. ^ 《校雠通义》序言
  3. ^ 乾隆五十三年,章学诚在写给孙星衍的《报孙渊如书》中提出:“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三)
  4. ^ 章学诚说:“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章学诚《章氏遗书》卷4,《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下》)
  5. ^ 《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所说:“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义焉。”(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9)
  6. ^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
  7. ^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
  8. ^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文史通义内篇》一,《原道中》
  9. ^ 9.0 9.1 章学诚:《又与朱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