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旬刊,书册式,每期20余页,约三、四万字,从创刊到停刊,共出69期。晚清维新运动中影响较大的中国人自办报刊。总理汪康年,早期主编为梁啟超。梁啟超在其上发表《变法通议》,提出了“喉舌论”,影响极大。翌年梁啟超赴湖南,仍旧主持笔政。后来由于张之洞的阻挠,命汪康年兼任总经理和主笔职务,汪梁之争加剧,梁啟超愤然离职。自第55期后,再无梁文登于其上,版式也有所不同。梁啟超离职之后,由康有为主持出版业务。1898年7月底,光绪帝诏改《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拒不遵命,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同年8月17日汪康年将报名改为《昌言报》出版。[a][1][2]

時務報
類型大型政论实事机关刊物
版式书册式
持有者汪康年
主編梁啟超
創刊日1896年8月9日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年秋)
停刊日1898年11月19日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冬)
語言中文(繁體)
总部上海四马路

历史

创办

关于《时务报》的筹创,汪康年和梁启超后来各执一词,新闻史学界也看法不一,存在争议。

  • 汪康年曾在《国闻报》上刊登《汪康年启事》中说:“康年于丙申秋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至今二年。”关于创办原因,接着说:“甲午战败后,国家深受大辱,士大夫们纷纷寻求救国之策,以图自强而洗大耻者。丙申春,康年与诸人同议,知非广译东西文各报,无以通比己之邮;非指陈利病,辨别同异,无以酌新旧之中,乃议设时务报馆于上海。”关于邀请梁启超,汪康年说“时梁卓如孝廉方滞留京邸,致书康年,有公如设报馆某当惟命是遵之语。乃发电信,延来报馆,专司论说。”关于经费,汪康年说:“馆中经费,全赖集资。[3]
  • 针对汪康年说法,梁启超专门撰文《创办时务报原委记》加以驳斥:“本日在《国闻报》中见有汪君穰卿告白云:‘康年于丙申秋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等语,阅之,不胜骇诧。”针对汪所称自己创办《时务报》的说法,梁启超说:“所谓创办者何:一曰筹款,二曰出力而已。”指出《时务报》的款项乃原《强学报》余款,另有几项捐资。至于出力,梁启超认为,《时务报》筹备工作主要由黄遵宪、梁启超和汪康年三人共同出力,尤以黄遵宪最甚[4]
  • 黄遵宪本人也有自己的说法。“丙申五月,遵宪、德潇与邹君殿书,汪君穰卿、梁君卓如同创《时务报》于上海,因强学会余款开办,遵宪首捐千金为倡,当推汪君驻馆办事,梁君为主笔。[5]

梁启超主笔时期

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文章,后来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梁启超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报刊功能。第一, 他强调了报纸的“去塞求通”的功能和“导端”的作用;第二, 他认为报纸具有“耳目喉舌”的作用, 并提出了一份好报纸的四条标准:“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则劣。” 第三, 他认为要利用报纸的宣传功能来传播变法维新的思想。[6]

梁启超发表在《时务报》上的另一组重要政论为《变法通议》,这篇文章的刊载使得《时务报》成为当时影响力最大的维新派刊物,而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的美誉。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反复阐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了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变法主张。他开宗明义地写道:“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之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所以敢言矣!”强调“科举、学校、官制、工艺、农事、商务等,斯乃立国之元气,而致强之本原也。”“君权日益专,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他还说:“不能创法炸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他认为变法的根本是 “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如果不进行变法,那么中国将难以在世界中生存下去。

这组文章对当时社会影响极大。胡思敬在其所著的《戊戌履霜录》中曾经这么评价《时务报》对当时的影响:“当《时务报》盛行,(即连续刊载(变法通议》期间)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乡,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严复在致熊纯如的信中也曾提到:“任公文笔原是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7]

《时务报》在梁启超主持期间,成为维新派的宣传机关和联络机关。该报最大销量曾达17000份,成为当时发行量最高的维新报刊。梁启超后来自述说:“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8]”。

后梁启超时期

1897年梁启超与汪康年矛盾激化,出走长沙。梁、汪2人决裂,自55期后,《时务报》不再有梁启超的文章出现。

1898年5月,汪康年在上海又办《时务日报》,突出时效性。“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通过御史宋伯鲁上书光绪帝,要求将《时务报》改为官报,设立官报局,由梁启超去管理,意图夺回《时务报》。光绪帝批准将《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迁址北京出版,并责成康有为督办。汪康年得知此事后将《时务报》更名为《昌言报》[9],将《时务日报》更名为《中外日报》,加以抵制。

《昌言报》由梁鼎芬任主笔,体例未做改动,戊戌政变后,出刊至第10期,于1898年11月19日停刊。[9]

主要人員

  • 總理:汪康年
  • 主筆:梁啟超(前期)
  • 翻譯:李維格
  • 英文翻译:张坤德
  • 法文翻译:郭家骥
  • 日文翻译:古城贞吉
  • 理事:黄春芳(兼印刷暨银钱业务)[10]

影响

《时务报》在梁启超主笔期间富有成效的宣传, 在全国激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士为《时务报》宣传、组稿,有的学校甚至将其作为教材使用。

除此之外, 《时务报》也成为了维新派人士推行变法新政的主要阵地。他们经常借此与社会上倾向维新变法的人士进行联系,并且设置许多学会团体,甚至会接受代收会费、办理会员的委托。这些活动冲击了清王朝不允许政治结社和集会的传统,使得维新宣传由文字走向了实践阶段。[6]

《时务报》还为有志之士开辟了面向世界的窗口。报刊共分为“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路透电音”等多个栏目。其中“域外报译”以英文、日文为主,并涉及了法文、俄文等92种外文报刊,共计出版译稿1706篇,关于科学知识的内容有145篇。其刊载题材涉及工业,农业,医疗,生理,物理,地理等,被称为“新知新学万花筒”。如《时务报》第2册刊登的译自日本《西字捷报》的《照相新法》和第18册上刊登的译自《横滨日日报》的文章《电光摄影奇观》两篇新闻,最早在中国报道了X光知识。而在《瑞人挪勃而散财以兴格致》一文中,《时务报》第一次详细介绍诺贝尔和诺贝尔奖。这些文章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给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中国科技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1]

注释参考

腳注
引用
  1. ^ [1]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 ^ 昌言報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祝均宙,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社資中心,國立政治大學(繁體中文)
  3. ^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三联书店. 1956年: 133页 (中文). 
  4. ^ 吴廷俊. 《中国新闻史新修》.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75. ISBN 978-7-309-06146-8 (中文). 
  5. ^ 黄遵宪等. 黄遵宪等五人告白. 《国闻报》. 1898年8月17日 (中文). 
  6. ^ 6.0 6.1 杨阳. 文教资料, 2006年30期:评述梁启超与《时务报》. 中国传媒大学社科学院思想政治教育. 2006-10-25 (中文). 
  7. ^ 申松欣. 《历史教学》:梁启超与《变法通议》. 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 1995年第7期 (中文). 
  8. ^ 梁启超. 《清议报》100册:《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清议报. 1901年12月 (中文). 
  9. ^ 9.0 9.1 昌言報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央研究院圖書館服務,(繁體中文)
  10. ^ 陈昌凤. 《中国新闻传播史:传梅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96. ISBN 978-7-302-18872-8 (中文). 
  11. ^ 王迎. 《时务报》: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杂志.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5期. 2011-12-08 (中文). 
文獻

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