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今天明天 (電影)

昨天今天明天》(英語:Yesterday, Today, Tomorrow),原名《瘟疫[1][2],是1970年上映的香港時裝電影,由龍剛執導及編劇[3]張揚林婉貞張沖等主演[1][2]。本片於六七暴動後製作,故事改編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卡繆的代表作《瘟疫》,以香港出現嚴重疫情、大量民眾被隔離為背景,因被認為包含涉及六七暴動的政治隱喻而成為焦點,亦因政治壓力而作出大幅刪剪[1][4][5][6]。2011年,本片獲香港電影資料館推選為「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電影」之一。[7]:55

昨天今天明天
电影海报
基本资料
导演龍剛
监制吳榮華
制片李嘉恩
编剧龍剛
原著瘟疫
卡繆作品
统筹吳添丁策劃
主演張揚
林婉貞
張沖
曾江
配乐劉宏遠
摄影黃明
剪辑鄭強
制片商香港榮華公司出品
片长72分鐘
产地英屬香港
语言國語
上映及发行
上映日期
  • 1970年12月10日 (1970-12-10)

故事大綱

世界雜誌特派員謝偉賢(張揚飾)往香港採訪,感受香港的繁華,並與接待他的導遊露茜(林婉貞飾)成為好友。期間香港各地陸續出現鼠患,最早出現鼠患的塑膠廠老闆(馮峰飾)越感不適,一名工人(杜平飾)與其爭執後憤然離去。爭執後倒下、被送院的塑膠廠老闆未幾不治,醫院發現其死因是不明感染,漸漸查明來源是由老鼠傳播的病毒,病發者更會語無倫次及癲狂。工人不自覺地到處傳播病毒,鼠疫在各區急速蔓延,入院及死亡人數不斷上升,衛生處(參考:衛生署)周處長(曾江飾)宣布香港成為疫埠,實施隔離措施。有感染者逃避隔離,亦有民眾加入醫療輔助團(參考:醫療輔助隊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塑膠廠女工羅翠琴(薛家燕飾)的未婚夫阿球染疫病逝,琴與球的家人進入隔離營。完成採訪的賢本打算離開香港,最後選擇追隨露茜加入醫療輔助團。積極報道疫情及鼓勵民眾的新聞工作者張保羅(張沖飾)亦不顧妻子反對加入醫療輔助團。市面一片蕭條,罪案猖獗。保羅後來死於發狂的病人阿根(朱江飾)之手,賢亦染疫病逝。致力研究新藥的李醫生(文妮飾)決定在垂死兒童身上試驗新藥,兒童奇跡生還。新藥研製成功後香港復甦。[1][2][8]

演員表

演員 角色 備註
張揚 謝偉賢 世界雜誌特派員,往香港採訪時捲入鼠疫事件,決定留在香港加入醫療輔助團,最後死於感染。[1]在劇本中身份是聯合國文化組特派員。[9][8]
林婉貞 露茜(Rose) 香港導遊,與謝偉賢成為好友。後加入醫療輔助團,最後於鼠疫中生還,悼念亡友。[1]
張沖 張保羅 新聞工作者。後加入醫療輔助團,制止發狂的感染者阿根時遇襲重傷不治。[1]
曾江 周處長 衛生處處長,宣布香港成為疫埠,隔離所有感染者及家人。
現實中,衛生處處長曾於1964年2月19日,就當年首宗霍亂個案,宣布香港成為疫埠。[1]
韋奇 阿球 的士司機,鼠疫的死者之一[1]。曾接載最初被感染的塑膠廠員工。
薛家燕 羅翠琴 阿球未婚妻[1],塑膠廠女工,木屋區居民。後與阿球的家人一起進入隔離營。新藥完成後興奮地奔走於隔離營報喜。
馮峰[2] 塑膠廠老闆。鼠疫最初的死者。
張英才[1] 醫院院長
文妮 李醫生 冒險於一名垂死小孩身上試驗新藥,獲得成功[1]

此角色本有修女背景,但在上映版本中被刪去[4]

司馬華龍[1] 李醫生的同事,化驗人員。
杜平[1] 塑膠廠員工,與塑膠廠老闆鬧翻時被傳染。
朱江[1] 阿根 塑膠廠員工。出現病徵後不願意進入隔離營後,被強行送入隔離病房後發狂襲擊人[1]
龍剛[1] 黎松 染有毒癮,為得到毒品欲把女兒賣給龜婆[4]木屋區居民,羅翠琴的鄰居。試藥成功的小孩是其兒子[10]
羅蘭[1] 松嫂 黎松之妻。後感染身亡。
小麒麟[2] 販賣毒品的流氓,逼黎松賣女。
馮敬文 流氓的同伴。
丁紅[1] 靜儀 新聞工作者[4],張保羅的同事及舊情人[11]:108
狄娜[1][12] 張太太 張保羅之妻。對疫情有較大恐慌情緒,反對丈夫加入醫療輔助團。[10]
胡楓[1] 政府防治蟲鼠部門的幫辦,往發現工廠調查鼠患,及接受記者訪問。
白文彪[2] 新聞處官員,支持周處長早日公布疫情。
李克[2] 民政處官員,對公布疫情有疑慮。
馮毅[2] 劇本中稱為「老細」,神秘的幕後老闆。其大部分戲份被刪除,刪除內容涉及其提供資金予一群歹徒造謠作亂。[11]:108[9]
李允中[2]
羅敦[2]
丁豔[2]
西瓜刨[2] 政府防治蟲鼠部門辦公室職員,接聽熱線。
何柏光 政府防治蟲鼠部門辦公室職員。
高魯泉[2]
王克[2]
甘露[2]
容玉意[2] 塑膠廠老闆的太太。進入隔離營後不願與羅翠琴等人同住一室。
黎雯[2]
駱恭[2]
吳桐[2]
丁羽[2]
金雷[2]
許瑩英[2]
上官玉[2]
陳立品 收看電視疫情報道的觀眾之一。

製作

構思

龍剛最初找作家西西按照卡繆的小說《瘟疫》 改編成劇本第一稿,後來再由龍剛自己修改,與第一稿差別很大。[13][14][11]:107

編導龍剛表示自己有「逢三進一」的意向,每逢拍了三部賣座電影後,便會希望拍一部要求較高、突破一般商業性質的作品[1]。他指本片選擇以疫症作題材,是眼見當時貧富懸殊嚴重(他舉出了木屋區與豪宅高廈的對比),在1960年代制水時期,購買潔淨食水的成本對富人來說影響不大,但窮人苦不堪言,他親歷有人將污水當作山中井水販賣予窮人,此舉很可能引致大量飲用者生病。因而寫成本片劇本,講述香港繁榮之際,由工廠開始傳出鼠疫,社會各階層皆無一倖免,這種香港從未經歷的大亂。而他想傳達的訊息是:「大家鎮定,不要驚惶失措,不要失望,緊守各人的崗位,共同努力,總有一天,瘟疫是會過去的。」[6]

爭議下的刪改

本片拍攝時中國內地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香港左派發動的六七暴動結束方兩年[9],左派人士認為本片有不少針對左派的暗喻,例如「瘟疫」是暗喻文化大革命,傳播瘟疫的老鼠暗喻左派人士,新聞工作者角色張保羅(劇本中名字是林博[9])暗喻在六七暴動中因反對左派人士而被殺害的電台播音員林彬,因而猛烈抨擊龍剛[1][4][5][11][8],質疑本片是由港英政府投資,龍剛是政府特務[6]。當時《文匯報》等左派報章之評論摘錄收錄於《導演:龍剛》一書(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六)[2]

因本片存在很大政治爭議,最終片名由《瘟疫》改為《昨天今天明天》[15][1],及由約2小時[15]刪剪至72分鐘[4][2]才敢上映[5][3]。除了自己遭受抨擊,龍剛曾指當時榮華公司遭到恐嚇,有人接觸製片李嘉恩[6],一些龍剛並不清楚身分的人士到榮華公司取走拷貝進行刪剪,交還後榮華公司再交給龍剛重新接合[1][6],並修改一些對白,配成國語[9]。被刪剪的部分主要包括宗教色彩(如序幕中本來有《啟示錄》典故)、張保羅一角的香港本土歸屬感及其死產生的影響、一些歹徒計劃乘機作亂(有影射六七暴動參與者之嫌)及被民眾所搗破[4][11]香港電影資料館已通過比較劇本原文,整理主要被刪剪內容,收錄於《導演:龍剛》一書[9]

其他

本片獲得香港醫務衞生處(衛生署前身)及其他政府部門協助攝製及提供資料[1][2],亦有借出實景[6]

演員方面,動用了國、粵語片的大量演員,陣容鼎盛[华而不实][15][6]

本片成本為港幣40多萬元。[6]

發行

本片於1970年12月10日起上映,並於同場加映一段萬國博覽會紀錄片[1][2][16]。本片票房只有港幣20多萬元,十分慘淡[华而不实][11]:105

評價

本片票房很差,口碑在上映年代毀譽參半,但在後世則獲得頗高評價,尤其被刪剪部分的劇本面世後。

《導演:龍剛》一書亦收錄了1960年代末至70年代多篇關於龍剛的影評,例如作家簡而清在1974年發表的一篇影評中指出,本片與卡繆的原著小說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他認為龍剛並不了解原著,將失敗(因票房很差)諉諸於政治壓力只是藉口[14]。後世則甚少以原著角度批評本片,比較注重其本身的內涵及對香港的意義,例如影評人舒琪也指出本片沒有卡繆所代表的存在主義荒謬主義,但他的評價同時也很正面[11]:107

舒琪指出本片野心很大,沒有完整故事結構,沒有一名固定主角(Protagonist),以極富寓言性的瘟疫事件串連社會各階層人物的反應,近乎整個社會的橫切面,鋪陳中帶有寄託。他認為這種處理手法,香港電影史上只有本片與同樣政治敏感的《再見中國》嘗試過。[11]:101,107

較早期的影評人羅卡亦形容本片是龍剛電影中野心最大、陳義最高,但他認為本片強調的訊息是團結一致恢復社會的安定繁榮,對於危害安定繁榮的力量,不管基於什麼因素,都要合力撲擊,而沒有深究「瘟疫」(背後所象徵事物)的內在成因。因此總結本片為「最缺乏說服力的一部有骨無肉之作」。[17]

以社會關懷為分析角度的作家陳智德,指出本片正面描寫政府克服「瘟疫」,這亦是左派抨擊的原因之一。但他認為片中正面人物除了政府官員,亦有新聞工作者及醫生等精英知識份子,以精英知識份子著墨最多,本片是「提出以上層社會精英份子為主導的重建社會倫理理想」,還不算歌頌官方意識。另外他亦注意到片中一段描述電視新聞報道,鏡頭由攝影廠接入各家觀眾(包括片中曾出現的一些人物)專心收看報道,此幕彰顯電視此一當時逐漸普及的新興媒體之影響力(1967年無綫電視首播),以及暗示大眾傳媒的感染力和應負上的社會責任[8]。本片是龍剛電影中少數沒有批判建制的作品[18]

影評人張偉雄則形容本片是「歌誦殖民地的精英性和專業性」。他將本片與其後的《廣島廿八》及《波斯夕陽情》列為龍剛的「亞洲城市三部曲」,屬於他稱為「香港處境」的龍剛後期作品的一部分。他認為片中社會實際要克服的是恐懼,而龍剛提出的方法是「為你掌握的身份奮鬥」,「身份是生存的鬥爭目的,即使為它而死,也是值得的」(指謝偉賢及張保羅兩名知識份子);而身份模糊者或逃避責任者,如杜平飾演的染疫工人、龍剛自己飾演的癮君子、狄娜飾演的恐慌妻子,則是本片的譴責對象。[19]

影評人鄭政恆則提到本片的批判性,鼠疫是塑膠廠老闆最先感染,再在勞資糾紛中傳染給工人,他認為這暗喻金錢是「瘟疫」的源頭,也是傳染「瘟疫」的媒介[4]。他亦讚揚本片拍攝水平高,具有寫實性、信息豐富(在拍攝時間短、製作粗疏的年代,出身粵語片的龍剛向以資料搜集充足及追求質量見稱[13][11])、頗多實景拍攝,強調博愛精神、知識分子的良心(例如另一評論者陳智德所列舉的謝偉賢、張保羅的對白[8])和人道主義思想。

影評人何思穎的悲觀看法則與其他人大相逕庭。他認為自前作《飛女正傳》帶有犬儒心態後,從本片起龍剛作品的犬儒心態更為顯著。片中新聞工作者及醫生等精英知識份子擔當龍剛作品中常見的「指定說教者」角色,「指定說教者」在抗疫中失去生命,雖然最後疫情得到控制,但疫症橫行的社會條件仍然存在[註 1]。相對於龍剛前期作品的通俗性,他亦認為本片是態度認真的議題片,濫情成份很低。[10]

龍剛是天主教徒,其電影中常帶有宗教色彩。本片結尾女醫生在瀕死孩童身上注射效果未明的新藥,再向窗外禱告,新藥試驗隨即成功。影評人王瑞祈批評這是盲目吹捧神跡。[20]

不論後世影評人,或當時左派的批判評論[2],都有本片具本土意識一說,例如世界雜誌特派員謝偉賢一角決定留下抗疫,象徵過客或南來者心態的轉變[8]。被刪剪的張保羅一角情節則更為明顯。

影評人多認為[來源請求]被刪剪部分的價值很高,感到可惜。[4][11]

備註

  1. ^ 這看法似乎有違龍剛的自述。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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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