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博物院
北疆博物院,又名「天津黃河白河博物館」(法語:Musée Hoangho-Paiho de Tientsin),是天津自然博物館的前身,1914年由法國天主教耶穌會神甫、博物學家桑志華在天津法租界的崇德堂創建,1922年桑志華在法國耶穌會的支持下在天津修建了專職館舍,是中國北方地區最早建立的博物館,也是中國建立時間最早的博物館之一,在中國古生物學界、古地質學界、考古界和博物館界佔據重要地位[1]。
北疆博物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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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ée Hoangho-Paiho | |
舊名 | 黃河白河博物館 |
成立 | 1914年 |
地址 | 天津市英租界馬場道 |
類型 | 自然博物館 |
館藏 | 古生物 |
建立者 | 桑志華 |
所有者 | 天津自然博物館 |
網站 | bj |
地圖 | |
1914年起,在天津耶穌會的贊助下,桑志華搜集了大量地質、岩礦、古生物和動植物等方面的標本和化石並儲存在天津耶穌會在法租界內的崇德堂內。1922年,在教會和天津法租界的支持下,桑志華在耶穌會於中國創辦的天津工商學院毗鄰的土地修建了北疆博物院的專用館舍。該院聘請了德日進等多位外籍專家工作,填補了以黃河、海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國北方古生物領域考察的空白,出版的刊物、著作諸多被列入世界動物學、植物學、古生物學文獻數據庫,至今仍然是中國北方地區考察生物各學科早期科學紀錄的重要依據。在1930年代,北疆博物院和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等歐洲博物館長期保持學術交流,在國際上具有一定聲望,直至1937年日軍佔領天津後,次年桑志華返回法國,1940年代北疆博物院的科學考察和研究工作陷入停滯,處於留守狀態。
目前,北疆博物院舊址位天津市河西區馬場道天津外國語大學校園內,曾長期作為天津自然博物館古生物部的辦公地和館藏庫房,不對公眾開放。2016年1月22日,北疆博物院經過修繕,重新面向公眾開放,被譽為中國早期博物館的「活化石」[2]。
北疆博物院舊址是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和重點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3]。2019年10月7日,北疆博物院舊址升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
名稱
由於北疆博物院是由法國傳教士桑志華所創建,因而博物館自1922年專用館舍落成時便確定了法語名稱Musée Hoangho-Paiho,並在館舍上鑲嵌了MUSEE HOANGHO PAIHO的銘牌。根據天津自然博物館的資料顯示,這一時期博物館已經確定了中文名名稱「北疆博物院」[5],而「黃河白河博物館」是其法語名稱的中文直譯[1]。但也存在另一種說法,中文初名為「黃河白河博物館」,後因藏品來源的拓展超出了黃河、海河流域,覆蓋了整個中國北方並藏有桑志華帶來的法國北部植物標本7,300件,故更名為「北疆博物院」[6]。
1946年,桑志華曾以英文出版了一本介紹博物館的小冊子《北疆博物院導覽》,將北疆博物院的英文翻譯為「The Hoangho-Paiho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7]。
歷史沿革
法租界崇德堂時期
1912年,桑志華獲得動物學博士學位後,了解到中國以長江流域為中心的長江以南已經有人考察,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國北方尚屬空白。桑志華計劃填補這一空白,便提出了考察黃河流域並在中國北方建立博物館的計劃[5]。這一計劃得到了法國天主教會的認可,被獻縣教區耶穌會會長金道宣神甫採納以及法國北方耶穌會省會長步烈神甫和耶穌會總會長魏倫茲神甫的贊同[8]。桑志華的這一計劃得到了法國外交部和教育部的資助。
1914年,桑志華從法國出發經西伯利亞並於3月21日從滿洲里入境中國,3月25日抵達天津後前往獻縣傳教區,在教區所屬天津法租界聖路易斯路18號崇德堂開始工作[9]。4月,桑志華開始了科學考察活動。
1914年至1917年,初到中國的桑志華對中國北方的了解較為缺乏,大多時間往返於天津與山西之間,主要對天津、北京、河北、山西及周邊地區進行一般性的考察和採集[9]。這這過程中,桑志華了解中國的地形、地質、水文、氣候等情況,為他深入中國北方腹地研究奠定了基礎[6]。
1918年,桑志華擴大在中國北方的科學考察範圍,對山西、陝西、內蒙、甘肅、青海等中國北方腹地進行考察和採集發掘活動。他採集了大量的植物標本、哺乳動物皮張、昆蟲標本以及2,000餘件礦物標本[6]。
1919年6月,桑志華前往甘肅慶陽考察時,在慶陽以北約55公里首次發現了豐富的上新世蓬蒂期化石。甘肅慶陽的重大發現,使桑志華將未來一段時間考察的重點放在了甘肅慶陽周邊[9]。1920年,桑志華在鄂爾多斯到甘肅慶陽一帶進行大規模科學考察工作,發掘出標準的蓬蒂期動物化石。6月4日,幸家溝出土了一件距今1.8萬年的石核,成為中國出土最早的第一塊舊石器時代的打制石器[10]。此後又發掘出兩件石片,直接打破了自1882年以來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國北方不可能有舊石器的論斷,更將中國的文明史上推了幾十萬年[9],是中國古人類研究的一次重大發現[11]。
1921年3月,桑志華發出《向傳教士呼籲書》,號召華北地區的傳教士收集古生物化石,為在天津建立博物館提供實物標本[6]。6月,泥河灣村教區傳教的樊尚神父積極響應桑志華的呼籲,到天津拜訪桑志華,告知其在住宅附近發現了古生物化石,包括猛獁象齒、鹿角、犀牛長骨、帶前額的水牛角以及蚌科化石,並表示願意將化石相贈並邀請桑志華一同前往化石發現地進一步考察。之後,他還向北桑志華郵寄了蚌科化石,這一線索直接促成日後泥河灣地質遺址的發現[12]。
1914至1922年間,桑志華將搜集到的大量的標本和化石分幾批運回天津,儲存在法租界的崇德堂內,逐漸地佔據了崇德堂的全部房間和地下室。因此,桑志華向耶穌會建議在建設天津工商學院的同時,在教會土地上也同時建設博物院專用館舍[13]。
1922至1937年
1922年,法國天主教會和天津法租界行政當局採納桑志華的建議,獻縣教區修道院長卜神父撥出一塊緊臨天津英租界馬場道清鳴台的空地的一部分用於修建博物館,這塊土地是教會1909年因曾擬建學校而購得[14]。因此,博物館與天津工商學院得以同時修建,興建博物院的資金由教會向社會募集[1]。
1923年,法國天主教神甫德日進接受桑志華的邀請來到中國,受聘於北疆博物院,他與桑志華聯合組成「桑志華——德日進法國古生物考察團」,該考察團遠征探險旅行持續了兩年[15]。
1923年,桑、德考察團前往內蒙古三盛公、薩拉烏蘇河地區和寧夏靈武水洞溝地區進行科學考察,1934年前往張家口以北的戈壁東部地區考察,發掘了大量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的石器以及動植物標本[9]。
1925年3月9日,北洋出版社出版了《黃河白河十年行程錄(1914—1923)》,記錄了桑志華自1914年至1923年的十年間在中國北方以黃河海河流域為中心的科學考察的成果。3月20日,桑志華開始在馬場道南側建造一座佔地300平方米,高21米的三層樓房,作為陳列室,並為其取名為「Musée Hoangho-Paiho de Tientsin」,中文名稱為「北疆博物院」,又稱黃河白河博物館[5]。
1927年4月19日,法國領事在北疆博物院旁的天津工商學院大廳授予北疆博物院院長桑志華法蘭西共和國鐵十字騎士勳章[16]。
1928年5月5日,天津北疆博物院舉行開幕典禮及大型展覽,多國領事、政要及北洋大學、南開大學均派員參加了典禮[17]。新落成的陳列館向公眾展出了植物標本2萬種,動物標本3.5萬種,岩石與礦石標本共7,000種,動物骨骼化石1.8萬公斤,各地地理、山川、河流、土壤和動植物分佈地圖133幅,照片3,000餘張以及關於人類學、工商業和農業的調查報告,還面向公眾舉辦了普及科學知識的講座[18]。
1934年,耶穌會神甫、天津工商學院湯道平教授調入北疆博物院,參與了桑志華對山西、河南等地的科學考察工作[19]。
1934年6至8月、1935年5至6月,桑志華兩赴山西榆社盆地,發掘並搜集了大量上新世哺乳動物化石,質量和數量均超以往,是桑志華在中國25年科學考察中的最後一個重要發現[9]。
1937至1949年
1937年7月,日本開始佔領華北,桑志華的採掘工作被迫中斷。日軍佔領天津後,1938年年底,桑志華返回法國,北疆博物院也基本停止了採掘與研究工作,羅學賓繼任北疆博物院院長一職[9]。1939年6月,日軍封鎖天津英、法租界,8月,天津遭受水災,天津市區被淹,北疆博物院被淹沒達1米[13]。
1940年6月,趁日軍解除對天津英、法租界封鎖之際,部分工作人員攜帶部分藏品轉移至北平使館區,以建立私立北平地質生物研究所[19]。在崇德堂圖書館及工商學院任職的法籍耶穌會士蓋斯傑留守北疆博物院,北疆博物院的南樓清空後租借給工商學院使用,北樓的一、二層則租給工商學院附中使用[20],後來工商學院校長劉乃仁兼任北疆博物院院長。直到1947年,北疆博物院的工作正式停擺[19]。
1949至2014年
1949年後,北疆博物院由津沽大學代管。1951年2月,教會委派任職於私立津沽大學的法籍教授明興禮神甫兼任北疆博物院主任。此時,北疆博物院暫時成為私立津沽大學的附屬博物館。[21]
1951年4月5日,天津市公安局以反革命間諜罪將天主教耶穌會天津院院長卜相賢逮捕,教會與政府間關係緊張。7月3日,私立津沽大學校董事會第七次會議決定致函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擬將津沽大學獻給國家,並請政府明令改為國立。」9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私立津沽大學更名為「國立津沽大學」,教會退出並由政府接管,津沽大學的法籍教授、北疆博物院主任明興禮神甫隨即返回法國[22]。同年,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接管北疆博物院。
1951年,國立津沽大學委派地理學教授董紹良接管北疆博物院並擔任主任。9月26日,舉行北疆博物院接收典禮,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長黃松齡主持儀式,時任天津市長黃敬出席。此時,北疆博物院全部工作人員只有四人,經濟還未獨立,標本、財產尚未清點。[21]
1952年,中國政府對高校、文化機構進行大規模整頓。在這一運動中,北疆博物院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天津市文化局接收,並更名為天津人民科學館,冠以「人民」二字,以示人民當家作主之意。1952年6月5日,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組成「天津市人民科學館籌備委員會」,任命南開大學生物系主任肖彩瑜任館長,遵照「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管」的方針,開始接收原北疆博物院的工作,陸續進行清點、移交[6]。
1953年11月,已隸屬於天津市人民科學館的原北疆博物院陳列廳再次對外開放參觀,陳列的展品按古生物及礦石、脊椎動物、動物進化、農業病蟲害四大類在不同的陳列室展出[6]。1957年3月25日,天津市人民科學館籌備委員會向天津市人民委員會提出了變更館名的意見,6月11日,得到批准[21]。1958年,在原北疆博物院的館舍內,正式成立了天津自然博物館[6]。1959年,陳列展覽和辦公地址又從北疆博物院遷到位於馬場道272號的原英國鄉誼俱樂部(現天津市幹部俱樂部),北疆博物院大樓成為天津自然博物館古生物部的辦公場所和收藏珍貴標本的庫房,此後不再對外開放,只有研究學者和天津自然博物館的管理人員可以進入[21]。
1991年,北疆博物院舊址被列入天津市保護文物單位[23]。2003年,國家文物局出資對北疆博物院舊址進行了修繕[24]。1997年,天津市政府撥款一億元,用於擴建天津自然博物館,緩解了北疆博物院舊址作為倉庫的壓力[20]。2005年8月,原北疆博物院舊址與相鄰的原天津工商學院主樓、桑志華舊居等一併被列入天津歷史風貌建築名錄[3]。
2016年至今
2014年,正值中法建交50周年暨桑志華來華科學考察100周年之際,天津市政府及天津市文廣局啟動北疆博物院北樓及陳列室的修繕工程。2016年1月22日,北疆博物院北樓及陳列室重新面向公眾開放[2]。2月25日,中科院古脊椎所——北疆博物院聯合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將啟動對北疆博物院館藏的古生物化石保護修復工作[2]。2017年5月,「回眸百年,致敬科學——北疆博物院復原陳列」展覽獲得第十四屆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2]。
2018年3月,天津市文廣局又啟動北疆博物院南樓建築修繕、功能復原和陳列設計工程。6月,天津自然博物館開始立項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對北疆博物院1925年出版的《黃河白河十年行程錄(1914—1923)》中的手繪地圖部分的70幅古地圖,採取搶救性措施,包括:翻譯疑難地名、辨識歷史地物、對比古今變化、考查滅失地物、數碼化地圖數據、補充坐標信息、增加投影方式、建立歷史地理信息數據庫等[25]。10月28日,北疆博物院南樓經修繕復原後在原址正式對公眾開放[26]。
科研與藏品
在北疆博物院陳列館建成之前,桑志華將包括第四紀古生物化石在內的一些標本贈給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英國皇家植物園和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這些標本現在仍保存在這些博物館中,使歐洲人從這些展品中了解到了東方的地質和植被,並激發了西方學者到中國考察的意願。多名外籍學者先後受聘於北疆博物院,與桑志華共同進行標本的收集、研究和整理分類工作。同時,桑志華從法國帶到北疆博物院7,300餘件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採集於法國北部地區的植物標本,至今保持完好,如此大規模的外國標本的館藏在中國的自然博物館中是極為罕見的[27]。
北疆博物院的研究人員多為取得相關學位的外籍專家學者。1920年,桑志華聘請法國植物學專家柴聯抱(Henri Serre)神甫整理植物標本[28]。1928至1929年,北疆博物院聘請法國鞘翅目專家杜歇爾(J. Duchaire)做鞘翅目分類工作,聘請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主管的學術期刊《海洋生物志》主編羅學賓(Pirerre Leroy)神甫到北疆博物院工作,使北疆博物院的海洋動物研究與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等歐洲博物館長期保持學術交流[6]。此外,北疆博物院還聘請了三位俄國專業人員,柯茲洛夫(I. Kozolow)負責高等植物的研究工作,巴甫洛夫(P. Pavlov)負責昆蟲鱗翅目、兩棲類、爬行類的研究工作,雅科甫列夫(B. Iakovleff)負責魚類、哺乳動物的研究工作[28]。北疆博物院保持着和歐洲許多博物館有着聯繫和交往,鑑定和發表模式標本200多種[6]。
據統計,北疆博物院共計出版學術期刊51期,在其他刊物上發表的學術論文74篇,涉及古人類學、植物學、動物學、古生物學、岩礦、地質學等多個專業領域[6]。桑志華撰寫、北洋出版社出版了《1914-1923黃河流域勘查報告》《1923-1933黃河流域十一年勘查報告》記錄了桑志華等人二十年間的科學考察成果。桑志華和德日進合作考察研究並發表了多篇極有價值的學術論文,德日進在北疆博物院的主要著述38篇。北疆博物院出版的刊物、著作至今仍是考察中國北方生物學各分支學科早期科學記錄的重要依據[6]。
1922至1923年,桑志華與德日進在河套地區野外作業中,發現了「河套人」門齒,德日進還參加了周口店北京人牙骨的鑑定工作。桑志華在寧夏靈武的水洞溝、內蒙古烏審旗的大溝灣、陝西榆林的油房頭發現三處舊石器時期的人類遺址,在鄂爾多斯等地區發現了大量古人類學標本[28]。1952年,天津市人民科學館籌備委員會接管北疆博物院後,對藏品進行了清點,共收藏有化石12,225件,動物標本145,311件,植物標本61,659件,另有圖書15,752冊[6]。此後,北疆博物院的研究工作由天津自然博物館承繼[21]。
2016年2月,中科院古脊椎所與天津自然博物館合作,成立聯合研究中心,開始對北疆博物院館藏的古生物化石保護修復工作[2],此外,天津自然博物館也開始對北疆博物院館藏古生物化石標本的預防性保護[29]。2018年10月,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由天津自然博物館在整理北疆博物院植物標本時發現的191張手繪植物圖而編輯的圖冊[30]。
此外,天津自然博物館藏有若干箱北疆博物院的原始檔案、桑志華考察日記及照片等,但尚未整理出版或提供查閱[1]。
館舍及建築保護
北疆博物院舊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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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 | |
地址 | 天津市河西區 |
分類 | 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 |
時代 | 1922~1929年 |
編號 | 8-0523-5-007 |
認定時間 | 2019年10月7日 |
原北疆博物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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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 天津市河西區 |
建成時間 | 1922年 |
評定時間 | 2005年8月31日 |
參考編碼 | 0220003 |
等級 | 重點保護 |
館舍建築
北疆博物院院址位於原天津英租界馬場道南側,毗鄰工商大學,兩者均建造於教會的土地上[1]。後因學校用地擴張而被納入校園之內,由南樓、北樓兩棟主要建築構成和擴建的連廊構成[9]。
1922年,比利時義品公司建築師比奈設計並監造的北疆博物院辦公樓落成。建築整體為三層鋼筋混凝土結構樓房,高21米,佔地面積300平方米,內部分設實驗室、辦公室、藏品庫,設有防盜門和雙重窗戶[9]。1925年,由法國永和營造公司設計的陳列館落成,整體為三層建築並採用防火、防盜、防塵和防震等措施,建築還設有高窗用來天然採光。按照博物院的建設要求,桑志華將平板花玻璃鑲嵌在鋼筋水泥窗框內,以免室內受塵土和大雨的侵襲;又將陳列櫃直接固定在牆壁上,讓光線更通透。內部陳列室採用中心牛腿柱式結構[9]。1929年,北疆博物院再次擴建,在與主樓平行的位置上建設了一座兩層樓房,並在兩座樓房之間設置了一條空中通道,使三座建於不同時期的建築連成一體,形成「工」字形[9]。
建築保護
1997年,天津市政府撥款一億元,用於擴建天津自然博物館,緩解了北疆博物院舊址作為倉庫的壓力[20]。2003年,國家文物局和天津市文物局撥款對北疆博物院舊址進行了修繕[24],但此次修繕後仍無法滿足對外開放的要求[20]。2005年8月,原北疆博物院舊址與桑志華舊居一併被列入天津歷史風貌建築名錄[3]。2014年,天津市啟動北疆博物院北樓及陳列室的修繕[2]。2018年,天津市對北疆博物院南樓進行了修繕[26]。
與教會、津沽大學關係
同為法國耶穌會贊助下建立的北疆博物院與津沽大學,兩者之間的關係,學者意見不一。一說,北疆博物院隸屬或掛靠於津沽大學(原天津工商大學)[31];一說,兩者為平行關係,互不隸屬[14]。後經進一步考證,多數學者認為北疆博物院與津沽大學同屬於天主教耶穌會,但二者互不統屬,但又院址相連、互融互補,北疆博物院的科研與展覽為津沽大學提供了自然科學實踐與拓展視野的渠道,而津沽大學為北疆博物院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環境[32],兩者之間曾有密切的人員往來,如1934年耶穌會神甫、天津工商學院湯道平教授調入北疆博物院工作[19]。1949至1951年,津沽大學曾代管過北疆博物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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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