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羅米修斯計劃
普羅米修斯計劃 (波蘭語:Prometeizm)是由波蘭的約瑟夫·畢蘇斯基建立的政治計劃。其目的是通過支持居住在俄羅斯帝國,及其繼承者蘇聯邊界上的主要的非俄羅斯民族的民族獨立運動,來削弱上述兩個國家。 [1]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普羅米修斯計劃和畢蘇斯基的另一想法「海間聯邦」構成了他和他的部分政治繼承者的兩大互補地緣政治戰略。[2]
開端
畢蘇斯基之所以得出普羅米修斯計劃,是因為他精通關於俄羅斯的知識,而這些知識是在他被俄羅斯帝國流放到東西伯利亞後得到的。「普羅米修斯計劃」一詞來自希臘神話當中的普羅米修斯,他給人類帶來火,成為啟蒙和反抗專制獨裁的象徵。
1940年2月12日,一名波蘭軍事情報官埃德蒙德·哈拉什凱維奇確定編寫一部關於波蘭普羅米修斯計劃的簡史。這個人在1927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任務包括協調波蘭的普羅米修斯計劃。哈拉什凱維奇是在納粹德國和蘇聯侵占波蘭之後,逃到巴黎後寫簡史的。[3]
哈拉什凱維奇所說的普羅米修斯計劃的開創者和靈魂是約瑟夫·畢蘇斯基元帥,他早在1904年,在致日本政府的便函上,就指出,為了對抗俄羅斯,需要利用為數眾多的居住在波羅的海沿岸、黑海沿岸和裏海沿岸的非俄羅斯民族,並強調,波蘭民族,憑藉著其歷史、對自由的熱愛,以及對在18世紀瓜分波蘭的三個帝國的堅定的立場,無疑會在這場爭鬥中,成為領導者,並幫助其他受到俄羅斯壓迫的民族解放。[4]
畢蘇斯基1904年便函的關鍵語段摘錄:
波蘭在俄羅斯國家構成部分中的力量和重要性鼓勵我們達到將俄羅斯分裂為幾個大的組成部分,光復被強制吞併入俄羅斯帝國的各個國家的政治目的。我們這麼做不僅僅是為了取得讓我們國家的文化獨立存在的成果,也是為了保持這個成果,因為俄羅斯失去了她所征服過的地帶,實力就會被削弱,她就不再是可怕而危險的鄰居了。[5]
根據哈拉什凱維奇的說法,普羅米修斯運動誕生於在19世紀末開始,俄羅斯帝國很多人發起的民族復興運動。這次復興運動起源於一個讓俄羅斯走向革命的社會階段。幾乎所有在非俄羅斯社區成立的社會主義黨派都擔當民族主義黨派,並將獨立安排在他們的日程當中:波蘭、烏克蘭、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喬治亞和亞塞拜然的社會主義黨派都是這樣的。這些社會主義黨派會成為領導他們各自民族的獨立運動的領頭羊。在這些國家擁有這樣的,純粹擔當為民族獨立而鬥爭的,民族主義派系的組織時,那些社會主義黨派恰好因為與俄羅斯社會運動聯合起來實現民族的獨立,而顯得更有幹勁。最終波羅的海沿岸的人們——波蘭、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人取得了勝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他們都保持著獨立。黑海和裏海沿岸的人們——烏克蘭、頓河哥薩克、庫班、克里米亞、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北高加索的人雖然在1919年至1921年贏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但他們併入了蘇俄,未能獨立。[6]
在1917年至1921年,根據哈拉什凱維奇的說法,因為波羅的海諸國的努力,黑海和裏海沿岸的國家掙脫了俄羅斯的枷鎖,而波蘭是唯一一個積極與他們共同鬥爭的國家。作了這樣的努力,波蘭遭遇到了西方同盟的反對;後者支持(反對共產主義的,)努力重建從前的俄羅斯帝國的白俄。同時,根據哈拉什凱維奇的記載,德國與她的駐軍加強她對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影響力,控制烏克蘭的帕夫洛·斯科羅帕德斯基中將使烏克蘭聯合可能非布爾什維克的俄羅斯,並試圖在高加索建立德國的勢力範圍,這與德國的盟友土耳其的政治利益相衝突。德國的真實意圖最後在1918年與布爾什維克簽署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中暴露無疑。[7]
斯科羅帕德斯基掌權烏克蘭時,德國與蘇俄和沙俄都處在交戰狀態。但是,德國確實與頓河哥薩克和庫班河哥薩克部落是聯盟;這兩個部落宣布從俄羅斯獨立,而斯科羅帕德斯基輸送德軍去幫助他們。但是,以英法為首的西方盟國不希望看見俄羅斯失去領土,並在1918年德意志帝國倒台後,強迫斯科羅帕德斯基提議讓烏克蘭與俄羅斯聯盟——這讓他從權力巔峰倒下,並讓布爾什維克最終在烏克蘭取得勝利,喬治亞和亞塞拜然也是如此。
在黑海和裏海沿岸的人們失去了獨立,1921年蘇俄吞併了這些地方後,波蘭成為了歐洲唯一一個為普羅米修斯主義流亡者(即支持獨立的流亡者)的政治計劃提供物質和精神支持的國家。哈拉什凱維奇稱,僅僅在希特勒大權獨攬(1933年1月30日)後,德國才對普羅米修斯計劃表現強烈的興趣。而日本和義大利也抱有一些興趣,[7] 而法國和英國提供精神上的支持。[8]儘管如此,德國對波蘭的宣傳和競爭仍在進行,德國的方式仍然違背了普羅米修斯計劃的基本思想原則;哈拉什凱維奇稱,德國的方式本質上成了「 用來轉移注意力的,富有彈性和投機性質的綱領,不論德國推行什麼政策,這份綱領都能行得通。」他強調,在這個層面上,波蘭和德國之間沒有任何組織上的,或理念上的關係。正宗的與波蘭聯盟的普羅米修斯主義流亡者在政治上,都明顯地忠於波蘭。[9]
原則
在整個1919年至1939年間,根據埃德蒙德·哈拉什凱維奇的說法,波蘭普羅米修斯計劃領導者一貫堅持幾項原則。普羅米修斯計劃的目的在於從沙俄解放波羅的海、黑海和裏海沿岸的人民,而不論他們的政治傾向是什麼,並建立一系列的獨立國家,共同抵禦俄羅斯的侵略。每個普羅米修斯主義政黨都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普羅米修斯主義黨派之間產生的任何爭論都要擱置在一邊,直到幾個黨派得到解放。在波蘭和烏克蘭的普羅米修斯主義者的同意下(雖然西蒙·彼得留拉的部分偶爾並不完全一心一意),位於波蘭東南部的,以烏克蘭人為主的地區被看做是波蘭的勢力範圍,不屬於烏克蘭普羅米修斯計劃組織的範圍內。[10]
在哈拉什凱維奇筆下,波蘭普羅米修斯計劃領導人將其他普羅米修斯計劃中的民族視為為反抗俄羅斯帝國主義而共同奮鬥的平等合作者。和有時人們所認為的恰恰相反,根據哈拉什凱維奇的說法,波蘭總參謀部並不只是把普羅米修斯主義流亡者看做任其擺布的,只是臨時為了轉移注意力而使用的政治傀儡。[11]
波蘭任一黨派,左翼、右翼或中間派的黨派,都沒有為普羅米修斯計劃提供任何有組織性的,或是政治性的支持。即使在畢蘇斯基陣營(obóz Piłsudczyków)中,普羅米修斯計劃仍然遭致不少反對。矛盾的是,在畢蘇斯基的頭號反對黨——民族民主黨的年輕人,以及其他反畢蘇斯基青年組織中,普羅米修斯計劃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接受與支持。[11]
戰間期波蘭與「普羅米修斯主義者」的合作分為五個階段。[11]
第一階段(1918年-1921年)
在第一階段(1918年-1921年),波蘭通過與蘇聯和烏克蘭的戰爭確定了其東部邊界;通過波茲南和西里西亞的起義,以及瓦爾米亞和馬祖里的公民投票確定西部邊界;而其南部邊界則通過公民投票,和在切申-西里西亞、斯皮什和奧拉瓦這些爭議地區上與捷克斯洛伐克爆發的一次短暫的戰爭確定。[11]
在波羅的海沿岸,芬蘭、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以獨立國家的身份出現在國際舞台。波蘭是第一個承認它們的國家之一,[11]儘管波蘭和立陶宛的關係在波蘭-立陶宛戰爭中變得緊張。
而在黑海和裏海沿岸,烏克蘭、克里米亞、喬治亞、亞塞拜然、頓河哥薩克、庫班河哥薩克和北高加索在這一時期獲得解放。民族復興的跡象也出現在伊德爾-烏拉爾和突厥斯坦;但是這些只能稱作是「民族會議」。[12]
波蘭在普羅米修斯計劃中的角色可以在波烏政治和軍事同盟的結束(1920年4月華沙條約),以及西蒙·彼得留拉建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畢蘇斯基對基輔的遠征(自1920年4月25日開始)、任命博格丹·庫蒂洛夫斯基為波蘭駐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公使(1919年2月)、委派波蘭駐高加索公使、任命駐高加索軍事使節團、克里米亞共和國在國際聯盟動議讓克里米亞成為波蘭保護國這些事情中看出。[13]
畢蘇斯基元帥在這個時期的合作者包括維托爾德·約德科、蒂圖斯·菲利波維奇、尤利安·斯塔希耶維奇將軍、瓦萊雷·斯瓦韋克上校、塔德烏什·沙埃策爾上校、恰爾內茨基少校、奧古斯特·扎萊茨基、萊昂·瓦西萊夫斯基、亨利克·約瑟夫斯基、尤柳什·武卡謝維奇、塔德烏什·霍武夫科、馬里安·舒姆拉科夫斯基、揚·丹布斯基、米羅斯瓦夫·阿爾齊謝夫斯基、瓦茨瓦夫·延傑耶維奇和羅曼·科諾爾。[14]
第二階段(1921年-1923年)
在波蘇戰爭以雙方簽訂里加條約的結局告終後,波蘭普羅米修斯計劃進入到第二階段(1921年-1923年),波蘭在波羅的海諸國旁確定了東部邊界,並繼續在獨立的道路上前行,但是黑海和裏海沿岸的各個國家卻失去了獨立,遭到蘇聯吞併。哈拉什凱維奇所提出的,流亡海外的普羅米修斯計劃諸國的「合法政府和政治代理」包括:
- 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政府,流亡至波蘭、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
- 喬治亞政府,流亡至法國;
- 亞塞拜然政府,流亡至土耳其和法國;
- 庫班河和頓河政府,流亡至捷克斯洛伐克;
- 北高加索山脈民族中心,流亡至土耳其;
- 亞美尼亞民族中心,流亡至法國;
- 韃靼民族中心(克里米亞、德爾-烏拉爾和突厥斯坦),流亡至土耳其、法國和波蘭。[15]
在這個時期,畢蘇斯基元帥手中仍握有大權,先是擔當國家元首,後來則成了總參謀長。 繼任總參謀長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將軍和斯坦尼斯瓦夫·哈勒爾將軍、以及總參謀部第二科(Oddział II,情報科)科長伊格納齊·馬圖謝夫斯基也參與了普羅米修斯計劃。[15]
波蘭利用波蘭駐伊斯坦堡、布加勒斯特、布拉格、德黑蘭和巴黎的外交駐所,以及波蘭總參謀部,與那些跟波蘭外交部有正式交往的普羅米修斯主義政治流亡者合作。早在1922年,得到喬治亞政府推薦的第一批該國軍官進入到了波軍當中。[15]
第三階段(1923年-1926年)
畢蘇斯基遠離政壇後,普羅米修斯計劃進入到第三階段(1923年-1926年),繼任的波蘭政府將普羅米修斯計劃撤出他們的議事日程。蘇聯通過成立自治共和國,將約瑟夫·史達林的民族計劃變為現實,另一方面也對這些共和國居民的最後一次獨立運動進行鎮壓。[16]
在未得到波蘭政府的了解或同意的情況下,波蘭與普羅米修斯主義流亡者的交往仍在繼續:軍事方面,塔德烏什·沙埃策爾上校、恰爾內茨基少校和內務部民族司(Wydział)司長亨里克·蘇哈內克-蘇赫茨基進行這一計劃;而在外交部,這一計劃則有東方司司長尤柳什·烏卡謝維奇參與。但是政府對普羅米修斯計劃的態度並非一成不變的不支持,外交部長亞歷山大·斯克任斯基和總參謀長斯坦尼斯瓦夫·哈勒爾就支持喬治亞的普羅米修斯計劃。[16]
第四階段(1926年-1932年)
畢蘇斯基在1926年5月發動政變後,普羅米修斯計劃到了第四階段,而這一階段到1932年波蘇雙方簽署蘇波互不侵犯條約時結束。這一階段是最具決定性,最有組織性,也是與普羅米修斯計劃組織合作最積極的一個階段。[16]
1927年,外交部和總參謀部都組建了專門處理普羅米修斯計劃問題的機構。先前,普羅米修斯計劃由各位高官運行操作,但沒有專門的官方機構。這時,波蘭外交部和總參謀部緊密協調,在政治上提出普羅米修斯計劃,而軍事部和內務部也間接地參與其中(軍事部負責外雇軍官;內政部負責國內波蘭人與烏克蘭人之間的事務)。[16]
普羅米修斯計劃顯示了各國獨立運動的風起雲湧,但是有一個組織註定在此起到了一定的副作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得到了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甚至還有立陶宛的支持,在波蘭增大了對普羅米修斯計劃的牽製作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成員在波蘭東南部組織多起針對波蘭社區和政府的劫持和破壞活動。這轉而導致了波蘭當局對波烏社區的「綏靖」行動。[17]
哈拉什凱維奇強調,綏靖行動在此前從未被波蘭普羅米修斯計劃官員提及。而外交部和總參謀部的普羅米修斯計劃官員對這次行動並不滿意,因為這次行動讓普羅米修斯計劃的道路更為艱險。[17]
但是,對波烏兩國普羅米修斯計劃更大的打擊卻是塔德烏什·霍武夫科的遇刺,他是1931年8月29日在特魯斯卡維茨遭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暗殺的。[17]
哈拉什凱維奇不將波蘭出現的困難歸咎於以烏克蘭人(在波蘭東南部大部分地區是多數民族)為首的少數民族,而是將其歸罪於外國的影響,尤其是德國的影響。 他稱波蘭對少數民族「沒有有計劃性、一貫性並具有建設性的政策」。這使得普羅米修斯計劃事倍功半,因為在當時的波蘭,每五十五個公民中就有一個是烏克蘭人(也就是說波蘭有六十萬公民是烏克蘭人)。[18]
此外,蘇聯也花了想當的精力利用波蘭內政混亂的局面——可以肯定的是,蘇聯花的精力要比德國多。因蘇聯在波蘭東部邊界地區的政治宣傳與在東烏克蘭的本土化政策,波蘭籍烏克蘭人產生了很強的親蘇聯情緒。但這種情緒隨後會因蘇聯在1933年至1938年間對大批烏克蘭人的流放、逮捕、處決和饑荒而消失得無影無蹤。[19]
在1926年至1932年間,大量波蘭人參與到了普羅米修斯計劃:
- 外交部:塔德烏什·霍武夫科、塔德烏什·沙埃策爾、斯坦尼斯瓦夫·赫姆佩爾、亞當·塔爾諾夫斯基、米羅斯瓦夫·阿爾齊謝夫斯基、羅曼·科諾爾、尤柳什·烏卡謝維奇、馬里安·舒姆拉科夫斯基、斯坦尼斯瓦夫·扎奇維利霍夫斯基、揚·加夫龍斯基、齊格蒙特·莫斯托夫斯基、瓦迪斯瓦夫·扎萊斯基、卡其米日·馬里安·維申斯基、卡羅爾·杜比奇-彭特赫爾、瓦迪斯瓦夫·佩爾奇、克薩韋雷·扎萊夫斯基、瓦迪斯瓦夫·沃爾斯基、皮奧特爾·庫爾尼茨基、瓦茨瓦夫·科諾爾;
- 總參謀部: 尤里安·斯塔謝維奇准將、塔德烏什·沙埃策爾上校、塔德烏什·佩烏琴斯基上校、約瑟夫·恩格利希特上校、埃德蒙德·哈拉什凱維奇上校、沃齊米日·冬布羅夫斯基上校、斯坦尼斯瓦夫·格林斯基上校、耶日·克日莫夫斯基上校、卡羅爾·克熱夫斯基-利林費爾德上校、斯特凡·諾瓦切克上尉、揚·雷布琴斯基上尉、揚·赫爾茨曼少尉、約瑟夫·斯卡任斯基、亞歷山大·埃烏蓋紐什·皮夫尼茨基、斯特凡·西帕、安東尼·扎倫巴少尉;
- 內務部:亨利克·蘇哈內克-蘇赫茨基、斯坦尼斯瓦夫·瓦涅茨基、埃米爾·米希凱維奇;
- 教育部:亞歷山大·卡瓦烏科夫斯基、弗蘭齊謝克·薩萊齊·波托茨基、茲齊斯瓦夫·梅厄爾、尤柳什·茲納涅茨基、亞當·米沃本茲基;
- 政治社會學領域:參議員斯坦尼斯瓦夫·謝德萊茨基(東方學院院長)、瓦茨瓦夫·謝羅舍夫斯基、斯坦尼斯瓦夫·特熱恰克、安東尼·溫岑蒂、科維亞特科夫斯基、安東尼·奧科沃-庫瓦克、奧爾蓋爾德·古爾卡教授(東方學院總幹事與負責人)、斯坦尼斯瓦夫·科爾溫-帕夫沃夫斯基(東方學院總幹事)、博萊茨瓦夫·別拉夫斯基、斯坦尼斯瓦夫·約瑟夫·帕普羅茨基(國家少數民族學院負責人)、萊昂·瓦希萊夫斯基、沃齊米日·班奇科夫斯基、費利克斯·伊比揚斯基·扎霍拉、瓦茨瓦夫·溫岑蒂·維帕切維奇、瓦迪斯瓦夫·維爾霍爾斯基(維爾紐斯東歐學院負責人)、馬里安·希維霍夫斯基、揚·庫哈熱夫斯基教授、馬爾采利·漢德爾斯曼教授、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亞托夫斯基教授、盧德維克·科蘭科夫斯基、奧斯卡·哈萊茨基教授、斯坦尼斯瓦夫·弗蘭齊謝克·扎揚奇科夫斯基、約瑟夫·烏耶伊斯基、斯坦尼斯瓦夫·紹貝爾教授、安德熱·斯特魯格、馬里安·馬利諾夫斯基、阿爾弗雷德·什琴斯內·維羅波爾斯基、沃伊切赫·斯特皮琴斯基、約瑟夫·沃波多夫斯基、馬里安·茲傑霍夫斯基、瓦迪斯瓦夫·沃爾德諾。[20]
另外,因為塔德烏什·霍武夫科在普羅米修斯計劃中的卓越領導,有一大批部長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其中:瓦萊雷·斯瓦韋克、亞歷山大·普雷斯托爾、奧古斯特·扎萊斯基、亞努什·延傑耶維奇、瓦茨瓦夫·延傑耶維奇、布羅尼斯瓦夫·皮耶拉茨基、亞當·科茨、斯特凡·斯塔任斯基、馬里安·科希恰烏科夫斯基-曾德漢姆。[21]
亞當·斯克瓦爾琴斯基參與了有關普羅米修斯計劃理念的另一種嘗試。[22]
在這個時期(1928年-1932年),因為波蘭國內外有利於該計劃的政治條件,充分的財政支持,更因為計劃參與者之間的彼此信任,在普羅米修斯計劃參與國的宣傳的領導下,在普羅米修斯計劃流亡者的努力下,在波蘭外的宣傳下,普羅米修斯計劃達到了一個高潮。[22]
計劃會議定期舉辦,通常是塔德烏什·霍武夫科、尤利安·斯塔謝維奇准將、塔德烏什·沙埃策爾上校、亨利克·蘇哈內克·蘇赫茨基、埃德蒙德·哈拉什凱維奇少校,還有一位來自外交部的官員參與其中。哈拉什凱維奇會提交一份關於已完成工作的全面報告,而普羅米修斯計劃中出現的各類問題會照此探討。 [22]
在1927年末(也可能是1928年),普羅米修斯計劃是委託給第2辦公室運行的。在此之前,該計劃還不屬於波蘭總參謀部分支機關(A.1辦公室,後來的U辦公室)的獨立領域;因此,哈拉什凱維奇的前任普什琴斯基上校未負責此計劃。哈拉什凱維奇稱,普什琴斯基開始並未重視普羅米修斯計劃,因為他對新生的蘇聯有著一廂情願的看法;但是,他最後參與支持普羅米修斯計劃了。[23]
這個時期的重要事件包括:
普羅米修斯計劃整體重要事務
- 在華沙成立東方學院(波蘭語:Instytut Wschodni w Warszawie),進行對近東和遠東的研究計劃,這個學會被視為整個普羅米修斯計劃的政治工具;
- 在東方學會成立青年東方學者學會,該學會是為整個普羅米修斯計劃服務的組織,在克拉科夫、維爾紐斯和哈爾濱都有辦事處;
- 開辦季刊《東方》(Wschód),是為完全用於普羅米修斯計劃的刊物;
- 為華沙、維爾紐斯、波茲南、克拉科夫、巴黎、柏林和開羅的普羅米修斯計劃研究者提供獎學金;
- 在華沙、巴黎、赫爾辛基和哈爾濱各設一個普羅米修斯計劃社團;
- 在巴黎和赫爾辛基開辦月刊Promethee和Prometheus
- 與巴黎的《法國—東方》雜誌合作。[24]
烏克蘭事務
- 在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組織參謀部,其中包括組織運營科(由波蘭的尤利安·斯塔謝維奇領導)、情報科(從屬於波蘭總參謀部第二科)、和宣傳科(從屬於波蘭總參謀部的Z號辦公室);
- 向西蒙·彼得留拉的烏克蘭軍隊徵募波軍的外雇軍官;
- 在華沙、巴黎和布加勒斯特分別成立三個彼此獨立的通訊社:「A.T.E.」、「Ofinor」和「Ukraintag」;
- 開辦《波烏小報》;
- 在華沙成立烏克蘭學院;
- 成立烏克蘭總委員會,協調歐洲各國的彼得留拉流亡中心。[24]
這個時期發生了兩起事關烏克蘭普羅米修斯計劃的事情:
- 根據哈拉什凱維奇的說法,在蘇聯的策動下,在1926年5月26日,西蒙·彼得留拉遭到暗殺;
- 賽爾謝·葉夫列莫夫在1930年於基輔接受審判,這說明在烏克蘭存在一個秘密民族組織與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政府接觸。[24]
高加索事務
- 在土耳其和伊朗成立用來聯繫亞塞拜然、喬治亞和高加索國的組織(喬治亞組織對他們的國家進行了20次考察,高加索國的組織堅持至少每月與他們的國家聯繫一次);
- 成立高加索民族委員會,並精心起草高加索聯邦憲法;
- 使更多喬治亞、亞塞拜然、以及高加索民族的軍官在該民族合法代表的推薦下,作為外雇軍官招入波蘭軍隊。[25]
這個時期發生了兩起事關高加索事務的重要政治事件:
- 1930年12月7日,諾埃·拉米什維利在巴黎遭到蘇聯人殺害;
- 「蘇聯駐高加索行政長官」沙爾瓦·埃利亞瓦在193-年提比里西的喬治亞共產主義者代表大會上宣稱,高加索的民族運動都受到高加索民族委員會的影響。[26]
在高加索,尤其是在亞塞拜然日益增長的革命騷動吸引,並得到了高加索民族主義者的協同參與。[26]
伊德爾-烏拉爾和突厥斯坦事務
- 在阿的里-烏拉爾、克里米亞和突厥斯坦進行鼓吹獨立的宣傳,而蘇聯針對普羅米修斯計劃的通訊社的激烈爭論也在發展之中;
- 與上述國家進行聯繫;
- 直接參與在耶路撒冷舉辦的世界穆斯林大會,此次大會因為有普羅米修斯計劃代表,高加索人,伊瑪目·沙米爾之孫賽義德·沙米爾和喀山韃靼知識分子阿亞齊·伊斯克薩齊的參與,論調變得反蘇。在這個時期,世界上的(尤其是埃及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平面媒體發起反蘇運動。賽義德·沙米爾貝伊被選為大會行政中心秘書。[26]
哈拉什凱維奇認為在克里米亞政治行動中所發生的事是「瓦倫羅德式的(即曲線救國式的),並洩露出了維利·伊布拉希姆遭到蘇聯處決的消息。同樣,對索爾坦阿列夫(在史達林時期以民族事務委員的身份,公開與史達林合作的人)的審判也體現了伏爾加韃靼和突厥斯坦反抗蘇聯當局的方式。[27]
哥薩克事務
第五階段(1933年–1939年)
普羅米修斯計劃的第五階段(1933年-1939年),也是二戰前該計劃的最後一個階段,哈拉什凱維奇稱這個階段是
「收穫寥寥的七年」。造成這種局面,是因為如下的情況:
- 波蘇互不侵犯條約(1932年)的簽訂阻止波蘭的決策者在實踐層面上繼續普羅米修斯計劃。因為自治共和國的存在、蘇聯當局對用當地民族語言進行普通教育的支持、和對當地民眾對經濟、宗教、和文化現象的抗議的自然反應,蘇聯的普羅米修斯計劃涉及國被認為是在某些層面下,自然地進入到了民族重建的階段當中;因此公開的行動在當時可以進行。 但是,政治上的流亡團體在當時還仍然保持著它們的團結和力量。波蘇互不侵犯條約使波蘭外交部和波蘭剩下的所有政府機關得與普羅米修斯計劃保持距離。這本質上減少了這些嘗試的效果,並在國際普羅米修斯計劃圈中產生了波蘭正在緩慢地淡出普羅米修斯計劃的觀點。此後,整個普羅米修斯計劃,包括資金的管理,便集中在總參謀部第2部(情報部)的第2辦公室運作處理了。
- 普羅米修斯計劃最積極的贊助者諾埃·拉米什維利(1930年)和斯坦尼斯瓦夫·扎奇維利霍夫斯基(1931年)相繼去世,這對該計劃而言著實是不可彌補的損失。
- 全球範圍的金融危機導致巨額的財政赤字,使計劃的可用基金突然減少了近50%,讓波蘭的所有事業都跌到了僅能勉強維持的地步。
- 普羅米修斯計劃的建立者畢蘇斯基元帥在1935年5月12日去世,這對該計劃而言是另一次巨大的打擊。哈拉什凱維奇看來,這使得普羅米修斯計劃,「一個少見的具有政治遠見性的政治觀點……它需要政治預言預言性的力量」,失去了具有相當權力的支持者。畢蘇斯基的逝世被參與普羅米修斯計劃的人們視為他們自己的損失。自此,普羅米修斯計劃的事業更多是依靠慣性維持,而不是因為波蘭新決策者的支持。
- 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國登上權力巔峰,建立以柏林-羅馬-東京三國軸心為基礎的反共集團,帶給還留在波蘭政治軌道上的普羅米修斯計劃組織一個更加棘手的形勢。儘管波蘭一方的普羅米修斯計劃政治力量質量更高且富有潛力,但德國無情的政治宣傳還是為波蘭普羅米修斯事業樹立了危險的競爭對手。根據哈拉什凱維奇的說法,計劃的後半階段「完全沒有行動、參與者和計劃」。
- 在波蘭西部危險日益增大的情況下,很多波蘭人都樹立了波蘭東部會風平浪靜的看法。[28]
直到1935年畢蘇斯基去世為止,普羅米修斯計劃波蘭方面人事上沒有多少變化,但因為波蘇互不侵犯條約,政府官員,尤其是外交部官員,被從計劃中抽出。隨著1935年政府領導層發生變動,波蘭普羅米修斯計劃的領導人數明顯變少。「上校團」失去了他們的影響力;塔德烏什·佩烏琴斯基起到的作用大大降低;他的繼任者馬里安·約瑟夫·斯摩棱斯基,和哈拉什凱維奇的直接上司揚·卡齊米日·恰斯通,並不接受普羅米修斯計劃。沙埃策爾上校的繼任者,外交部東方司司長,塔德烏什·科貝朗斯基雖然支持普羅米修斯計劃,但是缺少足夠的政治基礎,還要面對重大的資金缺乏問題。愛德華·雷茲-希米格維元帥和總參謀部首長瓦茨瓦夫·泰奧菲爾態度依然不明確。[29]
二戰及以後
在二戰期間,普羅米修斯計劃仍在繼續吸引其他國家,包括德國(特別是關於烏克蘭的事情上)、芬蘭(與蘇聯有衝突)、法國、以及蘇聯的近鄰土耳其。[30]
埃德蒙德·哈拉什凱維奇在1940年2月12日於巴黎決定寫他的文章,稱「波蘭遠離這項事業(普羅米修斯計劃)絕不會讓此停下來,而是會讓我們被邊緣化,將這巨大的失敗在我們面前展開,向我們揭示那由來已久的道理,『缺席者敗』。波蘭在普羅米修斯計劃中的重要地位要求我們竭力參與任何使俄羅斯陷入分裂的活動中,並讓波蘭在這項事業的完成中貢獻最重要的力量。」 [31]
二戰後,波蘭不具備重啟所知的普羅米修斯計劃的地位。
但是,1991年蘇聯的解體很大程度上證實了那些期待這項計劃,或者在某些層面下已經為此付出努力的波蘭人與外國人的預言。
2007年11月22日,普羅米修斯雕像在喬治亞提比里西竣工,喬治亞總統米哈伊爾·薩卡什維利和波蘭總統萊赫·卡欽斯基出席竣工儀式。根據希臘神話,這座雕像的所在地,正是普羅米修斯從奧林匹斯山盜取天火賜予人類後,提坦巨人遭宙斯囚禁拷問的地方,這座雕像是為了紀念波蘭人民和喬治亞人民為將喬治亞,以及其他民族從俄羅斯帝國,以及其繼承者蘇聯的手中解放出來,所做出的努力而建造的。
參見
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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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畢蘇斯基不僅想建立一個波蘭人的國度,他還想建立一個處在波蘭的保護下的更大的聯邦,它將取代俄羅斯作為東歐老大的地位。立陶宛、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會被納入其中。他的計劃需要讓俄羅斯被極大削弱,這是依靠武力,而無需談判的計劃。」 Richard K Debo, Survival and Consolidati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1918–1992, Google Print, 第59頁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McGill-Queen's Press, 1992年, ISBN 0-7735-0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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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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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 Woytak, "The Promethean Movement in Interwar Poland,"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vol. XVIII, no. 3 (September 1984), pp. 273–78. Woytak cites extensively from Edmund Charaszkiewicz, "a key figure and an expert on the Promethean movement in Polish intelligence cir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