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爾日記

戈培爾日記（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是約瑟夫·戈培爾曾撰寫過一系列個人日記。這些日記直到1993年後才獲得出版，全文以德語出版，英語版只有德語版的一部分。該史料是研究納粹黨及其執政德國12年的內部歷史的重要資料。

歷史

1923年10月，戈培爾在其26歲生日前不久開始記日記，當時的他沒有工作，住在位於魯爾區賴特的父母家中。他的日記本是一位叫Else Janke的年輕女子（有部分猶太人背景）所贈，他與她有過一段熱烈卻最終無果的戀情，而他在早期日記中所寫的基本都是關於她的。自1923年起，他幾乎每天都會寫下一篇日記。

從1923年12月中旬起的日記裡展現出戈培爾的思想正在向本土運動的意識形態靠攏。1924年3月，戈培爾首次對阿道夫·希特勒和納粹主義有了興趣。1924年2月，希特勒因發動啤酒館政變失敗而開始接受叛國罪審判。而審判卻讓希特勒得到了更多媒體關注與政治宣傳。在戈培爾於1925年7月初見希特勒之後，希特勒就開始逐漸成為他日記里的中心人物。至1926年7月，戈培爾已深深痴迷於希特勒針對「種族問題」發表的言論。

1933年1月，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他任命戈培爾擔任宣傳部長。戈培爾接下來將自己在希特勒試圖奪權並最終成功期間的日記經編輯後以書籍形式出版，書名為「從凱撒霍夫到帝國總理府：一部歷史日記」（ 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 Eine historische Darstellung in Tagebuchblättern）。書名里的凱撒霍夫是希特勒在掌權前在柏林所住的酒店的名字。這本書後來出了英文版，《我在德國之鬥爭中的角色》（My Part in Germany's Fight）。

至1941年7月，戈培爾已經寫了20本日記，並意識到該資源太過寶貴，切不可在空襲中被毀。因此，他把日記從自己在柏林的書房轉移到了位於柏林中央的德意志帝國銀行的地下保險庫。從此，他不再手寫日記，而是將日記口述給速記員，後者將打出校對過的版本。此時的戈培爾會在每篇日記開頭簡述當日的軍政新聞。由於有速記員在場，日記也就不再是絕對私人的著作，戈培爾亦不會如從前般坦率地在日記中談論私事。

至1944年11月，戈培爾已清楚意識到德國敗局已定。戈培爾下令用微縮膠片技術備份自己的所有日記，以保安全。位於柏林市中心的戈培爾公寓裡搭建了一件特別暗室，戈培爾的速記員理查·德奧特（Richard Otte）負責監督拷貝工作。

戈培爾的最後一篇日記寫於1945年5月1日下午，也就是他自殺的幾小時之前，但這一篇沒能保存下來。最後一篇得到保存的日記寫於1945年4月9日。1945年4月，裝有日記微縮膠片備份的玻璃板被裝箱埋入柏林西邊的波茨坦的地下。而手寫和機打的原稿則在包裝好之後存在德國總理府。這些原稿有一部分留存了下來，成為了戰後出版的部分戈培爾日記（主要來自二戰時期）的基礎。在波茨坦，那些裝有玻璃板的箱子被蘇聯人發現，並運往莫斯科，此後一直無人將其打開，直到1992年德國史學家Elke Fröhlich再度發現它們。到了那時，整套日記才得以出版。

出版

德語版

經Elke Fröhlich等人編輯，戈培爾寫於1923-1945年間的29本日記以29卷一套的形式，從1993年開始出版，最後一卷於2008年問世。據稱這一版包含了戈培爾全部日記的98%。戈培爾日記由慕尼黑的K. G. Saur出版社在俄羅斯國家檔案館的支持下，代表慕尼黑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大衛·艾文爭議

1992年，史學家、猶太大屠殺否認者大衛·艾文經不明渠道得知，蘇軍士兵在1945年5月發現了200卷部分燒毀的日記，並運走了裝在玻璃板里的日記微縮膠片備份，這些都被嚴密封存在莫斯科的中央國家檔案館。由於新發現的檔案資料中有戈培爾手寫的段落，而之前的版本全都是印刷版，從而可以借新資料來鑑定之前的印刷版的真偽。星期日泰晤士報支付給大衛·艾文125000美元，請他鑑定並翻譯新發現的資料。此事引發了一次小範圍醜聞，曾有抗議者聚集在大衛·艾文在倫敦的居所外示威。艾文對新資料的研究成為了他的著作《戈培爾：第三帝國的智囊》（Goebbels: Mastermind of the Third Reich）的基礎。他與St. Martin's出版社簽訂的合同規定，出版時間為1996年。但迫於政治壓力，St. Martin's出版社決定不履行出版合同。

大衛·艾文對戈培爾日記的研究恰好能證明猶太人大屠殺的真實性。日記表明，戈培爾複述了萬湖會議議定書的部分內容，而大屠殺否認者們此前一直說這份議定書是偽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