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京传
山东京传(日语:山東 京伝/さんとう きょうでん Santō Kyōden */?,1761年9月13日—1816年10月27日),字伯慶,日本江戶時代后期浮世绘画家、戏作作者。生于江户,早年以黄表纸、洒落本创作见长,亦因此一度在宽政改革期间被捕,後转向读本、合卷创作及古事考证,成为读本的代表作者,著有《忠臣水浒传》、《昔话稻妻表纸》等。
山东京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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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岩濑醒 1761年9月13日(天明3年) 日本江户深川(今東京都) |
逝世 | 1816年10月27日文化13年) 日本江户 | (55歲)(
職業 | 作家、浮世绘画家、商人 |
國籍 | 日本 |
體裁 | 黄表纸、合卷、洒落本、读本、非虛構作品 |
代表作 | 《忠臣水浒传》、《昔话稻妻表纸》、《櫻姬全傳曙草紙》 |
受影響於 | 李漁、平賀源內 |
施影響於 | 曲亭马琴、柳亭种彦、式亭三马 |
生平
山东京传原名岩濑醒,通称京屋传藏,出生于江户深川木場的町人之家,是岩濑传左衛門的长子[1][2]:6。他早年曾学习三味线,后又向北尾重政学习浮世绘,并在安永7年(1778年)以北尾政演为艺名开始创作浮世绘,为黄表纸作品绘制插图,并借此培养了观察力。与此同时,他也时常流连于吉原游廓[2]:6-7,並两度结婚,而妻子皆为吉原的低级妓女,这些经历亦為他日后投身戏作创作奠定了基础[3]:275-276。安永9年(1780年),山东京传开始发表自己的黄表纸作品《娘敵討古乡錦》、《米饅頭始》,正式步入文坛,1782年《御存商卖物》出版后即受到文人大田南亩好评,他也因此成为江户小有名气的戏作家[4],自《儿子的房间》于1785年问世後,他将创作重心转向洒落本,並透过《古契三娼》等作品在江户文坛确立了地位,开始以通俗小说创作为主业[3]:276。此后,他又通过《時代世話二挺鼓》、《孔子縞于時藍染》等黄表纸作品讽喻政治,批判德川幕府。他的作品也因为契合民众心理,在江户城引起了大轰动[3]:277。
松平定信就任德川幕府老中後,加强对社会风俗的管控,逐步禁止洒落本、黄表纸等文学作品的出版[5],寬政元年(1789年),山东京传即因为石部琴好的《黑白水镜》绘制插图,遭到当局处罚[6],寬政2年(1791年),他因出版了《仕懸文庫》、《锦之里》等三部洒落本作品而因此被当局逮捕并被判戴手铐五十天,而出版其作品的出版商蔦屋重三郎过半财产也遭当局没收[3]:278[7]。被释放后,山东京传转而开始研究日本国学、人文风俗,而创作戏作为次[8],同时,他还在京桥开设了百货商店“京传店”,兼营烟草贩售[9],後于文化13年(1816年)因胸痛发作逝世,安葬在今東京都墨田区回向院[2]:8[10]:2。其兄弟山東京山也是江户时代的戏作家[11]。
作品
江户时代中后期,李渔的小說戲曲流入日本,与此同时,町人阶级在江户等地逐渐壮大,包括山东京传在内的一些作家亦受到李渔作品的影响,开始在文学作品中透过近似游戏的表现手法,间接批判德川幕府的专制统治,形成了以黄表纸、洒落本为代表的戏作文学,这些文学作品在内容上滑稽逗笑、充满风流情趣,亦迎合町人的阅读审美取向[12],而山东京传则采纳洒落本特点创作,並将戏作文學推向高峰,其早年的作品多以花柳街的妓院、妓女为描绘对象,之后便开始如实记述妓女與嫖客缠绵悱恻的故事,在1791年受罚之後,他放弃了洒落本创作,转向黄表纸、读本创作及考证古事,而洒落本也因此式微[3]:275-278。
山东京传的代表作是读本《忠臣水浒传》,其以施耐庵的《水浒传》为蓝本,模仿翻改而成,该作品融合了日本傳統藝能淨瑠璃與歌舞伎的世界觀,也兼具中國白話小說的特点,在情節及手法上與之类似,体现了日本人對怨灵的崇拜及對武士道的推崇,令其有别于同期日本其他翻改《水浒传》的作品[13][14]。之后,他还创作了《櫻姬全傳曙草紙》、《昔话稻妻表纸》、《本朝醉菩提全传》等读本作品,其中《昔话稻妻表纸》被后世学者视为他最好的读本作品,也象征着读本创作进入全盛时期[15]:269[16],但他在汉文学识方面不敌曲亭马琴,加之创作内容旨趣枯竭、陳腐,后者最终取代了他,开始引領读本的创作风潮[3]:315[15]:263-269。
除了各式戏作外,山东京传也致力于研究江户时代的人文风俗,並著有《近世奇迹考》、《大尽舞考证》等紀實作品[17]。他还长于浮世绘,曾师从北尾重政,並以北尾政演为名从事插图创作,早年作品多见诸戏作,以美人画、芝居绘著称,而晚年的作品趋于枯燥无味,以風俗圖为主[18]。他也對浮世繪有獨特的見解,曾编写《浮世绘原始考》,总结自己對浮世绘历史演变的理解[19],亦巧妙地透過插畫廣告,向讀者推廣了自己的產品[20]。
评价
在滑稽本盛行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儒学仍在日本居于文化优势地位,儒学家们并不接纳滑稽本等俚俗的小说作品,因此不少戏作者都怀有“卑下慢”自卑的心理,认为自己的作品实质上无用,山东京传也不例外,他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表示自己因生计所需,才投身戏作创作[8][21]:59。但也有像式亭三马[22]:129、柳亭种彦[23]一样認同並效法山东京传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也令戏作文學得以继续盛行[3]:310-315。
進入明治時期後,式亭三馬的作品開始受到文學評論家的重視,他们认为小说中的好色内容是平民精神的体现,而同时代的英国东方学者威廉·乔治·阿斯顿则在其《日本文学史》(A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中指出山东京传文体简单易懂,但并不过度考究,也令欧洲读者容易接受,亦认为山东京传本人难以摆脱18世纪日本社会的道德标准,肯定了他被幕府惩罚後转向创作读本的做法[24]。学者北岛正元在《江户时代》中肯定了他的感知能力及對人性的深入思考,认为其寫作亦因此具有感染力,成为近乎完美的佳作[3]:275-278。中国大陆学者刘振瀛则认为其對世态人情的描写颇为细腻,语言通俗易懂,受到町人的欢迎,却也认为作品低俗颓废,難以形成真正的批判力量[25]。还有学者认为山东京传缺乏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因此在后期难以创作出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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