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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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该党创立于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陈独秀和李大钊等领导组织，于1920年8月草创，自称社会党，1921年7月23日同当时数个地方共产主义小组与中国留学生共产主义组织正式组建为中国共产党，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接受指导和援助，并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同发起国民革命运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两党进行了长达10年的军事斗争。193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改由以毛泽东为领导的本国党员派系掌权，随后于1931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由共产党建立和执政的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组建并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击败中国国民党及其领导的中华民国国军，进而取得中国大陆地区及其绝大多数沿海岛屿的统治权，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执政党并执政至今。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排除意识形态问题和许多非共产主义的政党建立关系。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加强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交流，并且继续维持和世界各地非执政党的共产党联系。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共有9804.1万名党员、基层党组织则有506.5万个。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标志
简称	中共 共产党、党（非正式）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习近平
中央政治局常委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创始人	陈独秀、李大钊
成立	1920年8月 - 1921年7月（中国各地之共产主义小组及留学生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23日（103年153天）（中共一大）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公馆 （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黄浦区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中华民国浙江省钱塘道嘉兴县鸳鸯湖（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湖红船） 7月1日（建党纪念日 ）
合并自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等8个共产主义小组
总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
党报	《人民日报》
智库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青年组织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学生组织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妇女组织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先锋组织	中国少年先锋队
工会组织	中华全国总工会
军事组织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教育组织	中共中央党校
党员 （2023年底）	9918.5万
意识形态	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科学发展观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权威主义 台湾问题 一中原则 九二共识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中华民族主义 历史上 反修正主义
政治立场	有争议 历史上 左翼至极左翼
宗教信仰	无神论
国内组织	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国际组织	共产国际（1922年－1943年） 国际共产主义研讨会（历史上）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
官方色彩	红色
口号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歌	《国际歌》（事实上）
全国人大	2,065 / 2,918 （71%）
全国人大常委会	117 / 173 （68%）
全国政协	859 / 2,158 （40%）
省级政府首长	240 / 264
中国共产党党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 政党 · 选举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主要基于民主集中制，主张应共同维护已获得共识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构是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核心权力机构，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因此，多数职权和日常工作都由中央政治局和其常务委员会掌握。目前中共中央及全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其自江泽民时代起会同时担任负责代表国家的中国国家主席（虚位元首）和负责军事事务的中央军委主席等职务。习近平自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起至今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同时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等职务。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的执政党，且主导统辖包括党、政、军在内的诸多方面，因此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国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其职务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较单纯负责政务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要大与广。

中国共产党始终宣称其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并将自身视为代表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的政党。其中《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意识形态，并将中国共产党表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在毛泽东时期，中共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苏联为师，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此后中共提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过于激进的经济政策，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后，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调整了党的路线，要求实事求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邓小平等人认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决定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后邓主导了改革开放，改变缺乏弹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引入西方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至今。

名称标识

主条目：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和锤子镰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上的中国共产党党徽

1920年9月1日，党派名称最早在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中称为“社会党”，后来改称为“共产党”。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留学法国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并且首先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对此他在考察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等欧洲各国共产党后提出具体的建党步骤，其中包括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而当时人在上海市的陈独秀与人在北京市的李大钊、张申府也通过信函讨论名称问题，最后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的党歌事实上是《国际歌》，但并未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时并没有设计统一官方标准的标志，而是允许个别党组织参考苏联共产党制作标志。1942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下令制定统一的官方标志，在决定中提到“中共党旗样式宽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一批标准党旗，分发各主要机关”。1996年9月21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指出，“党旗党徽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旗面长宽之比为3∶2，旗面左上方1/4部分缀党徽图案”等。

中国共产党党旗采用红色背景视为象征革命、锤子镰刀象征工人和农民的工具，黄色标志则象征光明，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及其利益。发展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党旗具有5种尺寸，其尺寸分别为横388厘米，竖192厘米（1号）；横240厘米，竖160厘米（2号）；横192厘米，竖128厘米（3号）；横144厘米，竖96厘米（4号）；横96厘米，竖64厘米（5号）。1966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制《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符号和象征。之后则于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新增加的第53条中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202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党旗和党徽的制作、使用等有关规定。并在其附录中对党旗、党徽的制作标准及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

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英文翻译是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缩写为CPC。而英文媒体中更常使用Chinese Communist Party(CCP)。

历史发展

主条目：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共产国际时期

参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时，李大钊与吴廷康在北京会面，先进行创党准备事宜的讨论，并介绍了在上海的陈独秀，后并称“南陈北李”。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鼓励全世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五四运动中，中国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开始与社会运动结合，许多学者于中国各地建立起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其中，陈独秀是首位公开支持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1920年4月，新成立的俄共（布）远东局派遣吴廷康等人作为代表前往观察中国状况，计划在上海建立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并且在中国组建共产党。吴廷康随后在翻译杨明斋陪同下先是前往北京与李大钊会面，之后则到访目的地上海，和陈独秀共同商讨建党问题。同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后来在上海组建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学界一般将它的成立，视为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次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刚组建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并开始运作。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中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且由李大钊担任负责人。此后，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先后加入。尽管李大钊和陈独秀就是否要在中华民国政坛从事政治改革之论点有所差异，然而两人都把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开创性的行动，认为它预示著许多被压迫的国家即将进入新的时代。1920年秋季，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施存统为负责人。同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则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季陈独秀联合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且先后由陈独秀和谭平山担任书记。同一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人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以张申府为负责人。中国当代学术界，将这八个小组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启始阶段，统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些在各地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最早参考了列宁所提出的先锋主义运作，并且被蔡和森等学术界视为中国共产党的雏形。这些共产主义工作小组成员有组织且有计划地扩大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并且批判各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时还在各个地方还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并且领导工人成立工会以发动工人运动，这些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其中在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把《新青年》杂志改为自身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在中国各个主要城市秘密发行的《共产党》月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以及发行多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也积极创办了以工人为主要读者的通俗刊物，借此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这包括有上海发行的《劳动界》，北京发行的《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发行的《济南劳动月刊》、广州发行的《劳动者》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以此为基础积极深入工人群众，进而举办工人夜校和建立工会组织，同时还在各地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刚组建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地点，但议程最终是在一艘船上（南湖红船）完成的。

从1920年开始，有关共同组建团体以改革中国社会的思想成为普遍的共识。1921年6月第三国际派遣马林等人前往上海协调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进而组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来自中国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等地和日本的13名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与2名第三国际代表全部抵达上海法租界召开代表大会。7月30日，上海会场遭到警方搜查，会议地点转往浙江嘉兴的嘉兴南湖一艘游湖船上进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及其宗旨和原则等决议，并且制定有关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的临时性纲领。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为领导机构，分别由陈独秀担任书记一职，而张国焘和李达分别负责组织与宣传工作。在1922年7月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同时还通过加入共产国际而成为其分支机构的决议，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其中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定位在实施列宁主义路线的共产主义革命政党，同时作为左派政党而与当时其他右翼政党争夺政治权力。当时中国共产党发展初期绝大部分运作经费是由总部设在莫斯科的第三国际所提供，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接受第三国际的指挥。而后者提供的资金来源除了美元和卢布外，还包括有贵重的珠宝、钻石、鸦片等。1923年1月12日，第三国际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系统性地阐述了对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指导性意见。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全体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隔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样也确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10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入选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至此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关系。但是当孙中山于1925年3月逝世后，蒋中正开始排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国共关系陷入紧张。1927年，蒋中正率领部队进驻当时由共产主义武装成员控制的上海，并于1927年4月12日发起大规模捕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支持人士的四一二事件。之后蒋中正试图进攻武汉，但是遭到中国共产党将领叶挺军队的阻拦。与此同时，蒋中正许多盟友张作霖、何键等也开始打击中国共产党。在这次清党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25,000多名锐减至10,000人。清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仍支持武汉国民政府，但在7月12日后则遵照第三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退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开始清除所有原本在中国国民党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1931年，中国共产党于江西省瑞金县举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典礼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将领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率领部队发动南昌起义。由于不断遭到国民政府部队的攻击而被迫南撤至汕头，最后被赶至福建省边区。随后中国共产党于8月7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武力夺取政权的方针。隔天，汪精卫在武汉下令处决中国共产党党员。9月，中国工农红军的毛泽东以长沙为据点，在湖南省、江西省发动秋收起义。在9月15日认定进攻长沙失败后，他率领1,000多名幸存者往东前往位于江西省的井冈山。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州暴动并且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但随即被张发奎率兵镇压。1928年4月28日，朱德的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省井冈山会师，并于1928年5月合并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后来中国共产党便在其军队势力范围内展开土地改革，并与国民政府派遣的国民革命军在1930年至1934年间发生5次反围剿战争。另外在党内自身政治结构上，1927年8月13日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发出第44号通告，进而发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外。而中国共产党原先在城市的组织系统遭到破坏也促使得党内制度的变革，除了原本作为革命组织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立采取民主集中制，并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而由其成员担任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样的改组结果增加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集权状态，同时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含原先实际掌握权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各个层面有所重叠。1929年中国和苏联因为中东路事件而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战争，陈独秀等人因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而被开除党籍。自此中国共产党内部早期知识派系因而失势，尔后陈独秀于1931年5月1日在上海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统一大会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总书记。而在陈独秀遭开除党籍后，1929年至1930年则由李立三实际掌握政党组织。但是李立三的一连串错误决策反而让中国共产党一度接近瓦解状态，之后第三国际开始积极介入并且在1930年取得主导权。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支援下于11月7日在江西省瑞金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该区颁布宪法以及发行货币，并且在隔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解除毛泽东的军权。不过在1934年第五次围剿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被迫从瑞金县撤退展开长征，期间与国民政府部队多次交火而损失惨重。此时一连串与中国国民党为首的国民政府部队的冲突，使得中国工农红军内部被迫重组，主要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部门负责领导和监督部队；并且自1934年5月开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作为当时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圈。

中华民国时期

参见：遵义会议

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遵义市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遭到毛泽东等人批判。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重新获得军事领导权，并且和周恩来与王稼祥确立为军事最高领导。尽管当时政党事务依然由第三国际所掌控，然而这时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非正式领导者，而担任正式主管的周恩来和张闻天则成为他的非正式代表。同年8月时，在毛儿盖召开的沙窝会议上确立由张闻天、毛泽东和周恩来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圈。到了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抵达陕西省延安市，与部署在陕北红军会合。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省会宁县会合，长征宣告结束。而在1936年5月时，中国共产党遵照苏联“联蒋抗日”的明确裁示，由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地区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呼吁中国国民党中央高层“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同年12月爆发西安事变，蒋中正因而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要求。1937年7月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因而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随后暂缓冲突，针对日军入侵中国组成统一战线，进而展开第二次国共合作。同年8月22日，陕北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而改编为八路军；到了10月，位于南方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新四军。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名义上维持合作关系，但是在1940年时双方便结束所有合作关系。原因在于尽管正式结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利用这次机会扩大和发展自身独立的根据地，进而为之后可能与中国国民党间爆发的战争做出准备。为此中国国民党自1939年开始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但这导致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和中国国民党的军队间经常发生冲突。但是由于双方不希望在面对日本入侵时爆发内战，使得有关的冲突一度逐渐减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泽东和蒋中正相互敬酒

自194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内部意识到要摆脱外国势力的影响才能取得政权，因此展开整风运动，排除以王明为首的第三国际代表在党内的影响，将毛泽东的理论与原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指导思想。自194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积极扩大自身的根据地。通过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导地位，当选首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经过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定》。隔年双方则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5个决议案，表示同意共同实现民主宪政。之后双方分别在1946年2月底达成整军方案，以及在同年3月底达成《东北停战协定》。不过直到1946年6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间的和平谈判结束为止，双方并没有达成实质效力的共识。而当时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比起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兵力还要多出3倍，因此在整体军事实力上来说似乎更占优势。这使得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在美国和日本合作下，很快便重新接收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然而，尽管当时中国国民党辖下的国民革命军拥有200万兵力，但是仍然无法击败较为弱势的中国共产党部队，也迟迟无法重新取得中国共产党作为据点的农村地区。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部队则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援助，并且大规模地向东北地区扩张势力。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期间，中国国民党所控制的主要城市数量大幅增加，其中甚至还包括曾被中国共产党作为总部的延安市。然而，中国国民党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优势，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战术性地撤离城市，并且转而煽动居住在城市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等人发动抗议行动，进而抨击中国国民党为首的政府发动内战，而对此中国国民党则往往大力镇压民众作为回应。在此期间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各个派系开始与蒋中正为首的执政派系爆发权力内讧，反对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党内实施专制统治，这削弱了中国国民党应对中国共产党攻击的能力。其中在国民大会召开期间，当时由中国国民党所主导的国民政府下令停战，但是后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双方仍然因为《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事宜而决裂。尽管国民政府也应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的要求呼吁中国共产党与之和谈，但是中国共产党南京市代表陆定一拒绝这建议，自此国共谈判完全破裂而使得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始发起有限的反攻行动，并将目标明确订为从华中地区发展至华北地区，以及重新收复中国东北地区。而当时中国国民党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本身则出现大量军人逃兵，其中在1948年中华民国国军从原先有的200万人兵力减少至100万人左右。1948年9月至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凭借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基本上消灭中华民国国军主力部队，进而让中国国民党掌管的地区面积快速减少，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则逐渐丧失。

毛泽东时期

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市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占领中国大陆和绝大多数沿海岛屿，迫使以中国国民党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同年12月撤往台湾地区。而此时中国大陆由毛泽东以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统辖，主要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所建立。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往朝鲜半岛参与朝鲜战争，直至1953年朝韩双方签署停火协议。中国共产党在1951年时发起三反五反运动，并且在隔年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宣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推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过到了1957年发起了整顿思想的反右运动，并因为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而被严重扩大，大批知识分子因而被划成右派成员。1958年至1960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主张“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反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倒退和大饥荒的发生。其中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因为彭德怀等人的异议而下令发动反右倾运动，一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后才得以制止。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因为意识形态差异而宣告决裂。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接受红卫兵们“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

此时期毛泽东主张尽管社会主义革命似乎获得成功，但是社会内部的阶级敌人仍然持续存在，加上与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的矛盾加深，进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观点。1966年2月3日，中国共产党透过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表《二月提纲》，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在这之后引起长达10年激烈的一系列政治斗争，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及四人帮遭到瓦解，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改革开放以后

参见：改革开放

1975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美国总统福特在北京市展开非正式会谈

1976年毛泽东逝世并逮捕四人帮成员后，华国锋和邓小平为了取得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而爆发权力斗争，最后由邓小平一派赢得斗争而掌握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其中邓小平联合陈云和李先念推动改革开放政策，并且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为了扭转毛泽东极左派政策所带来的影响，邓小平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排除资本主义思想而采纳其市场经济政策，并且在中国共产党仍维持其自身政治权力的情况下，透过政策的转变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方式而转向改革开放，并且逐步建立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之领导地位。1979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边境问题而与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爆发中越战争。

198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右一）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里根夫妇晚宴前合照

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邓小平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不过为了解决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资深党员安排问题，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设立了2届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然而邓小平所提出的新思想很快遭到毛泽东思想支持者与政治自由化支持者质疑，同时改革开放政策也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其中在1986年时中国社会便因为许多社会因素而爆发许多学生运动，并且于隔年年初使得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为被批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由赵紫阳接任。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学生和群众的悼念活动，进而促使大规模学生示威活动。面对示威中出现的种种群体行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于4月26日发布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责此次事件为“动乱”并且表示应该采取坚硬措施以制止动乱，随后部分激进学生绝食抗议使局势升级。5月19日晚间，国务院决定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不过戒严部队被许多北京市市民阻拦而未能入城。最终中国共产党高层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并于6月3日晚间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天安门广场实行武力清场。途中军方与群众和学生爆发流血冲突，军队开枪射杀了很多平民，反抗的平民也导致了十四位军人的死亡（平民和军人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有很大的争议），清场行动引来西方社会的全面谴责。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美国国务卿凯瑞展开对谈

在示威运动结束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在会议中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职务，由江泽民接任，确立其党内的领导地位，并且建立包括李鹏、朱镕基等人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而尽管此次示威一度使改革开放政策暂缓，1990年代初期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政策重新获得施行，这让邓小平的经济学观点重新获得重视。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所提出的观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与原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样列为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继承邓小平在1980年代“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并延续后者绝大部分政策。随后江泽民则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要众多人民的基本利益；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共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提出可以吸纳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三个代表思想获得批准并修订至《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并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在三个代表思想中，透过制定理论的方式让民营企业家和入境资产阶级分子得以合法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召开，胡锦涛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而接替江泽民党内最高领导人位置，并且和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等人组建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

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重点放在集体领导上，而反对单一个人在政治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由于过去中国政府主要注重经济增长，反而促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发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胡锦涛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两个主要思想。其中科学发展观在2007年10月2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列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版中，但一直到2012年11月14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才视为指导方针。胡锦涛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卸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并且由新选出的习近平接替这两个职位，之后与李克强等人组建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上任后不久便展开数十年来最为积极的反腐败工作，但与此同时开始整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这使得外国评论家认为其破坏集体领导制度、而朝向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统治方式。在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由此习近平成为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第三位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党章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

领导制度

政治体制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便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采取了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后来也接纳了列宁的“党的领导体制”和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理论和实践经验。在政治体制建设方面基本上则是采纳了斯大林主义，也就是在每个非共产党机关内部都设有严格服从共产党的组织，并且建立了共产党中央对国家的一元化领导制度。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政府均设置了党委会。1958年，中共中央成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中央财经、政法、外事、科学与文教小组，小组组长基本上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今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等机构中设有党组，作为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

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8个民主党派合作和协商，进而组成统一战线。这些政治协商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主要参与成员还包括有群众组织、民主党派以及各个行业的代表。而在其政治制度理论上，透过正式协商制度能够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饰物等各个层面的基本政策成形。对此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互动关系，则主要建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还将这一协商过程制度化而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且要求所有统一战线成员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持续支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使得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权限，而有关的讨论内容也都是受到中国共产党所监督。

民主集中制

主条目：民主集中制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并且基于民主和集中两个原则而成，其中官方所指称的民主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或者是“党内民主”。而有关民主集中制的讨论，自从192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便一直视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其中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提到：“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而毛泽东曾经表示民主集中制是“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认为借此结合能够处理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内部矛盾，同时民主集中制在自由和纪律协调上更具优越性。

其中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提到：“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当前中国共产党表示民主同时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与社会主义重要的生命线，但是认为要实现且正常运作民主，可行的方法唯有实施集中制度。中国共产党主张民主得以使用包括集中制度等任何形式展开，并且认为如果没有集中制度就将会失去秩序。对此中国共产党依据毛泽东对于民主集中制的观点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为这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集体领导

主条目：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制度

当前中国共产党理想上认为应当透过集体领导以尽可能削减个人权力，经由一致协商的方式而做出决定。这概念最早缘起则可以回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派系，主张共产党的领导高层是由多人共同决策而成。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都处于平等地位，每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往往作为一个部门的非正式权力代表，然而他们所拥有的决策权力皆相同。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便是由他控制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另外分别还有掌握情报调查机关的康生以及掌握国务院、外交部的周恩来与掌握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

不过尽管每个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在理论上的权力关系相同，但实际上仍然会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排列其名次。同时虽然中国共产党主张并没有选出正式的领导人领导，但是每个领导集体中仍然会有重要的领导人物带领其他核心成员；自1990年代开始，同时掌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者，往往便是该领导集体最为重要的领导人物，其中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务掌握实权。在过去邓小平担任最高领导人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核心成员和领导集体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在实际情况下核心人物往往不参与集体领导制度。然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到江泽民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大力推广责任制度，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声明中改称作“集体领导核心”，但胡锦涛开始，最高领导人改称为“以某某（最高领导人）同志为总书记”。在2016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明确确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和常委被规定要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述职。2018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首次审阅各中央政治局委员提交的报告，他又向各政治局委员提出重要要求。

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

参见：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

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权力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建党以来经历过多次变改：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1921年－1922年）
2.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1925年）
3.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1943年－1956年）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年－1982年）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5年－1943年，1982年至今）

肖像	姓名	任期开始	任期结束	备注
	陈独秀	1921年7月31日 中共一大选举产生	1927年7月12日 被停职	陈独秀于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央局书记。1922年7月23日由中共二大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1月11日由中共五大选举为首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张国焘	1927年7月12日 陈独秀被停职	1927年8月7日 八七会议	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内的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朱德等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成员发起南昌起义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 在任期间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停职。
	瞿秋白	1927年8月7日 八七会议	1928年7月19日	八七会议上总书记陈独秀被免职后，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向忠发	1928年7月19日 中共六届一中全会选举	1931年6月22日 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处决	期间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先后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王明	1931年6月 中央政治局选举	1931年9月15日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实权由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掌握。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后遭处决，王明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代理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
	博古	1931年9月15日 代理中央总书记 1934年1月15日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为正任中央总书记	1935年2月5日	1931年9月，博古接替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
	张闻天	1935年1月15日 遵义会议选举产生，于同年2月5日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印玺	1943年3月20日	遵义会议决议由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6年12月7日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1943年3月20日开始，总书记就不再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
	毛泽东	1943年3月20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1976年9月9日 逝世	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1945年6月起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华国锋	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逝世 1976年10月7日 怀仁堂事变后接任党主席，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1981年6月28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主席职务。 从1980年2月开始，主席就不再是中央书记处负责人。
	胡耀邦	1981年6月28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	1987年1月16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请辞	1980年2月开始担任中央书记处负责人，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后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1987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辞去总书记职务。在职期间由中共元老邓小平担任实际最高领导人。
	赵紫阳	1987年1月16日 代理职务，同年11月1日正式就任	1989年6月24日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闭幕	因同情学生运动在1989年5月19日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暂停职务，同年6月24日被免职。
	江泽民	1989年6月24日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 1989年11月9日 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2002年11月15日 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89年6月24日接任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1989年11月接任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在2004年9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胡锦涛	2002年11月15日 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2012年11月15日	任期届满后一并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唯一主动“裸退”的领导人。
	习近平	2012年11月15日 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现任	2012年11月接任胡锦涛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先后于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和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连任。

组织机构

主条目：中国共产党组织

中央组织

非常设机关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在197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全国代表大会经常不定期召开，之后实行每5年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制度，而每次大会将会持续数天。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除特别情况外，全国代表大会日程不得延期。《中国共产党章程》赋予全国代表大会6项职权：

1. 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2. 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3. 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
4. 修改党的章程；
5. 选举中央委员会；
6. 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在实际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绝大部分时间与会代表很少讨论重大问题；而比较具影响力的讨论则是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准备期，将酝酿下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人选，并提交全国代表大会差额选举。而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后，则是由全国代表大会所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担任最高执行机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监督、执纪、问责，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对党员履行职责进行监督；而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除了之后会在不同党政机关、地方行政区和企事业单位工作外，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会分别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选出作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任期与中央委员会相同，连任不限。另外还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成员，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般每年举行一次，为期2天至3天。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中央政治局和其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负责党的经常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作为最高决策机关和领导机关，承担中共中央经常工作。所有重大的政治、思想、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都必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采取民主集中制作为基本原则，各级党组织对同下级组织有关的重要问题作出决定时，一般要征求下级组织的意见，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坚决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定。本级党组织和党员如有不同意见，则必须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声明保留或向上级党委反映。

常设机关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政治局的职权，成为党内最高决策机构。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制度是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建立，用以取代原本担任政策决定角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其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每周至少召开1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的核心领导机构。借由闭会制度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权力集中至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同时还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工作。

而自江泽民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也兼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同时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构。中央书记处除了可以在中央政治局确定的政策框架下自行做出决定外，同时也负责指导中央委员会部门工作、经费工作、出版物与报告起草等工作。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负责领导中国武装力量。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还会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书记处的组成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是中共中央的核心联系部门，负责包括日常通讯、协议、安排会议议程等党务行政工作。中共中央目前设置中央职能部门5个，这包括负责干部工作与人事任免的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宣传思想、文化和公共传播工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中国共产党与各国政党和国际组织联系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以及负责协调政法机关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

中共中央设置办事机构8个，即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还设立有提供高级干部培训与政治教育的中共中央党校，负责党史研究、文献出版发行与外文编译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而在新闻媒体对外传播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直接管理《人民日报》社，而中共中央党校则发行有作为理论杂志的《求是》和《学习时报》。另外中央委员会还设立多个中央议事协调机构，包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等，在全体会议期间将向中央委员会提交报告。

地方组织

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旗）、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成立地方代表大会，并且由这些代表大会自行选出本级行政区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应该每5年举行一次，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可由上一级党委委员会决定提前或者延后进行。本级党委的人数和选举程序由地方代表大会决定，并报上级党委批准。地方各级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1. 听取和审查同级委员会的报告；
2. 审查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3. 讨论本地区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并作出决议；
4. 选举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省级行政区、地级行政区、县级行政区的代表大会每隔五年召开，省级行政区、地级行政区、县级行政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由党代会选举产生，任期为5年，县级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必须拥有3年以上党龄。本级党委与本级党代会的任期相同。各级党委负责人必须向上级党委负责。上级地方党委可以决定下级地方代表大会委员会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人数。当党委委员出缺时，则由候补委员按照得票数依次递补。各级地方委员会每年至少要召开2次全体会议，且应当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以及同级代表大会的决议。

地方各级党代会闭会时，由本级党委领导本级党组织的工作，对外代表本级党组织。其中地方党委常委的人选由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并报上级党委批准。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领导本行政区党的经常工作。各级党委的干部管理权限下算一级。例如，中共中央管理副省部级以上干部的任免，省级党委管理副地厅级以上干部的任免。

共产党员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

”

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

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者年龄必须满18周岁，并且必须成为预备党员为期1年。在民主革命时期，任何国籍之人士都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1956年通过的中共八大党章规定：“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并且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这是中共党章首次对入党申请者的国籍要求作出了规定，一直保持至今。相较于过去中国共产党将重点放在申请人的思想准则上，目前中国共产党则主要强调技术和学历。申请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党旗前举行入党宣誓才能够成为预备党员，之后则由中国共产党相关组织负责观察和教育预备党员。预备党员的职责实际上和正式党员相差不大，不同的是可能无法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参与选举投票，同时也没有被选举权。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透过加入中国共产党旗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而江泽民以后民营企业家也被允许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全体党员必须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坚持团结、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并且促进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

中共党员徽章图样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会获得许多权限，这包括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有关会议、阅读中国共产党有关文件、接受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教育培训、在党报党刊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提出讨论、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方案、在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中国共产党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行使投票权和被选举权。而在坚决执行该项决议或政策作为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党员得以对对于决议和政策予以反对或者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并且可向中国共产党上级机关乃至于中央委员会提交任何意见，并且要求该组织提供答复。同时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等组织，都没有权限得以剥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些权力。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于2019年6月30日的统计数据指出，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059.4万名，基层组织则有461.0万个。就中国共产党党员职业予以分类，农民、牧民和渔民有2,544.3万人；工人有651.4万人；企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1,400.7万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管理人员980.0万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56.4万人；学生180.5万人；离职或退休人员1,814.8万人；其他职业人员731.4万人。而就其他成员结构来看，女性中国共产党党员有2,466.5万人，占党员总数的27.2%；少数民族党员有664.5万人，占党员总数的7.3%；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4,493.7万人，占党员总数的49.6%；35岁及以下的党员2,211.6万人。而自201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保证发展党员质量的前提下逐渐控制党员人士增长速度，在发展受调控下使得总人数增加速度放缓。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总共有9671.2万名党员。中国共产党官方宣称中共为“世界第一大党”（除中共外，印度人民党官方以及印度媒体也宣称印度人民党为“世界第一大党”；2019年印度人民党约有1.8亿党员）。

青年团体

主条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青年群众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提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成，并且指出其功能为“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申请人的加入年另必须介于14岁至28岁间，并且由其主导和监督以14岁以下儿童组成的少年组织中国少年先锋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结构整体上都参考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其中最高机构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其下分别还有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然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所有中央机关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由其负责指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相关活动。因此实际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独特的组织，其所负责领导的上级机关包括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自身以及中国共产党。根据在2013年所举办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供的资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共有8,900万名成员加入。

指导思想

主条目：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以下四项基本要求：

第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党要用邓小平理论……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第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四，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

”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订定数个指导自身全部活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理论基础。其中在《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到中国共产党会坚持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四项基本原则，并且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官方意识形态，内容结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提到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由列宁所提出的列宁主义思想。对此中国共产党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社会的一个未来愿景，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而第二个加入的毛泽东思想则被视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其中毛泽东思想的内容除了由毛泽东主导外，还包括其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共同发想而成。

邓小平理论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章程》，其概念包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论点。邓小平理论大体上可以视为一种理论总结，认为共产主义的定义中并不包括国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等制度安排，同时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中立的运作方式。此外他还提到中国共产党需要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动态，并且要透过“实事求是”的方式来确认某一政策过时与否，进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与相应的口号。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重申邓小平的口号而认为没有必要质问事情是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因为重要的判别标准是它的工作模式。之后他更提出适应中国条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三个代表”，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部分人士批评“三个代表”并非属于马克思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的背叛，然而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江泽民则主张早期共产党成员认为共产主义应当实现的生产模式，发展到了今日已经更为复杂而难以体现，同时试图强制生产方式的改变作为并没有效果，因为其背后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规律而有自然的发展。该理论最为显著的影响是允许资本家以“新社会阶层”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除了鼓励其从事“诚实劳动和工作”外，并透过自己的劳动贡献为中国共产党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在胡锦涛所主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制定了同样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同时为了因应中国国情而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发展与应用，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17年10月24日，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该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囊括“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党领导一切”等政治方略，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经济方针

原因是在政治上‘资本主义终极理论’动摇了，社会主义发展出现奇迹，西方资本主义遭到挫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信任危机，自信心动摇了。西方国家开始反省，公开或暗自比较中国的政治、经济和道路。

“

”

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在内容中也提到将会持续进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求根本上改革限制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邓小平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区别是自由市场与计划经济。对此他表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江泽民支持邓小平的思想并在中国共产党会议上多次重申此观点，认为并没有一定的机制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因为唯一重要的是其工作的方式。与此同时江泽民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术语，借此取代陈云原先所提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于报告中向其他代表们表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而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则将思想主轴改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后这一路线则持续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而被重新修正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在会议中也提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而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来看，世界分成彼此对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基础阵营。中国共产党认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基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不过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则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著作，重新尝试解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生现象。尽管承认全球化是透过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而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理论家认为全球化本质上并非资本主义。原因在于如果全球化纯粹属于资本主义，这将排除另一种具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形式。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不将全球化或者市场经济视为特定阶级的性质。而如同邓小平认为中国可以凭借资本主义的元素来追求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全球化本身性质亦不固定。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对于全球化仍属于乐观态度，认为尽管当前的全球化是受到资本主义占有统治地位，但也认为全球化可以推动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进展。

思想改良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变化……贝拉克·奥巴马击败希拉里·克林顿便是强调变革。中国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固执、教条、过时的19世纪老人，而是一个动态、亲近变化、年轻的思想。我们有一个灵活的方法：如果马克思的话仍然适用的话，我们将继续使用他们；如果有些事情他没有讲述清楚，我们会说出来；如果有些事情他没有说到，我们会大胆地拿出新的东西。

“

”

叶小文

虽然非中国分析家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拒绝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或者至少在正统思想的基本思路并没有继续沿用，然而中国共产党本身并不同意。尽管一些评论认为江泽民引进“三个代表”思想理论后，结束中国共产党长期所承诺的马克思主义做法；然而中国共产党党理论家冷溶则不同意此类看法，认为江泽民透过各种不同的所有制摆脱原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障碍，这作法本身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相对地反而借由现代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强化中国共产党自身，进而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其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将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作为其“终极目标”，其中中国共产党声称现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理论家认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看起来很像资本主义”，另外某一部分理论家则认为“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早期或第一阶段”。不过有些人则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认为这实际上是受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影响。其中中国分析师库恩便表示：“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我认为它滑稽多于精明，是来自于不满现实知识分子的黑客宣传讽刺漫画。但是初级阶段100年的说法来自严肃的政治理论家。”

近年来，以外国评论家为首的论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主轴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采取实用主义，并且仅有在工作层面上感兴趣。不过这个从许多层面所得到的简单观点也遭到批评其错误处很多，因为中国共产党官方声明试图让其呈现出具有明显连贯的世界观。例如在2012年胡锦涛指出西方世界的威胁要分裂中国共产党，并且指出“西方世界的国际文化强盛，而我们是弱者……思想文化领域是我们的主要目标”，中国共产党提供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党校和发展各具特色的思想论点。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获得提出前，思想和决策之间是处于演绎的关系，这意味着决策本身是基于对于思想的认识而做出判断。然而邓小平认为这一关系必须被颠倒过来，应当透过决策来产生其意识形态，而不是透过周围的其他方法成形。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停滞不前的国家意识形态，认为苏联共产党的思维过于僵化而缺乏想像力；对此中国共产党则认为必须透过实践行动破除僵化的思想，同时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思想必须是动态的，才能够继续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

党际交往

与共产党

今日中国共产党继续与非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保持联系，并且派代表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国际共产主义研讨会等国际共产主义会议。同时许多国外的共产党还会派遣代表前往中国访问，例如在2008年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德索萨便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奇葆会面，而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洛朗也曾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刘云山会面。2014年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则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会面，讨论两个政党间的互动关系。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期间欧洲社会民主运动的一连串改革，使得中国共产党认为西欧的共产党地位日益边缘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方面和葡萄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巴西共产党、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西班牙共产党等已经作为主要政党的共产党接触外，同时也和澳大利亚共产党、孟加拉国工人党、孟加拉国共产党、斯里兰卡共产党、比利时工人党、匈牙利工人党、多米尼加工人党、洪都拉斯改革党等仍然在发展中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保持交流。中国共产党与其他仍然信奉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这包括有古巴、老挝、越南和它们各自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花费许多时间分析1989年东欧民主化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国际形势，试图解释为何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陆陆续续瓦解的同时，仅有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仍然继续维持其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积极分析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主要是作为自身后续发展的参考案例，不过中国共产党亦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将在未来某个时候获得振兴。中国共产党在所有执政党中最感兴趣的政党是越南共产党，其中越南共产党一般视为在后苏联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典范。中国分析师认为越南在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采纳革新开放的改革政策，成为越南后来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主条目：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关系

在东亚，作为相隔一年分别建立的两个历史悠久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存在长期交流，但关系总体好坏反复。1945年前日共由于受迫害处于地下活动状态，日共骨干野坂参三等人到达延安，与中共存在早期交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共骨干回到日本，吸取中共革命经验重建日共。1950年代，尽管存在日共遭到美军打压、日共内部的革命派德田球一和改良派宫本显治互相分裂等情况，但这一时期中共与日共的关系一直紧密。1964年中苏交恶时，日共总体站在支持中共的立场，直到1966年宫本显治带领日共代表团来到中国，会谈中中方要求日共方面批判苏联为修正主义，这一提议遭到了宫本显治的拒绝。随后中共开始全面批判日共“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认为中国明确存在四个敌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宫本显治修正主义集团和佐藤荣作反动内阁”。在1967年8月3日，日共驻北京代表从机场回日本途中被红卫兵打伤，从此中共和日共关系全面破裂。改革开放后中共并不急于与日共重建关系，而是选择靠近当时为日本最大左翼政党的日本社会党，直到日本社会党解散后的1998年，中联部与日共代表团共举行了5次会谈，中共与日共才实现了两党关系正常化。21世纪初，中共与日共的关系总体稳定，不破哲三时期的日共一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赞许态度，认为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国正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才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共也对日共主张日本应当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历史、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表示赞赏，希望两党通过交流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继续为推动两国关系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但近年来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加速朝民族主义政党转型，志位和夫领导的日共加速朝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转型，两党的分歧愈来愈大。2017年，日共批判中共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并在2019年修改党章，删除将中国评价为“开始了新的社会主义探索的国家”的定性，不再承认中共是社会主义政党。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时，日共领导人志位和夫再次评论称“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霸权行为和在香港和新疆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与社会主义无关，不配共产党的名义”，且并未在当天向中国共产党发祝贺信，这标志着中共和日共自1967年以来再度交恶。

中国共产党在相当程度上也十分重视古巴的发展，这包括有对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斯特罗的大大钦佩，以及出版许多书籍探讨古巴革命的成功案例。中国共产党和古巴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从过去并无密切关系，而自1990年代开始彼此的交流大大增加。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学习其他执政政党的可能性时，对于古巴共产党的作为便予以许多好评。2007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吴官正在和卡斯特罗会面时，便将胡锦涛的亲笔书信递交给卡斯特罗，内容提到：“事实证明，中古是值得信赖、真诚相待的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两国友谊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与日俱增，历久弥坚。”

与非共产党

习近平与墨西哥总统佩尼亚和其他革命制度党干部会面

自从共产党在东欧衰亡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与欧洲其他党派建立关系，其中这些关系又以能够让中国共产党学习者为主。例如中国共产党一直渴望了解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如何继续维持完全控制，并且在新加坡政治环境中得以采行低调的完全掌握社会。根据中国共产党自己对于新加坡的分析，其认为人民行动党的统治地位是因为借由发达的社交网络来有效地控制选区，其中新加坡政府和人民行动党控制的分支机构深入且广泛地掌握社会。尽管中国共产党接受新加坡是自由民主制国家，他们认为这是以人民行动党为首的指导式民主。不过中国共产党认为其与人民行动党的差异，则包括有后者并非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属于政治菁英组成的政党；同时人民行动党是采行议会制的政党，本身并非作为革命党存在。中国共产党还有与对其他政党展开研究并且发展密切交流，这包括有自1957年以来长期统治马来西亚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以及日本政坛具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党。另外中国共产党也对于一党制国家或者有某方政党主导的国家特别关注，并且透过发展政党间的关系使得中国共产党得以加以研究。

例如中国共产党认为叙利亚复兴党之所以能够长期统治叙利亚地区，源自于阿萨德家族塑造个人权力并透过严密统治，这使得哈菲兹·阿萨德得以将政权传承给他的儿子巴沙尔·阿萨德，同时叙利亚武装力量势力也在其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则对于拉丁美洲地区特别感到兴趣，无论是派遣代表前往访问或者招待这些国家的代表次数都不断增加。中国共产党特别关注曾经统治墨西哥长达71年之久的革命制度党，虽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革命制度党的长期统治权力源自于强硬的总统制，而其民族主义的态度使得革命制度党获得许多农村人口支持，并且得以进一步在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实行国有化政策。中国共产党认为革命制度党失败处在于缺乏党内民主，尽管其追求社会民主主义但是无法改革已经僵化的党派结构，同时还受到政治腐败、全球化压力、以及美国政治干扰等影响。虽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逐渐承认拉丁美洲的粉红色浪潮，数年来开始加强中国共产党与数个社会主义和反美左派政党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偶尔会对查韦斯的反资本主义和反美言论表达不同意见，不过在2013年时中国共产党则与查韦斯所成立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达成协议，由中国共产党教育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干部有关政治和社会领域。截至2008年为止，中国共产党声称已经在29个拉丁美洲国家与99个政党建立关系。

早在1970年代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了遏制“苏维埃帝国”扩张而曾经有一阵子与极右派政党缔结短期关系。不过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对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着极大的兴趣，并且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大力发展政党之间的互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与非共产党的政党展开交流。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共产党基于第二国际、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观点，曾一度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感到负面和轻视。不过在1980年代这一观点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认为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试图创建“有人性的资本主义”，而实际上自身也可以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学到部分经验。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代陆续派遣代表前往欧洲各地考察，同时期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派别都面临选举支持率的下滑，以及开始对于自身展开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此感到极大兴趣，这之中又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改革为首。中国共产党对于两者再次取得执政权的原因归咎于采行现代化措施，借由转而支持私有化而取代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并且将原先的大政府思维转型成为新的福利国家观点。至此改变对于市场的负面看法，而支持群众也从传统工会转型成企业家、年轻成员和学生。

中国共产党过去与朝鲜的紧密关系，这使得中国共产党是经常派遣代表访问朝鲜的组织之一。尽管中国的朝鲜分析家往往向社会大众表态支持朝鲜，并且发表多份有关朝鲜经济改革的报告。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官方讨论中则很大程度上蔑视朝鲜的经济体制，认为在整个社会中弥漫着个人崇拜思想，而金日成家族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尝试采纳世袭继承的做法。同时即便是在安全局势时，由于朝鲜人民军使用绝大多数资源，而让朝鲜民众生活普遍贫困，一些分析师还将朝鲜的现状与中国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对比。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尝试透过中国重要经济基础设施经验，说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朝鲜劳动党展开经济改革政策。例如在2006年时，中国共产党邀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前往广东省以展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过在一般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仍认为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是共产主义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负面例子。

争议

主条目：中国共产党相关争议

相关评论

主条目：对中国共产党的评论和对中国共产党的称谓

政治经济

上海市陆家嘴景色，2014年

中国国民党在1928年至1949年期间统治中国大陆地区，但是最终被迫撤往台湾地区。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在施行的重要基本国策和政治宣传中均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假想敌。其中当时中国国民党指称中国共产党凭借著苏联帮助而夺取中国大陆政权，除了批评中国共产党为“汉奸”外，并且以国家民族生存为诉求对台湾民众大力宣传，而将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形容为民生困苦的独裁政权。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有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逐渐减少。与此同时，由江泽民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则开始向过去的敌人中国国民党表达友好姿态，期望借由加强与中国国民党间的关系，以促进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统一的可能性。然而在2000年后，中国国民党丧失从1945年以来统治台湾地区的政权。而过去的宣传仍很大程度影响台湾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的观感，其中负责海峡两岸事务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在2007年11月28日的调查中，指出近70%的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有不好印象。

有些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人应该对中国人数众多的非正常死亡承担责任，这些非正常死亡案例主要集中于19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不过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经过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经济高速发展，很快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世界第一大农业国和世界第二大服务业国。尽管一些评论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政策对环境、文化、人口结构造成了破坏，然而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很高。

南非《商业日报》认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将在之后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使得国家经济更为稳健、人民更加富有，而相关的政治改革也将更为顺利地推进。不过中国市场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自从2004年江泽民转交军权以后，中国共产党党内保守的毛泽东主义派系势力逐渐增强。该派系势力主张计划经济，并且把市场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平衡带来的社会问题全归咎于市场改革派。另外裙带资本家和腐败政府官员也希望加大国家权力，从而得以在政府干预的市场过程中获利。对此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正朝向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因而对于未来中国共产党保守派领导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表示担忧。

腐败问题

参见：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腐败而违法与违纪事件时有发生，对此中国共产党对不合格党员会予以开除党籍处理，其中在2004年被开除党籍人数约49,000名。到了2006年时人数则略有下降，当年度一共开除了20,000多名违纪党员，这占中国共产党党员1.7％。不过许多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制度问题和中国长期以来从封建时代形成的官场风气，只靠党内纪律处分并不足够。2007年9月13日，拥有更多职能和权力的国家预防腐败局正式成立，主要的工作有反腐败宣传和教育、进行制度的建设、机制与体制的创新，以及在反腐败案件上取得源头性解决的工作，试图能够解决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党员干部腐败案件之问题。

2008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今后会把反腐败工作的成效看作是获得民众信任的重要指标，这是中国转型发展近30年来首次明确提出的关于反腐败目标的看法。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很多政治观察人士对于习近平的改革举措表示出乎意料。其中2014年9月11日，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陈定定在杂志《外交学者》网站发表分析文章表示在不到2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在计划生育、劳动改造、户口制度、反腐工作等领域都进行了改革。而在国际透明组织所发布的清廉印象指数中，中国的清廉印象指数自从2011年开始已经连续3年分数有所上升；不过2013年中国在清廉印象指数的得分为40分，在176个国家中位列80名而属于“严重腐败”之列。但到了2014年，中国的清廉印象指数比上一年低了4分，得分为36分，排名更是从80名下滑到100名。外交部发言人回应：“2014年中国“清廉印象指数”评分和排名与中国反腐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现实情况完全相背、严重不符。”并表示不承认国际透明组织的腐败指数标准。

言论管控

200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新闻自由和讯息公开上作出比较大的改善，例如相比2008年西藏骚乱的封闭作法，对于汶川大地震则给予外国记者较高的自由度报导新闻，这一做法也获得许多国际新闻媒体的支持。之后发生的瓮安骚乱事件也基本上得到及时的公开报导，而2008年喀什袭击事件后也有相关的新闻采访询问，在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逝世当天新华社也立即发布死讯。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在考察《人民日报》时发表讲话强调：“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导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哪个国家都有负面，中国这么大，负面的难以避免。我们会保持开放的心态，相信大家会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主流进行充分估计、综合评价。”

对于这次重要谈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认为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鲜少如此强调尊重新闻规律。不过无国界记者发布的2011年至2012年年度新闻自由指数中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79个国家中排名174位。而在《经济学人》发布的2012年民主指数排名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排在167个国家中的142位，被归于“独裁政权”之列。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建立了防火长城，对于互联网进行审查而阻止民众浏览部分网站，同时在中国国内还有出版物审查制度。而中国每年都会投入相当庞大的经费用于维稳，其中从2011年开始中国连续3年的维稳支出均高于军费，2013年的预算中便高达7,690亿元人民币。

选举历史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届次	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	席次	+/–	位次
1954	毛泽东	1,046 / 1,226		━ 第一
1958-59		1,047 / 1,226	▲ 1	━ 第一
1963–64		2,668 / 3,040	▲ 1621	━ 第一
1974–75		2,615 / 2,885	▼ 53	━ 第一
1977–78	华国锋	3,116 / 3,497	▲ 501	━ 第一
1982–83	胡耀邦	1,861 / 2,978	▼ 1255	━ 第一
1987–88	赵紫阳	1,986 / 2,979	▲ 125	━ 第一
1993–94	江泽民	2,037 / 2,979	▲ 51	━ 第一
1997–98		2,130 / 2,979	▲ 93	━ 第一
2002–03	胡锦涛	2,178 / 2,985	▲ 48	━ 第一
2007–08		2,099 / 2,987	▼ 79	━ 第一
2012–13	习近平	2,157 / 2,987	▲ 58	━ 第一
2017–18		2,119 / 2,980	▼ 38	━ 第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 只计党派代表中拥有中国共产党党籍的委员数，不计拥有中国共产党党籍的其余界别委员数。以下记录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届次	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	席次	+/–
1949	毛泽东	16 / 142
1954		40 / 175	▲ 24
1959		60 / 276	▲ 20
1965		60 / 276	━
1978	华国锋	76 / 354	▲ 16
1983	胡耀邦	76 / 373	━
1988	赵紫阳	90 / 475	▲ 14
1993	江泽民	91 / 485	▲ 1
1998		92 / 492	▲ 1
2003	胡锦涛	99 / 529	▲ 7
2008		99 / 544	━
2013	习近平	99 / 544	━
2018		99 / 544	━

政治协商会议与制宪国民大会

• 只计党派代表中拥有中国共产党党籍的委员数，不计拥有中国共产党党籍的其余界别委员数。

届次	中共中央主席	席次	备注
1946.1	毛泽东	7 / 38
1946.11		190 / 630	未出席

参见

• 中国共产党章程
• 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制度
• 共产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年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党
• 统一战线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
• 苏联共产党
• 佤邦联合党
• 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列表

参考文献

• A·詹姆斯·格雷戈尔. Marxism, China, and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on Theory and Reality. 美国皮斯卡特维: 交易出版社. 1999年7月1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76580634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卜睿哲.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美国华盛顿: 布鲁金斯学会. 2005年11月1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8157978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包瑞嘉. Burying Mao. 美国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6年1月28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69103637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马塞罗·默斯托. 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50 years later. 英国伦敦: 罗德里奇. 2008年7月25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11340738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方德万.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美国奥克兰: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2年2月26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5200727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3月4日） （英语）. 
• 傅高义.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美国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26日. ISBN 978-0674055445 （英语）. 
• 理查德·麦格雷戈.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美国纽约: 哈珀柯林斯. 2012年7月31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06170876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李成.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美国华盛顿: 布鲁金斯学会. 2008年4月1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81575209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利·费贡. 《毛澤東：再解讀》（Mao: A Reinterpretation）. 美国拉纳姆: 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公司. 2003年7月24日. ISBN 978-1566635226 （英语）. 
•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The Inside Story of China's Past, Current and Future Leaders. 美国霍博肯: 约翰威立. 2011年6月15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11180859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乔纳森·安格.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美国阿蒙克: M·E·夏普出版公司. 2002年6月 [2015-06-03]. ISBN 978-076560848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2-11） （英语）. 
• 赵穗生.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美国红木城: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4年9月8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8047500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郑永年.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英国伦敦: 罗德里奇. 2006年4月18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113418897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沈大伟.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美国奥克兰: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2008年4月2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5202549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沈大伟.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英国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1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19936103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斯图尔特·施拉姆. Mao Tse-tung. 英国威斯敏斯特市: 企鹅出版集团. 1967年1月30日. ISBN 978-0140208405 （英语）. 
• 王赓武. China: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新加坡: 世界出版社. 2012年12月21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981442583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俞可平.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荷兰莱登: 布里尔出版社. 2010年5月20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90041821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Adrian Chan. Chinese Marxism. 英国伦敦: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 2003年6月29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82647307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Catherine Jones Finer. Social Policy Reform in China: Views from Home and Abroad. 英国法纳姆: Ashgate Publishing. 2003年8月. ISBN 978-0754631750 （英语）. 
• Chris Ogden. Handbook of China's Governance and Domestic Politics. 英国伦敦: 罗德里奇. 2012年12月6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185743636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Colin Mackerras、Donald H. McMillen和Andrew Watson. Dictionary of 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英国伦敦: 罗德里奇. 2001年1月27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41525067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Edwin Leung.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839-1976. 美国圣塔芭芭拉: 格林伍德出版集团. 1992年3月17日. ISBN 978-0313264573 （英语）. 
• Guoli Liu.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China. 美国圣塔芭芭拉: ABC-CLIO. 2011年7月22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3133573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I. C. Smith和Nigel West.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美国拉纳姆: 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公司. 2012年5月14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81087174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James Z. Gao.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a (1800-1949). 美国拉纳姆: 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公司. 2009年6月16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8108493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3月4日） （英语）. 
• Judith F. Kornberg和John R. Fau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Policies, Processes, Prospects. 美国波德: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5年3月30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158826248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3月4日） （英语）. 
• Kevin Latham. Pop Culture China!: Media, Arts, and Lifestyle. 美国圣塔芭芭拉: ABC-CLIO. 2007年7月27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18510958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Kwok-sing Li. A Glossary of Political Ter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5年1月6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962201615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Lawrence R. Sulliva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美国拉纳姆: 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公司. 2007年5月23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81086443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Lawrence R. Sulliva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美国拉纳姆: 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公司. 2011年11月4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81087225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年6月4日） （英语）. 
• Michael Heazle和Nick Knight. China-Jap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reating a Future Past?. 英国卓特咸: 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 2007年10月31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18472011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Misa Izuhara. Handbook on East Asian Social Policy. 英国卓特咸: 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 2014年5月14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85793029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Peter Carter. Mao. 英国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6年11月18日. ISBN 978-0192731401 （英语）. 
• Ronald Coase和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英国伦敦: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 2012年4月15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82647307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Stephen White. Russia's New Politics: The Management of a Postcommunist Society. 英国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9年11月28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52158737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Sujian Guo. Chinese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Power,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英国伦敦: 罗德里奇. 2012年9月12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41555138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Sujian Guo和Baogang Guo. China in Search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美国拉纳姆: 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公司. 2008年8月15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73912624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Timothy R. Heath. China's New Governing Party Paradigm: Political Renewal and the Pursuit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英国法纳姆: Ashgate Publishing. 2014年12月23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14094620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Thomas A. Baylis. Governing by Committee: Collegial Leadership in Advanced Societies. 美国奥巴尼: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89年6月 [2015-06-03]. ISBN 978-088706944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2-11） （英语）. 
• Tony Saich和Benjamin Yang.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美国阿蒙克: M·E·夏普出版公司. 1996年12月 [2015-06-03]. ISBN 978-156324155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2-11） （英语）. 
• Wen-hsin Yeh.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美国奥克兰: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6年1月24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52020068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William A. Joseph. Politics in China: An Introduction. 英国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0年4月23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1953353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Wong Yiu-Chung. From Deng Xiaoping to Jiang Zemin: Two Decade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美国拉纳姆: 美洲大学出版社. 2005年2月22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76183074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年6月4日） （英语）. 
• X. L. Ding. The Decline of Communism in China: Legitimacy Crisis, 1977-1989. 英国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6年4月27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52102623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Zhengyuan Fu. Autocratic Tradition and Chinese Politics. 英国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4年1月28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052144228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 China in the Global Economy: Governance in China.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2005年9月1日 [2015年6月3日]. ISBN 978-926400844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12月11日） （英语）.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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