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是1911年7月成立于上海中国同盟会的分支机构,清末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在国内设有东、南、西、北、中5个支部。[1]:159其中,中部是指以武汉为中心包括两湖地区和长江中游一带。[1]:159两湖革命党人认为中部革命的位置关键,不甘愿只作为一支响应之师。[1]:159东南沿海的迭次起义失败后,他们努力争取同盟会在中部加强工作,最终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1]:159

背景

1910年夏,在日本东京市举行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会议上,宋教仁提出革命“上策为中央革命”,“中策在长江流域各省”,“下策在边隅之地”,建议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在长江流域加强革命工作。[1]:169与会大众赞成宋教仁的主张,并推谭人凤赴港与黄兴商议。[1]:169同盟会中部总会开始酝酿成立。[1]:169

1911年春,同盟会倾注全力,计划第三次广州起义,谋求全国各省响应。[1]:165同盟会湖南会员谭人凤黄兴建议:“两湖居中原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虏廷,不得则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以为有,愿加以注意,俾收响应之效。”[1]:165谭人凤于是赴两湖进行联络,出发前,黄兴特地拨款5000元,请谭发动苏、浙、赣、皖、湘、鄂诸省纷起响应。[1]:165黄兴另写信给同盟会湖北会员居正,告诉广州即将发难之事,希望他在武汉主持新军起义,及时响应。[1]:166

谭人凤先到上海,立即嘱咐宋教仁、陈其美、章梓、郑赞丞等人赴各地准备响应。[1]:166然后,谭到武昌杨时杰孙武查光佛等人会晤,告以广州起义,“两湖尤关重要,希望宜急起响应。”并交出800元单独作为湖北革命的经费。[1]:166谭人凤会见胡瑛时,和鄂籍党人发生了辩论。[1]:166谭坚持长江流域作为广州起义的响应之师,而孙武称两湖地利人和,力争以武昌为革命中心。[1]:166争论未果,谭人凤即转长沙,指派吴敬庵刘文锦联络新军,焦达峰运动绿林,及其它人事事项,并把700元经费交给曾伯兴后返回上海。[1]:167

正当两湖党人等待发难消息、准备响应之时,广州起义失败的噩耗传来。[1]:167居正、刘公、杨时杰、李作栋、胡祖舜、刘英、焦达峰、杨晋康等人召开大会,商讨对策。[1]:167孙武发言称,广东既然没有希望了,两湖需要带头起义,从原先被动转为主动;焦达峰则说,两湖需要革命,再不要依赖别处了;杨时杰说,广东已牺牲大批同志,他们尽了责任,今后革命的重任,两湖同志需担负起来。[1]:167-168

成立

为响应第三次广州起义,谭人凤曾以筹备中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名义抵汉,欲与两湖党人筹组武汉、长沙分会。[1]:169谭人凤在武汉时,经过同焦达峰、杨晋康谢介僧刘承烈刘文锦邹永成谭二式等人磋商,湖北中部同盟分会先行成立。[1]:169-170广州起义失败后,谭人凤确信中原大势在长江,遂同宋教仁等人加快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1]:170宋教仁回忆说:“吾等计划第三箸既归失败,于是进一步策第二箸,规划湖北,更由陈君英士组织机关于上海,鄙人则从事湖南。”[1]:170

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州公学正式成立,其《宣言》明确“奉东京本部为主体”。[1]:170中部总会设总务干事5人,由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杨谱笙潘祖彝担任,推谭为总务会议议长,下设庶务、财务、文事、交通、会计5部。[1]:170陈其美任庶务,潘祖彝任财务,宋教仁任文事,谭人凤任交通,杨谱笙任会计。[1]:171

中部总会成立后,决定由江、浙、皖、赣、鄂、湘、川、陕8省联合大举,各自分途进行。[1]:171此时,历经重创的黄兴痛定思痛,同样把注意力集中于中部。[1]:171黄兴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言及广州起义时写道:“以经济不足,不能推及长江以北,至为恨事。”[1]:171黄兴得知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称赞此举使“长江上下,自可连贯一气”,“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1]:171

起义

1911年9月14日,在中部总会湖北分会负责人居正的推动下,湖北当地的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在雄楚楼刘公寓所宣布联合,并希望同盟会领导人来汉主持大计。[2]大家表示赞同,推举居正、杨玉如为赴沪代表,携款1000元购买枪械,并邀请同盟会领导人来武汉主持工作。[2]在沪期间,居正再三催促宋教仁从速到汉,但宋以报馆事务繁忙为辞推托。[2]10月7日,居正觉得再不能留上海,他与陈其美、谭人凤等人商量,决定谭人凤当夜前往南京约请革命党人起义,居正则于10日晚乘船北上。[2]两人在南京会合后,一同返鄂。[2]

10月10日,陈其美按原约替居正买齐枪械,隐装在沙发椅里,派人抬到预定官舱后,居正登轮出发。[2]10月10日晚,工程营以熊秉坤为首的革命士兵首先起义,第二天早晨,武昌城宣告光复。[2]12日晨,谭人凤在南京上船与居正会合。[2]这时,新成立的武昌军政府已致电上海居正转宋教仁、黄兴,告知起义消息,催促他们速到武汉主持;并请他们电请孙中山先生火速回国主持大计。[2]但由于居正等人正坐在船上,到13日船泊九江,居正、谭人凤才知武昌革命党人已首举义旗。[2]14日船抵汉口,此时黎元洪已被推为都督[2]

针对革命党人仓促起义,组织机构不完备、军事指挥和行政处理上漫无秩序的局面,居正草拟了一份《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并称《条例》是孙中山和东京同盟会总部预定的。[2]《条例》规定,武昌军政府机构分“军政”和“民政”两部分,由都督统管。[2]军政方面设总司令职,下管参谋、军令和军务等部;民政方面设政治部长一职,管辖内务、外交、教育、实业、司法和理财等司,司之下设科。[2]大家无异词,当场宣布通过。[2]次日,黎元洪签字批准《条例》,当天颁布实行。[2]其后各省光复,所建各省都督府,大多依照湖北军政条例,使革命形势逐步稳定。[2]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本部自日本迁回国内,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活动自行结束。[3]:129

评价

学者王学庄、石芳勤指出,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并非同盟会发生了分裂。1910年的同盟会分会会长会议,是谭人凤获孙中山同意召开的。同盟会成立时,设有中国国内东、西、南、北、中五部名义,且南部总会已于1909年成立于香港,中部总会是有鉴于此酝酿成立的。谭人凤的提议得到黄兴的赞同和资助,而黄兴是仅次于孙中山的同盟会领袖;在孙中山远赴美洲筹款的情况下,同盟会中部总会已向本部请示成立。中部总会正式成立前夕,其负责人仍遵从本部活动,赴各地筹划响应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归国,中部总会服从孙中山的领导,自行解散。如此种种,都证明同盟会中部总会并非要自立门户。中部总会在长江流域组织起义,是对全国革命形势成熟的适应,是创举而非分裂。而全国革命形势的成熟,是武昌起义前的各次起义造成的,否则便不会有全国响应武昌起义。[4]

相关

参考文献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霍修勇. 两湖地区辛亥革命新论.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810995504. 
  2.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刘作忠. 居正与辛亥革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湖北文史》总第九十辑. [2024-01-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1-13). 
  3. ^ 蔡鸿源,徐友春 编. 民国会社党派大辞典. 黄山书社. 2012. ISBN 9787546123035. 
  4. ^ 王学庄,石芳勤. 略论中部同盟会的成立和历史地位. 河北大学学报. 1982,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