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工

行路工（台罗：kiânn-lōo-kang），官话多称鞋底钱、走路工。原指为街头运动、街头助选、职业支持者……等，聚集人气用、出没于街头、以日计薪的临时雇员。今常指为台湾选举制度下小额买票行为的通称。俗称行路工的此种买票行为，可能构成贿选罪，依照中华民国法务部的标准，只要超过新台币30元金钱或礼品的交付或收受，即使以行路工为名，仍可能被认为具备投票行为的对价，而成为贿选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之一

1980年代台湾解严之后，因为《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与相关子法的明文禁止，加上社会价值不同，行路工发放或类似的期约贿选行为虽时而所闻，但已不成为候选人胜选的必有要件。不仅如此，行路工传闻在某程度上，反而成为影响台湾选举结果的负面新闻，此现象尤其于台湾都会型选举更为显著。

简介

在台湾尚未有选举制度之前，行路工通常为请托费用与代劳报酬的文雅说辞。1950年代之后，中华民国于台湾实施地方自治选举制度后，行路工则成为现金买票的代名词，不过于人情浓郁台湾农业社会，仍多为取代贿选的正面用语。行路工也可能是源于台湾农业社会的“庙会”神明出巡文化，因为需要人力充场面，因此通常动用人情关系拉人，并给予免费的茶水点心作为回馈。

1990年代解严之后，台湾选举制度越臻完备，以“感谢选民拨空大驾‘走’至投票地点”名义发放的此种小额现金买票，被认定为违法，两造均有刑责，包揽行路工发放的主事者，在加重计刑下，最高甚至可被判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行路工成为“台湾选举文化中的负面用语”。

争议

以法律层面来看，行路工即贿选的定义，在台湾颇受争议。原本在台湾的法律规定下，台湾选举进行中，选举权人及被选举人间有关投票的交易行为，并有其社会相当性的“对价关系”（客观构成要件），且“双方均有贿选认知”（主观构成要件）就可构成。除了现金之外，早期的香皂、味精、汗衫、彩色锅或者近期常见的茶叶、洋酒、夹克或变相的摸彩品均是视为行路工。理论上，不论其价值高或低，只要双方之交付及收受有对价关系，就符合贿选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因为实务运作上往往难以认定被告的主观犯意及对价关系的有无，所以法务部希望以超过新台币30元（客观构成要件）切割侦查发动的必要性，30元以下不认为有对价关系；反之，若因超过30元而被认为有对价关系，且主观上亦有贿选的故意时，就构成贿选罪。

但台湾另有部分法界人士认为，行路工定义若过于严苛，反而不利执法并造成相关单位困扰。持此一主张的人认为，行路工若是用来催票或买票的承诺，当然构成贿选，如果不是，仅是慰劳参与选举活动工作人员的薪给或报酬，则该列为选举经费来看待。也就是说，是否构成贿选，还是要证明对价关系的有无，机械性地解释法律只会造成个案的难以解释。在此主张下，不少法界人士除了质疑30元上限的单一选举文宣经费过于脱离现实，也希望能另立法区隔选举相关人员薪给报酬经费与行路工的范畴。

影响

近年台湾因社会风气改变，行路工发放传闻于某程度上，成为影响台湾选举结果的常见丑闻。另外，每逢台湾选举，均发生候选人指控或影射对方阵营发放行路工的说法与传闻，也成为影响选情的极大因素。其中又以2005年台北县长选举候选人罗文嘉、2006年高雄市长选举候选人黄俊英等行路工事件最为显著。

“行路工”一词亦因选举事件之媒体报导而成为流行口语，台湾每日一物网站疯狂卖客，亦以“行路工”来定义其购买价格，取其字面之义来引申为运送费用或者网站工作人员之订单处理费。

参考资料

黄国洲，《令人哭笑不得的“走路工”》，2005年12月15日，苹果日报
力鼎律师事务所，《“走路工”是否贿选？》，2005年12月，民众日报
《30元以下不算贿选？施茂林：检察官认定》，大纪元时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