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大学北平时期

輔仁大學最早在北京/北平建校的時期

39°56′04″N 116°22′41″E / 39.93443°N 116.37800°E / 39.93443; 116.37800 辅仁大学北平时期(英语:The Peping/Peking/Beijing period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简称北平辅大北京辅大,是指辅仁大学建校于北平(即北京)的时期,为辅仁大学校史上最初始的发展期,包含5个前身校名--辅仁社Fu Jen Academy)、北京公教大学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私立北京辅仁大学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以及国立辅仁大学

北京辅仁大学旧址,位于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定阜街1号(近松树街)
辅仁大学北平时期
The Peping/Peking/Beijing period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校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1]
创办时间1925年2月(北京)成立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英文: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1927年(北京)更名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
1929年(北平市)更名为私立北平辅仁大学
1949年(北京)更名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
1950年(北京)改隶国立更名为国立辅仁大学(英文:National Furen University)
1952年(北京)撤校
复办时间1961年(台北私立辅仁大学(英文: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复校
1974年(台北)更名为财团法人私立辅仁大学
1998年(台北)更名为财团法人辅仁大学
2013年(台北)更名为辅仁大学学校财团法人辅仁大学
学校类型天主教大学综合大学
宗教背景天主教会

该时期起始于1912年辅仁社建立,至1925年辅仁大学正式建校(时称北京公教大学),1952年辅大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后结束。1930年代,设址于北平涛贝勒府恭王府的辅大,常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并称“北平四大名校”(或加上北师大而成“五大名校”);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沦陷区内实质上的最高学府。辅大在北平时期直属于罗马教廷传信部,与在台复校后改隶罗马教廷教育部英语Congregation for Catholic Education直属有所不同。

大学沿革

酝酿创校 (1912年-1924年)

 
大力促进辅大创校的教廷传信部秘书长刚恒毅
 
第一封辅大创校刍议的收件人:教宗碧岳十世

辅仁大学的最初阶段“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虽为天主教传教而创立,但自始即与其他大型传教事业迥异。因辅大并非西方教会单向设置的机构,而是先由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倡议,经过教宗首肯之后,再由美国本笃会会士主责所创。

辅大的创立,延续了利玛窦耶稣会会士的“学术传教”传统,迄创立前夕,天主教在华已有2所耶稣会经营的高等教育中心(上海震旦学院天津津沽大学)。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致力实现中国现代化,其中的天主教徒亦无不同,满清旗人后裔英敛之与震旦学院、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就是其中之一。

1912年,英、马二氏以中国天主教领袖人物的身份,共同撰写了《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提倡在北京建立一座天主教大学。英敛之随后于香山静宜园创立“辅仁社”。因学校理念与震旦学院十分类似,辅仁社也受到马相伯的大力支持。

《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节录:

信件内文一再提及基督新教不仅在中国教育事业的耕耘领先旧教(即天主教)甚多,且此一形势几乎是法国传教士垄断中国保教权,但政策短视(广设中小学,不设大学)的结果。英、马二氏越过本土教会组织递陈《兴学书》,不仅铺就建立辅仁大学的坦途,也使得中国教会开始突破法国修道会的垄断势力。

《兴学书》虽使罗马教廷大为心动,但宗座直到1919年才派遣广东宗座代牧光若瀚主教(Jean Baptiste Marie de Guebriant MEP)进行深入了解。光主教在报告中肯定了“中国兴办一所天主教大学”的需要。

不久,欧陆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创立大学一事遂暂告延宕。

晋身名校 (1925年-1936年)

 
派员评估辅大创立事务的教宗本笃十五世

1922年6月22日,罗马教廷传信部指派美国本笃会圣文森会院加西尼联会主责辅大创立事务,会院的文献记载:

1925年2月,圣文森会院总院长奥理略‧司泰来(Dom Aurelius Stehle)与奥图尔神父一同抵达中国,分别担任北京公教大学(英语: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的教廷督导与校长。3月20日,永租前贝勒载涛涛贝勒府,成为最初校址。至此,辅仁大学的设立已告底定。

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试办,是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英文校名未变)。1929年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因应北京改名北平而改称为“私立北平辅仁大学”。

1930年,辅大在府邸花园南部和马圈旧址建造中西合璧式的新楼,建筑面积4万600平方米。新楼为2层砖混结构,正门为三层,有四面围楼和中间楼房围成两个天井。外墙磨砖对缝砌造,墙身厚重,收分明显。正门为白玉大拱门,3个歇山式屋顶,屋脊正中竖十字架,四角加歇山式角楼。立面上混杂使用中国古建筑手法,有绿琉璃屋顶、汉白玉须弥座,杂有南方封火墙、封檐板和小泥仿木斗拱,格局基本完整。

硕果仅存 (1937年-1945年)

 
董事田耕莘,战后被册封为枢机主教
 
董事胡适,战后任在台复校顾问
 
董事长于斌,战后任在台复校校长且被擢升为枢机主教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攻占北平华北各大院校一时风声鹤唳,上焉者及早南迁,另谋发展(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云南另组西南联合大学),下焉者原地不动,坐待日军接管,名存实亡。对于人去楼空的大学日本当局多以“原地开设同名大学”因应之。辅大由于罗马教廷德国圣言会国际背景,夏季仍在炮声隆隆中正常招生。

除了教廷与德国的庇护外,另有一名日本皇族背景的西井教授在社会系任教,也让日本当局不敢随意骚扰[5]

硕果仅存的辅大,此时积极联络平津其他国际性教育团体,达成在沦陷区内共同遵守三项原则的决定:

  1. 行政独立
  2. 学术自由
  3. 不悬伪旗,以示不屈。

1938年,辅大继续招收文学教育数学系,圣神修女会主办女院,为辅大招收女生之始。翌年,理学院各系也开始招收女生,并增设家政学系。

1941年,辅大校内中外人士鉴于国际风云越趋险恶,预知美日冲突必不可免,乃将美国籍教职员陆续撤退,由德国籍人士渐次递补。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一日之间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校旋遭日本强制接收。未能及时撤退的少数辅大美国籍教职员被投入山东潍县集中营。由于三国结盟(轴心国),故德国籍教职员未遭迫害。同时辅大主持单位已改为德国圣言会,成员大多为德国籍司铎,故校务如常运作。其他公私立高校或被关闭,或被接办,独独辅大孑然屹立,硕果仅存[6]

1942年,辅大教授英千里与员生多人因秘密组织抗日活动被捕入狱。秋天,校方在重压之下被迫新增“日本语言文学系”与“西洋语言文学系德文组”,同时改美术专修科为美术学系。翌年4月,英千里遭严刑逼供而不屈不招,终获释放。

1943年秋,辅大师生在日本压迫威胁之下,仍拒绝接受当局之命令,继续依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之学制、校历与假期规定。同时积极扩充学系,以招收沦陷区失学青年入学,由于辅大乃唯一不受日本控制之大学,故沦陷区青年莫不以考入辅大为荣,在学生骤增为4000人。此一时期,社经学系分为社会学系、经济学系;美术学系分为国画、西画两组;增设附属小学幼稚园。至此,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一贯完整学制完全具备。沦陷最初的三年,成为辅大迅速扩张发展的时期,亦保持了一片故都学府的“净土”[7]

1944年3月下旬,日本败象已现,辅大秘书长英千里领导的地下抗日工作,日趋积极,终于在日本当局“彻底毁灭重庆分子”的口号下,遭到了大搜捕,一夕之间,仅北平一地即逮捕学生教员300余人,英千里亦再度被捕。总计先后被捕,惨遭非刑判处的有:

国民政府〈褒扬抗战忠烈条例〉辅大受难教职员列表
  • 英千里(教授兼秘书长、西语系主任)
  • 董洗凡(教授兼代文学院院长)
  • 张怀(教授兼教育学院院长)
  • 徐淦泉(教授兼代教育学院院长)
  • 胡鲁士(荷兰籍,教授兼教务长)
  • 伏开鹏(教授兼训育课主任)
  • 赵锡禹(教授)
  • 陆怀宝(副教授)
  • 赵卫邦(研究所)
  • 乔明顺(讲师)
  • 李桓(讲师)
  • 李谌(讲师)
  • 左宗纶(讲师)
  • 高婴齐(讲师)
  • 赵光贤(讲师)
  • 莫纯良(讲师)
  • 叶德禄(讲师)
  • 葛信益(讲师)
  • 祝福祥(讲师)
  • 欧阳湘(讲师)
  • 牛继昌(讲师)
  • 左明彻(讲师)
  • 孙硕人(助教)
  • 朱瑾章(女,助教)
  • 郑国柱(助教)
  • 刘福洲 (助教)
  • 王文光(助教)
  • 刘不凡(中学主任)
  • 李凤楼(体育教育)
  • 李宝勋(训育课长)
  • 丁德勋(中学教员)
  • 杨汝梅(中学教员)
  • 仇金阁(中学教员)
  • 孙金铭(学生)
  • 秦晋(学生)
  • 吴师循(学生)。

学者习贤德总结:

光荣时代 (1945年-1948年)

1945年8月15日,轴心国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告终。国民政府基于辅大师生于抗战期间忠贞爱国,孤立于敌占区仍抵抗不屈的事实,除明令嘉奖外,乃破例追认北平沦陷时期的辅大学生之学籍,司铎书院学生同时获准并入辅大。

辅大理学院经过未曾中断的十余年发展,及至此时其学术声誉已名满全国。钱思亮王普均等名教授均曾于辅大任教,日后享有世界性声誉的原子能科学家──邓昌黎冯彦雄二氏此时即为辅大物理学系与化学系的毕业生。同年12月24日,校董田耕莘(兼青岛教区主教)获册封为枢机主教。由此,国内以辅大英勇抗战之事迹,国际以校董晋牧之盛事,辅大一时誉满京华,迎来了北平时期的最光荣时代[9]

1946年8月,圣言会派任美国神父芮歌尼(Rev. Harold Regney SVD)为新任教务长,雷冕博士改任副校长。同年9月,增设农学院,农学系正式上课,同时医学预科亦逐步充实,以做为开办医学院之准备。由于财政日益困难,辅大总务处乃购入货轮“利公号”一艘行驶于天津上海基隆之间,以期收入补贴办学经费。是年率先登陆台湾的辅大同学则开始筹组辅大校友会,并于台中大肚举行成立大会,出席校友达20余人。

最后时光 (1948年-1951年)

 
与辅大素无渊源的耶稣会,日后成为在台复校的三大单位之一

1948年春,校方鉴于时局动荡,始有迁校之计,旋即派遣事务主任徐思本(Rev. Hussberg SVD)及富施公(Rev. Fvchs SVD)两位司铎台湾进行考察。同年8月,徐思本司铎再度来台,并于台北市长安东路一段购置房屋一栋(今长安天主堂所在地)作为辅大在台办事处,同时约聘董事若干。台湾省政府亦允诺赠与圆山附近土地作为辅大在台校址。随后前教务长雷冕奉派来台主持,相关事务皆顺利进行。然而,大陆局势须臾急转直下,圣言会罗马总部乃电令停止一切活动,迁校计划终于全部放弃[10]

1949年2月1日,北平为中共占领。以外籍圣职人员为主的意见认为辅大将成为中共迫害的对象,拟将图书仪器迁运国外,但遭到中共地下党员学生的强力扣留,最终仅能运出鲍润生神父(Fr. Biallas SVD)购置,非辅大名下财产的《华裔学志》等部分图书。迁运计划始动之后,中共旋即于各大为文攻击校方当局,并成立了排除天主教人士的辅大改组委员会,以天主教辖下的辅大作为反天主教行动之中心。有鉴于此,圣言会遂拒绝继续资助辅大之校务开支,中共党员学生于是劫持校务长芮歌尼,施以暴力殴打,芮氏不得已,乃设法维持经费供给至6月30日。

8月26日,辅大前景艰难之际,在美国芝加哥负责募款的圣言会泰肯神父(Rev. Ralph Thyken, S.V.D.)抵达日本东京,协商“一所新的名古屋天主教大学”的相关事宜。英文报章以“美国的辅仁大学领导人”(Peking Catholic University Head)称呼泰肯[11]

1950年春,因辅大部分教职员长期进行极端的反天主教运动,董事会拟不予续聘,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随即出面干涉,停聘一事未能落实。同年8月1日,梵蒂冈教廷教育部正式停止拨付经费,中共当局教育部乃于9月25日向圣言会代表芮歌尼提出所谓“五项基本原则”,其中包含“教职员生有不信教、反宗教的自由”及“教会方面绝无否决人士聘任之权”此类的苛刻条件,芮氏五天后转达的教廷回应,便不难出乎时人的预料了——“除非从基本上改变五原则,补助费绝予停止。”北平辅大作为一所天主教大学的道路,由此走到了尽头。

是年10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办辅仁大学,两日后正式接办,校名也随着改隶而改称“国立辅仁大学”(National Fu Jen University),虽然神父仍可留校任教,但在梵蒂冈的撤退政策下,“天主教”无论在校名里或实质上,皆已濒临寿终正寝。七日后,芮歌尼奉命返美时,中共当局拒发出境许可证,为不久后的整肃行动埋藏了伏笔[12]

1951年7月25日凌晨四时许,中共终于派解放军将校务长芮歌尼、神父闵明我等10人搜捕入狱,期间返复疲劳审讯,备受酷刑,最终以莫须有的“美国间谍”罪名判处死刑(未立即执行)。校内教廷势力经此打击,已无法对校务产生任何影响力。事后未几,辅大终于在中共当局的全国高校整并计划中被彻底取消,校舍中的十字架被破坏捣毁,画入北京师范大学的北校区。人员与系所编制则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政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所瓜分。

北平时期校友逾1万2千人[13]

现况与复校呼声

位于北京内城内五区的北平辅大校址,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辅大北京校友会”以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所在地。

尽管辅大已于1961年在台复校,但仍有呼声希望辅大在北京原址复校。辅大校友、中国第一夫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王光美就曾于1987年提出此议。但因北京校地以及“辅仁”商标皆为北京师范大学所有,国家无神论中共当局不准许教会兴学,故原址复校仍难以实现。

大学年表

历史名师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附属中学

附属小学、幼稚园

由于北平辅大教育学院院长 张怀 的主张,“辅大附小”及“辅大附幼”于1943年成立。1952年,附小易名“北京市西城区刘海胡同小学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附幼则遭撤销。

注释

参考文献

  1. ^ 輔仁大學 校史室 >>輔仁歷史軌跡. www.fuho.fju.edu.tw. [2013-05-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3-18). 
  2. ^ 《辅仁生活》,1939年,第二期,页9。
  3. ^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A Missionary foundation of the American Benedictines. (1927) St. Vincent Archives, Latrobe, Pennsylvania, pp. 8-12.
  4. ^ 積健為雄 體苑常春 - 輔仁大學「體育活動」到「體育學系」的歷程 (PDF). [2014-12-06].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8-09-29). 
  5. ^ 邵台新,《龚士荣神父访问纪录》(台北县:辅仁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页57。
  6. ^ 王绍祯,〈辅仁大学校史〉,收入陈明章发行,《学府纪闻──私立辅仁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8月),页7。
  7. ^ 王绍祯,〈辅仁大学校史〉,收入陈明章发行,《学府纪闻──私立辅仁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8月),页8。
  8. ^ 存档副本. [2010-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4-11-02). 
  9. ^ 王绍祯,〈辅仁大学校史〉,收入陈明章发行,《学府纪闻──私立辅仁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8月),页9。
  10. ^ 王绍祯,〈辅仁大学校史〉,收入陈明章发行,《学府纪闻──私立辅仁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8月),页10。
  11. ^ 存档副本. [2013-06-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6-29). 
  12. ^ 王绍祯,〈辅仁大学校史〉,收入陈明章发行,《学府纪闻──私立辅仁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8月),页11。
  13. ^ 存档副本. [2013-03-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1-21). 

参见

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