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生态智慧
传统生态智慧（英语：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TEK）或称为传统生态知识是指原住民传统文化中关于自然资源如何可持续性应用的传统知识。传统生态智慧也可以称为传统环境知识（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强调环境的不同组成与其中的相互作用。更具体地说，它包含了关于动物和植物物种的知识，以及在空间和时间环境下的生物物理特征。
传统生态智慧作为一个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指的是“透过传统生态智慧发展而积累的知识、信仰和实践累积体，并通过传统歌曲、故事和信仰传承下来。[1]”其关注的是生物（包括人类）与传统群体及环境的关系。这些知识通常用于自然资源管理，并用以替代那些几乎没有科学纪录数据的偏远地区的长期基础环境数据[2]。
在管理和科学领域中使用传统知识是有争议的，因为科学研究获取和积累知识的方法通常以实验研究等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但传统生态智慧并不是使用实证研究的方式累积的[3][4]。不过一些非部落的政府机构，像是美国环境保护局，已经建立了一些政府与部落的整合计划，以便在环境计划和气候变迁监测中利用传统生态智慧。
关于原住民是否拥有传统知识的的智慧财产权，以及使用这种知识之前是否需要获得许可也存在著争议[5]。这尤其复杂，因为传统生态智慧最常以口头流传的方式保存，因此可能缺乏能进行客观判定的文档。讽刺的是，那些可能解决问题的文件记录方法有可能会在本质上损害传统知识。
传统知识通常用于维持当地人口生存所需的资源[6]。但是在快速的气候变迁、环境或其他生态系统显著变化的状况使传统生态智慧效能降低或过时，这类的传统智慧可能会被削弱或失传。
概论
领域发展历史
最早关于传统生态智慧的系统性研究是在人类学领域中进行的。透过民族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生态学知识，是一种侧重于研究“人或文化所持有之生态关系概念”的领域，用于理解特定的文化如何发展其知识系统[7]。美国人类学家Harold Colyer Conklin被视为民族科学研究的开创者，率先记录了原住民理解自然世界的方法。Conklin等人在文献中指出，传统民族展现了对他们居住地自然历史非凡的详细知识。他们透过直接参与收集、制作和利用当地植物和动物的方式，创造了一个生物世界与文化世界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文化[8][9]。
虽然传统生态智慧领域始于于记录不同原住民群体使用的物种清单及“植物、动物及背后的其他环境特征（像是土壤）之分类”，不过从“单纯的文件”转变到开始“思考其中的功能关系与机制”产生了今天公认的传统生态智慧领域。在强调适应过程的研究中，社会组织本身就被认为是“群体对当地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反应”同时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文化和这些关系所依赖的实践技术”，传统生态智慧领域探讨与研究了关于文化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有关的广泛议题[10]。
到198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关于传统生态智慧的文献记录了不同传统民族中的环境知识及其与生态的关系[7]。这些研究包括了对热带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沿海渔业和潟湖、半干旱地区和北极地区的传统知识和管理系统等。这些研究指出：“各种传统民族对生态关系和资源管理的都有自己的理解与独特的传统。[10]”此时随著传统生态智慧的兴起，国际上也开始认知到其在资源管理实践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潜力。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的报告记载了当时的共识，该报告指出20世纪的成功（包括婴儿死亡率降低、预期寿命延长、识字率提高和全球粮食产量增加）导致了“一个污染更加严重的世界，并造成了环境衰退、资源减少的趋势。”[11]然而，希望依然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中存在。该报告指明：“部落和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管理复杂森林、山地和旱地生态系统资源的经验与教训。”
传统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不同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大气污染研究所的Fulvio Mazzocchi将传统知识与科学知识进行了一些比较，其认为[12]：
- 西方科学是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传统知识是精神主义上的，且没有经验和神圣之间的区别。
- 西方科学是客观和定量的，传统知识主要是主观和定性的。
- 西方科学以学术和文学传播为基础，而传统知识通常在族群中代代相传。
Mazzocchi并认为传统知识已经形成了一种强调人与自然共生的环境概念特征、提供一种与环境共同演化以及尊重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为基础的地方发展方法。这种基于长期观察与经验产生的知识成为适应当地条件、确保了对环境的合理使用和控制的基础，并使部落人民能够适应环境变化。此外，传统知识也为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提供了满足基本需求的方法，并在许多实际的决策与策略方面奠定了基础，包括：气象现象的解释、医疗、水资源管理、服装生产、航海、农业和畜牧、渔猎以及生物分类系统。这些除了是依赖这些知识的传统民族明显的利益外，它还可以为整个人类社会提供新的生物与生态见解；并具备了对自然资源管理的潜在价值，同时可能对保育、教育、发展规划和环境评估都有相当程度的帮助[12]。
参见
参考文献
- ^ Kimmerer, Robin Wall. Weaving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into Biological Education: A Call to Action. BioScience. 2002, 52 (5): 432 [2018-10-17]. ISSN 0006-3568. doi:10.1641/0006-3568(2002)052[0432:WTEKIB]2.0.CO;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20） （英语）.
- ^ FREEMAN, Milton MR. The nature and utility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Northern Perspectives, 1992, 20.1: 9-12.
- ^ McGregor, Deborah. Coming Full Circle: Indigenous Knowledge, Environment, and Our Future.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2004, 28 (3/4): 385–410 [2018-1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12）.
- ^ Becker, C. Dustin; Ghimire, Kabita. Synergy Between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Conservation Science Supports Forest Preservation in Ecuador. Conservation Ecology. 2003, 8 (1) [2018-1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28）.
- ^ Simeone, T. (2004). Indigenous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Library of Parliament, Parliamentary Research Branch.
- ^ AAAS Scientific Responsibility, Human Rights & Law Program. shr.aaas.org.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2018-1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2-09） （英语）.
- ^ 7.0 7.1 Berkes, Fikret (1993).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in Perspectiv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DF).
- ^ Conklin, H. M. (1960). a Hanunoo girl from the Philippines. In the company of man. New York: Harper.
- ^ An Appreciation: Harold Colyer Conklin, 1926-2016. ethnobiology.org. [2018-10-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20） （英语）.
- ^ 10.0 10.1 Berkes, Fikret.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PDF).
- ^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DF). March 20, 1987.
- ^ 12.0 12.1 Fulvio Mazzocchi. Western science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Despite their variations, different forms of knowledg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EMBO reports. 2006-05-01, 7 (5): 463–466 [2018-10-25]. ISSN 1469-221X. PMC 1479546
. PMID 16670675. doi:10.1038/sj.embor.740069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18） （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