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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Frédéric Bastiat，法语发音：[klod fʁedeʁik bastja]，1801年6月30日—1850年12月24日）是19世纪法国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政治经济学家、以及法国立法议会的议员。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传记

巴斯夏生于法国阿基坦的巴约讷。当他年仅九岁时便成为了孤儿，被交由他父亲的双亲所扶养。当他十七岁时便离开了学校，继承家族的出口商贸易事业。这段期间的工作经验使得巴斯夏逐渐领悟了贸易及市场管制的影响等知识[1]。巴斯夏年轻时正值拿破仑战争时期，也让他目睹了当时政府大量干预经济领域的后果[2]。

当巴斯夏25岁时，他的祖父和捐助人也去世了，家族留下的遗产使得年轻的巴斯夏得以进一步拓展他的理论研究。他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包括了“哲学、历史、政治、宗教、旅行、诗歌、政治经济学、和传记。”[1]

巴斯夏一直要到1844年才开始担任公共职位以实现他的经济理念，并且在6年后的1850年他便去世了。或许是在早年巴斯夏游遍法国以宣传自由意志主义理念时，巴斯夏染上了肺结核，严重的病况最后使得他无法再进行演讲（尤其是在他于1848年和1849年选上立法议会议员之后），最后也因此死去。巴斯夏在1850年12月24日死于义大利的罗马。临死前他宣布了他的好友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为他的思想继承人。

理论

巴斯夏可以被视为是早期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他认为功利主义和自然法是两种可以互补的论述。不过巴斯夏并没有参与后来无政府主义-小政府主义之间的争论（他在那个年代来临前便已去世），巴斯夏认为国家的存在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需要国家才能处理的大事。不过，如同所有古典自由主义者一般，巴斯夏对于所有形式的政府都保持高度质疑的态度，同时他在一生中都不断主张政府对于个人和私人财产及产业的控制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效率低落、经济负面影响、以及道德上的非法性。

在经济学上，由于巴斯夏强调消费者的需求乃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开端，他被许多经济学家称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先驱。在Economic Harmonies一书里巴斯夏指出：

毫无疑问的，对于私利的追求是人类本性的主要动力。要知道的是私利这一词在这里表示的是一种普遍的、无可争议的事实，私利是人类的本质，而非一般用于贬抑的用词—例如自私。

巴斯夏对于经济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他提出了经济决策只有在考虑到“全盘结果”时才会产生良好的结果，亦即对于经济决策的评估应该观察其长远的影响、而非短期的成果，除了检验经济决策直接带来的利益或缺点之外，也应该检验其长期的影响。除此之外，检验决策的影响时不能只观察特定的群体（例如蜡烛制造工匠）或产业（例如蜡烛制造业），而是应该考虑到其对所有人和整个社会的影响。如同巴斯夏的名言：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同时考虑“什么是可以观察到的、而什么又是不可以观察到的”。巴斯夏的定理后来又被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亨利·赫兹利特进一步的阐述，并且将其用于检验许许多多的经济谬误理论。

著作

巴斯夏写下了许多有关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他的写作特色为条理分明、论述有力、而且夹带著有点刻薄的机智讽刺。他最为人所知的作品之一是Economic Fallacies（经济谬误），在书中他强烈的批判中央集权主义（亦即“大政府”）的政策。巴斯夏在居住英国时写下这本书，以此劝戒英国人不要掉入法国大革命的中央集权陷阱。

Economic Fallacies里还收录了一篇著名的讽刺章节，这个寓言后来被人称为“蜡烛制造工匠的请愿书”（PDF档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巴斯夏虚构了一名法国的蜡烛制造工匠，要求政府封闭太阳以避免阳光伤害到蜡烛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如同同时期的乔纳森·斯威夫特或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反奴隶著作一般，巴斯夏的讽刺故事显示了政府施加贸易壁垒或关税以支持国内产业的荒谬，清楚证明了贸易保护主义在逻辑上有著如何的谬误。

不过，巴斯夏最著名的著作毫无疑问是在1850年发行的小册子—The Law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小册子里详细阐述了一个正义而自由的司法体制应该如何发展，以及这样的法律如何套用至一个自由的社会上。

无效铁路理论

Economic Fallacies当中知名的段落之一，是证明了关税为何注定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巴斯夏假定有一条介于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铁路，铁路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两国进行贸易的成本。铁路最初的目的达成了，产品能够比以前更快而更方便的穿梭两地，紧接著巴斯夏证明了这种情况能够造福两国的消费者，因为它能够减少原先运输的成本、也因此能进一步降低市场上其他产品的价格，如此一来两国都能因此而得利。

然而，两国的某些生产者都开始抱怨他们的政府，因为铁路使得另一国的生产者可以向国内进口一些价格更低而质量更高的产品，而原本生产这些产品的国内生产者开始担心他们无法与国外生产者竞争。因此，这些国内的生产者开始游说政府对进口货物施加关税，故意增加外国生产者必须付出的成本，以使他们能够避免与之竞争。

巴斯夏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尖锐的论点：

  1. 即使一个社会里的生产者能够因为这些关税而得利（巴斯夏接著便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很明显这个社会里的消费者将会蒙受关税之害，因为他们现在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原先价格低廉的外国产品。
  2. 关税完全抵销了任何由铁路带来的利益，也因此在本质上是毫无意义的。

为了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巴斯夏讽刺的建议政府根本不需要大费周章制定关税，只需要将铁路毁掉就行了，这样便能阻止外国产品超越本地产品。因为既然铁路只会带来麻烦，政府干脆打从一开始就建造“坏掉的”无效铁路，如此便不需浪费时间颁布关税和建造铁路。巴斯夏在这个例子上也证明了他巧妙的归谬法技巧。的确，如果读者依照巴斯夏的论述进一步推论，以所有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国家干脆将所有人打回穴居时代、物质文明匮乏至无法想像的“自然状态”最好，这样人们就能各自生活、而无须面临外界的竞争了。

简而言之，巴斯夏证明了两个要点：

  1. 所有的经济决策都必须要以消费者的角度来衡量 （这是巴斯夏的中心思想、也是所有自由放任思想的共通点）
  2. 关税不会有任何正面作用，而只会抵销一切因为科技、劳动、创意、果决和进步所带来的利益

名言

  • “如果人类的本性是如此的邪恶、乃至于必须禁止人们的自由，那么禁止人们自由的这些组织的本性难道就会是善良的吗？难道立法议员和他们所指派的官吏都不属于人类吗？或者他们相信他们正处于比其他人类更纯洁的土地之上？”—The Law
  • “当法律以友爱为借口、规定市民们牺牲自己的利益以造福公共利益时，人性并不会因此而消失。接著所有人会试图贡献的比别人更少、而拿取的比别人更多。如此一来，那些在斗争中获得最多利益的人难道是倒楣者吗？显然不是，那些人反而是最具权势而最耍尽心机的家伙。”—The Law
  • “生命、行动力、生产力—换句话说便是个人、自由、和财产—这便是人从何以为人。尽管有著奸诈而狡猾的政客，这三样上帝赐与的礼物的地位是高于而且优于所有人类法律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并不会因为人类制定法律才存在。相反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在人类最初制定法律前便已经存在。”—The Law
  • “政府是一个雄伟的小说情节，在这个小说里每个人的求生行动都是以其他人的受害为代价。”—Government
  • “社会主义，如同其他的古老思想一般，都混淆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差异。由于这种混淆，每当我们反对政府干下的事情时，社会主义者便会抹黑我们是在反对所有人共同协作的事情。当我们反对政府的义务教育制度时，接著社会主义者便会说我们是在反对所有教育。当我们反对政府制定国教时，社会主义者便会说我们根本没有信仰。当我们反对政府强迫施加的平等时，他们便会说我们是在反对平等。如此种种，数都数不完。就好像社会主义会指控我们反对人们进食、只因为我们反对由国家种植谷物一般。”—The Law
  • “无论我们在讨论什么议题——无论是宗教、哲学、政治、或经济；无论它是有关于繁荣、道德、平等、正确、正义、进步、责任、合作、财产、劳动、贸易、资本、工资、税赋、人口、金融、或政府时——无论我是从哪个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我最后都会达成以下结论：解决所有人类互动问题的答案，便是自由。”—The Law
  • “试著想像一下，如果对于劳动的强迫管制并不会违反自由、和对于财富的强迫转移不会违反财产。如果你能解决这些矛盾点，你就会发现法律根本不能在没有违反正义的情况下管制劳动和产业。”—The Law

参见

注释

  1. ^ 1.0 1.1 汤玛斯·迪洛伦佐.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 Between the French and Marginalist Revolutions." Mises.org.[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 ^ Richman, Sheldon. "Frédéric Bastia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The 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 2000. [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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