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语言冲突
挪威语言冲突(挪威语:språkstriden;丹麦语:sprogstriden)是指挪威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关于挪威语书写标准所引起的冲突。挪威语的发展深受民族主义、城乡差异、方言冲突、以及各项历史上的写书语改革的影响。[1]
丹麦-挪威联合王国(1536-1814)的官方语言为丹麦语和德语。挪威的城市上层社会使用一种带有挪威口音的丹麦-挪威语,而其他乡村地区则使用各类挪威语方言。两国于1814年分裂后,丹麦-挪威语一直到1885年,都仍是挪威的唯一官方语言。
1840年代,挪威语言学家伊瓦尔·奥森开始游历挪威各地,并且收集各地方言的词汇和语法。奥森最终整理出一种极少受丹麦语影响,基于各地方言的挪威语(正字法),并且于1848年及1850年分别发表该正字法的语法书和字典。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时光,奥森和其他作家开始活跃地使用自己地区的方言来发表作品。[2]1850年代,挪威教师克劳兹·克劳森亦开始改革挪威语——与奥森不同,克莱森的标准主要还是基于传统丹麦-挪威语,主要是将改进后者的拼写,使之更加适应挪威语的音系。
两种不同方向的正字法标准,便开始对丹麦语长达多年的挪威化。1885年,挪威议会决定同时承认两套正字法,当时的叫法仍是本土挪威语(接近挪威方言的标准)以及国家挪威语(接近丹麦语的标准)。1929年,挪威议会又决定对两种正字法更名,分别改为新挪威语(Nynorsk)以及书面挪威语(Bokmål)。
20世纪早期开始,挪威政府就一直致力于将两种挪威语融合为共同挪威语,并分别对新挪威语及书面挪威语进行数次改革,以图使两者差异缩小。但这些改革激发了双方支持者的反抗,并创造了数套更加“纯洁”的非官方书写标准。面对长达多年的反抗,挪威政府卒之放弃了融合政策,并且允许两套同时存在且受政府平等承认。另外两套非官方正字法,国家挪威语及高地挪威语,分别代表更加保守的书面挪威语,和更加接近伊瓦尔·奥森的新挪威语。挪威的学童必须同时学习两套正字法,虽然主次因地区规定而有不同。
挪威政府并无规定挪威语的标准发音,但根据一些语言学家的看法[3],挪威语事实上的标准口音为挪威东部城市口音。而挪威东部城市带以外的地区,人们则有权继续使用自己地区偏好的口音。
例子
丹麦语
I 1877 forlod Brandes København og bosatte sig i Berlin. Hans politiske synspunkter gjorde dog, at Preussen blev ubehagelig for ham at opholde sig i, og han vendte i 1883 tilbage til København, hvor han blev mødt af en helt ny gruppe af forfattere og tænkere, der var ivrige efter at modtage ham som deres leder. Det vigtigste af hans senere arbejder har været hans værk om William Shakespeare, der blev oversat til engelsk af William Archer og med det samme blev anerkendt.
书面挪威语
I 1877 forlot Brandes København og bosatte seg i Berlin. Hans politiske synspunkter gjorde imidlertid at det ble ubehagelig for ham å oppholde seg i Preussen, og i 1883 vendte han tilbake til København, der han ble møtt av en helt ny gruppe forfattere og tenkere, som var ivrige etter å motta ham som sin leder. Det viktigste av hans senere arbeider er hans verk om William Shakespeare, som ble oversatt til engelsk av William Archer, og som straks ble anerkjent.
新挪威语
I 1877 forlét Brandes København og busette seg i Berlin. Då dei politiske synspunkta hans gjorde det utriveleg for han å opphalda seg i Preussen, vende han attende til København i 1883. Der vart han møtt av ei heilt ny gruppe forfattarar og tenkjarar som var ivrige etter å ha han som leiar. Det viktigaste av dei seinare arbeida hans er verket om William Shakespeare, som vart omsett til engelsk av William Archer og som straks vart anerkjend.
中文
1877年,Brandes 离开哥本哈根并且定居柏林。但是由于普鲁士政府并不认可他的政治观念,其在柏林的生活亦随之受到影响,最终他于1883年回到哥本哈根。回归后的 Brandes 受到一批新的作家和思想家的拥戴,并推举他为领袖。Brandes 后期最重要的成就,是他关于莎士比亚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经 William Archer 翻译为英文后,而受各界认可。
历史
背景
挪威境内最早的非丹麦语书面记录可以追溯至12世纪,以 Konungs skuggsjá 为著名代表。该典籍使用语言是古诺斯语,其书面语广泛流行于当时的挪威和冰岛。其时丹麦语和瑞典语与挪威语差别并不大。虽然一些以地方语言拼写的书面材料保留到今天,但学界仍无法确定北欧语言的口语分化过程。
受黑死病的影响,挪威丧失了独立地位,并且被并入丹麦。挪威语在该时期开始产生较大的变化,包括简化语法,以及引入了大量的新词。
被丹麦合并后的挪威,其原本的书写传统逐渐陷入衰亡,并且最终被丹麦书面语所取代,当中最举代表性的事件是,马格努斯六世时期颁布的法典,在1604年全部被翻译丹麦语。而学界所发现最迟的中古挪威语书写材料,则可追溯至1583年。
但是挪威各地的方言还是保留了下来,并且作为口语代代相传,但受教育阶层所使用的语言,却是丹麦语(或丹麦-挪威语)。路维·郝尔拜是挪威历史上著名的丹麦语支持者。
但实际上,很多挪威作家,即使当中不少人是丹麦语支持者,都依然会在他们的作品展示出挪威语言元素。在丹麦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背景下,很多挪威人面临着书面语和口语分裂的挑战。
1814年,挪威脱离丹麦独立,并且发布了本国的宪法,但挪威随后又被瑞典所吞并。之后挪威的语言状况如下:
- 初期,挪威的书面语言还是丹麦语,但是为了保持对瑞典的独立性,这种丹麦语却开始被称为挪威语;
- 挪威的统治阶层继续使用丹麦语(或丹麦-挪威语),并且被指为有教养的人所使用的语言。而平民阶层则使用自己的方言;
- 各届平民使用的语言,则被视为不雅。挪威上层并不愿承认自己所使用的丹麦语和平民所使用的方言实际上源自同一祖先——古诺斯语
19世纪早期
丹麦-挪威联合王国解散的时候,正值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受浪漫民族主义的影响,挪威国内掀起了重新审视本国文化与历史的浪潮,挪威语开始备受推崇。不少挪威本土作家开始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大量的挪威本地词汇,当中最早的要数亨利克·韦格兰德,而集大成者则是彼得·克利斯登·亚柏容森和容根·因格布利森·莫伊的《挪威民话集》。但是这种迥异于传统丹麦语的书写语言,却遭到国内不少保守人士的反对。
1866年,教士 Andreas Listov (1817-1889)发表了一本书,该书列出了3000个左右他认为需要由挪威语翻译为丹麦语的词汇。该书的发表表明很多当时挪威使用的丹麦语再亦不是纯净的丹麦语。[4]
改革方案
19世纪中期,两位杰出的挪威语言学家开始发表了方向不同的书写改革方案,并且持续影响挪威语直至今天。一位是伊瓦尔·奥森,现代挪威语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是最早研究古诺斯语演化至现代挪威语的人士之一。奥森游历了挪威各地,并根据各地方言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挪威语正字法,其本人命名为“国土挪威语”。奥森的改革方案基于两点:一,语法学上,他根据当时各地方言依然使用的语法,提炼出一套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语法;二,在辞书学上,他采用纯洁主义的原则,将一些丹麦语或中古低地德语的元素剔除。1885年,奥森创作的国土挪威语受政府承认。
第二位是挪威教师克劳兹·克劳森,他将丹麦-挪威语的拼写进行调整,使其更加适应挪威语口音,并将这套正字法称为“文化日常用语”(dannet dagligtale)。克劳森称他的正字法是最佳的挪威书面语方案,因为挪威语的受教育阶层人数众多,文化影响强,并且不属于任何一个挪威地区,语言故此没有地区偏袒性。他的正字法最后于1899年被比约恩斯彻纳·比昂松称为国家挪威语。
受克劳森作品的影响,挪威议会于1862年通过了挪威历史上第一套官方正字法改革。虽然对比后期的改革方案,克劳森方案更加保守,但却是挪威语能够区分于丹麦语的历史分水岭。
1892年,挪威教育部发表了《小学阅读》(Læsebog for Folkeskolen),该书提供了一系列书写挪威语的可选方案。同年,政府下放权利予各学校,使其有权决定使用何种方案教育学生。
1907年的语言改革从正字法延伸至语法层次。1913年,Olaf Bull 的犯罪小说 Mit navn er Knoph 从国家挪威语翻译为丹麦语,标志着至此时,国家挪威语已经是一门独立于丹麦语的语言。
矛盾爆发
1906年,挪威的本土挪威语支持者组成了挪威语言组织,一年后,国家挪威语的支持者亦随之成立了国家挪威语社团。两组织成立之时,挪威的大学生亦面临着另外一个挑战——根据规定,他们要同时熟练两种书写方案,才有资格被大学录取,并且他们的毕业论文亦需要有另外一个书写方案版本,很多学生因此亦挣扎于使用另外一套他们并不太熟悉的书写方案。
1911年,挪威作家 Gabriel Scott 发表了戏剧作品《巴比塔》,并且在奥斯陆首演。戏剧背景设置为挪威一个东部的小镇被本土挪威语支持者所占领,并且后者处决了其他坚守自己语言传统(保守的国家挪威语)的小镇居民。戏剧的高峯为最后本土挪威语的支持者们因争论国家的名字——Noregr,Thule,Ultima,Ny-Norig 还是 Nyrig——而开始互相残杀。戏剧的最后一句台词出自一名农民,他看见此情景后,感叹“幸亏我没有参与其中!”。
在此戏剧展出期间,在观众中至少产生一起对峙事件。戏剧本身加剧了挪威的语言分裂,甚至影响了当今的挪威政坛。
令情况更加复杂的是,由于不满于伊瓦尔·奥森方案向挪威西部口音倾斜,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甚至开始推广以东部口音为基础的本土挪威语。
1917年改革及其影响
1917年,挪威议会第一次为两种书写方案分别设计官方标准。国家挪威语的改革方案更多是延续了1907年的改革,但是新增了一些接近挪威方言的可选拼写。而本土挪威语的改革方案,则剔除了不少非西部方言的元素(亦即更加向西部方言倾斜)。
改革触发了国家挪威语支持者内部的冲突——一方认为,书写语言应该向受教育阶层已经在使用的标准语靠近,而另外一方即针锋相对,认为书写方案应该尽量地反映平民所使用的语言。最终,支持更加保守方案的本土挪威语支持者,及支持更加激进的国土挪威语支持者,组成了另外一股社会势力。这股势力为后期的共同挪威语方案奠定了基础。
直至1921年,挪威的学校已经开始站队——2000所学校主要使用本土挪威语;2550所学校采用激进形式的国家挪威语;另外1450所学校则使用保守形式的国家挪威语。1920年,挪威政府决定将各地区的语言选择交由当地居民公投决定,这使得各方的竞争更加白热化。例如在埃兹沃尔,当地一位银行家由于支持共同挪威语,甚至受到反对者的威胁,最终不得不搬离。
地方新名
19世纪末期,挪威已经开展了地方命名运动,希望地方名能够反映当地居民对自己地方的真正称呼。1917年,188个市镇被重新命名;1918年,挪威所有的郡都被起了新名字;1920年代,一些大城市的名字亦有变更,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挪威首都由旧名克里斯蒂安尼亚改为今天的奥斯陆。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自己地方的新名字,例如桑维卡的一些居民就不满于市镇由 Sandiken 被改为更加“激进”的 Sandvika,但最严重的改名冲突要特隆赫姆——当时这座市镇被名为 Trondhjem,但是当地政府却在未征询公众意见的情况下,擅自将市镇名称改为中世纪时期的 Nidaros。最终政府与反对者达成妥协意见,将城镇名称改为沿用至今天的 Trondheim。
学校语言
1911年,克里斯蒂安松一所学校的董事会发布文件,要求所有老师使用地区采用的书面语,作为教学活动中的口头语,亦即是国家挪威语。教师 Knut Grimstad 拒绝了该条命令,认为无论是社会政府还是挪威国家政府,都无权强制规定教学活动中所使用的口头语言,并且他援引1878年的一条政府协议——学校应尽可能地使用学生的母语来开展教学活动。
虽然 Grimstad 最终迫于压力撤回抗议并且道歉,但是该事件在1912年影响了挪威议会,并且成为了当时政府面临的一项挑战,而时任教育与教会部长, Edvard Appoloniussem Lijedahl 更是成为众矢之的。Lijedahl 本人是本土挪威语的支持者,并且他本人亦会直接用他的家乡方言在议会直接发言。Lijedahl 对教师 Grimstad 的批评使各界抨击他“自相矛盾”。最终为了平息非议,教育部不得不确认了一项原则——教学活动应使用本地的方言,同时亦要求,“书面作业应该与教育口头语一致”。但这一举动,却激起了国家挪威语支持者的怒火。
议会及教育部希望通过这项原则平息争端,但在1923年,卑尔根政府规定该市所有学校的口头教育语言需为国家挪威语,引发了另外一场议会辩论。最终当地政府的决定被接受,关于教育语言的争议亦告一段落。而对于挪威境内其他萨米语及克文语的使用者,则等了更长时间才获得这项使用地方语言教学的权力。
工党及1938年改革
挪威工党被视为是1917年改革方案得以通过的关键。工党政治家 Hadvdan Koht 多年来一直同时是本土挪威语运动的代表人士,他在1921年发表了他的见解,引发了政治地震。
Koht 认为,城市的工薪阶层和农村的农民阶层有着一致的语言利益,他将其称为“人民的语言”。他还写道“民众在语言上的挣扎,实际上是劳工运动在文化领域的延伸。”工党支持 Koht 的研究,并且支持将两种挪威语书写方案(或变种)融合为一,国家的语言应是“普通人的语言”,史称共同挪威语。
1929年,国家挪威语和本土挪威语分别被议会改名为书面挪威语和新挪威语。挪威工党推举 Koht 为意见领袖,及语言融合方案的主要发言人。
1938年,挪威工党政府提出了语言改革方案:
- 书面挪威语
- “文化日常口语”(dannet dagligtale)丧失其在书面挪威语中的唯一决定地位,其他因素被引入;
- 小学和中学阶段,引入更加激进的拼写方式;
- 一些书面挪威语中的保守元素被废止:例如,必须使用双元音;一些阴性名词的词尾由 -en 降为 -a;
- 新挪威语
- 倾向使用“宽元音”而非“窄元音”,例如不用“millom”而用“mellom”;
- 后缀 -i 在多数情况下被 -a 所取代,同时移除了一些迥异于西部挪威语方言的拼法;
但是该套改革方案,却同时引发了书面挪威语和新挪威语两派支持者的反对,两者都认为,这项改革伤害了他们的语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40年至1945年挪威被纳粹德国所占领,语言问题退出了挪威政坛。当时的挪威政府废除了1938年的语言改革,并且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方案。但是这些政策和其他战时政策一样,在战后都被推翻了。
自由化
战争极大地挫败新挪威语运动。新挪威语从工党中得到的支持亦因战争而失去,挪威语言组织的档案甚至在1944年被摧毁。1946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9%的挪威国民支持共同挪威语方案[5],两派的语言纯洁主义者亦因此被认为失去民意基础。
另一方面,挪威诗人 Arnulf Øverland 是国家挪威语的支持者,但是他同时亦尊重新挪威语,他反对的,是政府于1938年提出的“激进”书面挪威语改革方案。奥斯陆政府亦部分考量了他的意见。1951年,来自奥斯陆西部富裕地区的家长展开针对共同挪威语的抗议运动。同年,以Arnulf Øverland 为代表的国家挪威语支持者发布了所谓的“蓝皮书”,列举了一些比1938改革方案更加“保守”的拼写。该书第一次真正确定了国家挪威语和官方书面挪威语的不同,前者甚至为首都地区的常见报纸《晚邮报》及《早报》所采用。
1951年,挪威议会成立挪威语言会员会。但国家挪威语的支持者,却不认可委员会的方针,亦即挪威语的基础应是“人民的语言”。委员会的30名代表中,各半为两种书写方案的支持者,但是这些代表中的大部分都支持共同挪威语。
1952年,政府通过一项细微的改革,该改革并无引起太大争议:挪威语中20以上的数字,必须首先说十位数,然后再是个位数(类似英语 twenty-one 的表达)。而此前的表达则是丹麦语、德语派的先个位数,后十位数。
冲突高潮及1959改革
战后,诗人 Arnulf Øverland 领导的国家挪威语运动发展迅速,Øverland 亦并不视新挪威语为敌,甚至邀请该派支持者来一起反抗他们的共同敌人——共同挪威语。但是讽刺的是,其实国家挪威语的支持者是反对所有“激进”的书写方案,当中当然包括新挪威语。
挪威广播公司的语言使用情况因此亦处于政府的监管下。挪威广播公司传统上与支持新挪威语的挪威工党关系密切,但被政府要求必须在所有广播中使用两者语言,即80%为书面挪威语及20%为新挪威语。但是国家挪威语支持者却愤怒地发现,一些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例如夜间7点新闻)是使用新挪威语,并且使用的书面挪威语亦受1938改革影响极深。
随后则发生了天气预报节目的争议事件。当时的天气预报员,Sigurd Smebye 就一直坚持在他的节目中使用十分保守的国家挪威语术语,这最终成为了政治事件。挪威政府当时就对公众发言,再次重申每个人都有权在广播中使用自己的方言,然而,Smebye 为例外。Smebye 因此起诉挪威广播公司,案件一直闹至最高法院。法院裁决挪威广播公司败诉。同期,亦有记录指一名儿童节目主持人报怨称,她的讲稿被从国家挪威语改为1938版本的书面挪威语。
1959年,挪威语言委员会发布了教科书的新书写标准。统一的标准是为了避免会出现各种“激进”、“保守”、“温和”派别分别出版自己的教科书来竞争。该标准被认为是共同挪威语政策的延续:书面挪威语中更多的“激进”拼写会推为首选拼写,而新挪威语中则引入更多的可选拼写。
但是1959年改革成为了共同挪威语运动的最后一次发力。之后挪威工党决定将挪威的语言非政治化,并且交由语言专家处理。
语言和平
1964年1月,挪威时任教育部长 Helge Sivertsen 与教授 Hans Vogt 主持了“语言和平委员会”(språkfredskomitéen),目的是解决挪威语的语言冲突,并且创造互相尊重的社会环境。
委员员在1966年发表了研究,指出:
- 新挪威语在国家教育系统中衰退,只有20%左右的小学生使用;
- 书面语言对口头语言的影响加深,各方言的差异逐渐被侵蚀;
- 虽然争议极大,但无可否定,在过去的50年间,新挪威语和书面挪威语确实更加向彼此靠拢;
- 挪威文学所常使用的国家挪威语,不应被忽视或放弃;
在此研究的影响下,之后数年内的各类语言问题的讨论和听证,亦更加开明平和。最终的结果是挪威语委员会在2005年被改组为挪威语言委员会,负责的工作更加是“描述”挪威语而非“发展”挪威语。但是, 语言和平委员并没放弃融合方案。
1960及1970年代的新挪威语时代
1960年代开始,挪威兴起新左派运动,支持者更加追求与传统构建划清界线,当中亦包括语言问题。大学生被鼓励“讲方言,写新语(新挪威语)”,同时,城市地区的左翼社会主义者接受了更多书面挪威语中的激进拼写。
1972年挪威政府就加入欧盟问题展开全民公投,结果是反对派占优。公投及其结果赋予了乡村文化和方言新的含义。新挪威语运动因此亦乘胜追击,将方言推入了挪威政坛。
1973年,挪威语言委员会要求老师停止修改学生在书面作业使用的保守国家挪威语。
共同挪威语的终结
挪威语言委员会1973年提出的建议于1981年为挪威议会所通过,该方案被称“自由协议”(liberaliseringsvedtaket)。方案规定,现代书面挪威语全面接受保守的国家挪威语,所有激进的拼写被悉数废除。
2002年12月13日,时任教育与教会部长宣布,国家正式废止共同挪威语政策。新政带来最明显的转变,是政府不再禁止所有“依然被活跃地使用,并且在挪威语言中根基深厚”的书写方案。
2005年的改革,更进一部影响了书面挪威语的正字法。改革将原先所谓的“可选拼写”废除。这些拼写依然可流通于大众,但是却不被出版物或政府公文中使用。2005改革赋予了所有政府承认的语言形式以平等地位,亦进一步承认了国家挪威语的全面应用。[6]
挪威语未来
共同挪威语是挪威两代人的梦想,并且亦时不时成为了挪威政坛争执点。挪威语政府在经过历届的改革下,亦允许书面挪威语和新挪威语自己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
随着国际化进程加深,尤其是在欧洲内,挪威语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都面临很多新的变化,其他很多担心挪威语中日益增多的英语借词。
2004年,挪威语言委员会颁布了25个英文借词的挪威语拼写,例如 bacon 被拼写为 beiken。但是部分这些新拼写亦被投票否决,当中就包括 beiken 该词。[7]
1814年丹麦-挪威联合王国解体以来,挪威语开始同化瑞典语借词。虽然在1905年挪威脱离瑞典之后,该语言运动亦丧失此前的动因,但是在现代挪威语中,该进程还是在继续。[8]
另外一个担忧是一些错误语法及用法在广播和平面媒体上变得越来越普遍,甚至影响了学生及一般大众,因此亦有呼声要求加强对书写语言的监控。
城乡差异
最大的中立城市 | 人口 (2009年) | 最大的书面挪威语城市 | 人口 (2009年) | 最大的新挪威语城市 | 人口 (2009年) |
---|---|---|---|---|---|
奥斯陆 | 876,391 | 斯塔万格 | 189,828 | 奥勒松 | 46,471 |
卑尔根 | 227,752 | 东福尔 | 101,698 | 莱尔维克 | 11,424 |
特隆赫姆 | 160,072 | 克里斯蒂安桑 | 67,547 | 布莱尼 | 9,627 |
德拉门 | 96,562 | 滕斯贝格 | 47,465 | 菲耶尔 | 9,409 |
希恩 | 86,923 | 海于格松 | 42,850 | Førde | 9,248 |
特罗姆瑟 | 55,057 | 桑讷菲尤尔 | 40,817 | Osøyro | 8,772 |
莫斯 | 41,725 | 阿伦达尔 | 32,439 | 弗卢勒 | 8,448 |
博德 | 36,482 | 拉尔维克 | 23,899 | Kleppe | 7,348 |
哈马尔 | 30,015 | 哈尔登 | 22,986 | 厄什塔 | 6,495 |
利勒哈默尔 | 20,097 | Kvernaland | 6,098 | ||
Vossevangen | 5,860 |
参考资料
- ^ Martin Skjekkeland. Målreisinga i Noreg. Store norske leksikon. [February 1, 2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15).
- ^ Tove Bull. Ivar Aasen. Norsk biografisk leksikon. [February 1, 2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4-23).
- ^ Venås, Kjell. Dialekt og normaltalemålet. Apollon. 1998, 1. ISSN 0803-69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24).
Fleire har i ettertid peikt på at språksituasjonen her i landet var normal i 1814. Noreg var eit samfunn av bønder og fiskarar, der dei aller fleste tala dialekt. Kan hende så lite som éin prosent av folkesetnaden tala det målet som ikkje var dialekt. Det vart seinare kalla «dannet dagligtale» eller «høyere talemål». Som del av heilskapen har talet på brukarar auka mykje frå 1814 til i dag. Fornorskingsmannen Moltke Moe sa kring fem prosent ved 1900, og språkpolitikaren Trygve Bull nemnde visst prosenttalet 20 i etterkrigstida. I dag er det helst fleire; det spørst korleis ein definerer og skil mellom målformer. Utviklinga er ei følgje av skriftmål og skulegang og av sosial prestisje knytt til normaltalemålet. Og all norsk, normalmål og dialektar, har endra seg mykje frå 1814 til i dag.
- ^ Listov, Andreas Laurits Carl, 1817-89. Dansk biografisk Lexikon. [February 1, 2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2-29).
- ^ Hans-Christian Holm. 1946: 79 prosent for samnorsk –. Samnorsk.no. [2010-05-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24).
- ^ Tor Guttu. Rettskrivningsendringene i 2005. Språknytt. Språkrådet. 2005-10-25 [2008-01-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06-24) (挪威语).
- ^ Språkrådet Beiken-feiden 2004
- ^ "Der lå vi et folk bag, et andet berømmeligt rige" Om svesismer i unionstiden 1814–1905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June 5, 2011,. by Finn-Erik Vinje of the Norwegian Language Council.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