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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化的社会

所谓波斯化社会（英语：Persianate society），指的是个具有波斯语言、波斯文化、波斯文学、波斯艺术（英语：Persian art）、以及/或者波斯人身份，或受到前述条件强烈影响的社会。[2]:6

15世纪完成的塔赫玛斯普列王纪插画集（英语：Shahnameh of Shah Tahmasp）中波斯细密画之一：英雄罗斯坦沉睡中，他的坐骑光明保护他而与狮子搏斗，后将狮子杀死[1]。（画集第118右页）
卡扎尔王朝时代艺术画－“手持梳妆镜的女孩”

“波斯化”（Persianate）这个字是美国伊斯兰研究学者马歇尔·霍奇森（英语：Marshall Hodgson）所用的新字。[3]他在公元1974年出版的《伊斯兰的冒险：伊斯兰在中世纪时期的扩张（The Venture of Islam: The expansion of Islam in the Middle Periods）》一书中对此的定义是：“波斯崛起不仅是在文学上发生影响：它在伊斯兰世界内产生新的整体文化取向…… 。后来在穆斯林社会中出现的多数较高级的各地当地文化语言...全部或部分依靠波斯语作为其文学灵感的主要来源，我们可将所有这些在波斯语中体现，或反映波斯语灵感的文化传统，延伸的称为波斯化。[4]:293–94[notes 1]

这个字既指波斯族，也不全然是波斯族（或称伊朗族），但他们的语言、物质、或艺术文化活动，受到波斯文化，或基于波斯化文化的社会影响。公元19世纪以前的波斯化社会例子有塞尔柱王朝、[5][6][7]帖木儿帝国、[8][9]蒙兀儿帝国、[10][11]与鄂图曼帝国，[12][13][14][15]“波斯化”是一个多种族的文化类别，但有时看来似乎是一个种族起源的宗教类别。[16]

伊朗间奏曲或称波斯复兴

伊朗的一段历史时期，其间伊朗高原上各个伊朗本土穆斯林政权兴起。这一时代出现在在公元7世纪波斯萨珊王朝被崛起的阿拉伯穆斯林征服后，截止于公元11世纪阿巴斯王朝阿拉伯人统治和权力的衰落、逊尼派复兴、与塞尔柱土耳其人崛起，“间奏曲”（英语：Iranian Intermezzo）因而得名。这种波斯复兴包括伊朗人对伊朗地区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使用伊斯兰形式把伊朗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复兴[17]。这段期间存在的伊朗王朝和政权有塔希尔王朝、萨法尔王朝、萨吉德王朝、萨曼王朝、齐亚尔王朝、白益王朝、和萨拉里王朝。[18]

根据历史学家艾莉森·瓦卡（Alison Vacca）著作（剑桥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中的说法，伊朗间奏曲时期“实际上也包括一些其他伊朗人，主要为库尔德人，还有存在亚尔明尼亚、高加索阿尔巴尼亚、和伊朗阿塞拜疆等前阿拉伯哈里发行省的小朝代”。[19]这些小朝代有拉瓦迪王朝（英语：Rawadid dynasty）、麦尔旺王朝（英语：Marwanids）、和沙达德王朝（英语：Shaddadids）。[19]历史学家博斯沃思在《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二版中指出，俄国东方学家米诺斯基（英语：Vladimir Minorsky）认为拉瓦迪王朝在伊朗间奏时期发展颇为蓬勃。[20]

历史上波斯化（或说波斯语）国家/朝代列表

大伊朗地区

小亚细亚

南亚

历史

波斯化文化蓬勃发展长达近14个世纪。它是波斯和伊斯兰文化的混合体，最终经历波斯化的过程，成为大伊朗、小亚细亚和南亚统治和精英阶层的主导文化。[22]

当大伊朗当地人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被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武力征服后，他们成为这个伊斯兰帝国的一部分，新的帝国范围比之前波斯人统治的任何帝国都要大。[22]虽然被伊斯兰征服的前拜占庭帝国领土发生语言和文化上的阿拉伯化，但并未在波斯发生。那里反而是发展出新的伊斯兰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当地，受伊斯兰征服之前的波斯传统，[23]加上阿拉伯征服者引入的伊斯兰习俗混合而成。[24]

波斯化文化遍及西亚、中亚与南亚的穆斯林领土，特别是存在精英阶层之中，纵然在这广大地区的居民各自有互不相容的效忠对象（宗派、地区、部落、和种族），而且使用许多不同的语言。这种文化的传播者是诗人、艺术家、建筑师、工匠、法学家、以及学者，他们在波斯化的世界里面，从西边的安纳托利亚到东边的印度间，从分散各处的城市间维系著关系。[4]

波斯化文化涉及意识形态、精神风俗、以及宗教行为，这些模式在伊朗世界中一直在与霸权的阿拉伯穆斯林（逊尼派）的文化建构对抗。[16]继而形成波斯化的神圣思想和经验结构的固化，经过好几世代的浸淫，后来在历史上被重视伊斯兰教法的权威机构、连同什叶派忠诚主义者、以及被什叶派标记为异派（heterodox groups）者，一起视为极端（英语：ghulāt）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波斯化文化在体现异质性概念的同时，还体现伊朗的过去，以及伊朗的过去与现存伊斯兰的融合，或是升华。历史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种二元模型的基础上：伊朗古代晚期的宗教世界，与新来的伊斯兰教所尊奉的一神教之间的斗争。[16]

这种双重性在什叶派传统中也有像征性的表达：第三任什叶派伊玛目侯赛因·伊本·阿里迎娶伊朗萨珊王朝末代国王伊嗣俟三世的女儿沙赫尔巴努（英语：Shahrbanu）。[25]这种家谱造成后来的伊玛目，都来自侯赛因·伊本·阿里和沙尔巴努，前者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而后者是波斯当地萨珊王朝的后人。

起源

在阿拉伯穆斯林征服伊朗之后，巴列维语（即中古波斯语，伊斯兰时期之前的伊朗语言）继续在第二个伊斯兰世纪（公元8世纪）作为哈里发国东部地区的行政管理用语，受到广泛使用。[22]虽然伊朗公共事务已经伊斯兰化，但伊朗人仍保留许多伊斯兰之前的观点和生活方式，并作了调整以适应伊斯兰的要求。到公元7世纪末，人们开始对供养阿拉伯哈里发（倭马亚王朝）的负担感到不满。到公元8世纪，伊朗在阿布·穆斯林的领导下发生一场全面叛乱，这场叛乱造成另一阿拉伯王朝（即阿拔斯王朝）登上哈里发的宝座。

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首都从叙利亚转移到伊拉克，伊拉克曾是萨珊王朝的一部分，至今仍被认为属于伊朗文化领域的一部分。波斯文化和波斯巴尔马克家族成员所担任维齐尔的管理惯例成为统治精英的风格。在政治上，阿拔斯王朝很快开始失去对伊朗人的控制。虽然呼罗珊总督（即塔希尔王朝）是哈里发所任命，但实际上形同独立。后来在锡斯坦的波斯人萨法尔王朝解放东部地区，白益王朝、齐亚尔王朝、和萨曼王朝，分别在伊朗西部，或是东北部的马赞德兰分别宣布独立。[22]

哈里发的东部领地与在巴格达统治者的分离，体现出波斯独特的文化在西亚、中亚和南亚占有主导地位，并成为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创新源泉。波斯文化的特征是：使用新波斯语作为行政管理和知识交流的媒介；波斯化突厥人对军事控制的崛起；非阿拉伯人的乌理玛占有新的政治重要性；以及种族融合发展而出的伊斯兰社会。

巴列维语是阿拉伯入侵之前萨珊王朝的通用语言，但在公元7世纪末和8世纪初，阿拉伯语成为文学表达的媒介。在公元9世纪，一种新的波斯语言应运而生，成为行政管理和文学的惯用语。塔希尔王朝和萨法尔王朝继续在非正式场合使用波斯语，阿拉伯语仍是“记录一切有价值的，从诗歌到科学等所用的语言”，[26]但萨曼王朝开始使用波斯语，成为学习和正式沟通用语言。出现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的语言是波斯语的一种新形式，是从前伊斯兰时期的中古波斯语衍生而来，但它充分运用阿拉伯语词汇，并用阿拉伯字母书写。

根据马歇尔·霍奇森在他的《伊斯兰的冒险：伊斯兰在中世纪时期的扩张》中所写，[27]波斯语言将成为其他语言兴起后，发展成具有文学水准时的主要典范。后来在穆斯林世界中出现的多数较高级的本地文化语言（包括土耳其语）都深受波斯语的影响（乌尔都语即为其中的好例子）。有人可能会将这些传统（波斯语中所体现，或由波斯语激发的灵感）称为“波斯化”。这似乎就是“Persianate”一字的由来。[28]

传播

 
在1330年代完成的蒙兀儿帝国列王纪（英语：Great Mongol Shahnameh）中插图，描绘萨珊王朝国王巴赫拉姆五世与狼战斗的故事。收藏于哈佛艺术博物馆。

伊朗的萨曼王朝开始使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记录宫廷事务，新波斯语中最早的伟大诗歌是为萨曼王朝的宫廷所写。萨曼人鼓励把宗教作品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波斯语。此外，伊斯兰教的理论权威乌理玛开始在公共场合把波斯语作为通用语。使用新波斯语写就的早期文学作品中的最高成是《列王纪》，由作者菲尔多西呈给加兹纳维德王朝的君主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在位期间公元998年到1030年）。这是一种伊朗民族主义的复活：菲尔多西透过引用伊斯兰之前的波斯英雄形象，激发波斯民族主义情绪，并以文学形式把那些最珍贵的民间故事记下。[22]

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在伊朗的宫廷文化中享有特殊地位，既是历史叙事，也是神话故事。这个文本对这一时期的诗人之能产生强大的影响，是由于作品具有合法化力量的价值，特别是对于东部伊斯兰世界新统治者而言：

在波斯化的传统中，《列王纪》被视为不仅是文学。它也是一项政治论文，因为它涉及伊朗人对于荣誉、道德、和合法性根深蒂固的概念。人们认为这有插图的版本是伊朗世界统治精英的抱负和政治的表达。[29]

萨曼王朝统治下，波斯人在大呼罗珊、波斯东北部和土库曼的边境地区兴起的波斯化文化，使突厥人受到波斯化文化熏陶；[30]突厥人因此被融入中东伊斯兰文明主体中，加兹纳维德王朝随后跟进，呼罗珊开始波斯化； “呼罗珊的居民不仅没有屈服于游牧入侵者的语言，他们还让侵入者使用当地的语言。这个地区甚至可将突厥族的加兹纳维德人和塞尔柱人（公元11和12世纪）、帖木儿人（公元14和15世纪）还有卡扎尔人（公元19世纪和20世纪）通化”。[31]

加兹纳维德王朝是萨曼王朝的竞争对手，也是后来的继任朝代，建都在加兹尼，统治萨曼王朝原有领土的东南端。波斯的学者和艺术家蜂拥而至，加兹纳维德王朝的宫廷成为波斯化文化的支持者。加兹纳维德王朝占领西亚和南亚时也把波斯化的文化带去。加兹纳维德王朝时代，他们所赞助的著名科学家，以及诗人，除菲尔多西之外，还包括鲁米、伊本·西那、比鲁尼、安苏里·巴基（英语：Unsuri Balkhi）、法鲁基·西斯塔尼（英语：Farrukhi Sistani）、萨纳伊、及阿布·萨赫·塔斯塔里（Abu Sahl Testari）。

接续的波斯历代王朝都将波斯化文化带入西亚和南亚，尤其是波斯化的塞尔柱帝国（统治时期公元1040年到1118年年）及后续的朝代，他们统治伊朗、叙利亚、与安那托利亚，直到13世纪。同期，还有加兹纳维德王朝，他们统治大呼罗珊地区和印度部分地区。这两个王朝共同将伊斯兰世界的中心朝东方移动。这些朝代至少把在西亚的部分的伊斯兰社会维持稳定，一直持续到公元20世纪。[22]

加兹纳维德王朝将首都从加兹尼迁至今日巴基斯坦的拉合尔，让拉合尔成为另一个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在王朝的的赞助之下，学者和诗人从喀什、布哈拉、撒马尔罕、巴格达、内沙布尔、阿莫勒、和加兹尼，汇集到拉合尔。因此，波斯语和波斯化的文化被传播而深入印度，[32]直到公元13世纪。塞尔柱帝国最后灭了加兹纳维德王朝，席卷呼罗珊。他们将波斯化的文化带到波斯的西部、伊拉克、安纳托利亚、与叙利亚。伊朗本土以及中亚一起成为波斯语言和文化的中心地带。

随著尔柱帝国统治西亚，他们的宫廷被波斯化，一直延伸到西边的地中海。在他们统治下，许多伊斯兰时代之前的传统艺术，譬如萨珊王朝时代的建筑得以复活，伟大的伊朗人学者得到赞助。同一时期，伊斯兰的宗教机构变得更组织化，有更多逊尼派正统信仰的经典受到编篡。

波斯法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是塞尔柱帝国宫廷里的学者之一，他们提出苏非主义和伊斯兰教法的融合，让伊斯兰神学理论基础更为丰富。他提出逊尼派俗世和宗教当局之间有所分离的概念，为苏丹的存在提供神学理论基础，苏丹是哈里发处理国务场所之旁，处理世俗事务的办公场所，当时只是一个宗教性办公场所。在教条性问题上让乌理玛达成共识的的重要机构，被称为尼扎姆耶（英语：Nezamiyeh）（以其创始人塞尔柱帝国时期的维齐尔 - 尼札姆·穆勒克之名命名，俗称madrasas，即伊斯兰学校）。这些学校成为整合逊尼派的方式，而乌理玛将苏丹统治合法化。官僚机构由伊斯兰学校的毕业生赴任，因此，乌理玛和官僚机构同时受到伊斯兰学校内德高望重老师的影响。[22]:14[26]:224–30

《列王纪》对波斯化文化的影响和肯定

波斯化地区的统治者了解到波斯文学的影响力，以及自己进一步的政治企图，不仅惯于下令复制《列王纪》的文本，还撰写自己王朝的史诗，允许宫廷诗人尝试达到菲尔多西的写作成就：

因此，《列王纪》与任何一部历史著作一样，在历史渊源上，有两个可被评估的层面：首先，因为它对某一时期的基本事实的留存提供贡献；其次，它在有意或无意间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和政治做出揭示。

——[33]

伊朗人和波斯化的诗人接受《列王纪》，并且以它作为范本。穆尔塔扎维（Murtazavi）把这类的作品归为三类：诗人使用史诗中未涉及的内容；诗人以马斯纳维（英语：masnavi）的形式的诗来给予赞助人以及他们的祖先赞美，以获取金钱回馈；诗人为将自己视为如同《列王纪》中的英雄统治者来创作诗篇。[34]而呼应先前萨曼王朝的做法，利用赞助《列王纪》来让新创的文本合法化。[35]

首先，波斯诗人试图将年代顺序延续到《列王纪》之后的时期，例如伊儿汗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哈马达拉·穆斯陶菲·加兹维尼（卒年公元1334年或1335年）的作品，胜利之书（英语：Zafarnamah (Mustawfi)），包含伊朗从阿拉伯伊斯兰的征服到蒙古族入侵的历史，比菲尔多西的著作中的年代更长。[36]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必须像詹·立普卡（英语：Jan Rypka）所提醒，得逐一检视：“这些众多的史诗不能得到很高的评价，更不用提那些实质上（或字面上）仅是菲尔多西形式的仿制品。但有例外，例如哈马达拉·穆斯陶菲·加兹维尼的胜利之书是对《列王纪》在历史上有价值的延续”[37]和夸坦·大布里士（英语：Qatran Tabrizi）在公元1337年到1338年完成的诗篇《Shahanshahnamah》（或称 Changiznamah），这是他为帖木儿帝国君王卜撒因所写的蒙古帝国的历史。

其次，诗人为获得报酬而把当代统治者的历史美化，例如努尔丁·伊本·萨姆斯丁（Nur al-Din ibn Shams al-Din）在公元1361–62年间撰写的《Ghazannameh》。第三，没在《列王纪》中被提起的英雄，以及在《列王纪》中的小角色，都成为史诗的题材，例如阿萨迪·图西（英语：Asadi Tusi）在公元11世纪史诗作品《Garshāspnāmeh》。如马里詹·莫雷（英语：Marjan Molé）所提起，这一传统主要是帖木儿帝国时期所有，导致伊斯兰的征服史诗诞生。[38]另还有扎比侯拉·萨法（英语：Zabihollah Safa）对史诗的分类有三种：“密理”（milli）（国家的，受菲尔多西史诗的启发），“塔里基”（tarikhi）（历史的，模仿尼扎米的作品《亚历山大之书》），还有“迪尼”（dini），则属于宗教作品。[39]波斯化文化的另一个灵感来源是波斯诗人鲁米，他是最受钦佩、受到绘制、以及模仿的浪漫诗篇玛斯纳维（英语：masnavis）的作者。[40]

随菲尔多西和尼扎米的作品一道，阿米尔·库斯洛的作品《khamseh》也享有有很高的声望，并在各个波斯化的宫廷内制作多种版本。艺术和艺术史家谢勒（John Seyller） 做了一份有用的目录，把所有已知文本的版本列出。[41]

蒙古族入侵

公元13、14、和15世纪的波斯化世界文化无意中受益于入侵的亚洲部族。成吉思汗（生卒各为1220年及1258年）和帖木儿（生卒各为1336年及1405年）领导下的蒙古族推动中亚和西亚波斯化文化的发展，因为入侵促成高端文化专才新的群聚。许多伊朗人到一些安全避风港寻求庇护，特别是印度，那里有学者、诗人、音乐家、和精细工匠聚集；由于伊儿汗国和帖木儿帝国建立的帝国体系确保广泛的和平，学者和艺术家、思想和技能、以及精美的书籍和手工艺品在广大的区域内自由流通。伊儿汗国与帖木儿帝国是高端波斯化文化的守护者。在他们的统治下，基于伊斯兰之前伊朗传统的新建筑风格被开发，波斯语文学受到鼓励，波斯细密画学校，还有书籍的产出在赫拉特、大不里士还有伊斯法罕纷纷建立。

在16世纪，波斯化文化与在西边的阿拉伯世界的截然不同，以幼发拉底河为分界线。在社会上，波斯化世界以种族学上定义的精英阶级为特征：统治者及其士兵不是伊朗裔，但行政干部和文人则为伊朗裔。文化事务以一种特殊的语言使用方式为特征：新波斯语是在国家事务、学术、和文学使用的语言，阿拉伯语则是宗教上使用的语言。[32]

萨法维王朝与在西亚的伊朗特质复兴

萨法维王朝于公元16世纪在伊朗占主导地位，这是继白益王朝之后的第一个伊朗本土王朝。[42][43][44]萨法维人由库尔德人、突厥人、乔治亚人、切尔克斯人（英语：Circassian）、和本都人后裔混合组成，他们在公元11世纪移居到阿尔达比勒地区。他们以波斯人的身份，光复西亚和中亚许多地区，建立独立的波斯国家，[45]并致力赞助波斯文化[22]。他们让伊朗成为什叶派抵抗正统逊尼派伊斯兰教袭击的精神堡垒，以及成为保存波斯文化传统，和波斯身份自我意识的储存库。[46]

王朝的创始人伊斯玛仪一世采用“帕迪沙”（Pādišah-ī Īrān）的头衔，其隐含的伊朗帝国概念，东从阿富汗往西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和北高加索山脉地区，北从阿姆河一直延伸到南方的波斯湾地区，[46]:228伊斯玛仪一世的继任者更进一步，采用沙阿（万王之王）的头衔。萨法维王朝的国王像他们的前任萨珊王朝君主们一样，认为自己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khudāygān）。[46]:226他们复兴萨珊王朝时期建筑，[46]:226建造宏伟的清真寺和雅致的查巴（英语：charbagh）花园，并收藏书籍（一名萨法维王朝统治者拥有3,000册藏书），并赞助 “知识分子”（Men of the Pen），[47]:105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伊斯兰教带入波斯，让波斯社会与在他们西方的强敌，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鄂图曼帝国有所区分。[4]

鄂图曼帝国

 
鄂图曼帝国时期著作－苏莱曼纪（英语：Süleymanname）中具有设拉子风格的鄂图曼细密画手绘插图，附有波斯文字说明

公元14世纪初，鄂图曼帝国在小亚细亚占有独大的地位。帝国赞助波斯文学长达五个半世纪，吸引大量的作家和艺术家前往，特别是在公元16世纪的时候。[48]鄂图曼帝国宫廷中最著名的波斯诗人之一是费托拉·阿里菲·切莱比（Fethullah Arifi Çelebi），他同时也是画家和历史学家，是苏莱曼纪（英语：Süleymanname）（苏莱曼一世（西方通称苏莱曼大帝）的传记）的作者。[49]公元17世纪末，鄂图曼人放弃在宫廷中和行政管理上使用波斯语为官方语言，而以土耳其语代之。这项决定震惊了在印度已经高度波斯化的蒙兀儿帝国。[47]:159鄂图曼帝国苏丹苏莱曼一世会以波斯语撰写诗篇。[50]马歇尔·霍奇森说：

波斯语的兴起不仅具有文学上的结果：其在伊斯兰教中具有新的整体文化取向。从此以后，阿拉伯语成为宗教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主要语言，而波斯语在伊斯兰教中越发成为一种高贵文化的语言。波斯语甚至更为广泛的进入学术领域。它是许多其他语言兴起的基础。如土耳其语中即有大量的词汇源自于传统的波斯语。

——[27]

针对波斯语言的功用在学者汤因比的作品《历史研究》中更有详细说明：

在伊朗的世界里，在它屈服于西化进程之前，新波斯语已经在强大的艺术作品中蜕变为文学形式……成为一种流通的通用语言；在公元16和17世纪之交是它分布最广的时期，它的范围，从西南欧洲的布达佩斯（鄂图曼帝国在公元1526年在摩哈赤战役中击败西方基督教的匈牙利王国，从它的残骸中重建）开始，绵延到西南亚洲的印度（在公元1565年，印度北部的德干苏丹国穆斯林统治者，经过塔里克提之战（英语：Battle of Talikota），击败信奉印度教的毗奢耶那伽罗帝国，而建立的伊斯兰继任王朝），未有间断。对于这个庞大的，使用新波斯语的文化帝国，它归功于操土耳其语的帝国缔造者的武力，这些帝国缔造者自始被培育在伊朗的传统中，受到新波斯语文学的魅力深深吸引，在军事和政治上以鄂图曼帝国的形式出现，把东正教基督教世界，以及蒙兀儿帝国的印度教世界都并吞。帝国缔造者以自身文化传统，把基于东正教基督教的帝国，还有基于印度教的帝国联结，融入在伊朗高原，以及阿姆河与锡尔河盆地运用波斯语的伊朗文明家园中。在蒙兀儿帝国、萨法维王朝、和鄂图曼帝国的鼎盛时期，新波斯语被这一巨大领域的统治者作为文人必备的基本语言，同时还在这些领域的三分之二中（包括萨法维王朝以及蒙兀儿帝国）被当作官方行政语言使用。

——[51]

苏格兰籍东方学家伊莱亚斯·约翰·威尔金森·吉布（英语：Elias John Wilkinson Gibb）是总共六册的《鄂图曼诗歌文学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Ottoman Poetry）的原始作者（他在完成第一册后因猩红热而过世，其馀五册则由另一位英国东方学家接续完成）。[52]吉布的名字因他一系列对于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研究出版而为人知，这些作品收集在《吉布纪念系列（英语：Gibb Memorial Series）》。吉布对鄂图曼的诗歌进行分类。从公元14世纪到19世纪中期左右的“老派”，在此期间波斯语的影响力占主导地位；之后因为西方的影响而产生“现代派”。吉布在第一卷的介绍中说：

土耳其人很早就采用整个波斯文学体系，包括最细微的部分，而且是深信不疑，全心全意的接受伊斯兰教。

吉布又说，塞尔柱人：

完全归功于波斯语的辅导，使他们取得相当程度的文化。大约在公元11世纪中叶，他们（即塞尔柱人）占领波斯，征服者采用被征服者的文明文化。塞尔柱土耳其人随后迅速往西征讨，带著波斯文化一道……所以，150年后，当苏莱曼沙阿的儿子（鄂图曼人的领袖）……来到小亚细亚后，鄂图曼人惊奇的发现在塞尔柱帝国内，虽然塞尔柱土耳其语是人民的日常用语，但波斯语仍为宫廷语言，且波斯文学和波斯文化占有绝对优势。严格来说，由于鄂图曼人与塞尔柱人融为一体后，才开始受到文学教育，这也是塞尔柱人唯一能教鄂图曼人的事。土耳其人不满足仅向波斯学习如何表达思想。他们学习如何思考，以及思考所用的方式。在实际事务、日常生活事务、和政府事务中，他们都喜欢运用自己的想法。但是在科学和文学领域，他们与波斯人一起学习，不仅打算学得他的方法，而且还打算进入他的精神面的领域，摸索他的思想，和感受他的感觉。在学习过程里，只要有一位大师来教他们，他们就会继续学习。从一开始就将这样的步骤发展成为一种实践方式；土耳其诗人的惯例是，向波斯人寻求指导并遵循他们那儿可能流行的任何形式。因此，一个世纪以来，鄂图曼帝国的诗歌继续亦步亦趋的反映波斯所经历的几个阶段……首批鄂图曼帝国的诗人及其继承者经历许多代，竭尽全力用土耳其语写出其实是波斯诗歌。但这并不是他们有意识的目标。他们不一定想要民族诗情；在他们看来，诗歌本身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而用来写诗歌的语言并不是重要的事。

南亚波斯化文化

主条目：印度-波斯文化（英语：Indo-Persian culture）

一般来说，波斯文化最早是由波斯化的突厥人和阿富汗王朝引入印度次大陆（或称南亚）。[53]说波斯语的伊斯兰学者、历史学家、建筑师、音乐家、以及其他波斯高端文化专家为逃避蒙古人入侵而涌入南亚，使南亚社会变得更为丰富多样。德里苏丹国的君主是突厥-阿富汗人的后裔，他们仿效波斯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他们赞助波斯文学和音乐，但在建筑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因为他们的建筑者借鉴伊朗伊斯兰建筑，并与印度传统相结合，产生出来的清真寺、宫殿、和古墓，在任何其他伊斯兰国家中均无法与其比拟。[32]，蒙兀儿帝国宫廷时代的冥想，像其他波斯宫廷一样，也倾向伊斯兰教苏菲派，与印度教吠陀主义、本土的巴克蒂、以及通俗神智学相似。[54]

突厥-蒙古血统后裔的蒙兀儿帝国在南亚把印度-波斯文化强化。几个世纪以来，伊朗的学者官员移居到这个地区，他们在波斯化文化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们在蒙兀儿帝国能够居于高位。[55]:24–32博学大师和伊斯兰学校的的网络，传授给几代的南亚年轻人，除了伊斯兰价值观和科学之外，还有波斯语和文学。此外，法朗吉·马哈尔（Farangi Mahall）和德里学院（Delhi College）等教育机构开发创新的综合课程，促使讲波斯语的南亚人现代化。[55]:33 他们培植波斯艺术，吸引来自布哈拉、大不里士、赫拉特、设拉子和在大伊朗其他城市的艺术家，及建筑师到他们的宫廷服务。蒙兀儿帝国皇帝沙贾汉下令建造的泰姬陵及附带的查巴花园，就是为他过世的伊朗王妃所建。

伊朗的诗人中，譬如萨迪·设拉兹、哈菲兹、鲁米、与尼扎米等，是波斯化世界中苏菲派神秘主义的大师，是蒙兀儿帝国偏爱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呈给蒙兀儿帝国的图书馆，被列入帝国君主的珍藏，皇室成员间互相馈赠；皇帝阿克巴和贾汉吉尔经常引用作品的内容，表明他们花费不少心力钻研。贾汉吉尔与沙贾汉父子两位皇帝，在萨迪·设拉兹的一部诗集作品《真境花园》上留下亲笔签名，表明这是他们最珍贵的收藏。[56]:101, cat. no. 36 a.c沙贾汗赠送一部《真境花园》给嘉罕娜拉（英语：Jahanara Begum）（沙贾汗的长女，拥有第一夫人的头衔），由于书中有她的留笔以及签名而为后人知晓。[56]:332.38, Cat. no. 136a.f沙贾汉还认为这部作品很有价值，值得在公元1628年赠送一部给英格兰国王作为礼物，这部书目前收藏在都柏林的切斯特·比替图书馆内。沙贾汉经常拿出自己祖父胡马雍收藏的哈菲兹的诗集，寻求灵感，这样的事件有次由他亲笔记载在诗集中，这部诗集现存于巴特那的库达巴赫什东方图书馆（英语：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内。[57]宫廷诗人纳齐里（Naziri）、乌尔菲（Urfi）、法伊兹（英语：Faizi）、可汗卡南（Khan-i Khanan）、祖赫里（Zuhuri）、萨纳伊、库德西（Qodsi），塔利卜·阿穆里（英语：Talib-i Amuli）与阿布·塔利卜·卡利姆（Abu Talib Kalim）都是大师，他们都深具相同的苏菲派精神，因此遵循任何波斯化宫廷的规范。[notes 2]

在蒙兀儿帝国宫廷的圈子中，他们通过波斯化文化，倾向苏菲派神秘主义，也经由皇帝阿克巴的库存藏书得到证实，尤其是他的史官阿布·法兹尔（英语：Abul Fazl）在他的作品“A′iin-ī Akbarī.”中提起。经常在皇帝面前朗读的一些书籍包括：尼扎米的玛斯纳维（Mathnawi）格式诗集、阿米尔·库斯洛的作品、沙拉夫·曼纳里（Sharaf Manayri）和拉赫曼·雅米的作品、鲁米的玛斯纳维诗集、阿瓦迪·马拉格（英语：Awhadi Maraghai）的作品“Jām-i Jam”、萨纳伊的作品、凯卡武斯（英语：Keikavus）的作品卡巴斯·那马（英语：Qabus nameh）、萨迪·设拉兹的真境花园和萨迪的布斯坦、哈加尼（英语：Khaqani）、以及安瓦里（英语：Anvari）的诗集。[58][59]

这种对知识追求的对称性一直持续到公元19世纪末，当时波斯的一家报纸Miftah al-Zafar（1897年）发起成立教育、文学、科学学院（The Society of Education, lit. of sciences）这是一所致力于强化波斯语作为科学语言的学院。[54]

波斯化文化的媒介

波斯诗歌（苏菲主义诗歌）

主条目：波斯文学
 
拉赫曼·雅米于公元1553年的诗篇作品虔诚者的玫瑰花园（Rose Garden of the Pious）中的波斯细密画插图，图画与波斯诗歌融合在一处，这是多数波斯文学作品常见的规范。

从大约公元12世纪开始，波斯的抒情诗就充满灵性和深度的虔诚，这是早期作品中所缺乏的。这种发展是由于神秘经验广泛传播的结果。苏非主义在所有穆斯林土地上都有所发展，但它文学上的表达，则是在波斯文化影响范所及的国家里面达到巅峰。为抵制僵化的伊斯兰神学和律法的形式，神秘主义试图通过奉献和爱心的行动，而不是仅通过仪式和遵从戒律来接近神。苏非主义宗教情感的焦点是对上帝的爱，他们自然而然地以抒情的方式表达这种情感，而波斯神秘主义者，通常具有非凡的敏感性，并拥有诗歌创作的热情，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表达而出。公元11世纪著名的苏非主义者梅阿纳（英语：Miana）的阿布·萨伊德（英语：Abu Sa'id）经常透过自己的爱情四行诗（以及其他形式的诗歌）来表达自己精神上的渴望，他和内沙布尔的阿塔连同法卡丁·伊拉克（英语：Fakhr-al-Din Iraqi）等神秘诗人一起，让神秘主义成为社会认可，甚至是在波斯化社会里面成为一种时尚抒情诗的主题。此外，随著苏非主义的组织和中心（Khaneghah，英文翻译为House of Pressent，或可称为当下的所在）在整个波斯社会中传播，波斯的神秘诗思想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那些不属于苏非主义的诗人也开始尝试在其作品中表达神秘的思想和意象。[60]

什叶派

主条目：什叶派

波斯音乐

主条目：伊朗音乐（英语：Music of Iran）和波斯传统音乐（英语：Persian traditional music）

结论

由于广泛的文化区域在政治上仍然存在分歧，因此帝国之间的强烈对立激起波斯化文化的变化出现。 公元1500年后，伊朗文化发展出自己的鲜明特色，并加入强烈的前伊斯兰，和什叶派伊斯兰文化。虽然美索不达米亚被鄂图曼帝国占领，但伊朗与伊拉克南部（苏美尔/巴比伦尼亚）之间的古老文化联系仍然牢固而持久。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乔治亚、与北高加索的部分地区仍可看得出波斯与高加索地区的古老文化、基因遗传、和历史关系，一直持续到今日，即使在19世纪的俄罗斯-波斯战争后，这些地区被俄罗斯帝国夺走，也依然如此。在地中海东边的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埃及的文化，多少是独立发展的。印度后来发展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完全不同的南亚风格，几乎没有蒙兀儿帝国曾经赞助过的印度波斯文化的残馀。[61][62]

参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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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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