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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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体字 | 衚衕／胡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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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字 | 胡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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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学术界对“胡同”一词含义和来源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源自元代蒙古语说
- 蒙语水井说：在蒙古语中，水井一词的发音（蒙古语：ᠬᠤᠳᠳᠤᠭ，汉语拼音字母：khudag，西里尔字母：худаг），“湖都格”也作“呼都格”、“湖洞”与“胡同”接近。古代北京吃水主要依靠水井，因此水井成为民居区的代称，进而演变为街巷的代称，由此产生了胡同一词。至今内蒙古仍有一些以胡同称水井的地名，如“哈业胡同镇”。
- 蒙语城镇说：在蒙古语中，“浩特”（ᠬᠣᠲᠠ hot）意为城镇。元朝建立后，蒙古人依其习惯将中原城镇街巷也称为“浩特”，后来“浩特”演化为“火弄”或“弄通”，进而演变为后来的“胡同”和“弄堂”。
- 胡人大统说：有人认为胡同一词是元代政治口号“胡人大统”的简化版，但缺乏根据。
胡同一词来自元代蒙古语的说法，数百年来颇为流行，主要原因是见诸元杂剧。元代杂曲名家关汉卿的《单刀会》中，即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的台词，关为金末元初人。《沙门岛张生煮海》中也有如下对白:“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其中砖塔儿胡同就是今天的砖塔胡同。明代沈榜在《宛署杂记》中亦认为：“胡同本元人语。”但这个说法近年遭到诸多质疑。北京市地理学会的王越表示：“以井为标识物并列入街巷名称，早在建元前已经存在，始于元代水井之说有误。北京带“井”字的街巷并不多，北京的水井主要分布在菜园圃和大街上，蒙古语井的发音明显与汉语胡同读音无涉，胡同与水井无关。”另外，汉语吸收外来语大多是由于有前所未见的新事物或新概念传入中国，例如古之“葡萄、苜蓿，菩萨、罗汉、佛陀、塔、劫、禅”等；然而井在中国绝非新事物，汉语表街巷的词语更是非常多，有“街、坊、巷、弄、里巷、曲巷、火巷、火弄、后同”等。因此，突然舍弃汉语已使用数千年的既有词语、吸收蒙古语的词语来作为井或巷的代称，并不合情理。
源自汉语语音的演变说
- 后同音变说：汉语音韵学家郑张尚芳表示：“同”在《说文》中就有记载，“衕，通街也。”南宋鄞人楼钥《小溪道中》诗“后同环村侭溯游，凤山寺下换轻舟。”依据古汉语o系韵母o>u>ou 音变链的演变历程，若有滞后在u 的侯部字，就会混入“胡”音。例如“猴狲”后来又作“猢狲（胡狲）”，“喉咙”又作“胡咙”。“猴、喉、后”古皆侯部字，则宋代的“后同”便音如“胡洞”了[1]。
- 衖巷音变说一：北宋曾巩校勘南朝梁萧子显所著之《南齐书》提到：“萧鸾弑其昭于西弄。注：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方曰𢓲㣚，弄之反切为𢓲㣚也。”显然胡同不是元代才出现的，至晚在北宋便已有了发音近似的“𢓲㣚”，而且是弄字的反切，说明了两者的关系。明张萱《疑耀》、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皆认胡同为北方方言，朱更指出“胡同二字，已见《玉篇》、《四声篇海》，非后人始有也。”南朝梁顾野王《玉篇》载：“衖，胡綘切，《尔雅》曰衖门谓之闳，亦作巷。”金代《四声篇海》载：“衖，胡绛切。”“胡，音胡。胡同，街也。”“同，徒东切，下也，亦通街也，又徒弄切。”亦证明了中国北方在金代有胡同一词，与元无关。黄现璠《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中指出：“巷，去声，绛韵，古音胡贡反，本从共得声，读若‘弄’；至后汉始读今音，胡绛切。楚辞巷字作街。《诗经·郑风·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先秦时代巷和送叶韵，读弄音。弄出于楚辞，春秋楚国地方，即今两湖、江苏、安徽等地。故南北朝时，《南齐书》所载：‘萧鸾弑其君于西弄。 ’注：‘弄，巷也。 ’西弄，即西巷，急读为弄，缓读为㣚，即胡同。今北京街道称为‘胡同’，上海将小巷叫‘弄’，即此之故。近人程树德说胡同为元代北方蒙古族方言，自元始传入中国（见《国故谈苑》卷二），实为误解。 ”由此可见衖、巷、弄三字在音义上分不开的关系。衖、巷本同音（ghong 或ghoong）同义，后来读音分流，衖音变为弄（long或lung），在南方方言中保留下来并被直接写作“弄”；而在北方则分化为两个音（ngo doong或ngu doong），并随著历代音变衍生出𢓲㣚、后同、胡同、胡同等字。
- 衖巷音变说二：陆志韦、李方桂、丁邦新等学者在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的假说基础上，提出了复辅音在消失的过程中，有少量的字分化成两个字音并残留至今的说法。例如“窟窿”是“孔”上古读音的残留；“轱辘”是“毂”的残留；“旮旯／角落”是“角”的残留；“囫囵”是“浑”的残留。而“衖／巷”有复辅音声母的拟音为grongs，复辅音声母gr—，后来在北方逐渐分化为两个字音，在南方音变为弄。
亦有人认为，韩国城市中的街区“동（dong，常译为洞）”，其实本字也是“同”。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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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的历史和现在的北京城一样久远，现在的北京旧城是以元大都为基础修建的，元大都城共有11座城门，城门内的大街构成了全城主干道。主干道相交形成若干长方形居民居住区，居住区中又有等距离东西走向的若干小巷，这些小巷就被称为胡同，当时规定大街宽24步（约37.2米），小街宽12步（约18.6米），胡同宽六步（约9.3米），胡同、小街和大街构成了完整的的元大都城市街道体系。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修建的基本沿袭了元大都的格局，内城包括砖塔胡同在内的许多胡同都是元代的遗存。但自明开始，对城市建筑的规范越来越宽松，出现了许多斜街和不规则的街道，明英宗时期开始修建的外城斜街和曲折不标准的胡同就更多了。
历史上的北京以胡同众多而著称，民间有“著名的胡同三千六， 没名的胡同赛牛毛”的说法。元《析津志》记载元大都有“三百八十四条火巷，二十九条胡同”；明朝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一书中记载，明朝北京共有街巷胡同约1170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459条；清朝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中所列的北京街巷胡同名显示，清朝时北京有街巷胡同2076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978条；1944年日本人多田贞一在《北京地名志》记载，当时北京共有3200条胡同；1949年的统计显示北京城区有名字的街巷6074条，其中胡同1330条，街274条，巷111条，道85条，里71条，而习惯上，人们把上面提到的胡同、街、巷、道、里统称为胡同。
现状
由于胡同和北京历史密切的渊源，胡同和四合院被看作是北京平民文化的象征，以胡同游为主题的北京风情游也逐渐升温。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胡同和平房区成为危房改造的对象：一方面是居住在旧城区的市民日益感到老式房屋不堪使用，生活不便，另一面是市区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急于利用旧城大片的土地，在来自底层和上层双重的重压之下，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数十条的速度加速消失，取代胡同的是现代化但没有北京建筑特色的高楼大厦和通衢大道。因此，一些文化人士发出警告：文化的北京正在因为胡同和四合院的消失而消亡，世界城市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明清北京城正濒临彻底消失的边缘[原创研究？]。
2004年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签发《城市紫线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即紫线范围内，禁止进行违反保护规划的大面积拆除、开发；禁止对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格局和风貌构成影响的大面积改建；禁止损坏或者拆毁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禁止修建破坏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禁止占用或者破坏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地、河湖水系、道路和古树名木等；禁止其他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构成破坏性影响的活动。这一管理办法为北京旧城胡同和四合院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指出，“老城不能再拆，通过腾退、恢复性修建，做到应保尽保”，2021年重新制定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将“传统胡同、历史街巷和传统地名”和“胡同—四合院建筑形态”纳入“老城保护”范围，并规定“禁止破坏各类保护对象和成片传统平房区，实现应保尽保”[2]。
胡同文化
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胡同都是城市普通市民生息的场所，胡同与北京文化的形成和存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相比于代表皇家文化的紫禁城、天坛、颐和园，胡同可以说是北京平民文化的代表。
胡同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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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胡同的命名有很多种类型，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旧北京的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和民俗，是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 以衙署命名：如北兵马司胡同、府学胡同、外交部街、内务部街等。
- 以人名官名命名：如三宝老爹胡同、武定侯胡同、石老娘胡同（西四北五条）。
- 以贸易市场命名：羊肉胡同、花市大街、缸瓦市、米市大街等。
- 以寺庙命名：宝产胡同、砖塔胡同等。
- 特殊标志命名：如铁狮子胡同、耳朵眼胡同等。
- 以器物命名：如烟袋斜街、纱帽胡同。
- 以动植物命名：如狗尾巴胡同。
- 以形状走势命名：如弓背胡同、一尺大街等。
- 以水井命名：如福绥境（原名苦水井）、王府井大街、龙头井胡同等。
从中华民国时期开始北京进行了多次胡同名称改造，修改了一些不雅的名称，如蝎虎胡同——协和胡同；王寡妇斜街——王广福斜街；驴市胡同——礼士胡同；劈柴胡同——辟才胡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