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主义考古学
过程主义考古学（Processual Archeology）又称新考古学（New Archeology），是1960年代在北美流行的一个考古学派。这个学派的发起人，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年轻考古学家路易斯·宾佛（Lewis Binford）和他的学生，朗格（William Longacre）、希尔（James Hill）和佛兰内力（Kent Flannery）......等。宾佛注重研究人类活动的行为和过程，其基本主张为：“一、要对考古遗物的解释进行严格的经验检验；二、用经过严格检验的考古证据重建史前人类生活”，曾在考古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在1980年代时，此理论经考古工作者介绍而进入中国学界。
1962年路易斯·宾佛在AA上发表的《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引用了Willey的话："如果考古学不是人类学的话，那么就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他的基本立场在于：相信考古学必须充分地借用人类学的理论与资料。他的中心思想可以简述为：
- 人类的文化下由数个“子系统”（subsystem）组成，要清楚了解文化则需仔细研究每个子系统
- 他相信考古学资料与现生族群之间的连系有可靠的关联性（The middle range），因此可以运用民族志类比的方式，为考古学重建文化和增加认识
- 他们反对法兰兹·鲍亚士以来的“历史特殊论”（Historical Particularism）那种精细研究单一文化的面貌，他们相信了解文化变迁的过程比了解文化本身更重要－因此称为过程学派
- 秉持著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的态度，相信文化是因为适应（Adaptation）而产生变迁
- 重视科技性的研究方法
- 重视理论和方法学在考古学上的应用，称为“中层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
新考古学还有很多重要的概念，像麦可·希弗（Michael Schiffer）提出的“形成过程”（Formation Process），重视遗物从制造到进入考古学家桌上的过程，已经经过多次概念和实质上的转换，因此考古学者看到的材料和原本的材料在性质上已有一定的差距。新考古学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不过它仍然主宰了1960-90年代美国的考古学主流。
文化历史考古学与反思
在20世纪初的考古学，基本上以文化历史考古学派作为主流的考古学派，文化历史考古学家认为人类文化的特点可以从他们的器物当中观察出来。正如著名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认为“大部份文化是根据少数具有鉴定特征的器物所定义。从不同类型的器物中，找出属于它们的功能并赋予它们的历史意义。”[1]
过程考古学兴起的重要条件在于技术的进步。换言之，在没有碳十四绝对年代测定之前，传统考古学家能从遗址，考古遗物中获取的讯息是十分有限的。
传统考古学家们在论述史前史的时候，主要从考古遗物或重大考古遗址获得文化认同。并且希望建构一套清晰的文化年代并用于搭建国家的史前史，用来解释它们自身文化的起源与变迁。考古学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之下，对于文化起源的论述是极为偏颇的，当然也涉及考古学家对考古记录的价值判断。从考古学家的记录当中，讨论有关文化变迁都被归于一个群体向其他群体的思想传播，或一批人群取代另一批人群及其文化的迁移。
甚至有偏激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家认为文化或文明起源只在历史上发生过一次，在此之后各地的文化都是依靠传播而来的。所以考古学家看待文化的差异，看成某一民族向外扩张其文化。但面对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则看成文化向外传播的连续性，也就是如果一个地区持续受文化传播的影响，那么它跟文化起源地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反之，如果该地区的文化跟文化起源地有很大的差异性，它就是曾有部份的时间没有受到文化的传播。不管怎样，受种族主义影响之下的考古学家对文化的内涵都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
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种族主义并不再流行。但著重器物、物质研究的热情并没有减退。传统考古学学家只著重寻找特别类型的器物，其实特别类型的器物不能直接代表文化本身，因为它有可能是偶然产生的结果。文化历史考古学家面对考古遗存，往往把遗存的细微讯息都忽略掉，因为文化历史考古学家需要从这些显著的物质中赋予其历史意义，并且认为这些特别的器物能够代表文化本身。
人类的物质文化不是文化本身，物质文化只是文化其中的体现而已。我们不能忽略物质背后的作用，更何况考古材料本身无法告诉我们过去的事实，需要摆脱过去直观的因素，不能只看物质本身，要对文化有一个全盘的认识。沃尔特‧泰勒甚至批评“传统考古学家好像是专注寻找陶片、器物的古物学家而不是专注了解人类的行为。”[2]
过程主义考古学理论、实际应用与局限
自从上世纪40-60年代，考古学界虽然检讨了文化—历史考古学不足的地方，并且呼吁考古学家应该从多个角度来检视人类的所有行为。
考古学家必需意识到文化系统的组成部份应该由生存经济、人口规模和聚落形态的变迁来考量。
考古学家开始关注环境的重要性，并且推动了聚落考古学的发展。
路易斯·宾佛他自己对于文化的定义又有全新的见解，他认为文化是适应过来的产物。文化—可以从对自然环境波动、人口压力及邻近文化系统竞争的适应性调节来解释。换言之，宾彿重视的是人类在社会当中的互动关系，只需要弄清楚人类在环境当中如何适应社会即能理解文化变迁。
路易斯·宾佛提出一套“中程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 为帮助考古学进行推理机制。而中程理论所推理的机制，观察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即考古材料是如何变为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形成考古材料的动力有可能是来源物理(土壤、空气、水)、生物(动植物)、文化(其他文化)因素影响而成。他们对于考古材料的判断著重在为甚么使用这些器物，这些器物一定有它的功能来应对社会变迁。
过程考古学对考古学最重要的影响则是将考古学由僵化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进行反思，并且将考古学从历史中抽离，应以人类的行为为主轴，重视科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