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标准工时立法争议

香港标准工时立法争议,是一场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否为香港雇员工作时间长度订立标准并进行立法的争议。

概况

2012年,香港的全职雇员的估计每周估计总工时平均数为49小时。[1]根据瑞银2012年“价格与收入”报告,香港的人均年度工作时间为2,296小时,高于全球(1,915小时)和亚洲(2,154小时)平均人均年度工作时间,位列全球第五高工时的地区。[2]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雇员每周的平均工作时数应约为40小时。另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最低工资及标准工时意见调查2010》,逾八成市民认为香港人超时工作的问题严重,并有三分之二支持就最高工时立法。[3]香港工党所得数据,有7成受访者在超时工作后没有得到任何补薪或补假。[4]鉴于2011年香港开始实施最低工资,香港政府于2010至2011年度施政报告中承诺研究标准工时[5]

于2012年11月26日,劳工处发表了《标准工时政策研究报告》,分三个方面研究了其他地方在规管工时的制度和经验、包括各行各业雇员的最新工时情况的统计数据、和分析及评估香港设立标准工时的影响。就标准工时进行了静态影响评估,在选定的政策设定(由最宽松至最紧的规管情况)下(包括(1)40至48标准工时规定(2)原有时薪1-2倍的法定最低超时工资率(3)无任何豁免至豁免经理及行政人员、专业人员和辅助专业人员),劳工处估计标准工时影响957,100位(总雇员的36.7%)至2,378,900位(总雇员的91.1%)雇员不等,估计总薪酬开支的增加约1,133,200,000元至55,220,800,000元。[1]2013年施政报告中,香港政府指劳工及福利局将于2013年第一季按照其政纲,成立由政府、雇主和雇员代表,以及学者和社会人士组成的“标准工时专责委员会”,跟进《标准工时政策研究报告》。[6][7]2016年5月25日,瑞银在2015年9月公布的报告揭示,香港是全球工时最长的地方,每周平均工时逾50小时。[8][9]

2017年2月,标准工时委员会向政府提交报告,当中有三项重点建议,包括合约工时(Contractual Working Hours)是指劳资双方以合约规管形式,列明雇员每日或每周的工作时数。与标准工时不同,合约工时并非以立法介入,并划一雇员的工时,而是通过个别合约保障雇员,订明超时工作所获得的补偿。有劳工团体认为在劳资关系不平等下雇员没议价能力,合约工时反而助长雇主将长工时合法化。[10]

各方意见

劳工团体

工联会

工联会一直争取政府就标准工时立法,并认为现时政府企图以“合约工时”敷衍打工仔女的做法并不恰当。 工联会对标准工时的立场及建议如下:

  • 政府必须立法订立标准工时,设定每天工作8小时
  • 每周基本工时订为44小时
  • 超时工作“补水”应不少于1.5倍的薪金或以假期作出补偿,雇员有权选择补偿方式

[11]

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

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指政府应从速立法制定标准工时,并提出每周标准工时为44小时、每周最高工时上限为54小时。工时长影响雇员的家庭及社交生活,甚至影响健康;但现时的《雇佣条例》并无订定任何加班费、工时上限或休息日工资以保障雇员。 教区劳工牧民中心(港岛)建议政府立法制定标准工时,帮助在职人士平衡工作、家庭与身心健康,并促请政府尽快制定标准工作时数启动立法程序,以《国际劳工公约》规范最高工作时数为每周四十八小时,以及每天八小时为标准工时。

资方及商会

普遍来说,商界赞成香港社会要寻求工作生活平衡,但认为标准工时并非达致工作生活平衡的良方。香港工时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不足,即使香港政府为标准工时立法亦会无助解决长工时的根本问题,政府应著眼研究如何协助雇员达致平衡作息及推动家庭友善政策,并鼓励企业推动平衡作息的人事管理。 新纪元环保服务常务董事的甄瑞娴表示,她表示有员工或因财政需要,希望多劳多得;若过了标准工时而要给予员工倍半工资,她认为雇主多会聘请另外员工来工作,令希望加班赚多个钱的员工需要分别受聘于两家公司,浪费时间。[12] 香港总商会主席周松岗认为因行业特性实施标准工时有困难,另标准工时实施后工人工时下降,收入未必增加、兼职和散工增加,市民工作或变得不稳定。他又指标准工时立法是复杂、困难的问题,并认为标准工时立法会窒碍工商界的空间。[13] 根据香港树仁大学商业、经济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企业及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有16%受访公司认为标准工时政策可“积极考虑”和“值得考虑”,并有55%的受访公司认为标准工时推行有困难。[14]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刘展灏指标准工时会彻底改变香港的营商环境,对中小企的影响很大,并会削弱企业竞争力及灵活性,可透过教育等措施鼓励雇主发放超时补水,无需立法强制。[15]

政界

2012年10月17-18日,香港立法会就“立法规管工时”议案进行辩论及投票。张国柱议员动议“本会促请政府在本立法年度内提交规管工时的条例草案, 有关条例草案的内容须包括每周标准工时及超时工作工资。”[16]就张国柱议员提出的议案,表决时经由功能团体选出的议员共有32人出席,14人赞成,12人反对,6人弃权;而经由分区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有31人出席,19人赞成,4人反对,7人弃权。议案未获得两部分在席议员分别以过半数赞成,议案被否决。[17]

  • 香港工会联合会建议标准工时定为每周44小时,超时补水为时薪1.5倍;认为标准工时立法,可限制雇主不能要求员工无偿劳动。[18]
  • 民建联葛珮帆议员认为工时需具弹性,并让上班人士能照顾家庭需要。标准工时是劳工政策,而家庭友善跟工时无关。青年民建联副主席陈威雄指标准工时会为中小企带来更多掣肘,应该进行更多谘询才决定是否立法。[19]
  • 民主党建议立法订定每周标准工时44小时及超时工作应有补偿, 以帮助港人有理想的生活模式,能够平均分配工作、休息及活动时间,在各方面得以平衡发展。[20]
  • 工党建议立法规管工时,包括订立标准工时和休息时段,确保工作和生活可得合理平衡[21];并建议每天标准工时8小时,每周标准工时为44小时,每周工时上限60小时,加班补水为正常工资的1.5倍。[4]
  • 港九劳工社团联会立法会议员潘兆平认为不同行业的工资补水、工时等细节可讨论,但相信本港立法,所有行业都可界定工时上限,强调立法除保障超时补水外,亦保障雇员健康。
  • 代表纺织及制衣界、隶属自由党的立法会议员锺国斌表示:专业人士提供服务难以计算工时,如要超时补水可能令整体成本上升。
  • 公民党梁家杰指出,标准工时不单是经济问题,而是雇员能否获得合理回报的原则问题,因为雇员往往被迫在无额外薪酬的情况下加班。他希望政府可以迎难而上,在今届议会会期内,提出标准工时草案。[22]公民党另于2012年立法会选举时提出“配合家庭友善政策,积极研究订立每周标准工时44小时”。[23]
  • 经济动力立法会议员林健锋认为设立标准工时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力,令劳资关系紧张,并会对已出现人手短缺的企业带来更大压力,不赞成立即订立标准工时。[24]

政府

在2011年6月23日立法会会议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指出政府明白长时间工时对员工的健康、家庭及社交生活都会带来不良影响。政府会积极推广宥关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措施,如家庭友善雇佣措施、《休息时段指引》、基于《雇佣条例》的保障等等。他表示标准工时的议题比最低工资复杂,对劳动市场和经济的影响深远,亦具争议性;政府就标准工时的研究可令他们对议题有更深的认识;他另表示在社会各界未能就标准工时达成共识之前决定立法规管标准工时或就此制定时间表是言之尚早。[25]劳工处已在6月下旬向上届行政会议提交有关标准工时的研究报告,就著该届行会提出的问题,当局在整理资料后会重新向新一届行政会议提交报告,现已重新提交[26]

劳工处于2012年11月26日把《标准工时政策研究报告》提交劳工顾问委员会,并于同年12月18日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的议员阐述报告内容。[27]是次报告涵盖其他地方有关标准工时的经验、香港各行各业的工时情况及在香港设立标准工时的影响评估。他并表示政府会成立由政府、劳资双方、学者及社会人士组成的专责委员会研究有关事宜[28],而该专责委员会将于2013年第一季完成筹组并开始工作[29]。他另表示香港在一两年内就标准工时完成立法并不符合现实。[30]

学者

  •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表示,会计、护士等专业因为长工时打乱社交,应解决工时问题。他认为可从标准工时入手,令香港成为家庭友善的地方,提升生育率。香港浸会大学管理学系教授赵其琨表示标准工时可避免工时过长[31];他另指出现时在香港接近全民就业、租金高昂及通货膨胀严重、最低工资实施不久,及外围经济不明朗(欧债危机及欧美的消费力薄弱)的情况下,他认为需要仔细考虑大环境经济情况,亦要留意其他国家的标准工时例子未必适合香港[32]。他又指香港产业狭窄,不同行业有不同弹性,需要有很多豁免及出现雇佣双方寻找法律漏洞的情况,和担心立法将损害香港的营商环境。[33]他认为可以以弹性工作安排、家庭友善雇员政策等代替标准工时以促进作息平衡。[34]
  • 香港树仁大学商业、经济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李树甘博士认为标准工时不能增加作息时间。他引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多拉科斯塔教授于1999年的研究指出在工资弹性较低的地区和行业,标准工时对减低实际工时及增加工资的效果不大:在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如欧洲,标准工时能有效保障雇员利益,但若如日本等没有此问题的地区,则只会带来失业;不同行业的工资弹性各不相同,制定有关标准工时的政策需要考虑不同行业的影响,以免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及带来不必要的失业问题。[35]另外,他指出标准工时有如加班费,令员工更愿意超时工作,故标准工时并不符合缩减工时及增加作息时间的原意。[36]他认为雇员面对的不单是工时长短的问题,而是如何令不同行业的雇员能够真正享受到工作及生活的平衡,达成劳资双赢。
  •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雷鼎鸣博士认为标准工时未必能真正减低工时,可能出现就业下降及引日本于80年代调整标准工时后人均劳动力下降指出标准工时会令经济失去动力。他又指标准工时即使降低员工每周工作时数,但因收入不足,可能需要延后退休,工作年数增长,一生总工时仍不变。[37]
  • 香港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泺生教授指出由于不同职业人士的劳动程度和压力不同,不赞成“一刀切”设标准工时,但他认为可以设立50小时的每周最高工时以保障劳工健康和安全。[38]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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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4.0 4.1 工党“父亲节”工时问卷调查报告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工党,201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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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