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倫理

學術倫理（英語：Academic integrity）是學術界的道德準則或道德政策。這個名詞被由已故的唐·麥凱布（Don McCabe）（美國）提出和推廣，他被認為是「學術倫理之父」。 其他傑出的學術倫理學者和擁護者包括Tracey Bretag（澳大利亞）、Cath Ellis（澳大利亞）、Sarah Elaine Eaton（加拿大） ，托馬斯·蘭開斯特（英國）以及托馬斯·福爾特內克（捷克） 和翠西亞·貝特拉姆·加蘭特（美國） 。學術倫理通過避免作弊、抄襲和合同作弊以及維持學術水平等方式來維護教育價值觀、並確立研究和學術出版的嚴謹倫理。

歷史沿革

在18世紀後期，學術倫理與美國榮譽守則緊密相關。這主要由當時的學生和周圍的文化進行監控。榮譽守則側重於責任、榮獲、權力和尊嚴。因此，學術倫理與個人的正直地位和地位有關。為維護自己的聲譽而進行的任何作弊行為都視為學術腐敗。

直到19世紀末，大學的理念發生了改變，學術倫理的概念才發生了變化。這個時代的學者被要求進行原創研究。儘管學術不誠實行為被認為是愚蠢的行為，但獲得終身教授和出版的壓力給他們的工作增加了額外的壓力。然而，學術倫理的榮譽守則概念正在演變為更現代的概念。學術倫理現在開始以個人榮譽取代以大學為單位。這種演變對於促進整個學術機構的團結並鼓勵學生相互為不誠實行為負責是很重要，亦能使學生彼此自我監督。

隨著教師對原始研究的重視程度的提高，對研究完整性的質疑也隨之增加。與其職業地位相關的壓力如此之大，教授受到了周圍社會的嚴格審查。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將學生和教師的學術倫理理念分開。 到1970年，美國大多數大學都為其學生和教職員工建立了榮譽守則，然而這一概念尚未在世界其他地方流行。（例如，參見Yakovchuk等人 ）。

信息技術的進步讓學術倫理帶來了挑戰，特別容易造成在互聯網上抄襲文章，並且使用互聯網上質量較差的文獻作為來源。而科技的進步還增加了合作的機會，但亦引發了作者身份的適當歸屬問題。

大學的影響

學術倫理代表着要避免竊取和作弊以及其他不當行為。多數教育機構都實行學術誠信、使命宣言等政策， 這些程序和榮譽守則中都提到了有關學術倫理。而倫理課中亦有講授有關誠信的問題，不少課程大綱中也有相關的提及。許多大學在其網站上都有專門介紹學術倫理的部分，這些項目都為術語提供了定義。

榮譽守則可以幫助學生提高學術倫理，並向真正作者致敬。它可以幫助教師和學生建立榮譽保證，使他們能夠對那些犯有學術不誠實行為的人嚴加懲處。榮譽承諾應在分配作業之前創建，並且需要進行閱讀和簽名，由此可以表明學生同意不違反任何規則。

不少大學已通過建立學生榮譽委員會 ，並使學生意識到學術腐敗的嚴重性，由此發揮了更加積極的作用，從而朝着一種鼓勵性的方法提升學術倫理。

學術倫理也可作為保證校園活動並為當地社區做出貢獻。

馬里蘭大學司法計劃和學生道德發展總監加里·帕維爾（Gary Pavela）表示：「促進學生道德發展需要確認共同的價值觀。越來越多的大學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在學術事業的核心價值上：承諾追求真理的誠實。」

為提升印度高等教育系統中的學術倫理，2018年7月23日，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印度）頒布了《 2018年UGC（在高等教育機構中促進學術誠信和防止抄襲）條例》，並出版了一些道德和負責任的研究。 條例隨後提出了一些消除抄襲範圍的制度機制。

除《評估指南》外，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系還發明了名為VeriGuide的內容抄襲檢測軟件系統。該系統旨在維護各種學術機構（例如大學，社區學院）的學術誠實度。該系統通過其網站為學生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個管理和提交學術作品（即學生作業）的平台。該系統還具有分析學術作品的可讀性的功能，並用作作業收集系統和數據庫。

儘管取得了這些進步，但學術上的不誠實仍然困擾着大學。在1990年代，學術不誠實率與1960年代一樣糟糕，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更糟。 對這種道德危機的認識促使許多大學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促進學術誠信的共同價值觀上。

相反，不少人對於以上的機制亦有不少意見：「教學和學習的關係容易被打斷，因為教師為了控制抄襲和保護智慧資本的觀念而被迫與學生互動。雖然師生間本來應有互動，但教師的身份更像偵探，而不是教師、顧問。人們批評把重點放在控制學生的抄襲問題上，認為這是不必要的法律主義，其規則比知識產權法的規定更為嚴格（Marsh，2004年）。 同樣，從過往的社會觀點問題中獲得的經驗先前也沒有「固有的善良，普遍性以及獨立性，獨創性和作者身份的絕對性的假設」（Valentine，2006年）。作者撰寫了有關社會維度的著作 （2001年）亦沒有建議消除個人作者權的概念，也沒有建議無條件地接受複製和合作，而是從社會角度強調了必須同時考慮和解構「個人作者」的觀念的重要性。

參看

• 倫理學
• 著作權
• Turnitin：內容抄襲檢測服務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