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承喜

北韓舞蹈家

崔承喜(1911年11月24日—1969年8月8日),日治至獨立後朝鮮(北韓)舞蹈家、舞蹈教育家。她是開拓朝鮮現代舞蹈的先驅。生於京城(今首爾)。[1][2][3]

崔承喜
韓語名稱
諺文최승희
漢字
文觀部式Choe Seung-hui
馬-賴式Ch'oe Sŭnghŭi

生平

復興朝鮮舞蹈

崔承喜於1911年11月24日出生於朝鮮半島南部漢城的一個末落士族家庭。父親的家業原屬兩班階層,但隨着日本的侵略,原有土地遭日本吞併,從而沒落為平民階層。父親乃當私塾先生為生。崔承喜的哥哥是「卡普」(1920年代在朝鮮半島產生的無產階級同盟文學組織的簡稱)作家。1926年,年滿14周歲的崔承喜剛以優秀成績畢業於京城(今首爾淑明高等女子學校,便被日本現代舞蹈專家石井漠選中,帶到日本學習並研究現代舞、芭蕾舞以及其他各類舞蹈。[2]

 
193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後的孫基禎(右)和崔承喜

20世紀初,自從朝鮮半島出現西歐式舞台「圓覺社」之後,傳統舞蹈便逐漸開始舞台化。然而在很長時間內,尚未擺脫歌舞一體的形式,完全獨立的舞蹈藝術一直未誕生。1929年崔承喜回到朝鮮後,在漢城積善洞開辦了舞蹈研究所,並立志復興朝鮮民族舞蹈。在3年多的時間內,崔承喜收集並研究了朝鮮各地存留的古代舞蹈素材,最終認識到「在高句麗時代,朝鮮的舞蹈曾經特別隆盛過。到了李朝時代,情形就有了變化,詩和其他文藝作品占據了重要的地位,歌舞卻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可以說自從李朝以後,朝鮮的舞蹈藝術一直是被忽視的,一直沒有出現過真正的舞蹈藝術家,有的只是供給統治階級享樂的舞蹈。」[2]

此後,崔承喜開始了自己的舞蹈創作及表演。1930年2月1日至2日,崔承喜在京城公會堂舉辦了歸國後的首次演出,演出的舞蹈既有在朝鮮傳統舞蹈基礎上創作的「劍舞」、「僧舞」、「靈山舞」、「豐收歌」等作品,也有「印度人的悲哀」、「失去祖國的人們」、「向着太陽」、「苦難的路程」、「勞動者的行進」、「迎着希望」、「兩個世界」等反映世界弱小民族的悲哀以及朝鮮民眾反日精神的舞蹈。當時,朝鮮的進步出版物紛紛讚譽崔承喜此次演出,稱「從她的藝術中看出了朝鮮民族不朽的靈魂、不朽的精神。」在創作中,崔承喜主張「以朝鮮民族形式的舞蹈為中心,再加以其他民族舞蹈進行創造……使古老的形式賦有現代的生命。」[2]

世界巡演

20世紀初,以舞蹈表述自我思想的風氣在世界舞蹈界興起。這不僅僅是對古典芭蕾程式化的否定,而且充滿了具有生命力及現代感知的舞蹈精神。1933年9月20日,崔承喜從朝鮮回到日本,在東京舉辦了首次表演會,轟動日本藝術界。1934年5月21日,東京《國民新聞》評議稱,崔承喜的舞蹈「在有天賦的身體和較深的近代舞蹈訓練基礎上,使朝鮮舞蹈回生了。這一切,只有像她這樣卓越的藝術家,才能做到。」[2]

 
1936年台灣公演於《台灣藝術新報》上的廣告。

1930年,石井漠高田世子率團來台灣演出,1936年崔承喜也在台北大世界劇院演出,後來又到台中戲院公演,散場後接受張深切的專訪,共同表達了殖民地人民的悲哀。[4]這些前衛的舞蹈家對台灣的現代舞的開創具有很強的刺激作用。台灣的舞蹈前輩如林明德蔡瑞月李彩娥等人,都曾赴日本學習舞蹈,師承崔承喜。台灣首位舞蹈家林明德便是看了崔承喜的演出後,於1936年赴日本學習舞蹈。[3]

1937年,在表演藝術經理所羅門·胡魯克的主持下,崔承喜開始在歐美各國巡迴演出,演出一直進行到1939年。[3]正如20世紀初蘇聯佳吉列夫舞蹈團赴歐洲、美洲、亞洲各國旅行演出季活動中,芭蕾舞演員安娜·巴甫洛娃的表演使日衰的芭蕾獲得復興一樣,1930年代中期崔承喜赴歐洲、美洲、亞洲各國的演出也起到了復興東方舞蹈的作用。崔承喜先後在美國阿根廷法國德國丹麥瑞典土耳其等15個國家的首都及大城市巡迴演出,在3年多時間內,她舉行了數百場次的表演。崔承喜成了世界知名的舞蹈家。[2]

1940年4月1日的美國《洛杉磯時報》載,「崔承喜是繼烏戴·薩卡、梅蘭芳後,從東洋來的舞蹈家中最成熟的名人之一。」1940年4月8日《舊金山新聞》稱,「絕妙的藝術和絕妙的藝術家融合在一起的崔承喜,是以她的技藝征服了觀眾,她的善於變化的既優美又精練的節目,不但使東洋人,而且使西洋人都情不自禁地受到了感染。」1940年11月6日《墨西哥宇宙報》載,「凡是她的舞蹈都在暗示着某種心理狀態,而且將精神價值和獨特的動感和技巧緊密結合起來。確切地說,她是一位卓越的舞蹈家。」1940年6月25日的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Grafico》稱,「毫無疑義,她是一位完美無缺的藝術家,她是既敏捷又和諧、具有雕塑性的藝術家,也是一位熟練掌握如何表現舞蹈的精神本質以及心理的女演員。」[2]

在世界各地巡演期間,崔承喜邊演出邊學習各國舞蹈。同時,她還結識了德國現代舞專家瑪麗・魏格曼,從她那裡學習了現代舞的基本技巧,並傳播到東方各國,為東方各民族舞蹈藝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2]

1939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辦的第二屆國際舞蹈比賽中,崔承喜和世界知名舞蹈家、舞蹈評論家謝爾玖·里法爾安東·道林阿諾爾得·哈斯克爾等均被聘為舞蹈審查委員。[2][1]

日本媒體稱,「世界舞后崔承喜不僅是人民群眾普遍知道她的價值,而且她是在國際舞蹈界也具有相當聲望和地位的人物,從她以往所有的表演中就能博得萬眾的讚揚,這更證實了她非常輝煌的成就。」[2]

中國古典舞蹈

中國古典舞蹈在唐代達到鼎盛,此後逐漸衰弱,並融入了戲曲之中,獨立的舞蹈藝術則一直未能振興。20世紀初,吳曉邦三次赴日本學習現代舞,回到中國創建了他的中國新舞蹈體系。[2]最早對中國古典舞蹈感興趣的有兩位外國人:阿甫夏洛穆夫(1894年-1965年)、崔承喜。前者在1940年代和京劇(當時稱「平劇」)演員合作,作了戲曲式舞劇《古剎驚夢》、歌舞劇《孟姜女》,以及若干京劇風格的舞蹈。阿甫夏洛穆夫演出的《古剎驚夢》吸收了很多戲曲舞蹈,其中有「千手觀音顯靈舞」、「長袖舞」、「玉盤舞」等等,還採用了傳統戲曲的武打,梅蘭芳當時曾親臨排練場進行指導。[3]

1939年底,崔承喜回到漢城時,日本人禁止她演出民族舞蹈、穿朝鮮的民族服裝。因此,崔承喜於1940年來到中國北平,據說是去學習中國舞蹈。[1][3]1940年代至1950年代,崔承喜在中國進行了許多舞蹈實踐。她先後在中國開辦「東方舞蹈研究所」(1944年)、「崔承喜舞蹈研究班」(1951年),一方面研究並整理中國戲曲舞蹈,另一方面培養了一批中國舞蹈專業人才。[2]她創作中國題材的舞蹈,還考察了石窟等中國傳統藝術。[2][1]從1942年末到1952年止,崔承喜先後在中國北平(1949年改稱北京)、上海天津瀋陽哈爾濱等城市演出。其間,崔承喜以中國古典舞蹈為基礎創作了「霸王別姬」、「明妃曲」、「吉祥天女」、「漢宮秋月」、「楊貴妃艷舞之圖」、「紫禁城的玉佛」等舞蹈作品,並在1942年初在日本東京帝國劇場進行了24天的公演。[2]

1945年3月31日,梅蘭芳和崔承喜在上海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進行了一次有關舞蹈藝術的談話。崔承喜稱,「我以為中國古典劇中有許多非常豐富優美的舞蹈素材。如果以此作基礎創造出新的中國舞蹈藝術,一定比西洋舞蹈藝術更好。」梅蘭芳稱,「崔女士的藝術也是可傳諸後世的東方古典藝術。崔女士為了東方舞蹈藝術之復興,將中、日、朝等亞洲之傳統作成新的創造實在使我欣佩。」梅蘭芳還希望崔承喜創作出東方芭蕾舞劇。崔承喜說,「這次在北平開設了一個舞蹈研究所,以我的舞蹈基礎、方法和經驗教給中國子弟,更想建設新中國之舞蹈。」[2]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1951年,崔承喜再度來到中國。[3]1951年3月17日起,在中央戲劇學院分別開辦了崔承喜的「崔承喜舞蹈研究班」 、吳曉邦的「舞蹈運動幹部訓練班」,它們「對今後中國舞蹈領域的重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2]崔承喜任「崔承喜舞蹈研究班」 班主任。[1]中央戲劇學院院長歐陽予倩曾說,「研究班的成立是新中國新舞蹈運動史中的一件大事。」[2]「崔承喜舞蹈研究班」 培養出了蔣祖慧章民新崔美善舒巧李正一王佩權、高金榮等學生,日後這批人才成了中國舞蹈界的知名人士。[1]

1951年2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崔承喜的《中國舞蹈藝術的將來》一文。同時,她還以「舞蹈創作諸問題」為題,為中國的藝術家們進行講座。歐陽予倩說,「崔承喜先生將以她豐富的經驗以她不斷的研究、創作和表演的實踐幫助中國舞蹈藝術提高一步。」1952年,崔承喜離開中國,回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2]

回到朝鮮

 
1946年6月5日,崔承喜從中國北平回朝鮮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6年春,崔承喜和許多朝鮮人一同回到了美國軍隊占領下的漢城。她隨即申請赴北朝鮮,以和在平壤工作的丈夫團聚。但是美國人拒絕批准。崔承喜乃逃離漢城,化裝成農婦,和她的學生金白峰一道乘坐一條漁船穿過黃海,來到北朝鮮。[3]

崔承喜到達平壤後,隨即在報紙上發表了一份聲明,稱她要獻出所有的力量與才能,致力於民主朝鮮的建設。在來到北朝鮮之後崔承喜舉行的第一場演出中,崔承喜等舞蹈家演出了12個舞蹈節目,其中包括一個佛教舞蹈節目,一個中國舞蹈節目,十個朝鮮民族舞蹈節目(包括《在牢裡的春香》、《戴草帽新郎》等等)。[3]1946年9月26日,崔承喜在平壤大同江畔創建了「國立崔承喜舞蹈研究所」,培養朝鮮第一代舞蹈家。該研究所於1952年成為「崔承喜舞蹈學校」,1953年12月與同年創建的「同立藝術劇場」附屬藝術學校合併為「平壤綜合藝術學校」,1956年更名為「國立舞蹈學校」,1962年以創作並演出舞劇《紅旗》之機,升格為「平壤藝術大學」,1971年同「平壤音樂大學」合併為「平壤音樂舞蹈大學」。[2]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1951年,崔承喜再度赴中國。[3]

1952年,崔承喜從中國回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2]1966年,崔承喜最後一個舞蹈作品《Tale of adiving woman》公演之後,她便從公眾的視野中永遠消失。[3]崔承喜於1967年被當作「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分子」肅清。[5]同年起,丈夫安漠、女兒安聖姫下落不明。[6]2003年2月9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官方公布了崔承喜於1969年逝世,遺體葬於愛國烈士陵,墓碑刻有「舞蹈家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長、人民演員」,從而正式恢復了其「人民演員」的名譽。但崔承喜被整肅的理由和死因沒被正式發表。

金日成在1994年出版的回憶錄《與世紀同行》第五集,重新評價了崔承喜。自此,崔承喜及其舞蹈藝術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逐漸被重新提起。2001年4月,對崔承喜及其舞蹈藝術進行全面研究的著作 《崔承喜舞蹈藝術研究》出版。2001年11月,在延邊大學舉辦「20世紀朝鮮民族舞蹈暨崔承喜舞蹈藝術」國際學術討論會,同時恢復演出了崔承喜創作的部分舞蹈節目及舞蹈基本功。2002年9月,以與前者相同的形式在韓國漢城舉辦了「崔承喜誕辰90周年國際學術會議」。[2]

貢獻

崔承喜將朝鮮傳統舞蹈,比如宮廷舞蹈、宗教舞蹈、藝能舞蹈(又稱教坊舞蹈)、民俗舞蹈等等,提煉並獨立成為藝術舞蹈,使其發展成20世紀朝鮮民族舞蹈的主流。她在舞蹈創作、舞蹈理論、舞蹈教學等方面對東方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2]

崔承喜創作的舞蹈作品種類繁多,包括舞蹈詩、舞蹈組合、舞劇、音樂舞蹈史詩等等。她開拓了將傳統舞蹈再現在舞台的再構成方法,以傳統舞蹈作為基礎加以藝術創造的再創造方法,以朝鮮民族舞蹈的內涵為基本動律的創造方法等等。崔承喜在舞蹈理論方面也頗有建樹,先後出版了《朝鮮民族基本舞蹈》(1958年)、《朝鮮民族兒童基本舞蹈》(1964年)、《舞蹈台詞集》(1958年)。她還發表了作為中介理論(專業基礎理論)的《舞劇劇本創作理論》(1964年由朝鮮《文學新聞》轉載),作為基礎理論的《朝鮮舞蹈動作與技法的優秀性及其民族性特徵》(1966年3月至4月初由朝鮮《文學新聞》轉載)等許多專業論文。[2]

參考文獻

  1. ^ 1.0 1.1 1.2 1.3 1.4 1.5 天津發現舞蹈大師崔承喜70年前津門贈照,新華網,2009年12月21日 網際網路檔案館存檔,存檔日期2012年5月11日,.
  2.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余白,著名朝鮮民族舞蹈家——崔承喜,當代韓國2003年第04期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舞蹈先驱崔承喜,中华舞蹈网,于2013-05-13查阅. [2013-05-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01-01). 
  4. ^ 張深切與崔承喜的訪談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臺灣心韓國情,朱立熙
  5. ^ 『朝鮮労働黨略史』朝鮮労働黨出版社、1979年、p600
  6. ^ 萩原遼『ソウルと平壌』大月書店、1989年、p145、ISBN 4-272-21054-8 c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