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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工作

不进行正常就业的行为
關於暫時性的拒絕工作，請見「罷工」。

拒絕工作是指一個人拒絕正常就業的行為[1]。

除許多亞文化群體和個人將拒絕工作作為一種實際行為實踐外，一些政治激進派已經公開主張拒絕工作：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保爾·拉法格和意大利工人主義者、自治主義者（如安東尼奧·奈格里、馬里奧·特龍蒂（英語：Mario Tronti））[1]、法國極端左翼（英語：ultra-left）（如交換和流動組織）以及部分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是鮑勃·布萊克（英語：Bob Black）和後左派無政府主義（英語：post-left anarchy）者）都主張拒絕工作[2]。

強迫勞動的廢除

國際人權法不承認除罷工權外拒絕工作或不工作的權利。此外，國際勞工組織於1957年通過的《廢除強迫勞動公約（英語：Abolition of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禁止了一切形式的強迫勞動[3]。

對工資奴役的擔憂

主條目：工資奴役（英語：Wage slavery）

工資奴役（或譯為薪資奴役、工資奴隸制[4]）是指一個人的生計（英語：livelihood）依賴於工資的情況，尤指直接且完全依賴的情況[5][6]。工資奴役是一個帶有負面含義（英語：connotation）的術語，用於將奴隸制度和僱傭勞動之間進行類比，同時強調奴隸制度下擁有一個奴隸和資本制下僱傭一個工人之間的相似性。工資奴役一詞被用來批評經濟剝削和社會階層制度，在前者中主要被視為勞動力和資本之間不平等的議價能力（特別是當工人的工資相對較低時，例如在血汗工廠中）的體現[7]，而在後者中則被視為缺乏工人自治的體現[8][9][10]。對社會分層的批評則涵蓋了更廣泛的受階層社會環境壓力約束下的就業選擇（即不僅面臨飢餓或貧窮的威脅、還面臨着社會污名和社會地位下降的威脅，因此不得不為了工資而工作）等主題[11][12][13]。

對僱傭制度和奴隸制度相似性的比較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塞羅時期[14]。在南北戰爭之前，支持對非裔美國人實行奴隸制的南方派就曾援引過這種比較以取得話語權[15][16]。隨着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到來，蒲魯東[17][18]和馬克思[19]等思想家闡述了僱傭勞動和奴隸制度之間的相似點，同時批判不用於積極行為的個人財產。

18世紀的英國引入了僱傭勞動制度，但隨後遭到抵制並導致了工團主義思想的傳播[20][21][22][23]。歷史上，一些勞工組織和個別社會活動家支持用工人自治或工人合作社取代僱傭勞動制度[9][22]。

政治觀點

馬克思主義

 
保爾·拉法格，反工作書籍《懶惰權》的作者

保爾·拉法格與《懶惰權》

主條目：懶惰權（英語：The Right to Be Lazy）

《懶惰權》是古巴裔法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保爾·拉法格在1880年流亡倫敦時寫的一篇文章。該文對當時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基督教甚至社會主義對工作的想法進行了激烈的論爭。拉法格（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批評他們的論點不僅因循守舊，而且並不正確。他具體解釋稱，如若社會過度敬重「勞動權（英語：right to work）」，那麼會造成人類的退化，並使人們成為奴隸；而「懶惰」，與人類的創造力一同，反而是人類進步的重要源泉。

他在《懶惰權》一文中進一步指出，「假如我們想在文明的歐洲找到一點人的自然美的痕跡，那麼我們就需要到這樣一些民族那裡去找：那裡人們對勞動的憎恨還沒有被經濟偏見所根除。……即使英雄時代的希臘人，也用同樣的輕蔑態度來對待勞動：只有奴隸才被准許從事勞動，自由民則只知道體操和精神方面的娛樂。……古代哲學家勸人輕視勞動，因為在他們看來，勞動會使自由民墮落；詩人頌揚懶惰是神的禮物」。同時，他還稱「受勞動的信條愚弄的無產者，請你們聽聽這些哲學家是怎麼說的吧（有人千方百計地不讓你們知道這些話）。一個公民出賣自己的勞動，就是使自己淪為奴隸，成為罪犯，他將被判處幾年監禁」[24][25]。

情境主義國際

知名的後超現實主義者、情境主義國際的成員拉烏爾·范內格姆（英語：Raoul Vaneigem）在《快樂之書》中稱：「你通過把被工作和約束竊取的能量返還給快樂來扭轉權力的視角……。就像工作殺死了快樂一樣，快樂也殺死了工作。如果你不甘心死於厭惡，那麼你就會很高興地擺脫工作、擺脫他人的發號施令及對這些號令的服從、擺脫輸和贏、擺脫保持個人形象、擺脫評判和被評判的可憎需求」[26]。

自治主義

主條目：自治主義

自治主義哲學家比弗（英語：Bifo）將拒絕工作定義為：「與其說是工人不喜歡被剝削的明顯事實，不如說是更多的事情。它意味着資本主義結構調整、技術變革和社會機構的普遍轉型是由退出剝削、拒絕生產剩餘價值的義務、拒絕增加資本的價值、拒絕減少生命價值的日常行動產生的」[1]。換言之，「拒絕工作意味着[……]我不想去工作，因為我更喜歡睡覺。但這種懶惰是智慧、技術和進步的來源。自主性是社會主體在其獨立性和與紀律規範的互動中的自我調節」[1]。

比弗稱：[1]

「70年代自治主義無產者運動的一個重要想法是『不穩定是好事』。工作不穩定在當時被認為是一種嘗試脫離穩定工作的自主意志的體現。在1970年代，許多人往往工作幾個月就離職去旅行，然後等到旅行回來再工作幾個月，如此反覆。這在幾乎充分就業的、平等主義文化的當時是可行的。這種情景允許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資本家的利益而工作，但很明顯，這種社會風氣不可能永遠保持下去，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的攻勢就旨在扭轉這一風氣。」

從這種自決的可能性來看，甚至工人自治的概念也被認為是有問題的，因為「這種自我管理遠不意味着無產階級權力的出現……這種自我管理是工人在真正吸納時期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我束縛……。他們誤以為是個別資本家（在真正吸納中，他一方面掩蓋在股份所有權的集體機構中，另一方面掩蓋在僱傭管理中）而不是企業的問題，……工人自己成為集體資本家，承擔起剝削他們自己勞動的責任。因此，工人不僅沒有與『工作』決裂，……還保持了打卡的做法，繼續圍繞工廠的需要組織自己和社群，用出售手錶所產生的利潤給自己發工資，保持個人完成的工作與工資之間的確定關係，並在整個過程中繼續穿着工作服」[27]。

安德烈·高茲

安德烈·高茲是奧地利裔法國社會哲學家、新聞工作者。高茲與他人曾於1964年合辦了《新觀察家》周刊，他還支持讓-保羅·薩特的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五月風暴學生騷亂之後，他更加關注生態政治學。他著作的核心主題是僱傭勞動，如從工作中解放、工作的公正分配、社會異化和無條件基本收入[28]。他批判工作和工作倫理的作品包括《勞動分工批判》（塞伊出版社，1973年，合著）、《告別工人階級》（1980年，伽利略出版社和塞伊出版社；1983年版名為《向無產階級告別》）、《經濟理性批判》（維索圖書出版，1989年首版，1988年完稿）和《重新獲得工作：超越基於工資的社會》（1999年）。

無政府主義

《廢除工作》

《廢除工作》是鮑勃·布萊克（英語：Bob Black）所著的最廣為人知的文章，他在這篇文章中借鑑了夏爾·傅立葉、威廉·莫里斯、赫伯特·馬爾庫塞、保羅·古德曼和馬歇爾·薩林斯的思想。在該文中，布萊克主張廢除以生產者和消費者為基礎的社會，布萊克認為在這種社會中所有人的生活都在致力於商品的生產和消費。布萊克在書中質疑了馬克思主義的國有社會主義和市場資本主義，並認為人類獲得自由的唯一途徑是廢除工作，用大量新型的、能夠達到與工作一樣效果的自由活動取代工作。他將這種自由活動稱為「嬉戲性活動」。布萊克還在這篇文章中稱「沒人應該工作」，因為工作——被布萊克定義為「通過經濟或政治手段，藉助胡蘿蔔或大棒而強迫進行的生產行為」——是世界上幾乎所有痛苦的來源。布萊克譴責工作的強迫性，以及它所採取的形式——工人與老闆之間的從屬關係，將具有一定內在樂趣的任務變成單調完成任務的「工作崗位」，各種名為「規訓」所強加的侮辱，以及大量與工作有關的死亡和傷病——布萊克因這些將工作稱為「殺人行為」。他認為工作是「對自由的嘲諷」，並譴責那些支持自由而又支持工作的各種理論家是「偽君子」。布萊克稱，工作中的服從關係使人們變得愚蠢，並造成對自由的恐懼。由於工作，人們習慣於僵化和有規律的生活，因此沒有時間去交朋友或進行有意義的活動。他稱因為大多數工人厭倦了工作（從工作中的小偏差可以看出），所以他說的應該是沒有爭議的；然而，這些理論之所以有爭議，只是因為人們太接近工作系統而看不到其缺陷。

 
鮑勃·布萊克（英語：Bob Black），支持後左翼無政府主義（英語：post-left anarchy）的當代美國無政府主義者

而與之相反，遊戲往往不受規則支配，而且是在完全自由的情況下自願進行的，是一種禮物經濟。布萊克指出，狩獵採集社會中狩獵和採集是典型的遊戲行為，他使用了馬歇爾·薩林斯的著作來支持這一觀點：他敘述了階層社會的興起以及在這些社會中工作被累積地強加於人的情形，因此今天的強迫性工作即使對古人和中世紀的農民來說也是不可理解的壓迫。布萊克也對並非簡單體力勞動的「工作」對於完成必要但不愉快的任務仍是必需的這一觀點作出了回應，他宣稱，首先大多數的工作可以轉化為遊戲般和手工般愉快的娛樂消遣活動；其次大部分工作根本不值得挽回，因為這些工作只是為社會控制或商業控制這樣的非生產性目標服務的；至於剩下不得不做的工作，他主張用傅立葉的方法來安排活動，利用好人們在不同時間願意做不同的事這一點使人們願意去做這些活動。他還對通過技術來節省勞動力並消除工作的可能性持一定的懷疑但開放的態度。布萊克覺得左派在批判中走得不夠遠，因為他們太執着於把自己的權力建立在工人之上，而這就會需要維持工作和工人的存在[29]。

反工作

 
伯特蘭·羅素，《賦閒禮讚（英語：In Praise of Idleness and Other Essays）》一書的作者

反工作倫理學指出，勞動往往會導致不快樂，因此，應該減少勞動量，或至少不應該通過經濟或政治手段強制工作。這種倫理學先是出現在無政府主義圈子裡，並隨着伯特蘭·羅素的《賦閒禮讚（英語：In Praise of Idleness and Other Essays）》、伊萬·伊里奇的《有用的失業權》和鮑勃·布萊克（英語：Bob Black）於1985年出版的《廢除工作》等文章逐步傳播開來[30]。

知名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曾對工作進行批判並展現出反工作的倫理，1881年他在《朝霞》中寫道：

勞作的讚頌者。——在對「勞作」的頌揚中，在對「勞作的恩惠」的不倦談論中，我看到了在對非個人公益行為讚頌時也會有的一個內心想法：尤其害怕一切個體事物的內心想法。歸根結底，人們現在看到勞作——指從早到晚的那種辛勤勞動——就感覺這樣的勞作是最好的警察，把每個人都控制好了，懂得阻止理性、貪慾以及對獨立之渴望的發展。因為它超乎尋常地消耗許多精神力量，讓精神力量在思考、冥思苦想、夢魘、憂慮、愛恨中大量付出，它總是會看到一個小小的目標，讓你輕易地、定期地得到滿足。所以一個需要不斷艱苦勞作的社會，將有更多的安全性：現在人們把安全性作為最高的神來膜拜。……
— 弗里德里希·尼采， 《朝霞（英語：The Dawn (book)）》[31]

美國建築師、設計師和未來學家巴克敏斯特·富勒稱：

「我們必須摒棄每個人都必須謀生這種非常似是而非的觀念。實際上，如今，一萬個人中只要有一個人能取得技術突破，就足以支持這所有一萬人的生活。我們因為認同馬爾薩斯的達爾文理論，得出一個人必須證明自己的生存權；因為認同每個人都因此必須從事某種苦活累活這種錯誤的想法而不斷地發明工作。如今，我們有監督監工的監工和為監工製造工具監督監工的人。人們真正的事業應該是回到學校，思考在有人來告訴他們必須謀生之前他們所思考的問題。」
— 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 [32]

媒體

《閒人（英語：The Idler (1993)）》是一本由湯姆·霍奇金森（英語：Tom Hodgkinson）和加文·普雷托爾-平尼於1993年創辦的雙月刊英國雜誌，其致力於推廣「閒人生活」的精神及其所帶來的一切並探索另一種工作和生活方式[33]。

截至2021年，互聯網上最大的反工作社區是Reddit上的r/antiwork板塊，有大約一百萬的用戶[34][35]。

具體實踐

「懶蟲」

「懶蟲（英語：slacker）」（英語：Slacker）[36]一詞通常被用於指代逃避工作的人或高學歷低成就者（英語：underachiever）[37][38]。

雖然「懶蟲」一詞的使用根據資料來源可以追溯到大約1790年或1898年，但它直到進行英國傑濟臘工程（英語：Gezira Scheme）時才開始稍微被廣泛使用，這個詞當時被用來指代蘇丹勞工通過昏昏欲睡地工作來抗議他們在工程中權力的缺失，這種抗議形式被稱為「懶蟲抗議」[39]。該詞於電影《回到未來》和《都市浪人（英語：Slacker (film)）》中被使用後知名度再次得到了提升[37][40]。

尼特族

尼特族是政府對「既不工作也不在學校學習或參與進修培訓」人群的稱呼[41][42]。該詞最早在英國使用，隨後傳播至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

在英國，該詞主要被用於指代年齡在16至24歲之間的對應人群（一些16歲的人仍處於義務教育年齡）。在日本，該詞用於指代年齡在15至34歲之間的失業者、未婚者、未入學或未從事家政服務者、不找工作或未接受工作所需技術培訓的人。尼特族「並不是指一群一模一樣的人，而是指那些在嘗試各種就職機會時短時間尼特的人，以及那些存在重大且通常是多種精神疾患、有可能導致長期保持不工作狀態的人所組成」。

在巴西，「內姆內姆」（葡萄牙語：nem-nem，既不工作也不學習，葡萄牙語：nem estudam nem trabalham的縮寫）被用作尼特族的同義詞[43]。在西班牙語國家，「尼尼」（西班牙語：ni-ni，既不工作也不學習，西班牙語：ni estudia ni trabaja的縮寫）一詞同樣被用於尼特族的同義詞。

「飛特族」與單身寄生族

飛特族（フリーター，furītā）指的是年齡在15至34歲之間，沒有全職工作或失業的人，但這一詞的指代不包括家庭主婦和學生。這些人同樣會被描述為不充分就業（英語：underemployment）者或自由職業者。這些人在高中（英語：Secondary education in Japan）或大學畢業後沒有開始職業生涯，而是通常作為所謂的單身寄生族與他們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做一些低技術和低工資的工作賺一些錢。

「飛特族」一詞大約在1985年–1988年被首次使用，被認為是英語單詞自由（free，或可能是自由職業一詞，freelance）和德語單詞工人（Arbeiter）所組成的詞[44][45]。

單身寄生族（パラサイトシングル，parasaito shinguru）[46]是一個源自日語的詞，指的是為了享受無憂無慮的舒適生活而與父母一起生活到20多歲或30多歲的單身人士。在英語中，有時可能會使用「海綿」（英語：sponge）或「地下室居住者」（英語：basement dweller）兩詞進行同義替換。在意大利，類似的現象被稱為巨嬰（義大利語：Bamboccioni）[47]；在德國則被稱為賴巢族（德語：Nesthocker，意為賴巢鳥）[48]，這些德國的賴巢族常處於媽媽酒店（德語：Hotel Mama）狀態中。

不過單身寄生族在希臘被認為是正常行為，因為當地的家庭關係過度親密，且當地的薪資較低[49]。

福利女王

福利女王（英語：Welfare queen）[50]（或譯福利大媽[51]）是一個貶義詞，指的是主要依靠福利和其他公共援助資金生活的人，尤指女性和單身母親。該術語往往暗示該人以欺詐的方式領取或過度依賴福利、慈善及其他施捨，並且顯然由於懶惰故意選擇「靠救濟金」生活而非去找一份有工資的工作。

流浪漢

流浪漢是指處於貧窮中，沒有家，沒有固定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每天只能從一個地方流浪至另一個地方的人。已開發國家的許多鄉鎮會為流浪漢提供庇護所（英語：Homeless shelter）。

在美國，部分針對流浪漢的法律被判違反了憲法中規定的正當法律程序而無效[52]。然而，聯邦調查局2005年關於美國犯罪情況的報告中仍列出了24359起流浪罪[53]。

犬儒學派

 
由讓-里奧·傑洛姆繪製的《坐在大瓮里的第歐根尼》

犬儒學派（希臘語：κυνισμός）最初是指一個古希臘哲學學派，其信奉者被稱為犬儒（希臘語：Κυνικοί，拉丁語：Cynici）。他們的哲學認為，生命的目的在於過與自然一體的美德生活，即拒絕一切對財富、權力、健康和名聲的傳統欲望，過不要任何財產的簡單生活。犬儒學派認為，世界平等地屬於每一個人，痛苦是由對什麼有價值的錯誤判斷以及社會上無價值的傳統和風俗造成的。

第一位概述這些主題的哲學家是安提西尼，他是公元前5世紀末蘇格拉底的學生。第二位是錫諾普的第歐根尼，他住在雅典街頭的木桶里[54]。第歐根尼將犬儒主義發揮到了極致（英語：logical extreme），並被視為犬儒主義哲學家的典型代表。緊隨其後的是底比斯的克拉特斯，他不僅生活方式上完全模仿第歐根尼，還把自己的財產兌成錢幣，全部發放給窮人[55]。犬儒學派隨着1世紀羅馬帝國的興起而得到進一步傳播，在帝國的各個城市都可以看到犬儒學派的信奉者在乞討和布道。犬儒學派最終於5世紀末消亡，但其許多禁慾主義元素和修辭學思想被早期的基督教所吸收。犬儒一詞本身來源於古希臘語的「κυνικός」（犬一般的）和「κύων」（犬）[56]。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犬這個詞也被作為對他們無廉恥地拒絕傳統禮儀、決定流落街頭的一種侮辱。尤其是對第歐根尼，他被稱為「狗哲人」[57]。

「hobo」、「tramp」與「bum」

 
兩名「hobo」在被趕下火車後沿着鐵軌行走，其中一人拿着一件包袱

「hobo（英語：hobo）」一詞起源於19世紀美國西部或美國西北部[58]，指處於貧困中的流動工人（英語：Migrant worker）或貧困且無家可歸的流浪漢[59]。與「tramp（英語：tramp）」一詞所指代的只在不得不工作時才工作的流浪漢及「bum」一詞所指代的完全不工作的人都不同，「hobo」一詞更傾向於指代流浪的工人[58][60]。

在英國英語和傳統的美國英語中，「tramp」指長期無家可歸、常年通過步行或遠足從一個地方流浪到另一個地方的人。「tramp」一詞源於中古英語，最初是一個動詞，意為「用沉重的腳步行走」以及「徒步旅行」[61]。

「貧民窟朋克」

貧民窟朋克（英語：gutter punk）通常指代扒火車（英語：Trainhopping）或搭順風車不斷遷徙的朋克露宿者，貧民窟朋克的受眾與無政府朋克亞文化的受眾有着很大的重合度[62]。在某些地區，貧民窟朋克因乞討並展示對他們的生活方式作出說明的紙板而聲名狼藉[62]。貧民窟朋克一般被描述為自願失業的人[62]。

「不願工作者」

參見：好逸惡勞之地行動（英語：Aktion Arbeitsscheu Reich）

在納粹德國，「不願工作者」會被抓捕並作為黑色三角形囚犯囚禁在納粹集中營[63][64]。

參見

文選

  • George M. Alliger: Anti-Work: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Its Truth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SBN 978-0-367-75859-2, 2021.[6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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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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