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經廠、漢經廠
番經廠、漢經廠是明朝明成祖在北京創建的念習並印製佛經的機構。
沿革
番經廠、漢經廠是明朝皇家印刻佛經的場所。明朝萬曆年間的內閣首輔張居正在明萬曆元年四月八日作《番經廠記》，全文如下：[1]
番經來自烏思藏，即今喇嘛教，達摩目為旁支曲竇者也。成祖文皇帝貽書西天大寶法王廷致法尊尚師等，取其經繕寫經傳。雖貝文梵字不與華同，而其義在戒貪惡殺，宏忍廣濟，則所謂海潮一音，醍醐同味者也。廠在禁內東偏，與漢經並列，歲久亦漸圮矣。穆宗莊皇帝嘗出帑金，命司禮監修葺。今上登大寶，復以慈聖皇太后之命，命終其事。經始隆慶壬申，至八月而告成事，垂諸久遠焉。萬曆元年四月八日，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撰。
明成祖在北京皇城的偏東部建立了番經廠、漢經廠，番經廠位於漢經廠以北，二廠南北並列。自明成祖之後，番經廠建築年久失修。明穆宗命司禮監對其加以修繕，但未及完工明穆宗即駕崩，明神宗繼位後，慈聖皇太后下令繼續進行修繕工程直至完工。[2][3]
實際上，明穆宗至明神宗時期修繕番經廠，其背景頗為複雜。明朝永樂、宣德兩朝對藏傳佛教及其高僧十分優待，後來的明英宗、景泰、天順、明憲宗成化、明孝宗弘治各朝均沿襲了永樂、宣德朝優禮藏僧的政策。明武宗正德年間，對藏傳佛教及其高僧的優禮在朝野上下達到最高潮。明武宗逝世後，因無子嗣，由近支的興獻王世子朱厚熜即位，即明世宗（嘉靖）。明世宗崇信道教，在位期間，北京和藏傳佛教有關的事物被廢止或淘汰，留存者極少。張居正《番經廠記》中的「廠在禁內東偏……歲久亦漸圮矣」，其文頗有含義。[1]
明朝嘉靖中期之後，蒙古俺答汗逐漸強大，曾多次向明朝表示願意朝貢歸順，但均被明世宗的朝廷採取排蒙政策而加以拒絕，乃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發生「戊戌之變」，以及俺答汗以軍事手段逼貢。明穆宗隆慶朝時，俺答汗與明朝關係轉趨和解。隆慶四年初，朝廷分別任命方逢時、王崇古為大同巡撫和總督，方逢時、王崇古對蒙古採取友好態度，為雙方和解奠定了基礎。隆慶六年正月（1572年），俺答汗向明朝「請金字番經及及遣剌麻番僧傳習經咒」，總督尚書王崇古將該事稟報朝廷，並稱：「虜欲事佛戒殺，是即悔過好善之萌。我因明通弊，亦用夏變夷之策，宜順夷情以維貢市」。禮部認為王崇古提出的建議正確，但因明穆宗重病，俺答汗請金字番經和喇嘛番僧的請求遂被暫時擱置。隆慶六年六月明穆宗駕崩，隨後明神宗登基，張居正輔政，朝政趨穩，王崇古隨即再度上奏此事：[1]
隆慶六年十月庚申，總督王崇古奏： 順義王俺答納款之初，即求印信互市。之後累求經、僧，節蒙朝廷允給，即足誇示諸夷，尤可大破夷習。虜王即知得印為榮必將傳示各部落珍重守盟，永修職貢；虜眾既知奉佛敬僧，後將痛戒殺戮，自求福果，不敢復事兇殘。是朝廷給印、賜經之典，真可感孚虜情，諸轉移化導之機，尤足永保貢市。議者乃謂印器不可輕假，佛教原非正道，豈知通變制夷之宜。查祖宗朝敕建弘化闡教寺於洮河，寫給金字藏經，封以法王、佛子，差法闡教等王分制四域，無非因俗立教，用夏變夷之典。今虜王乞請韃靼字番經，以便頌習，似應查給，照天朝一統之化，其剌麻西番等僧開導虜眾，易暴為良，功不在斬獲下。宜各授僧錄司官，仍給禪衣、僧帽、坐具等物，以忻虜眾。庶諸虜感恩尊教，貢盟愈堅，邊圉永寧。
禮部完全同意王崇古的建議，但唯一的問題是「惟無經典可給」，即朝廷沒有番經可賜給俺答汗。[1]
明朝招撫了占據甘肅、青海、河套地區的土默特蒙古，封俺答汗為「順義王」。俺答汗年老之後，潛心修佛，多次請明朝朝廷賜番經。這也是循永樂朝刻印金字番經賜予三大法王的舊制。為了儘快趕印番經，內閣首輔張居正才迅即安排司禮監修葺番經廠。不到一年，朝廷便完成了番經的刊印，萬曆元年三月已亥，「頒送番經於虜酋順義王。從王崇古奏也。」[1]
上述經過在劉若愚《酌中志》中也有載，內容略有出入，其文曰：[1]
初萬曆元年四月，順義王俺答奏選得金字番經，並喇嘛僧為傳頌經典。禮部通行順天府造金字經三部，黑字經五部，選得番僧兼日早回，毋得淹滯。神廟報可。至十一月，禮部如督臣王崇古之請，給俺答佛像番經，賞去傳經番僧二人禪衣、坐具並靴襪，授在（京）番僧九人官，仍給禪衣、坐具、帽靴，及各給其番官四人彩緞。
萬曆四年（1576年）俺答汗請三世達賴索南嘉措赴青海傳教，興修仰華寺，蒙藏關係及甘肅、青海歷史進入新階段。[1]
明朝滅亡後，番經廠、漢經廠逐漸衰落。雍正十二年（1734年），法淵寺創建於番經廠的原址上。《乾隆京城全圖》上仍可見番經廠、漢經廠位於嵩祝寺東側。[3]
職能
刊印佛經
據劉若愚《酌中志》記載，番經廠、漢經廠、道經廠隸屬於司禮監，由內官掌管。在明朝內府十二監中，司禮監最為重要，其掌印太監為皇帝最為寵信的大太監，負責「秉筆掌東廠。掌印秩尊，視元輔；掌東廠權重，視總憲兼次輔。」司禮監的職司之一，便是掌管「經廠」：「經廠掌司四員或六員，在經廠居住，只管一應經書印版及印成書籍，佛藏、道藏、番藏、皆佐理之。」[1]
番經廠以念習西方梵唄經為主，並專門印製藏傳佛教喇嘛所用蒙古文、藏文、梵文經卷，收藏有明版藏文《大藏經》。每逢皇帝生日、元旦等節慶，番經廠內官在紫禁城英華殿作佛事。[2]
漢經廠以念習釋迦牟尼諸經為主，並專門印製漢傳佛教和尚所用漢文經卷。明朝官版《永樂北藏》（又稱《北藏》）於永樂十七年（1419年）始刻，正統五年（1440年）完成。《永樂北藏》的經版由司禮監負責掌管，收藏於漢經廠。[2]
宮廷法事
番經廠、漢經廠自永樂年間創建起，雖曾承印佛經，但刊印佛並非經常性的事務，特別到明朝中後期，其職司和刊印佛經關係較少，而更多則是為朝廷舉辦佛教法事。[1]
明朝宮中凡做佛道法事，統稱「做好事」。番經廠、漢經廠、道經廠均設有固定人員，平日各自念頌經咒、熟習儀軌，衣着穿戴也分別按照各自宗教活動的要求，即番經廠內官扮為喇嘛，漢經廠內官扮為和尚，道經廠內官扮為道士。這些人員的來源是，每次招宮人入宮，總特撥給三經廠一批人，每廠各撥10個人左右。「做好事」有固定日期，也有時遇特殊情況臨時安排。固定日期為：每年元旦（正月初一）、萬壽聖節（皇帝誕辰）、逢癸亥之日等等。每次「做好事」的時長不一，分為一永日（一晝夜）、三晝夜、七晝夜等等。[1]
每逢「做好事」，番經廠、漢經廠內懸幡，番經廠宮門外特設一監齋神，該神制如傀儡，身披真的盔甲和器械，和真人大小相當，黑面豎發，如同門神，「威靈可怖」。隨後，番經廠的內監均戴番僧帽，穿紅袍，系黃領子、黃腰帶，如同喇嘛番僧，做藏傳佛教法事一晝夜或三晝夜。[1]
萬曆年間，每逢八月中旬明神宗的萬壽聖節，番經廠內官除了在紫禁城英華殿「做好事」，還要赴更為寬敞的隆德殿內「跳步吒」，其主要程式是：「有執經誦念梵唄者十餘人；有一人裝扮如韋馱模樣，合掌執杵，面北而立；有御馬監等衙門的內官十多人手牽活牛黑狗圍繞在四周；有學番經、跳步吒的內官幾十人，每個人頭戴方頂笠帽，身穿五色大袖袍，身披纓珞；一人在前，吹大法螺；一人在後，手執大鑼；其餘則左手持有柄圓鼓，右手拿着彎槌，一齊擊打之，時急時緩，各有節奏。同時，按五色方位，視五方五色傘蓋下誦經者進退為舞，大約要跳三四個時辰才結束。」[1]
宮中每舉辦法事，均視法事活動的規模大小，由皇帝特批賞錢，三經廠的參加法事者可領到數額不等的賞錢。此外，法事涉及的內府衙門很多，比如司禮監、御用監、內官監、針工局、兵仗局、惜薪司、司設監、尚膳御衙署。[1]
內官、宮女養老
明朝宮廷內因番漢經廠常辦佛事活動，眾多宮女及內官崇信佛教。《明史·宦官傳》載：「中官最好因果，好佛者眾」。修習佛法，過和出家人一樣的清修生活，是許多步入老年的宮女及內官太監的願望，故番漢經廠常為崇信佛法的內官及宮女的養老之所。比如，明武宗時，「西宮大答應宮人，有願祝髮為尼者，上作剃度師，親為說法，置番經廠中」。[1]
掌管宮內香火燭案
明朝除個別時期之外，宮中自皇帝、后妃至宮女、太監大多崇信藏傳佛教，宮內許多大殿均辟專門房間供奉藏傳佛教佛像（西番佛像）。以上佛龕造像需專人每日設香火燭案並頌習西方梵經咒。因為在宮中，由真正的喇嘛番僧進行管理存在諸多不便，所以由番經廠的內官負責該任務。《酌中志》載，明朝供奉西番佛像的大殿主要是英華殿、隆德殿、欽安殿等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