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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諾那計劃

維諾那計劃（英語：Venona project）是美國和英國的情報機構聯手合作進行的一項長期的的秘密情報收集和分析任務，目的在截獲和破譯蘇聯情報機關（大部分在二戰期間）所發出的消息。美英兩國的情報機關（其中包括美國國家安全局）先後使用過13個代號來代表這一計劃，最後使用的代號叫做「維諾那」。「維諾那」這個代號沒有任何實際含義（在國家安全局解密文檔中，「維諾那」用大寫字母「VENONA」來表示，但是小寫的寫法通常為大眾所用）。

在冷戰開始的頭幾年中，維諾那計劃是由西方軍事部門領導的用於收集蘇聯情報機構信息的一個計劃。儘管它並不為公眾所知，甚至對羅斯福和杜魯門總統都保密，這個計劃對於冷戰早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着重要的影響。這包括羅森堡夫婦間諜案以及唐納德·麥克萊恩和蓋伊·伯吉斯叛逃蘇聯一事。

維諾那計劃所涉及的大部分信息是在1942年到1945年之間被截獲並開始着手破譯的。在1945年的某個時候，維諾那計劃的存在被蘇聯警察機構內務人民委員部和其安插在美國軍方情報分析和破譯機構SIGINT的間諜、密碼分析和破譯專家比爾·維斯班德（Bill Weisband）所泄漏。[1]這些被截獲的信息在1946年早些時候被一點一點的破譯，從此以後破譯工作一直沒有中斷，直到1980年當維諾那計劃被正式宣布終止，但是計劃中所剩餘的工作並沒有因此被放棄，而是合併到其他的更加重要的項目中去。

到底有多少人和蘇聯情報機構有關係一直是人們爭論的話題。很多學術界的人士和歷史學家相信維諾那計劃中所涉及到的人不是蘇聯方面的職業間諜就是蘇聯情報機構所僱傭的間諜[2][3]，但是也有一些人認為計劃中的很多人並沒有惡意，不應算作有罪。[4][5][6]

背景

維諾那計劃開始於1943年，在軍方情報部門（G-2）領導卡特·克拉克（Carter W. Clarke）命令下成立。[7] 克拉克並不信任斯大林，認為斯大林很可能會秘密的和第三帝國簽訂和平協議，這樣德國人就可以放出手來對付西邊的美國和英國聯軍。美國軍方的情報機構（即阿靈頓廳）的人分析了已經破譯出來的由英、美、澳大利亞監聽機構所截獲的二戰中和二戰剛剛結束後的大量蘇聯高層外交情報信息。[8]

這些被截獲的消息，有一些是被一種叫做一次性密碼本的方法加密的，從1940年早些時候開始，數百名密碼分析師在一個相對保密的地方持續的分析和解密這些信息，這項工作一直持續了40年的時間。因為蘇聯人所犯下的一系列致命錯誤，使得這些加密信息存在一些漏洞，這使得破譯這些信息變得可能。這個漏洞是由於蘇聯秘密通訊部門的工作人員重複使用了一次性密碼本，這樣就使得一次性密碼本部分失效。因為一次性密碼本的基本原則就是只使用一次，然後必須拋棄，這樣才會提供足夠的安全性和不可破譯性（然而蘇聯人卻把同一個密碼本使用了2次以上）。現在還不知道是誰以及為什麼他會犯下如此致命的錯誤。

破譯

蘇聯人一般會把詞和字母變成數字，再用一次性密碼本中的數字來加密信息。當正確使用這種方法的時候，一次性密碼本是不可破譯的。[9]但是美國和英國的密碼專家發現蘇聯人不正確的重複使用了一次性密碼本（當然不是整本，而是某些部分被重複使用），這就使得解密一部分的信息變得可能。

一般地說來，按照一次性密碼本來加密信息是一項很慢的並且工作量巨大的工序，在1941年爆發的蘇德戰爭使得加密信息的工作量突然大增。很可能是蘇聯密碼製造部門為了趕得上進度而不得不偷懶複製了一部分一次性密碼本。

最開始的時候，在美國軍事情報局工作的里查德·哈洛克（Richard Hallock），當時負責分析截獲的蘇聯「貿易」信息（因為這些信息都是和蘇聯商貿有關的），哈洛克首先發現蘇聯人正在重複的使用密碼本。哈洛克和他的同事吉納維芙·費因斯泰因（Genevieve Feinstein）、塞西爾·菲利普斯（Cecil Phillips）、弗蘭克·劉易斯（Frank Lewis）、弗蘭克·瓦納特（Frank Wanat）、露西爾·坎貝爾（Lucille Campbell）等繼續深入挖掘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貿易」信息，發現並且建立了許多一次性密碼本的對應表。

 
梅雷迪思·加德納（左）與許多女性破譯員

然後一個名叫梅雷迪思·加德納（Meredith Gardner）的天才年輕人開始使用這些已經發現的信息——通過重新組合那些把文字變成數字的密碼——試圖破譯蘇聯情報機關NKVD（後來被稱為格魯烏）的信息。在這一過程中塞繆爾·周（Samuel Chew）和塞西爾·菲利普斯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1946年12月20日，加德納破譯了第一份信息，揭示了蘇聯情報機關間諜在曼哈頓工程中的成功滲透。[10]維諾那計劃所揭示的信息還包括：蘇聯間諜在美國華盛頓國務院、財政部、戰略情報局、甚至白宮中的大批滲透。慢慢的，隨着不同類型的新技術被用於信息的分析，越來越多的密碼被破譯出來。

從盜取的蘇方密碼本（芬蘭人得到的一本沒有被完全燒毀的密碼本）和大使館中的打字機竊聽器（一種通過分析打字機鍵盤敲擊聲確定按鍵字母的竊聽器）所得到的信息可以還原大部分明文信息。不過這些很少在公開的文字資料上看到。

美國國家安全局提到在早期階段他們所得到的很重要的幫助來自於日本和芬蘭的密碼專家；當美國人在二戰時破譯了日本人的密碼之後，他們變相得到了日本的幫助。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從蘇方辦公室中盜取的信號信息也非常有用。芬蘭的無線信號情報機構在1944年的北極星行動中出售了大量和蘇聯有關的情報信息，其中包括那個被部分燒毀的蘇聯密碼本。

結果

美國國家安全局報告說根據維諾那計劃所顯示的電報索引，蘇聯方面發送過幾千條信息，但是只有一部分被破譯。大概有2200條信息被成功破譯並且被翻譯出來；大概50%的駐華盛頓的格魯烏-海軍（GRU-Naval Washington）和莫斯科的通信消息被破譯。但是其他的年份則沒有這麼好的運氣，雖然在1941年至1945年間有數千條消息被發送。NKVD電報被破譯的比率如下：

  • 1942年：1.8%
  • 1943年：15.0%
  • 1944年：49.0%
  • 1945年：1.5%

在這些成成千上萬的被加密的通信信息中間，大概只有不超過3000條消息被部分或者全部破譯出來。所有重複使用的一次性密碼本都是在1942年被製造出來的，在1945年底之前，他們全部被使用了一遍，直到1948年這些密碼仍然被小範圍的使用過。在這之後，蘇聯方面徹底更換了密碼系統，變得不可破解。[11]

蘇聯方面獲悉維諾那計劃的存在是在他們的第一份密碼被成功破譯幾年之後的事情了。現在還不清楚蘇聯方面知道多少自己的消息被成功破譯。至少一名蘇方的滲透間諜，英國秘密情報局駐美國的代表金·費爾比，曾經在1949年被告知這個計劃的存在，而他的工作是聯絡美國和英國的情報機構。這個時候所有的有重複的一次性密碼本都已經被使用了一遍，可是蘇聯方面顯然在得知維諾那計劃的存在之後沒有對他們的加密過程做任何的改變。然而，這個走漏的消息顯然會促使蘇聯方面通知他們潛伏的間諜他們將會面臨密碼被破譯而帶來的危險。

重要性

在一次性密碼本被重複使用的這段時間內，被解密的信息成為了洞察蘇聯方面動向的極好的方式。隨着第一批信息被解密，維諾那計劃揭示了蘇聯間諜的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存在。[12][13]隨着情報一點點地被破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政府部門的蘇聯間諜紛紛浮出水面，包括克勞斯·富克斯、阿蘭·努恩·梅（Alan Nunn May）和唐納德·麥克萊恩，麥克萊恩是劍橋五傑之一，其他人則工作在華盛頓的國務院、財政部、戰略情報局[14]甚至白宮。

破譯信息顯示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最早被蘇聯間諜組織作為重點滲透對象是在1942年。這其中被發展為間諜的人員有羅森堡夫婦、阿爾傑·希斯、位居美國財政部第二把交椅的哈里·德克斯特·懷特[15]、羅斯福總統的個人助理勞克林·柯里[16]、戰略情報局的部門領導莫里斯·哈爾珀林（Maurice Halperin）[17]。

要在維諾那計劃的文件中確定每一個人的身份有時是很困難的，因為這些和蘇聯情報機構有「秘密聯繫」的人都是用代號來稱呼。[18]更麻煩的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有時候會有不同的代號，同一個代號在不同的時間會被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在一些案例中，比如阿爾傑·希斯，在維諾那代號和其真實姓名之間的匹配一直是附有有爭議的。在很多其他的案例中，維諾那代號甚至不代表任何人。根據作家約翰·厄爾·海因斯（John Earl Haynes）和哈維·克萊爾（Harvey Klehr）的研究，維諾那文件標識出了大概349個和蘇聯情報機構有關係的個體，但是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被最終確認其真實的身份。[19]

在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中，一段時間內甚至潛伏着15至20名蘇聯間諜。[20] 鄧肯·李（Duncan Lee）、唐納德·惠勒（Donald Wheeler）、簡·福斯特·茲拉托斯基（Jane Foster Zlatowski）和莫里斯·哈爾珀林都曾經向莫斯科傳遞過情報。戰時生產委員會、戰時經濟委員會（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美洲事務協調組織（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和戰爭信息辦公室，所有這些政府部門的雇員當中都有超過20多人的蘇聯間諜和他們的的眼線。在一些人的觀點中，差不多每一個重要的美國軍事、外交機構都不同程度的被蘇聯間諜機構所滲透。[21]

案例

維諾那計劃對一些間諜案件所起的作用，有一些是毫無爭議的證據，但是有一些卻使得事情變得有些模糊。有一些已經暴露的間諜，比如西奧多·霍爾，並沒有被起訴也沒有被公開，因為維諾那的證據不是公開收集的。

代號為「19」的蘇聯間諜始終沒有被搞清楚是什麼人。根據英國作家奈傑爾·韋斯特（Nigel West）的觀點，他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愛德華·貝奈斯。[22]軍事歷史學家愛德華·馬克（Eduard Mark）[23]和美國作家赫伯特·羅墨斯坦（Herbert Romerstein）、埃里克·布賴因德爾（Eric Breindel）推斷「19」是羅斯福總統的親密助手哈里·霍普金斯。[24]根據美國作家約翰·厄爾·海因斯和哈維·克萊爾的推斷，「19」應該是來自於1943年英國派駐華盛頓會議的一名代表。[25]

羅森堡夫婦

主條目：羅森堡夫婦

維諾那計劃所揭示的情報成為了羅森堡夫婦間諜案中最堅實的證據，其清楚的顯示朱利葉斯·羅森堡明確無誤的犯有間諜罪，但是同時也顯示艾瑟爾·羅森堡很可能只是從犯。從維諾那以及其他渠道所收集到的情報顯示朱利葉斯的原子彈間諜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可能並不像所宣稱的那樣重要，但是在其他的一些軍事和科技領域，其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羅森堡幫助向蘇聯傳遞的情報包括：近接信管技術、洛克希德公司P-80噴氣發動機的詳細設計和製造圖紙，以及從艾默生無線電公司（Emerson Radio）竊取的上千份經過分類的技術資料。維諾那所顯示的證據表明有一個至今沒有被搞清楚身份的代號為「Quantum」和「Pers」的人幫助從曼哈頓工程中向蘇聯傳遞了核武器的研製資料。

阿爾傑·希斯與哈里·德克斯特·懷特

根據莫伊尼漢保密委員會（Moynihan Commission on Government Secrecy）的資料，希斯和懷特的同謀間諜行為是由維諾那計劃所揭示的情報確定的。[26][27]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在其1998年的書中，他表達了希斯是一名蘇聯間諜的非常確定的觀點，他寫道「希斯毫無疑問的是一名蘇聯間諜，莫斯科把他當作一名非常重要的寶貴的財產」。[28]但同時也有一些作家認為維諾那對希斯的證據還是不夠充分。[29]

唐納德·麥克萊恩與蓋伊·伯吉斯

當金·費爾比在1949年得知維諾那計劃的時候，他敏銳地感覺到他的蘇聯間諜夥伴唐納德·麥克萊恩和蓋伊·伯吉斯面臨暴露的危險。FBI告訴費爾比一個代號為「Homer」的間諜在1945年發送給莫斯科的密電被成功破譯。密電是從紐約發出的，密電內容是駐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的信息，費爾比馬上推斷出密電是由麥克萊恩發出的，他現在住在倫敦（費爾比並不知道麥克萊恩的代號）。在1951年早些時候，費爾比知道美國情報機構很快就會發現麥克萊恩就是密電發送者，他建議麥克萊恩立即設法召回國內。這導致麥克萊恩和伯吉斯在1951年5月叛逃蘇聯。[30]

參考文獻

引用

  1. ^ Andrew, Christopher. For the President's Eyes Only: Secret Intelligence an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from Washington to Bush. Harper Perennial. 1996. 
  2. ^ "How VENONA was Declassified", Robert L. Benson, Symposium of Cryptologic History; October 27, 2005.
  3. ^ "Tangled Treason", Sam Tanenhaus, The New Republic, 1999.
  4. ^ Cold War Ghosts. [2012-11-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4-14）. 
  5. ^ Tales from decrypts. The Nation, 28 October 1996, pp. 5-6.
  6. ^ Schrecker, Ellen. Comments on John Earl Haynes', "The Cold War Debate Continues: A Traditionalist View of Historical Writing on Domestic Communism and Anti-Communism". [2006-06-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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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Moynihan, Daniel Patrick. Secrecy :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4. ISBN 0-300-08079-4.  "these intercepts provided...descriptions of the activities of precisely the same Soviet spies who were named by defecting Soviet agents Alexander Orlov, Walter Krivitsky, Whittaker Chambers, and Elizabeth Bentley."
  13. ^ Commission on Protecting and Reducing Government Secrecy. A Brief Account of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DF).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Protecting and Reducing Government Secrecy. VI; Appendix A.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27. [2006-06-26].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1年5月4日）.  "Thanks to successful espionage, the Russians tested their first atom bomb in August 1949, just four years after the first American test. As will be discussed, we had learned of the Los Alamos spies in December 1946—December 20, to be precise. The U.S. Army Security Agency, in the person of Meredith Knox Gardner, a genius in his own right, had broken one of what it termed the Venona messages—the transmissions that Soviet ag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t to and received from Moscow."
  14. ^ Commission on Protecting and Reducing Government Secrecy. A Brief Account of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DF).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Protecting and Reducing Government Secrecy. VI; Appendix A.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A–7. [2006-06-26].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1年5月4日）.  "KGB cables indicated that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 in World War II had been thoroughly infiltrated with Soviet agents."
  15. ^ Benson, Robert L. The Venona Story.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2006-06-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4-04-30）. 
  16. ^ Eavesdropping on Hell (PDF).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2006-06-26].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4-06-19）.  "Currie, known as PAZh (Page) and White, whose cover names were YuRIST (Jurist) and changed later to LAJER (Lawyer), had been Soviet agents since the 1930s. They had been identified as Soviet agents in Venona translations and by other agents turned witnesses or informants for the FBI and Justice Department. From the Venona translations, both were known to pass intelligence to their handlers, notably the Silvermaster network."
  17. ^ Warner, Michael.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America's First Intelligence Agency; Chapter: X-2.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Publications. 2000 [2006-06-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6-06-29）.  "Duncan C. Lee, Research & Analysis labor economist Donald Wheeler, Morale Operations Indonesia expert Jane Foster Zlatowski, and Research & Analysis Latin America specialist Maurice Halperin, nevertheless passed information to Moscow." For title page to book, see here[永久失效連結]
  18. ^ Moynihan, Daniel Patrick. Secrecy :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4. ISBN 0-300-08079-4.  "In these coded messages the spies' identities were concealed beneath aliases, but by comparing the known movements of the agents with the corresponding activities described in the intercepts, the FBI and the code-breakers were able to match the aliases with the actual spies."
  19. ^ Haynes, John Earl and Klehr, Harvey. Venona: Decoding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 ISBN 0-300-08462-5. 
  20. ^ Warner, Michael.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America's First Intelligence Agency; Chapter: X-2.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Publications. 2000 [2006-06-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6-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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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Nigel West, Venona, największa tajemnica zimnej wojny, Warszawa 2006, p.138.
  23. ^ Eduard Mark. "Venona's Source 19 and the Trident Conference of May 1943: Diplomacy or Espionage?".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London, Summer 1998, pp. 1-31
  24. ^ Romerstein, Herbert and Breindel, Eric. The Venona Secrets: Exposing Soviet Espionage and America's Traitors. Regnery Publishing. 2000: 214. ISBN 0-89526-275-4. 
  25. ^ Haynes, John Earl and Klehr, Harvey. Venona: Decoding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5–206. ISBN 0-300-077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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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Linder, Douglas. The Venona Files and the Alger Hiss Case. 2003 [2006-06-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6-06-19）. 
  28. ^ Moynihan, Daniel Patrick. Secrec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5–147. ISBN 0-300-08079-4. 
  29. ^ See,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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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vasky, Victor. Cold War Ghosts. The Nation. 20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12-31）. ,
    Theoharis, Athan. Chasing Spies: How the FBI Failed in Counter-Intelligence But Promoted the Politics of McCarthyism in the Cold War Years. Ivan R. Dee. 2002 [2012-11-06]. ISBN 1-56663-42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24）. 
  30. ^ Yuri Modin, My Five Cambridge Friends, 1994, Ballantine, p. 190-199

來源

書籍
在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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