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軍事顧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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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軍事顧問團(俄語:военного атташе в Китае)曾在中國國民政府北伐期間、抗日戰爭前半段,向中國政府提供軍事顧問、物資援助。
北伐戰爭時第一次派遣來華的軍事顧問團
北伐戰爭時期,蘇聯曾派遣軍事顧問參與國民革命軍的軍事行動,知名顧問包括:
1924年1月,蘇聯為黃埔軍校派來以弗拉基米爾·波里亞克為組長的第一個軍事顧問小組,參加軍校的籌建工作。軍事顧問小組成員有:切列潘諾夫、雅·格爾曼(又譯作捷爾曼)、尼·捷列沙托夫、斯莫連採夫、波良克等10多人。鮑羅廷把蘇聯軍事顧問小組成員介紹給孫中山,幫助設計黃埔軍校。承襲西方學制的傳統軍官學校(如保定軍官學校),培養一名初階軍官一般需要三年。蘇聯軍事顧問小組則根據蘇聯紅軍建軍經驗,規劃半年完成初階軍官軍事訓練的速成學制,還根據修業期限詳細安排各項軍事課目的教學大綱、課程設置和具體進度,並針對各科的具體內容及特點,擬定實施辦法練。根據蘇聯紅軍的新鮮經驗和中國軍隊的特點,重新修訂典(步兵操典)、範(射擊教範)、令(各種條令條例)及4大教程(戰術、築城、兵器、地形)。
總顧問鮑羅廷鑑於軍校缺乏軍事幹部,受孫中山的囑託,於1924年4月和加拉罕一起聯名向莫斯科發電報派遣教官。1924年5月,蘇軍軍長帕威爾·安德耶維奇·巴甫洛夫(化名高和羅夫)到達廣州,受聘孫中山首席軍事顧問、黃埔軍校軍事總顧問、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7月8日總軍事顧問高和羅夫給蘇聯政府發電報,要求立即援助孫中山政府急需的武器裝備。同時,高和羅夫還建議孫中山成立國防委員會,將廣州地區分散的地方軍閥部隊改編為革命軍隊,以便集中指揮。7月11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接納高和羅夫的建議,成立軍事委員會,並聘請高和羅夫為該委員會的軍事顧問。 1924年7月18日,高和羅夫偕同其他蘇聯軍事顧問及航空局飛機師數人乘坐廣九列車赴增城考察前線情況。當晚,在石龍河面電船上勘察時,高和羅夫失足落水溺亡。8月4日黃埔軍校舉行追悼大會,孫中山與宋慶齡由大本營乘江固艦又親往參加,稱他為「俄國為中國自由而捐軀的第一位先烈」,並手書「急鄰之難」條幅以誌哀悼。
1924年10月8日,蘇聯軍艦沃羅夫斯基號通信指揮艦抵達黃埔碼頭,運來急需的8000支莫辛納甘步槍、400萬發子彈,以及以繼任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為首的40多位蘇聯軍事專家,羅加覺夫、別夏斯特諾夫、吉列夫(炮兵顧問)、波洛(機槍顧問)、格米拉、澤涅克、齊利別爾特、馬采伊利克等。 這些裝備與專家立即投入鎮壓廣州商團事變。
1925年5月,蘇聯政府再向黃埔軍校派來200人的教官團。知名蘇聯顧問或教官有:
- 尼古拉·古比雪夫(化名「季山嘉」),1925年6月來華接替與鮑羅廷不和的加侖將軍,負責顧問團工作,1926年2月27日獲悉蔣介石、汪精衛要解聘自己時,自動請辭。
- 斯米諾夫(又譯為西米諾夫),1924年10月被聘為大本營直轄海軍局局長,1925年7月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海軍局時被解聘。
- 李糜(Remi,化名伍格爾夫),1924年10月被大元帥府聘為航空局的顧問,任代理航空處處長兼航空學校校長,1925年7月國民政府正式成立航空局時被解聘。
- 伊文諾斯基,被聘為大元帥府軍事顧問,1926年4月14日,隨被解聘10餘人歸國。
- 沙菲為鐵甲車隊顧問
- 軍事教練顧問長切列帕諾夫
- 政治顧問喀拉覺夫(又譯作格拉覺夫)
- 步兵顧問兼顧問長白禮別列夫
- 炮兵顧問嘉列里
- 工兵顧問瓦林
- 炮兵教練官捷列沙托夫、梁道夫
- 通訊顧問科丘別耶夫
- 後方勤務顧問羅戈夫
- 戰術教官波利亞克、格爾曼、亞科夫列夫等
1925年從蘇聯運到廣州2萬支步槍,100挺配備子彈的機槍,以及足夠數量的擲彈炮和手榴彈武裝軍校教導團,軍火價值達56.4萬盧布。
1926年3月13日,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安德烈·謝爾蓋耶維奇·布勃諾夫(原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化名伊萬諾夫斯基)率「蘇俄觀察團」到廣州,對蘇聯顧問在華的軍事、政治工作進行考察,正遇上中山艦事件。黃埔軍校教育長兼入伍生部長、代校長方鼎英在《我在軍校的經歷》中,提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對蘇聯顧問團亦以與中山艦事件有嫌,同樣興問罪之師,蘇聯總顧問鮑羅廷感到蔣之派兵監視顧問團住宅是極其嚴重之舉,因而讓蔣明白提出意見,蔣便將其不滿的顧問列一名單,請其撤走,一次便有300餘人被撤回國」。1926年蘇聯分4批將各種軍械運到廣州,第1批有日造來福槍4000支,子彈400萬發,軍刀1000把;第2批有蘇造來福槍9000支,子彈300萬發;第3批有機關槍40架,子彈帶4000個,大炮12門,炮彈1000發;第4批有來福槍5000支,子彈500萬發,機關槍50架,大炮12門。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後,在華蘇聯顧問團全部撤走。
一般認為,黃埔軍校開學時,初有蘇聯軍事教官4人,後增至30人。1925年春軍校學生參加第一次東征時,有加倫率領的20名蘇聯軍官參加。1925年,除了由24位高級軍事顧問組成的顧問小組派駐廣州協助國民黨政府之外,蘇聯駐華軍事代表團的文武官員總人數已經約多達1000人。1926年1月,廣州地區約有140餘名蘇聯軍官。在東征、北伐期間,蘇聯顧問上自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下至各科的顧問及教官,都和學員一樣隨隊出征、英勇戰鬥,利用戰鬥間隙進行教學,邊學邊用。攻打淡水時,顧問斯捷潘諾夫、別夏斯特諾夫、德拉特文和帕洛,帶着機槍,冒着敵人的炮火,衝鋒陷陣,占領高地。東征戰役中,加倫將軍親率10餘名蘇聯顧問,隨同左路軍出發作戰。戰鬥中,蘇聯顧問「均背衝鋒鎗徒步行進,參與第一線行動」。在攻打淡水城的戰鬥中,因雲梯不足而久攻不下。軍校首席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冒着敵人密集的槍彈,親自到城牆下給戰士示範搭人梯的辦法,使部隊勝利地攻占淡水城。蘇聯政府先後6次運來槍炮彈藥,計有步槍51000枝,子彈57400萬發,機槍1090挺等。蘇聯還決定援助中國飛機10多架,後只運來數架,由蘇聯飛行員駕駛,參加東征和北伐戰爭。
抗日戰爭時第二次派遣來華的軍事顧問團
經過
1937年7月14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在接見中國駐蘇聯大使蔣廷黼時表示,「蘇聯願援助中國」。1937年8月21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與蘇聯駐華大使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維奇·鮑格莫洛夫在南京簽署《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內容是「雙方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約定締約雙方「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國家集團對於彼此作任何侵略」。根據《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附件,1937年11月蘇聯派遣空軍志願隊來華作戰,到達漢口。截止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先後來華的蘇聯航空志願人員達2000名,其中約200名航空志願人員在中國戰場犧牲。
1938年3月1日,中蘇政府在莫斯科簽訂協議,蘇聯向中國貸款5000萬美元;7月1日又貸款5000萬美元。1939年6月13日再貸款15000萬美元。至1940年,除預定貸款內的軍事裝備外,加超額訂購的軍用物資總計約450,00萬美元「截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時止,中國利用蘇聯信用借款所購賣的飛機及主要軍火物資為:各類飛機904架,其中輕重轟炸機318架,坦克82輛,汽車1526輛,牽引車24輛,各類大炮1190門,輕重機關槍9720挺,步槍5萬枝,步槍子彈16700多萬發,機槍子彈1700多萬發,炸彈31100顆,炮彈187萬多發,以及飛機發動機及全套備用零件,汽油等軍火物資。[1]援華運輸線路在1938年10月廣州未失棄前一部分由蘇聯船舶運到廣州黃埔港上岸,其餘均由「西北國際大通道」,由蘇聯土西鐵路的阿亞古茲轉公路運輸,在塔城入境,再經迪化、哈密、蘭州、寶雞至四川廣元。由迪化至蘭州的蘭新公路須行車9天,沿途人煙稀少、供水困難,行程艱苦,最高峰用大卡車3000輛,每晚到食宿站,必先檢修車輛,加水、加油,然後才准司機洗澡、進餐。晨5時30分起床,6時整發車起程。蘭州以東經六盤山至西安為早年所修西蘭公路。
1937年11月末,德拉特文以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的身份來華,建議中國軍隊必須由消極防禦轉入積極防禦。蔣介石請德拉特文根據他自己的設想,建立以蘇聯人為主的新的軍事顧問體系。最早一批27名蘇聯軍事顧問在其後的一個月內抵達中國。僅在武漢抗戰期間,就有超過300名蘇聯軍事顧問、200名技術專家被派往中國。圉於蘇日當時未處於軍事衝突,這些蘇聯顧問均隱姓埋名不公開露面。
退據陪都時,蘇聯軍事總顧問室設在重慶上清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顧問事務處(處長張沖)負責友邦援華軍事顧問(其中以蘇聯顧問為最多)的接待工作。在重慶期間,蘇聯總顧問福爾根與蔣介石、徐永昌、周恩來、張治中、賀耀組、馮玉祥等多次會見;其他所有軍事顧問不會見任何軍隊以外的官吏或民主人士。總顧問或代總顧問參加每星期二、五上午的最高軍事匯報。該匯報由蔣介石或何應欽主持,參加人有何應欽(軍政部長)、蘇聯總顧問或代總顧問、徐永昌(軍令部長)、白崇禧(軍訓部長)、張治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何成濬(軍法執行總監)、陳紹寬(國民革命軍海軍總司令)等,戰情報人劉斐(軍令部次長),記錄人鄭介民(軍令部第二廳廳長)。總顧問室的聯絡參謀每周二至三次與軍令部第一廳第一處處長蔡文治會見,了解敵我動態。作戰、軍隊調動、軍隊編制、訓練、武器分配、倉庫儲存量、兵役情況、兵工生產等詳情均不對蘇聯顧問團保密。
1939年9月末10月初召開第一次南嶽會議,參加人有蔣介石、桂林行營主任李濟琛、賀耀組、薛岳、陳誠、張發奎、余漢謀、顧祝同及師長以上人員。蘇聯總顧問福爾根、副總顧問波格柳包夫,炮兵首席顧問謝洛夫、工兵首席顧問塔那索夫與會。福爾根提出以五、九戰區為主,第三戰區為助攻的冬季攻勢作戰得到採納。實際上從綏遠的傅作義部到廣東廣西的駐軍全線都參與了1939年冬季攻勢作戰。蘇聯代總顧問波格柳包夫跋涉數千里赴上饒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皖南青陽縣長江最前線,視察了解部隊、掌握地形、敵情,幫助第三戰區制定攻擊計劃。
1940年底,崔可夫來華接任總顧問。蘇聯政府為防止日本擊敗重慶國民政府,又向蔣介石提供了12個甲種步兵師裝備,以及戰鬥機150架,快速轟炸機100架,各種炮300門,汽車500輛。蔣介石在重慶軍委會大禮堂宴請崔可夫及全體蘇軍顧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上校以上全體出席。1941年秋,據大量情報,日軍準備進攻晉南中條山區並有渡黃河、攻潼關、攻西安的態勢。總顧問崔可夫建議第一戰區和第八戰區會同八路軍集結兵力,做進攻部署,以阻止日軍渡河。
1941年秋第三次長沙會戰後召開第三次南嶽會議。代總顧問古巴列維赤、炮兵顧問、工兵顧問、九戰區顧問聶斯傑爾諾夫等出席。古巴列維赤向大會提交了書面發言,印發給與會全體軍佐。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成為美英對日作戰的盟友。總顧問崔可夫認為中國政府、軍隊、民眾的抗戰到底士氣已經不需要擔心,而且繼續深度介入中國對日作戰可能會增加蘇日軍事摩擦風險,使得對德戰爭十分不利的蘇聯被迫分心捲入兩線作戰。為此,崔可夫向蘇聯最高統帥部匯報援華軍事顧問使命應該結束。
1943年8月,庫爾斯克戰役勝利,蘇軍轉入全面反攻。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通知蔣介石:蘇聯對華抗日軍援的歷史使命已告完成,蘇聯國內自身戰爭的需要,極須調回在華的軍事人員,須辦理全國蘇軍撤退事宜。此時崔可夫中將早已返國,古巴列維赤代理總顧問,蘇聯駐重慶大使館武官里巴爾柯亦已返國。
1943年8月,在中國的蘇軍顧問撤退,各戰區顧問相繼到達駐蘭州的軍委會外辦,分批予以薪金核算後乘軍用飛機至迪化,再由蘇方飛機運送返國。最後一批回國的是代總顧問古巴列維赤與參謀長斯米爾諾夫。
蘇聯軍事援華人員傷亡:空軍方面飛行員死傷約200人。陸軍人員只有第四戰區首席顧問加當諾夫病死、駐重慶通訊兵首席顧問因燒炭取暖,夜睡窒息死亡。[2]
軍事總顧問
屆次 | 人物 | 任職時間 | 來華前 | 歸國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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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德拉特文(德拉季文) (1897年11月21日—1953年12月12日) 師級指揮員 |
1937.11-1938.8 | 北伐軍顧問(1924年至1926年) 總參軍事學院戰術系主任助理(1936年5月) 學院院長政工助理(1936年12月) 軍事電工技術學院院長(1937年8月至1937年11月) |
1938年7月格魯烏負責人員派遣。1939年1月總參第11特別局負責人,監督在中國與西班牙的軍事顧問工作,1939年12月該工作轉入國防人民委員部。1941年4月總參軍事學院教授。1941/7/10組建步275師任師長,編入南方面軍第6集團軍在第聶伯參戰。1942年1月參加巴爾文科沃-洛佐瓦亞進攻戰役。該師轉隸第37集團軍。1942/1/11任37集後勤副司令。1942年9月任外高加索方面軍後勤部副部長。1943年3月方面軍後勤副司令。1943/9/1晉升中將。1944年4月任朱可夫代表,協調白俄羅斯第一、第二方面軍的盧布林–布列斯特進攻戰役。1945年1月任步47軍軍長,參加東普魯士戰役、東波美拉尼亞戰役、柏林戰役。1945年6月任駐德蘇聯軍事管理委員會軍務副參謀長,1945年11月任參謀長,1947年5月任總事務第一副總指揮。[3]1949年12月任格魯烏副局長兼第10局(外事)局長。1951年12月到總參軍事學院速成系進修。1953年1月任軍事外交學院副院長。 |
2 | 且爾班諾夫(切列潘諾夫) (1895年11月21日—1984年7月6日) 師級指揮員 |
1938年8月至1939年9月 | 北伐軍顧問(1923年6月21日至1927年)[4] 黃埔軍校教官(1924年至1926年) 第43步兵師代理師長(1927年6月) 太平洋步兵第1師師長進攻密山(中東路事件) 彼得巴甫洛夫斯克步兵群指揮員(1933年10月) 國防人民委員部總監組副組長(1934年4月) 國防人民委員部總監組組長(1935年7月) |
總參軍事學院教授。1941年7月西北方向總司令檢察長。1941年9月第23集團軍司令至1944年7月在卡累利阿地峽戰勝芬蘭軍。1943年9月1日晉升中將。1944年11月盟國管制保加利亞委員會(俄語:Союзной контроль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в Болгарии)副主席[5];1947年5月任委員會主席兼保加利亞人民軍總顧問。1948年國防部高等軍事學校科研工作部副部長。1955年11月轉入預備役。著有《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 |
3 | 福爾根(卡恰諾夫) (1901年11月1日—1941年9月29日) 師級指揮員 |
1939年9月至1941年1月 | 列寧格勒軍區副參謀長 | 格魯烏。1941年7月任西北方面軍第27集團軍步24軍軍長。8月3日任第34集團軍司令,8月12日發起舊魯薩反擊戰役遭到失敗。8月29日德軍轉入反攻,突破洛瓦季河,攻占傑米揚斯克,西北方面軍蒙受重大人員損失,德軍對列寧格勒與莫斯科兩大戰略方向的結合部的安全得到保障。9月12日被逮捕。9月27日被方面軍軍事法庭判處死刑。9月30日槍決。1958年1月30日平反。 |
4 | 崔可夫 (1900年2月12日—1982年3月18日) 中將 |
1940年12月-1942年2月 | 黃埔軍校顧問(1927年) 白俄羅斯軍區第4集團軍司令員 |
預備第一集團軍司令員、第64集團軍副司令員、第62集團軍司令員、近衛第8集團軍司令員。1955年蘇聯元帥。國防部副部長兼陸軍總司令。蘇聯民防總司令。 |
且爾班諾夫為蔣介石的總軍事顧問,參加指揮第一次長沙會戰,薛岳的天爐戰法就是出自他的「進攻理論」。
崔可夫上任時,帶來新的援助:15名軍事顧問,150架戰鬥機、100架快速轟炸機、300門大炮、500輛吉斯5型卡車以及其他一批相關的裝備和備件。[6]
副總顧問或使館武官
序號 | 人物 | 任職時間 | 來華前 | 歸國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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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波格柳包夫 (1900年5月29日—1956年2月28日) |
副總顧問兼遵義陸軍大學顧問,代總顧問,1940年夏回國 | 總參軍事學院並留校任主任教員 | 1941年7月任預備隊方面軍司令部作戰部部長,1941年10月任第43集團軍參謀長,1942年8月起任總參作戰部副部長、11月第一副部長,1943年3月任西北方面軍參謀長,1943年11月任烏克蘭第一方面軍參謀長,1944年5月5日任白俄羅斯第二方面軍參謀長。194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5月29日獲得蘇聯英雄稱號1945年6月任北部軍隊集群參謀長,1945年10月起任伏龍芝軍事學院教研室主任和副院長,1951年任遠東部隊總司令助理,1953年9月任陸軍軍事和體育訓練總部副部長。1955年10月轉入預備役。 |
2 | 古巴列維赤 | 副總顧問兼兵役署兵工署顧問,1942年3月代總顧問[7] | ||
3 | 斯米爾洛夫 | 顧問團參謀長兼陸軍大學教官 | ||
4 | 里巴爾柯少將 | 1940年4月-12月駐華武官 | ||
5 | 巴季茨基 (1910年6月27日—1984年2月17日) |
1939.9-1940.12 顧問團參謀長 | 總參作戰部 | 1940年12月波羅的海特別軍區摩托化第11旅參謀長、1941年3月摩托化第202師參謀長。1968年蘇聯元帥 |
各軍兵種首席顧問
- 炮兵首席顧問
- H.Б.戈盧別夫
- 雅科夫·塔邦欽科(1907年10月22日—1997年6月26日),1938年5月至1939年11月作為高射炮兵顧問來華。此前是塞瓦斯托波爾高射炮兵學校學員營大尉營長。在華榮獲蘇聯紅星勳章與中國雲麾勳章。1940年2月任基輔特別軍區騎兵第2軍獨立高射炮兵第18師師長長。蘇德戰爭爆發後在奧德薩作戰,1941年11月隨騎2軍調到莫斯科南郊,頂住古德里安坦克第2集群對莫斯科的最後突擊。莫斯科會戰反攻階段,高炮師一度陷入包圍,指揮部隊順利突圍,為此1941年12月21日榮獲紅旗勳章。在斯大林諾戈爾斯克戰鬥中受重傷。1942年5月傷愈歸隊。1942年6月擔任莫斯科防空方面軍第1205高射炮團團長。 1943年6月任西防空方面軍莫斯科特別防空集團軍小口徑高射炮第63師代理師長、9月任師長。1945年10月該師縮編為小口徑高射炮第1786團,擔任上校團長。1946年4月任駐斯摩棱斯克的獨立第1防空旅旅長。1946年秋任駐斯摩棱斯克的中口徑高射炮第1183團團長。1948年12月任高射炮第76師副師長。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炮兵學院進修高等炮兵課程。1949年10月榮譽畢業。11月擔任波蘭人民軍高炮第9師師長。1952年12月任波蘭人民軍高射炮兵副主任。1953年12月任蘇軍高射炮第78師師長。1954年5月31日晉升少將軍銜。1955年6月北方防空軍軍長。1956年6月任白海防空軍軍長。1957年9月轉入預備役。
- И.A.希洛夫(謝洛夫)
- 工兵首席顧問
- 阿列克桑德拉·雅科夫列維奇·卡利亞金(1900年—2000年)。1938年5月至1939年11月,在中國擔任工程兵總顧問。後任蘇軍工程兵主任,參加解放烏克蘭、白俄羅斯及柏林戰役,退役前為中將。著有中國回憶錄。
- И.П.巴布羅夫
- A.П.科瓦廖夫
- 洛巴欣
- 塔那索夫。
- 戰車首席顧問
- 費爾柯
- 彼得·德米特里耶維奇·別洛夫少校,中文化名高尚夫
- H.K.切斯諾科夫
- 中國陸軍第五軍戰車顧問:盧茨基赫、波盧賓斯基、布拉托夫和齊甘科夫
- 化學兵首席顧問
- 通訊兵首席顧問。
- 波克羅夫斯基(Покровский.K.M.),1914年生,1937年參與組織西班牙共和國的無線電通信工作。1939年至1940年,在中國擔任通信總顧問。在總參謀部工作,參加蘇德戰爭。戰後在無線電工程、宇航研究部工作,退役前為少將工程師。
- 空軍首席顧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航空委員會首席顧問,該機構駐成都):詳見蘇聯航空志願隊
- 雷恰戈夫上校: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化名「巴塔林將軍」(генерал Баталин)。
- 日加列夫少將:1938年9月至1938年10月
- 格里格利·伊利亞耶維奇·特霍爾少將:1938年11月至1939年初
- 彼得·尼古拉耶維奇·阿尼西莫夫上校:1939年5月至1941年
- 費多爾·彼得羅維奇·波雷寧:1906年10月生,1928年參加蘇聯紅軍,1929年畢業於飛行理論學校,1931年畢業於奧倫堡飛行員和飛行觀察員學校,1935年畢業於空軍學院首長進修班,1936年1月任航空兵支隊長。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以志願者身份來華,擔任中國空軍顧問。於1939年任基輔特別軍區空軍副司令,1941年任布良斯克方面軍空軍司令,1943年任空軍第六集團軍司令,1944年至1947年任波蘭人民軍空軍司令。1946年被授予空軍上將軍銜。由於作戰勇敢,獲蘇聯英雄稱號。先後獲列寧勳章2枚,十月革命勳章1枚,紅旗勳章5枚,一級庫圖佐夫勳章2枚,紅星勳章2枚,二級庫圖佐夫勳章、勞動紅旗勳章各1枚,獎章及外國勳章、獎章多枚。
- B.П.羅加喬夫
- 季莫菲·季莫菲耶維奇·赫柳金(齊略恆)(1910年6月28日—1953年7月19日):出生於庫班哥薩克赤貧石匠家庭。15歲才開始掃盲。16歲入團。19歲入黨。22歲進入盧甘斯克航空學校學飛行。1936年8月參加西班牙內戰,任圖波列夫SB轟炸機機長。1937年3月回國時或紅旗勳章。1937年底擔任援華蘇聯志願航空隊任圖波列夫TB-3轟炸機編隊指揮員,大尉軍銜。[8]1938年9月歸國。1939年2月22日獲得蘇聯英雄稱號。1939年任第十四集團軍空軍司令參加蘇芬戰爭。1940年任蘇聯空軍助理監察長。1940年5月晉升師級指揮員。1941年5月27日任基輔特別軍區空軍第12集團軍司令,1942年6月任西南方面軍空軍(隨即改稱空8集)司令,參加斯大林格勒空戰。1944年5月晉升航空兵上將軍銜。1944年7月任空軍第一集團軍司令,1945年4月19日第二次榮獲蘇聯英雄稱號。1946年任空軍副總司令。
各戰區首席顧問
擔任過顧問的有:И.П.阿爾費羅夫、A.A.阿利亞布舍夫、、A.K.別列斯托夫、H.A.鮑勃羅夫、A.H.、A.B.瓦西里耶夫、C.П.康斯坦丁諾夫、P.И.帕寧、雷巴爾科等。
-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顧問室首席顧問帕紐什金,炮、工、通訊顧問各1人,有電台技工2人。
- 第一戰區湯恩伯副司令長官部有中校步兵顧問1人
- 第二戰區為避八路軍之嫌,未設顧問室
- 第三戰區顧問室首席顧問歐赤涅夫。炮、工、通訊兵顧問各1人,有電台,技術員2人。
- 第四戰區顧問室首席顧問加當洛夫,任上病死。炮、工、通訊顧問各一人,有電台,技術員2人。
- 第五戰區顧問室首席顧問斯科沃爾差夫。炮、工、通訊顧問各一人,有電台,技術員2人。
- 第五戰區孫連仲副總部,步、炮兵顧問各1人。
- 第五戰區張自忠副總部,步兵顧問涅傑爾尼克中校。
- 第六戰區顧問室首席顧問,炮、工、通訊顧問各一人,電台,技術員2人。
- 第七戰區顧問室首席顧問岡恰諾夫上校,炮、工、通訊顧問各一人,電台,技術員2人。
- 第八戰區顧問首席顧問克里木丘克上校。炮、工、通訊顧問各一人,有總電台,技術員2人。
- 第八戰區傅作義副司令長官部首席顧問。炮、工、通訊顧問各一人,電台,技術員2人。
- 第八戰區胡宗南副司令長官部顧問室首席顧問彼德洛夫中校。機械化部隊炮、工顧問各一人,有電台,技術員2人。
- 第九戰區顧問室首席顧問聶斯傑羅夫
- 第九戰區王贊緒總部步、炮兵顧問
- 桂林行營李濟琛顧問室,步、炮、工、通訊、化學顧問各1人,設總電台一座,技術員2人。
- 援華志願航空隊:領隊П·B·雷恰戈夫(雷芭柯夫),政治委員A.Г.雷托夫。與中國的航空委員會一起駐成都,常駐有戰鬥、轟炸機隊。
顧問事務處
1937年蘇聯軍事顧問團在華由參謀本部第二廳第二處(蘇聯處,處長周明)對口接待。武漢會戰之後,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顧問事務處對口,張沖任處長,略通俄文。副處長先梁子駿,後屈武。內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三次派遣來華的軍事顧問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尤其是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蘇聯派大量的軍事顧問團和專家團援華。
1949年劉亞樓訪蘇,中蘇達成協議由蘇聯將幫助解放軍空軍建立6所航校並出售434架戰機。1949年11月,從校長顧問、教官、地勤保障人員等各類專家近900名陸續到達。
1949年10月蘇軍克羅挈克夫將軍為領隊的84人專家團抵達幫助建立大連海校。到1949年底,共來了600多名蘇聯海軍專家。
- 總顧問
- 哈軍工的蘇聯顧問
- 首席顧問
- 第一任首席顧問奧列霍夫(Вадим Иванович Орехов)中將
- 第二任首席顧問(代)格瓦廖夫(Григо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валев)中將
- 第三任首席顧問普羅托波波夫(Всеволод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отопопов)少將
- 首席顧問
參考文獻
- ^ 汪金國《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0-01,第8卷,戰時蘇聯對華政策
- ^ 周黎揚:「抗日戰爭期間蘇聯軍事顧問團在中國」,《百年潮》,2005年第8期,第26-34頁。[失效連結]
- ^ 李晓如:《苏联驻德军事管制的中央机构设置》,中国社科院俄欧亚研究网 2017年06月28日. [2018年10月5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年12月30日).
- ^ «Северный поход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армии Китая. (Записки воен. советника)». М., 1968; 即《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 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記述他在1923年至1926年參加中國大革命的情況以及1938年至1939年擔任中國軍事總顧問的情況。
- ^ 《切列帕諾夫關於保加利亞準備審判戰犯情況給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報告》
- ^ 崔可夫:《在華使命-- 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1940—1942)》,萬成才譯,新華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一版.
- ^ 劉志青:「抗戰期間在華蘇聯軍事顧問」,《黨史博覽》2005年第8期
- ^ 伊万·帕夫洛维奇·谢利瓦诺夫:《苏联援华抗日飞行员口述:与日机激战 多次炸日军机场》,2017年10月10日 新浪军事. [2018-10-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