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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蘇格蘭教育

在15世紀後期的中世紀末期與18世紀中葉啟蒙運動早期之間，近代早期蘇格蘭的教育形式繁多。到16世紀時，蘇格蘭已經建立了諸如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s)，小學校(pettey schools)和女子縫紉學校(sewing schools for girls)等正規的教育機構，而貴族子女則大多在家庭教師的指導下進行學習。當時的蘇格蘭共有三所大學，但由於課程體系有限，蘇格蘭的學者們不得不出國留學才能獲得第二學位。正是這些學者們與外界的接觸，賦予了新人文主義思想走進蘇格蘭思想界的機會。而新人文主義思想對教育和拉丁語的人文關懷最終促成了1496年的《教育法案》。

這副雕刻展現了十七世紀的一間教室，刻畫了一位教師和十位學者在其中的畫面。這副雕刻位於愛丁堡的喬治·赫里奧特學校。

宗教改革之後，為了建立一個由蘇格蘭教會(the church of Scotland or the "Kirk")管理的教區學校體系，對教育的人文主義關懷就成為敬虔教育計劃的一部分。之後愛丁堡建立了一所新的大學，而其他大學也在安德魯·梅爾維爾(Andrew Melville)的倡導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這些大學不僅因為重建而煥發了活力，也達到了人文主義學術研究的標準，並借鑑了其他教育機構的教學方法。17世紀時，人們嘗試着規劃並資助教區學校體系，而大學體系也成功得到擴張。到18世紀初，教區學校體系在蘇格蘭低地已相當完善，但在高地卻因受到限制而沒有發展起來，由基督教知識促進協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對其進行補充。蘇格蘭逐漸開始受益於其大學體系，在啟蒙運動早期誕生了多位重要人物，如弗朗西斯·哈欽森(Francis Hutcheson)，科林·麥克勞林(Colin Maclaurin)和戴維·休姆(David Hume)等。

背景

學校教育

 
14世紀後期的法語教學插圖

中世紀時期，蘇格蘭可用的教育資源極其有限。除了在與其他事物相關的文件上偶爾會被提及以外，其數量與為數不多的自治市記錄、修道院和主教登記冊大體相當。在蘇格蘭高地，有跡象表明與詩歌和醫學專業有關的蓋爾語教育體系存在，比如ferleyn 可能教過神學和人文學科，還有地位較低的rex scholarum也有相關體現，但是我們幾乎只能在地名上窺探到正規學校教育曾經存在過的痕跡。[1]中世紀末期，大多數大教堂可能都設有聲樂學校，並對所有男孩開放。而蘇格蘭所有的主要自治市和一些小城鎮都建有文法學校，以教授男孩拉丁語語法為教學基礎。[2]城鎮可能會有更好的教育條件[3]；在農村地區，小學校會進行初等教育。[4]差不多只有男孩才能享受到這些教育，但到15世紀末，愛丁堡也建立了女子學校，有時被會稱為「縫紉學校」，即以教授女孩縫紉為主要任務之一，雖然她們在學校里也可能被教授過閱讀。[3]這些學校通常由在俗女教徒或修女來管理。此外，貴族和富裕市民家庭的私人教學也開始發展。有時這些模式會發展成「家庭學校」，這種學校也會迎合附近農民、親屬和地主家族兒子們的教育需求而建立。據文獻記載，宗教改革前大約有100所不同類型的家庭學校。中世紀末期，受人文主義啟發，人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日益加深，最終促成了1496年《教育法案》的通過。該法案規定所有男爵和財產擁有者之子都必須去文法學校接受教育，認同人文關懷以學習「完美的拉丁語"(perfyct Latyne)。到16世紀初，大約有60%的貴族接受過良好教育[5]，儘管受教育者主要集中在男性和富裕的精英階層[2]，但文化水平也的確因此改革而得到提高。

大學

 
阿伯丁國王學院的教堂，始建於15世紀

從11世紀末開始，歐洲各地都開始陸續建立大學，這些大學作為半自治學習中心不斷發展，通常教授神學、數學、法律和醫學。[6]到15世紀，興起於意大利北部，各地大學都開始受到人文主義思想的強烈影響。這股思潮着重於古典著作，對一些公認思維的確定性提出質疑，並將其體現在新學科的教學中，尤其是通過希臘語這一媒介。[7]在15世紀，聖安德魯斯大學(St Andrews)成立了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1418），又於1450年增設了聖救世主學院(St Salvator's College)。格拉斯哥大學(Glasgow)於1451年建立, 阿伯丁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Aberdeen)成立於1495年。聖安德魯斯大學於1511年創立了 聖倫納德學院(St Leonard's College)。這些大學和學校最初是為培養神職人員而打造的，但隨着在俗教徒開始挑戰神職人員對政府和法律行政職位的壟斷，這些大學也逐漸為其所用。[8]

在此期間，蘇格蘭大學基本上都開設了為神職人員、民事和教會律師而設計的拉丁語課程。這些大學並不教授作為新人文主義學術基礎的希臘語，而是專注於形而上學，對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懷有絕對的信仰，但其權威卻在文藝復興時期受到挑戰。[9]這些大學只提供基礎學位，學生們需要出國留學才能攻讀歐洲學者們普遍擁有的高級學位。因此，有大量蘇格蘭學者在歐洲大陸和英國的大學裡繼續學習研究。[8]這些與國際外界的接觸交流使得蘇格蘭與一個更廣闊的歐洲學術世界相交融，而且也是蘇格蘭思想界接觸到新人文主義思想的重要方式之一。[5]到1497年，出生於鄧迪、曾留學巴黎的人文主義者和歷史學家赫克托耳·波伊斯 (Hector Boece)回到蘇格蘭，擔任剛成立不久的阿伯丁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另一個該時期的重要人物是阿奇博爾德·懷特勞(Archibald Whitelaw)，後來成為年輕的詹姆斯三世(James III)的導師，並在1462年至1493年期間擔任皇家秘書。[10]

16世紀

人文主義與新教

 
瑪麗·德·吉斯，愛丁堡公開課程的贊助人，此課程後來成為「托尼斯大學」，其丈夫是蘇格蘭的詹姆斯五世

強調秩序和道德重要性的人文主義公民價值觀逐漸開始對教育產生重大影響，並在16世紀末成為各大學和各學校的主流思想。[11]阿伯丁大學國王學院於1515年重建。除了基礎的人文學科課程外，還教授神學、民法和教會法規、醫學。[12]1511年，大主教亞歷山大·斯圖爾特(Alexander Stewart)在阿伯丁創立了聖倫納德學院。約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主持重建聖安德魯斯大學的聖約翰學院，於1538年成立了聖瑪麗學院(St Mary's College)，是一所旨在培養神職人員、以聖經研究為重點的人文主義學院。[13]羅伯特·里德(Robert Reid), 曾任金洛斯(Kinloss)修道院院長，後成為奧克尼(Orkney)主教，在16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裡負責將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喬瓦尼·費拉里奧(Giovanni Ferrario)帶到金洛斯修道院(Kinloss Abbey)教書。在這裡他建立了一座宏偉的圖書館，並撰寫了關於蘇格蘭歷史和傳記的著作。16世紀40年代愛丁堡，在王后瑪麗·德·吉斯(Mary of Guise)的資助下，組織了多場關於法律、希臘語、拉丁語和哲學有關的公開演說，而里德則對此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這些都為該城市 「唐尼斯學院」(Tounis College)的建立打下基礎，最終發展成愛丁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10]

十六世紀中葉，蘇格蘭經歷了一場新教改革，反對教宗權威以及部分天主教神學和慣例。而以加爾文主義為主的國家教會，即蘇格蘭教會柯克(kirk)也由此建立。該教會形式上極具長老會色彩，儘管一開始並沒有廢除，但主教權利被嚴重削弱。[14]這也使得蘇格蘭教會內部的本地地主賦予了相當大的權力，通常來控制神職人員的任命，同時也在建立和資助學校方面起着重大作用。[15]此外，人們的重點也從儀式轉移到文字、製作聖經和聖經的閱讀能力上，這些都是蘇格蘭宗教的基礎。[16]

學校改革

新教改革者也同樣對增加大眾接受教育機會的人文關懷感到認同，他們認為可以通過學校來為一個更敬虔的社會提供道德和宗教教育。1560年，在新教占據統治地位後，《首本紀律手冊》(the First Book of Discipline)為每個教區的學校都制定了計劃，但事實證明這在財政上是行不通的。[17]蘇格蘭自治市已有的學校基本上被保持下來，聲樂學校和許多新創建的學校都被改革成文法學校或普通教區學校。學校由蘇格蘭教會基金會、當地繼承人或自治市議會捐款以及有能力的父母共同出資支持。當地長老的小會(kirk sessions)負責檢查這些學校的教學質量和教義純度。[18]與此同時，無監管的私立「冒險學校」也大量存在。這些學校通常都是非正式的，在家長和無執照教師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利用閒置的建築物來進行授課。從史料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這種學校的形式使得學生們不去上正規的教區學校，由此產生了很多投訴，也有人試圖通過長老教會小會來廢止這種形式。不過由於一些教區人口眾多，且規模龐大，諸如此類的私立學校往往有其存在的必要。教會和地方當局通常會默許這種情況，尤其是這些學校對女孩和貧困人家的孩子來說格外重要。[19]除了那些已經成立的、通常能獲得更多資助、教師工資待遇也更好的市立學校外，其他學校的教師們往往身兼數職，尤其是教會裡像辦事員這樣的次要職位。宗教改革後不久，老師們就變得供不應求。但有證據顯示在1560年至1633年這段時間內，存在着約800所學校。教區學校都是英語 (Inglis)學校，用本地語進行教學，接受7歲左右的孩子，而文法學校則招收12歲左右的男孩。[1]文法學校的課程包括教義問答，拉丁語，法語，古典文學和體育等。[20]

 
安德魯·梅爾維爾 (Andrew Melville) ,在16世紀蘇格蘭大學的重大改革中功不可沒

人們普遍認為女性的智力和道德能力有限，但宗教改革之後卻又越來越多人要求特別是身為妻子和母親的女性去承擔更大的個人道德責任，這顯然是自相矛盾。在新教中，學習並理解教義問答、甚至能夠獨立閱讀聖經是必須具備的能力。但是當時大多數評論家，甚至是那些傾向於鼓勵女孩接受教育的人，都認為女孩不應該接受和男孩一樣的學術教育。[17]只有在沒有足夠多的男孩能向教師們支付充足薪水時，女孩們才被允許進入教區學校學習。女孩們往往比男孩人數要多，兩者通常被分開教學。但女孩接受教學的時間更短、層次更低。學校通常教授女孩閱讀、縫紉和編織，並不教寫作。[21]但在貴族階層也有受過良好教育、有修養的女性，蘇格蘭女王瑪麗(Mary)就是如此。[22]

大學改革

宗教改革後，蘇格蘭的大學在安德魯·梅爾維爾(Andrew Melville) 的影響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1574年，安德魯·梅爾維爾從日內瓦回國，在格拉斯哥大學擔任校長一職。梅爾維爾是一名傑出的語言學家，哲學家和詩人，曾在巴黎求學，在普瓦捷大學(Poitiers)攻讀法律，之後才去往日內瓦，對新教神學產生了興趣。受反亞里士多德人士彼得魯斯·拉姆斯(Petrus Ramus)的影響，梅爾維爾着重強調簡化邏輯，認為語言和自然科學學科與哲學同樣重要，同時他還認為所有領域內的公認觀點都可以被挑戰。他新引進了專業教學人員，取代了僅由一名導師教授學生學完全部人文科學課程的「上升」(regenting)體系。[23]學生們不再學習形而上學，除了第一年必修希臘語外，阿拉姆語，敘利亞語和希伯來語也會被相繼學到，開創了學習古代語言和聖經語言的新思潮。梅爾維爾的到來扭轉了格拉斯哥大學此前持續走低的入學率，有大量新生開始湧入該校。此外，他還協助重建了阿伯丁大學的馬里沙爾學院，該學院由喬治·斯基(George Keith), 馬里沙爾伯爵五世，於1593年建立，是該城市的第二所大學學院。梅爾維爾於1580年被任命為聖安德魯斯大學聖瑪麗學院的院長，他在格拉斯哥大學所作的改革同樣也發生在這所大學裡。[10]建立於16世紀中葉的「唐尼斯學院」在1582年發展成愛丁堡大學。梅爾維爾的教育改革使蘇格蘭的大學重新煥發活力，這些大學所展現的教育質量可與歐洲任何地方最受尊崇的高等教育機構相媲美。[9]

17世紀

教區學校

 
格拉斯哥大學的高街學院，在英聯邦的規劃下完成

1616年，樞密院(Privy council)頒布了一項法令，要求每個教區都建立一所「條件便利」的學校。在蘇格蘭議會批准了該項法律和1633年《教育法案》後，便開始對當地土地所有者徵稅，稅收所得則作為必要捐贈來支持這些學校。[24]自1638年起，蘇格蘭經歷了「第二次宗教改革」，民族聖約(National Covenant) 被廣泛推崇，而查理一世(Charles I)對禮拜儀式的革新卻遭到反對，加爾文主義和蘇格蘭教會長老制再次得到肯定。主教戰爭(1639-40)過後，蘇格蘭實際上已經獨立於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政府。[25]但教育始終是誓約擁有者的思想基礎。1646年《教育法案》填補了一個可用來逃脫教育稅的漏洞，同時也根據誓約原則為這些學校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並強調了長老會的監督職責。[26]儘管1660年君主制復辟顛覆了1633年的法案，但1696年的新立法恢復了1646年法案的條款，同時還制定了「更適合這個時代」的執行手段，並強調了要在每個教區都設立一所學校的目標。在農村地區，這些法案強制要求當地土地所有者(繼承者)提供校舍，並為教師(在蘇格蘭也被稱為「dominie")支付工資，而牧師和當地長老則負責監督教學質量。在蘇格蘭的許多城鎮，市立學校通常由地方議會管理。到17世紀後期，在蘇格蘭低地地區教區學校網絡已基本完善，但是在高地仍有許多地區缺少基礎教育。[27]

各大學的發展

在英格蘭共和國時期(1652-60)，由於大學的收入來源於主任牧師管轄區、現已不復存在的主教轄區和消費稅，所以能獲得更多的經費，這也使得很多大學建築得以修建完工，包括格拉斯哥繁華商業街區的學院。這些大學仍然被看作是培養神職人員的學校，並且由強硬派抗議者控制。由於這些抗議者相當憎惡保皇主義，當時的政權對其通常持支持態度。1652年，抗議者的重要成員帕特里克·吉萊斯皮(Patrick Gillespie)被任命為格拉斯哥大學的校長。[28]君主制復辟後，大學裡的長老會成員被清洗，但是前一時期的大多數知識進步成果都被保留下來。[29]蘇格蘭的五所大學也從內戰和君主制復辟的混亂中恢復過來，同時設立了以授課為基礎的課程體系，涵蓋經濟學和自然科學，能夠為貴族和紳士階層的兒子們提供高質量的通識教育。[27]數學系教師一職也得到建立或重建，而聖安德魯斯大學、阿伯丁大學國王學院和馬里沙爾學院天文台的建立也促進了天文學的發展。羅伯特·西伯爾德(Robert Sibbald)被任命為愛丁堡大學的第一位醫學教授，並於1681年與人共同創立了愛丁堡皇家醫學院(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Edinburgh)。[30]種種發展促使這些大學成為醫學教育的主要中心，也使蘇格蘭處於啟蒙思想的前沿陣地。

18世紀初

大學體系的局限性

 
弗朗西斯·哈欽森（Francis Hutcheson），1729年至1746年間在格拉斯哥擔任道德哲學系的教授，是早期啟蒙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

廣泛的教區學校網絡促進了」民主神話「的發展，在19世紀人們普遍認為「知識精英們」(lad of pairts)能夠通過該體系崛起以擔任高位，而且蘇格蘭的識字率也比鄰國尤其是英格蘭要普遍得多。[27]但是歷史學家如今卻認為由於教區學校提供的是基礎教育，而且教育時間短，並不強制出席，所以很少有男孩能夠憑此提升社會地位，而識字率也沒有明顯高於其他可比國家。[31]

到18世紀，遺孀或未婚中老年女子建立了非正式的女子學校，很多貧困人家的女孩就在這些學校里學習閱讀、縫紉和烹飪。[32]到18世紀早期，貴族家庭里的女孩通常要被教授基本的讀寫和計算能力、針線活、烹飪和家務料理，同時也被要求學會上流社會的才藝和虔誠。[33]從17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依據女性傭人的簽名可以得出當時的女性文盲率約為90%，到1750年，各個階層約有85%的女性不識字，而當時不識字的男性只占35%。[21]蘇格蘭的的識字率略高於英格蘭，但其女性識字率卻遠遠落後於英格蘭。[34]

在蘇格蘭高地，由於人煙稀少、與世隔絕，以及教師和牧師們對當地主要語言蘇格蘭蓋爾語的掌握有限，普及教育受到了挑戰。因此在這裡基督教知識普及協會從1709年就開始建立學校，以此作為蘇格蘭教會教區學校的補充。此舉旨在於蘇格蘭高地教授英語，不再擁護與造反的詹姆斯黨(Jacobitism)相聯繫的羅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ism)。儘管基督教知識普及協會的學校採用蓋爾語教學，但其產生的總體影響導致了高地文化受到侵蝕。[35]高地地區的識字率比當時低地農村的識字率還要低。儘管做了種種努力，但直到19世紀文盲現象依舊十分普遍。[36]

啟蒙運動的開端

入學當時的蘇格蘭的大學可能比申請當代英國、德國或法國的大學更為容易。學費沒有那麼貴，而且蘇格蘭大學的學生們也更能代表整個社會。[37]18世紀時，蘇格蘭學術也從該體系中受益，並對歐洲啟蒙運動貢獻良多。[38]蘇格蘭啟蒙運動誕生了多位18世紀中期前取得一定成就的關鍵人物，如弗朗西斯·哈奇森 (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在1729年至1746年間于格拉斯哥大學任倫理學教授一職。他是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思想和後來的蘇格蘭常識現實主義學派(Scottish Common Sense Realism)之間的重要紐帶，並使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和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t)得到發展。再比如柯林·麥克勞林(Colin Maclaurin)(1698-1746)，19歲時就被任命為馬里沙爾學院的數學系主任，是那個時代英國一流的數學家。不過要說近代早期蘇格蘭影響最大的知識分子，可能要非大衛·休謨 (David Hume)(1711-76) 莫屬。其著作《人性論》(Treatise on Human Nature)(1738) 和《道德和政治論文集》(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 (1741) 為經驗主義和懷疑 主義哲學設定框架。[39]休謨也深刻影響了後來的啟蒙運動人物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和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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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B. Freydberg, David Hume: Platonic Philosopher, Continental Ancestor (Suny Press, 2012), ISBN 1438442157, 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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