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劇
錫劇是中國江南一帶的地方戲劇，由江蘇省無錫、常州一帶的「灘簧」演變而來，是江蘇地區的主要地方劇種之一，曾與越劇、黃梅戲並稱為華東三大劇種，被譽為「太湖一枝梅」。[1]
| 錫劇 |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 |
無錫大公橋堍一群民間錫劇迷正在表演 | |
| 申報地區或單位 | 江蘇省演藝集團錫劇團 無錫市、常州市 |
| 分類 | 傳統戲劇 |
| 序號 | 704 |
| 編號項目 | Ⅳ-103 |
| 登錄 | 2008年 |
| 錫劇 | |||||||||||||
| 正體字 | 錫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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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化字 | 锡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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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起源
太湖流域一帶的吳地百姓自古既有唱山歌的習俗，這種藝術形式在春秋戰國時代被稱為「吳歈」，明代中葉以後，吳地山歌演變為俗曲、灘簧、說書、宣卷等民間說唱表演藝術，錫劇便是由灘簧而來。[2]
清乾嘉時，隨着蘇南各地崑曲雅部的衰落，以吳地山歌為基調的各種地方戲曲更是競唱流傳，[3]據清代武進籍的詩人趙翼記述，其於乾隆十九年（1754年）回鄉時，鄉里並未有何戲曲表演，直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再次回鄉時，發現家鄉出現了「里俗戲劇」，頗有感觸，曾寫詩記述：「焰段流傳本不經，村伶演作繞梁音；老夫胸有書千卷，翻讓童奴博古今。」由此可以推斷錫劇的前身，即灘簧出現的時間當在1754生到1772年之間。嘉慶十六年(1811年)，已經辭官告老回鄉的趙翼，與老伴同游小茅山廟會，寫下了《三月十八日檀橋門首同看小茅山香會經過》一詩，記述他在廟會看「攤簧」春台（舊時農民春作時用條凳木板搭成，可供演出）小戲時的情景：「熙熙人共樂春台，二老相隨笑口開。不比帷車避新婦，聽他看煞子瞻來。」由此可見，此時攤簧已經非常盛行了。[4]至道光年間，無錫、常州一帶「唱灘簧」的半職業藝人，常在鄉間或集鎮演出，偶爾也進城演唱，甚至於「款待華誕，近人亦喜點灘簧」，流傳區域也不斷擴大、影響日增，即連蘇北的通州也有灘簧演唱。道光間南通人姜長卿《崇川竹枝詞》有云：「城河歌吹夜乘涼，不載篷船載小航。水調更番相角勝，崑腔小曲間灘簧。」[3]
此一時期，約嘉慶年間，在無錫查橋白丹山有一名叫阿增的民間手工藝人，善唱吳地山歌，後因家貧入贅無錫東郊嚴家橋一徐姓人家，生子名徐金巧。金巧自小隨父學唱歌，又外出「吃百家飯」時學會了不少小調，於是自成一派，家中亦不再做手藝活而專攻演唱，外人稱東鄉小調。後徐金巧收徒王文香，兩人互相搭調唱對子戲，且對山歌小調進行整理，形成了有18個轍音和一個女魚音，即現代統稱為「18個半」韻腳、一韻到底的「無錫灘簧」。[5][6]
1903年，王文香又於嚴家橋收徒袁阿二，改名「仁儀」。由於灘簧中存在一些隱晦段子及不少鼓吹寡婦改嫁一類的作品，在當時被視作淫曲，故為清廷所禁唱，常州府轄內，甚至設有「永禁演唱灘簧」的石碑。於是在王文香病逝後，袁仁儀便只身前往上海尋找機遇，也由此拉開了錫劇興盛的大幕。[6][7]
發展
辛亥革命後，社會風氣趨變，有「孫文鬧革命，灘簧可進城」之傳言，故袁仁儀在上海重操舊業，收徒以賣唱灘簧。一日，為上海大世界創辦者黃楚九耳聞其演唱，頗為欣賞，便邀請袁仁儀去其掌下的嬰孩牌香煙俱樂部演出，據《大世界報》「嬰孩香煙俱樂部」節目廣告，「無錫戲灘袁阿二」在三層樓和影戲一起輪番演出，用的是「蘇錫新戲」的稱號，可見當時灘簧在滬尚無名氣，後經黃楚九親自宣傳，漸為人知，演出地點也從俱樂部、上海小世界躍升至上海大世界。至1920年11月，袁仁儀已在大世界以「無錫灘簧龍鳳班」的名義開始演出。[8]
在早前一年，1919年，武進籍的王嘉大和周甫宜也被黃楚九邀請至上海小世界演出灘簧，自稱「常州古曲」。1922年，錫幫藝人和常幫藝人分別在大、小世界排演連台本戲《珍珠塔》，打起對台，一改過去單一的對子戲、大小同場戲等舊式灘簧形態，轟動一時。是年3月1日，常、錫兩幫藝人開始合演新戲，此後便多合稱「常錫文戲」，[8]不久還成立了常錫文戲同業公會，由袁仁儀擔任名譽會長，常幫藝人擔任會長。[6]
在上海名揚的無錫灘簧，於故鄉無錫的發展則並不順利。由於當時的灘簧劇不僅仍存舊時唱詞偶帶淫穢之陋，還常與賭博等社會不良習俗聯繫起來，魯迅在《阿Q正傳》中就曾描繪：「未莊賽神，晚上照例有一台戲，戲台左近，又照例有許多賭攤。」[9]故仍為政府所禁。1927年北伐成功後，無錫縣長秦效魯以攤簧內容「與革命精神不相融合」等為由，逮捕在錫灘簧藝人匡耀良等49人，地方士紳對此亦多加支持，攤簧因此一度改用「南方歌劇」名稱。1935年4月，國民黨江蘇省第一區黨務指導員辦事處又發出「取締攤簧以南方歌劇名義演出」的通令；6月，無錫全縣娛樂場所停演，無錫縣公安局也發出訓令：「查南方歌劇，確係攤簧變相，一般青年男女，趨之若鶩，一經薰染，小則喪志，大則危害社會，尤為勿容。」當時社會亦普遍對灘簧無好感，無錫《錫報》曾載「南方歌劇取締後，攤簧散布四鄉，傷風敗俗之事連續發現。」不過亦有反對聲音，謂「先總理孫中山要喚起民眾，攤簧既是較大多數『中下級民眾』所能了解，是不是應該看作最好的『喚起他們』的工具？是改進缺點、去蕪存精，促使發揮積極作用，還是簡單粗暴地予以禁絕完畢？……」之後，無錫第一台、中東戲院、耀記戲院聯合刊登了一篇《為改良新劇鄭重宣言》，懇請政府「別地都有土語歌劇，為什麼無錫不能有？把土語歌唱的戲一概說為變相攤簧，這是武斷……當局有改良土語歌劇的責任。」此後，在無錫《人報》主編孫德先的號召下，發起了一場改進無錫攤簧的運動，並邀請無錫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戲劇教授谷劍塵編排新戲。谷以明代無錫知縣王其勤築城御倭的歷史故事，編出新戲《克寶橋》，以此與當時的抗日愛國宣傳相呼應。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所派來觀戲的潘國俊對此劇表示「甚為滿意」，贊曰：「土語歌劇能有這樣動人，這樣技藝，是出於我們意料之外的；假使都能這樣，絕無疑義，無錫文戲在藝術上、社教上的評價都是極高的……像《克寶橋》這樣的無錫文戲，確是有價值而且進化的土語歌劇。」，並接受了當場遞交的《無錫文戲改進意見書》，表示同意成立「無錫文戲改進會」。[10]由此，錫劇藝術更進一步，逐漸摒棄陋習、劇本亦更完善。這也是由「灘簧」改名為「文戲」之由來。
除了常錫文戲外，因語音的不同，還有蘇錫文戲一派。1930年前後，袁仁儀的弟子楊雲祥在蘇州自建家班，並創辦的北局戲院，便專演蘇錫文戲，主要演員有楊翠英、王佳祿、王呆初、趙小雲等三十餘人。是時，蘇州城內戲院、茶樓均為蘇錫文戲占據，報載，每逢演出，「觀者人山人海、大有萬人空巷之概。」[11]
當代
1949年以前，活躍在滬寧線一帶的錫劇班社，著名的有梅金海的梅家班、匡耀良的匡家班、楊雲祥的楊家班等。1949年以後，中共開辦各種藝人培訓班，開展「戲改」運動。如上海於1949年、1950年、1951年就開辦了三屆戲曲研究班，當時在滬的常錫戲班紛紛派人參加學習。1952年8月中旬至9月下旬，蘇南行政公署文化事業管理局和蘇南文聯又針對蘇南地區的地方劇團在蘇州市舉辦了地方戲劇團集訓班，囊括了江蘇地區的大部分錫劇民間職業團體的成員，同時，在徵得上海方面同意後，在滬所有錫劇團均返江蘇受訓，之後又全部分配在本省各地，自此錫劇逐漸退出上海。[12]
除了對原有劇團的改造外，當時的蘇南行署區還成立了蘇南文聯先聲實驗錫劇團（前身為民間職業劇團先聲錫劇團）、無錫市文聯首先實驗錫劇團（前身為民間職業劇團首先錫劇團）、常州市新華實驗常錫劇團（前身為1950年7月成立的常錫文戲新華劇團）三個主要戲改實驗劇團。1953年1月1日，南京市、蘇北區和蘇南區三個行政市、區合併建立江蘇省，4月，蘇南文聯先聲實驗錫劇團和蘇南文工團部分成員組建江蘇省錫劇團，此後常錫劇便簡稱錫劇；11月，江蘇省人民政府又一次對錫劇劇團進行整頓並健全了管理制度，全省所有職業錫劇團，先後在無錫、常州、蘇州、鎮江、南京等地就地登記。[12][13]1955年5月，無錫市實驗錫劇團改稱為「無錫市錫劇團」。[14]
作為江蘇省重點戲改劇種，錫劇還被推廣至蘇北地區，如原常州民藝錫劇團劃歸東台縣，成立東台縣錫劇團；原無錫市新藝錫劇團劃歸大豐縣，成立大豐縣錫劇團；原無錫紅旗錫劇團在揚中落戶登記，更名為揚中縣錫劇團。另外，安徽和浙江也紛紛成立錫劇團，如浙江嘉興市錫劇團；安徽省郎溪縣錫劇團等。1958年4月，江蘇省嘉定、金山、青浦三縣劃歸上海市，原嘉定、金山、青浦等錫劇團也歸於上海市。[12]
1958年10月、1959年6月，常州市錫劇團和無錫市錫劇團先後奉調進京演出了《雙珠鳳》、《珍珠塔》等劇目。其時，由無錫市錫劇團王彬彬主演的《珍珠塔》受到了周恩來的關注，稱讚說：「你的演唱字正腔圓，別具一格。」不久，《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錫劇「珍珠塔」在京打響第一炮〉，向全國介紹錫劇。1961年，毛澤東來錫時。在太湖飯店觀看了錫劇《珍珠塔》「贈塔」選段，1962年，錫劇《珍珠塔》、《孟麗君》被香港華文公司拍成電影。[15]
文革時期，錫劇團紛紛被迫砍、並、改，相繼停止正常演出，有的改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或直接歸屬毛澤東思想宣傳站領導，停止演出鬧革命，如無錫縣錫劇團、大豐縣錫劇團等。有的則與其它劇種的劇團合併，演歌舞或京劇樣板戲，如吳縣錫劇團與縣滬劇團、評彈團合併成立吳縣文工團；江陰縣錫劇團、越劇團、評彈團合併成立「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武進縣錫劇團與縣越劇團合併成立「戰鬥文工團」等。有的則直接改成京劇劇團演出樣板戲，如高淳錫劇團、溧陽縣錫劇團、金壇縣錫劇團等。有的則被撤銷，如丹陽縣錫劇團、東台縣錫劇團、溧水縣錫劇團等等。眾多錫劇演職員被迫轉業，戲校的學生也被下放。如江蘇省戲劇學校錫劇專業演員、音樂班畢業生，被分配至丹陽練湖農場參加農業生產，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12]
文革後期，錫劇演出逐漸恢復，至1980年代再次掀起了錫劇熱潮，尤其傳統戲，更為群眾喜愛，《孟麗君》一劇更曾創下連演十天，天天爆滿的記錄。但由於演出劇目局限於幾個比較經典的傳統戲，觀眾逐漸對千篇一律的演出失去興趣，戲曲市場開始逐步趨於平淡。同時，文革後恢復建制的多為省市級的錫劇團，大部分縣級錫劇團未能及時恢復或恢復不久後就又解散，加之改革開放後，藝術形式多樣化，錫劇的影響力逐漸萎縮。[12]為了振興錫劇，江蘇省文化廳曾會同蘇、錫、常三市於1984年至2002年舉辦了六屆錫劇節。1984年，第一屆錫劇節在無錫開展，計有江蘇、安徽、上海三地24個錫劇團參演，但仍不敵潮流變化，至第二屆錫劇節在常州舉辦時，只有16個錫劇團參演。此時，上海市的三個錫劇團、安徽省的一個錫劇團業已解散，江蘇省原有的35個錫劇團已有19個撤銷或停止演出。至2002年最後一屆錫劇節在蘇州舉行時，已不得不與滑稽戲節合辦，只有11個錫劇團參演了。[13]
錫劇逐漸走向小眾的原因，被認為有多方面因素，如有論者謂錫劇在實行劇本制後，為實現劇本的完整性和統一性，音樂上採用了作曲的創作方法，這是地方戲曲規範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卻導致了地方戲曲的音樂受到了制約「具體體現在由於缺少對劇本的靈活運用，演員與音樂人員分離，使得演員只能照本宣科，照本演戲」誰作曲就是誰的風格，沒有了演員個人的風味及獨立的風格。「同時，隨着作曲人員的減少，音樂唱腔呈現單一化」隨着唱腔單一化趨向的發展，因襲前人，亦步亦趨，缺少突破和創新，造成了錫劇的萎縮不振「到現在，雖然錫劇有很多流派，可是實際上基本只流行兩個，男的唱彬彬腔，女的唱梅腔」。[16]
錫劇曾分別被蘇、錫、常三市列爲各自的非物質文化遺產，2008年入選爲「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17]
命名由來
舊時錫劇因流派及各家戲班故鄉不同，有各種喚名，初有「灘簧」、「古曲」等名，後多以「文戲」自稱，如「常錫文戲」、「蘇錫文戲」等。至抗戰初期，有七個班社在上海湖社茶園聯合舉行救災義演，劇目為《三看御妹》。觀畢，武進籍前清進士錢振鍠謂之：「過去沒有武戲故稱文戲，如今看《三看御妹》，有文有武，似不宜再稱文戲。」七家班社遂共同商議，此後統稱「常錫戲」。1949年5月，王漢清等人在上海建立紅星錫劇團，此為民間改稱常錫劇為錫劇之始。1950年，蘇南行政公署將「常錫戲」改名為「常錫劇」，簡稱「錫劇」。1955年起，正式定名為「錫劇」。[18][19]
表演特色
錫劇唱腔，曲調基本上是上下旬式變化體結構，曲調為簧調，這也是錫劇最古老的腔調。 簧調「源出江南長篇敘事山歌，吸收溶化『說因果』及蘇州彈詞等民間音調而成。 」簧調包括老簧調、簧調慢板、反弓老旦調、中急板、長三腔等多種不同板式的唱腔，感情奔放，旋律豐富，節奏樸素歡快，是一種帶有敘事、敘情的曲調。[20]伴奏則以二胡為主，琵琶、三弦、揚琴為輔，並有簫、笛、中胡參與。錫劇在發展的過程中，還吸取了杭州的「大陸板」、蘇州的「玲玲調」，戲曲的「迷魂調」與京劇的「高拔子」等以及江南絲竹曲調如「紫竹調」、「繡荷包」等。因此錫劇唱腔優美，曲調豐富多彩。[21]
流派
- 彬彬腔：由王彬彬（1921年-2008年）開創，「彬彬腔」起腔高亮，落腔渾厚，首尾腔相呼應。王彬彬在《珍珠塔》、《拔蘭花》等劇中，有些唱段調門，起腔就達到了升高八度左右，這在錫劇一般生角中是很少走這樣的高腔的。原錫劇研究所所長錢惠榮說：「稱王彬彬為錫劇界的泰斗一點不為過，錫劇只有一個王彬彬。王彬彬非常鎮得住場子，只要他一上台，鬧哄哄的劇場會突然間靜下來，他一亮嗓子，儘管沒有擴音設施，但劇場內最後一排的觀眾都能聽清楚他唱的每一個字。這就是彬彬腔的獨特魅力。」[22]
- 梅派：由梅蘭珍（1927年-2012年）開創，「梅派」腔隨神異、靈活多變，有着華麗多彩的特色，旋律跌宕，人稱：「一個劇目一個樣，一個人物一個腔」。「梅派」唱腔對偏音的巧妙運用，推動了錫劇音樂由五聲音階向七聲音階的過渡。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阿甲曾為梅蘭珍題詞：「錫劇梅派蘭珍腔，媲美京戲梅蘭芳；咬字嚼韻吐珠玉，舉手彈指秀詞章。曲高和眾繼傳統，隨流不俗創新腔；休道錫調限地域，太湖之水通大江。」[23]
傳統劇目
錫劇傳統劇目有《寶蓮燈》、《武松殺嫂》、《薛剛鬧花燈》、《金玉奴》、《昭君出塞》、《珍珠塔》、《描金鳳》、《孟麗君》、《梁祝》、《碧玉簪》《雙珠鳳》、《何文秀》、《雙推磨》、《二度梅》等200餘個。[21]
著名演員
- 前輩藝人
袁仁儀、周甫藝
男三鼎：沈阿煥、鄭桂芬、匡耀良
女三鼎：白玉秀、周菊英、徐林美
四祥小生：李如祥、金德祥、周寶祥、楊雲祥
- 當代名角
江蘇省錫劇團：姚澄、王蘭英、沈佩華、倪同芳、周東亮
無錫市錫劇院：王彬彬、梅蘭珍、季梅芳、汪韻芝、小王彬彬、袁夢婭、潘佩瓊、黃靜慧
常州市錫劇院：吳雅童、沈素珍、楊企雯、崔龍海、王勝標、沈惠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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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湯鈺林主編，《蘇州文化遺產叢書》非物質文化遺產·卷1（文匯出版社，2010年），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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