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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阿根廷政變

1943年阿根廷軍事政變，又稱四三革命（西班牙語：Revolución del 43）是發生在1943年6月4日的軍事政變。該政變推翻了憲法和拉蒙·卡斯蒂略總統的欺詐政權，終結了臭名昭著的十年（英語：Infamous Decade）。歷史學家米格爾·安赫爾·申納（西班牙語：Miguel Ángel Scenna）將本次政變描述為1930年9月6日政變歷史的封底。「1930年政變終結了一個合法政府；1943年政變終結了一個半合法政府」。[1]獨裁政府召開1946年大選（西班牙語：Elecciones presidenciales de Argentina de 1946），最後由前副總統胡安·多明戈·庇隆（他在1945年10月9日辭職副總統職務）獲選並在1946年6月4日起擔任總統職務。[2]

1943年阿根廷政變
阿圖羅·羅森將軍、佩德羅·帕布洛·拉米雷斯將軍和埃德爾米羅·朱利安·法雷爾將軍，1943年政變（四三革命）的三位獨裁者。
日期1943年6月4日 (1943-06-04)
地點 阿根廷
發起人阿圖羅·羅森
結果拉蒙·卡斯蒂略政權被推翻；軍政府建立，胡安·庇隆其後掌握實權。

三位獨裁總統相繼就職：首先是阿圖羅·羅森（只執政了3天），然後是佩德羅·帕布洛·拉米雷斯、最後是埃德爾米羅·朱利安·法雷爾。同時，有四位軍官被依次任命為副總統：薩瓦·蘇埃羅、埃德爾米羅·朱利安·法雷爾（後擔任總統）、胡安·庇隆（後擔任民選總統並連任兩個任期，接着在1955年軍事政變中被推翻）和胡安·皮斯塔里尼。

在此過程中，通過庇隆上校領導的、主要由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及革命工團主義者組成的聯盟，工團主義（西班牙語：Movimiento obrero argentino）於阿根廷歷史上首次獲得政治權力，引發了庇隆主義的興起。

背景

導致1943年6月4日政變發生的原因有兩個：臭名昭著的十年（英語：Infamous Decade）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臨近當年九月的選舉，由於總統拉蒙·卡斯蒂略不受民意歡迎，國家民主黨與同盟國比較接近，加上出現總統的繼任者羅伯斯蒂亞諾·帕特龍·科斯塔斯（英語：Robustiano Patrón Costas）計劃向軸心國宣戰的傳言，這場政變發生了。[3]

臭名昭著的十年（1930年－1943年）

 
「臭名昭著的十年」中的四位總統：烏里武魯、胡斯托、奧爾蒂斯和卡斯蒂略。
主條目：臭名昭著的十年和協議同盟 (阿根廷)（西班牙語：Concordancia (Argentina)）

所謂的臭名昭著的十年開始於1930年9月6日政變，信奉社團主義和天主教民族主義的何塞·費利克斯·烏里武魯將軍推翻了激進公民聯盟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他於1928年經過民主選舉，就任了第二任期）總統。9月10日，烏里武魯被最高法院承認為實際總統，不過，這一任命使「實際」政府學說興起，並將被用於合法化其他軍事政變。[4]隨後，政府取締了激進公民聯盟。

1931年4月5日，布宜諾斯艾利斯省選舉舉行，結果在政府的意料之外：雖然政府認為激進公民聯盟已經完全「脫離歷史」（因為激進公民聯盟沒有組織競選活動，也沒有得到媒體界的支持），但是，激進公民聯盟候選人奧諾里奧·普埃雷東贏得了選舉。儘管在選舉人票數上，激進公民聯盟落後了幾票，只能與社會黨談判來獲取勝利，但是政府仍然十分恐慌，大多數部長都提出了辭呈。烏里武魯重組了內閣並任命了「自由」派的部長。5月8日，烏里武魯中止了省選舉人團的呼籲，並任命曼努埃爾·拉蒙·阿爾瓦拉多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實際省督。[5]

幾周後，科連特斯省爆發了由格雷戈里奧·波馬爾中校領導的革命；這場革命雖然很快就被鎮壓，但是卻給予了烏里武魯所需的藉口：他查封了激進公民聯盟的所有營業場所、逮捕了若干激進公民聯盟領導人並禁止選舉人團選擇跟伊里戈延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政治家；普埃雷東曾任過伊里戈延的部長，這使得他無法參選，還與阿爾韋亞爾一起被驅逐出國。烏里武魯還暫停了計劃好的科爾多瓦省選舉和聖菲省選舉。[6]他把9月的大選推遲至11月，並在此後不久取消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省選舉。[7]

社團主義試驗失敗後，阿根廷就被代表阿根廷傳統保守自由主義[8]的政治聯盟「協議」統治。該聯盟由國家民主黨（又稱保守黨）、反人格主義激進公民聯盟和獨立社會黨組成，從1932年掌權至1943年，歷經阿古斯丁·佩德羅·胡斯托總統（1932-1938）、羅貝托·瑪麗亞·奧爾蒂斯總統（1938-1940）和拉蒙·卡斯蒂略總統（1940-1943）（在奧爾蒂斯逝世後接任），這一時期被稱為臭名昭著的十年。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開啟了被稱為進口取代工業化的新經濟模式。

1943年選舉本應通過選舉欺詐，選舉出新的總統——充滿爭議的製糖商人羅武斯蒂亞諾·帕特龍·科斯塔斯，過去四十年裡薩爾塔省的一位強人。帕特龍當選總統意味着欺詐政權的延續及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年－1945年）對於阿根廷政治，特別是1943年6月4日之後的政治有着複雜而又決定性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英國在阿根廷具有決定性的經濟影響力。同時，美國掌握了整個美洲大陸的霸權，準備徹底取代英國，成為阿根廷的新霸主。從1941年日本襲擊珍珠港，致使美國放棄中立開始，二戰就成為了使美國達成這個目的的最佳時機。

對於歐洲戰爭，阿根廷長期保持着「中立」，這一傳統自從19世紀起，就被所有的政黨捍衛。導致阿根廷「中立」的原因比較複雜，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保持對英國和歐洲的食品供應。無論在一戰還是在二戰，英國都需要保證對人民和部隊的食物供給（糧食和肉類）良好。阿根廷必須保持中立以避免自己的貨船被襲擊，否則供應鏈就會被切斷。[9][10]並且，阿根廷一直對19世紀末以來，推動美國發展的泛美霸權主義保持着沉默。

1939年12月，阿根廷政府就放棄中立、加入同盟國的可能性，與英國進行了商議。英國政府斷然拒絕了這一提議，並重申了以下原則：阿根廷主要的貢獻是供應，為了保證供應，阿根廷有必要保持中立。此時，美國也保持着中立的立場（1935年至1939年的美國中立法和美國傳統的「孤立主義」使得這一立場更加堅固），不過，這一立場在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的軍事基地遭到日本襲擊時，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10]

珍珠港事件之後，在1942年1月舉辦的外交部長協商會（即1942年里約會議）上，美國試圖讓所有美洲國家跟隨它參戰。美國不會因阿根廷與歐洲之間的貿易被切斷而受到任何影響，因此二戰對於它來說，是獲得政治（體現在泛美洲主義上）及經濟上的大陸霸權，並且在優勢上徹底取代英國的好機會。但是，通過外交部長恩里克·魯伊斯·吉尼亞蘇，阿根廷反對跟隨美洲國家參戰，並拒絕了美國的提議。從這時起，美國就一直對阿根廷施加着壓力，直到壓力無法遏制。

面對戰爭，阿根廷人民分成了兩派：「親同盟國派」和「中立派」。「親同盟國派」希望阿根廷加入同盟國並參戰，「中立派」則堅持阿根廷應保持中立。另外還有一個少數派系：「親德派」[來源請求]。鑑於阿根廷不可能加入軸心國，這一派系常常支持中立，與中立派混合在一起。[來源請求]

反人格主義激進公民聯盟黨人羅貝托·瑪麗亞·奧爾蒂斯總統（1938-1942）和保守黨人拉蒙·卡斯蒂略總統（1942-1943）都堅持中立，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官方總統候選人羅武斯蒂亞諾·帕特龍·科斯塔斯會對軸心國宣戰。這一狀況在軍隊，尤其是中立派占主導地位的陸軍，有着巨大的影響力。

經濟及社會狀況

 
1943年是工業和工人階級取得巨大發展的一年。社會經濟的轉型預測了社會政治的重大變革。

二戰對阿根廷的一個直接影響，是工業化進程的飛躍。1943年，工業生產指數第一次超過了農業。[11]在紡織業的帶動下，工業出口率從1939年的2.9%，增長到1943年的19.4%。[12]

從1941年到1946年，產業工人階層人數增長了38%（從677,517增長到938,387）。[13]在1946年，主要集中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區的工廠聚集了全國56%的工業設施和61%的工人。[14]

另一方面，1929年的大蕭條限制了歐洲的移民潮，因此，新型的內部遷徙正在從數量和文化上徹底地改變工人階級。在1936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市36%的人口來自外國，只有12%的人口來自國內（農村及小城市）；在1947年，外國人數量減少到26%，同時內部遷徙者數量翻了一倍，達到了29%。[15]從1896年到1936年，從各省遷徙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年平均人口量為8,000；這一數值在1936年到1943年之間為72,000，在1943年到1947年之間為117,000。[16]

新的社會經濟條件及地理集中預測了以布宜諾斯艾利斯為中心的社會政治重大變革。

6月4日政變

 
阿圖羅·羅森將軍和佩德羅·帕布洛·拉米雷斯將軍於政變當日在五月廣場向人群致意。

軍隊儘管一直是維持臭名昭著的十年中歷屆政府的支柱，[來源請求]但是由於軍隊人員越來越年輕，軍隊與政府的關係逐漸惡化。並且，最重要的是，在這十年中阿根廷的工業開始穩定發展，而阿根廷的（以及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工業發展在某種程度上與軍隊和國防需要密切相關。

拉蒙·卡斯蒂略總統已經遭遇了數起軍事陰謀及未遂政變，並且在當時也存在數起公民軍事陰謀（比如由聯合軍官組織策劃，激進公民聯盟黨人埃內斯托·薩馬蒂諾和阿圖羅·羅森將軍實施的陰謀[17];由激進公民聯盟工會派的埃米利奧·拉維尼亞尼實施的陰謀等）。[17]不過，1943年6月4日政變並未經過計劃，而是臨時發起的。另外，該政變與曾經發生在阿根廷的政變不同，幾乎沒有公民參與。[18]

導致軍事政變的具體原因，是卡斯蒂略總統於6月3日要求國防部長佩德羅·帕布洛·拉米雷斯將軍辭職，因為拉米雷斯在5月26日會見了激進公民聯盟的一些領導人。在會議上，激進公民聯盟提出要在接下來的選舉中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於是，民主聯盟成立了[19]。該聯盟由激進公民聯盟溫和派（工會派）組成，希望在共產黨的支持下，團結社會黨和民主進步黨。[20]

阿圖羅·羅森將軍和佩德羅·拉米雷斯將軍於政變前日在五月營地舉行會議，決定發動政變。從歷史意義上來說，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埃德爾米羅·法雷利將軍和胡安·庇隆上校均未參加本次會議，卻都在之後成為四三革命的最大推手；羅森將軍當時邀請了法雷利參與政變組織，不過法雷利因個人原因而沒有參加。至於庇隆，當時沒人能找得到他。[21]

6月4日清晨，8,000名士兵跟隨着起義領袖（阿圖羅·羅森將軍、埃爾維奧·阿納亞將軍、埃米利奧·拉米雷斯上校、福爾圖納托·焦萬諾尼上校和颶風俱樂部主席托馬斯·阿道弗·杜科中校），離開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市西北的五月營地。抵達努涅斯區的海軍機械學院時，隊伍遭遇了忠於政府的駐軍的攻擊，這場戰鬥造成了30人死亡、100人受傷。[22]在海軍機械學院的幫助下，卡斯蒂略總統登上一輛德拉蒙德卡車，[23]向着烏拉圭方向逃走了，胡安·皮斯塔里尼將軍、阿曼多·貝達高埃爾將軍、佩德羅·巴勃羅·拉米雷斯將軍、埃德爾米羅·法雷利將軍和薩瓦·蘇埃羅海軍上將因此得以進入玫瑰宮。中午過後不久，叛軍隊伍也抵達了玫瑰宮，於是阿圖羅·羅森將軍被任命為總統。[24]

最開始，除了共產黨外，所有的政治或社會力量都或多或少支持政變。[25]英國和美國也都如此。根據當時的英國駐阿根廷大使大衛·凱利爵士所言，英國對政變「呼喊着滿意」。[26]另一方面，德國大使館在政變前日燒毀了他們的文件。[27]

學者們對於政變的評價分歧巨大。何塞·路易斯·羅梅羅[注 1]稱政變為「忠於納粹滲透的組織的營救行動，同時阻止了卡斯蒂略轉向美國」。[28]米格爾·安赫爾·申納[注 2]則把政變描述為「1930年9月6日政變歷史的封底……1930年政變終結了一個合法政府；1943年政變終結了一個半合法政府」。[29]工人運動開始後，二號阿根廷總工會又將政變描述為「卡斯蒂略下台後，工人失去了一個敵人，投機者失去了一個盟友，賄賂者和盜用公款者失去了一個對他們不怎麼關心的人，納粹和法西斯分子失去了一個好朋友。」[30]

政變組織者GOU的作用

主條目：聯合軍官組織

當時，阿根廷軍隊只有陸軍和海軍。海軍由貴族和上層階級組成，而另一方面，陸軍在組成上發生了巨大變化，開始出現來自中層或中下層階級的軍官。新軍官們帶來了新的國防觀念：工業化和軍事企業的創辦是必需的，國家需積極地推動它們。

陸軍主要分為兩個派系：民族主義派和自由主義派。前者都關心國家的工業發展、與天主教會的關係和擁有自治權的國際地位；這個派系的成員大多來自中產階級，與激進公民聯盟關係密切。後者則都認為應該與大型經濟體（主要是英國或美國）保持良好關係，同時阿根廷必須擁有基本的農畜生產結構；這個派系的成員曾經來自（或屬於）上層階級。

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重大變革，使得包括軍隊在內的所有政治及社會領域出現了持有新主張的多個組織。阿古斯丁·佩德羅·胡斯托將軍統領軍隊時，這種異質性尚能得到控制。但是，在1943年1月11日，胡斯托去世了。失去了胡斯托的約束的軍隊開始了重組和數個軍事組織之間的內部鬥爭。

大多數持不同傾向性的歷史學家都認為：1943年3月10日成立、1944年2月23日解散的軍事組織——聯合軍官組織（GOU），在政變組織及政變之後的軍事政府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31] 不過，最近有一些歷史學家質疑GOU的真正影響力，並把它稱為「傳說」。[32]

詳細研究過軍隊在現代阿根廷歷史上的表現的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波塔什，把GOU對6月4日政變的參與相對化：

GOU的領導層並未直接控制發動革命所需的軍事資源……6月4日的軍事行動並非GOU，或者哪個軍官組織小心計劃的結果……而是一場臨時起意的行動，這使得在推翻卡斯蒂略總統後，參與者們幾乎沒法針對具體的目標達成共識。[33]

歷史學家對於GOU許多事情的評價並不一致，但都認可GOU是主要由低教育水平的軍官——特別是上校和中校——組成的小型軍官組織。GOU缺乏明確的意識形態，但是成員們都支持民族主義、反共主義和戰爭「中立」，並且極其希望終結保守派政府公開的腐敗行為。

1943年GOU成立時，成員有：[34]

波塔什和費利克斯·盧納認為GOU的發起者是胡安·卡洛斯·蒙特斯和烏爾瓦諾·德·拉·維加。眾所周知，蒙特斯兄弟是伊里戈延派，與阿馬德奧·薩瓦蒂尼（激進公民聯盟）關係密切，薩瓦蒂尼又是愛德華多·阿瓦洛斯的好朋友。[38]歷史學家羅貝托·費雷羅則認為GOU的兩個「大腦」是恩里克·P·岡薩雷斯和埃米利奧·拉米雷斯。[39]最後，佩德羅·巴勃羅·拉米雷斯將軍和埃德爾米羅·法雷利將軍與GOU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後來成為總統的拉米雷斯將軍是拉米雷斯上校的父親，菲利皮上尉的岳父。

歷史學家對於庇隆在GOU內部擔任的角色也看法不一。一些來自相反的政治立場的歷史學家（比如烏戈·甘比尼和費爾明·查韋斯）認為，雖然庇隆的軍銜相對較低，但是他是GOU的大腦及真正領袖。其他人（比如費利克斯·盧納和費雷羅）則認為，庇隆最開始的地位比較低。波塔什相信，庇隆在GOU內部扮演着重要角色，不過拉米雷斯、岡薩雷斯和蒙特斯的地位與他相等。羅赫略·加西亞·盧波則相信，GOU多半是個傳說，是軍事情報行動的產物。[40]其實，庇隆在政府中擔任的第一個重要職位，是在1943年年底擔任的勞工部長。

GOU的出現體現了軍隊中年輕軍官的進步。這些軍官們大多來自沒有影響力的中低層階級，在統領了軍隊將近20年的奧古斯丁·佩德羅·胡斯托將軍逝世的1943年，發現了向前邁步的歷史機遇。準確來說，四三革命的特徵是缺乏明確的領導人。

除了關於GOU在四三革命中的真正影響力的辯論外，阿根廷軍隊（特別是胡斯托將軍逝世之後的）是一個充滿了不確定又相對獨立的意識形態的不穩定團體，正在和舊或新的權利因素髮展關係，並將隨着進度，扮演不同的角色。

羅森將軍的短暫專政

 
位於科連特斯大道和5月25日街交叉處的Jousten酒店。[41]由羅森領導的被稱作Jousten的將領們的陰謀組織的會面之地。

阿圖羅·羅森將軍出身阿根廷貴族家庭，是個狂熱的天主教徒，也是國家民主黨的成員。羅森領導着一群被稱作「Jousten的將領們」（西班牙語：los generales del Jousten）的陰謀家組織，這個名字來源於參與者們用於會面的，位於科連特斯大道和5月25日街交叉處的Jousten酒店。

組織由政變後在政府中擔任重要職位的人物組成，有：迭戈·伊西德羅·馬松將軍（農業部長）、貝尼托·蘇埃羅海軍少將（海軍部長）和薩瓦·蘇埃羅海軍少將（副總統）（此兩人是兄弟）。另外，作為公民接線員參與組織的埃內斯托·薩馬蒂諾（激進公民聯盟），曾在政變後被羅森邀請來組織內閣；但當時正值革命後的混亂期，薩馬蒂諾到達玫瑰宮後，沒有人把他待在等候室的事情告訴羅森，因此，在等待了一段時間後，他就回家去了。[42]

第二天，羅森聯繫了將領們，把即將參與羅森內閣的人物的名字告訴了他們，問題就在這時出現了。這些人物中有三個人是前政府和公認的右翼成員的朋友：多明戈·馬丁內斯將軍、小何塞·瑪麗亞·羅薩和奧拉西奧·卡爾德龍。慎重的將領們拒絕讓這些受到質疑的人參政，而羅森卻堅持要任用這些人，於是，在6月6日，羅森辭職了。接着，佩德羅·巴勃羅·拉米雷斯（準確的說，政變正是因為激進公民聯盟在一場會議中推舉他為民主聯盟的總統候選人，導致卡斯蒂略要辭退他才發生的）將軍被任命為總統。[43]

兩年後的1945年，羅森將軍在科爾多瓦發起了一場政變，嘗試推翻法雷利和庇隆。雖然這場政變失敗了，但卻使得阿瓦洛斯將軍和五月營地的軍官們可以辭退並監禁庇隆，也就導致了一周後，發生在10月17日的民眾示威。[44]

佩德羅·巴勃羅·拉米雷斯將軍的專政

 
1943年6月7日，四三革命後頭八個月的總統佩德羅·帕布洛·拉米雷斯將軍向他的第一屆內閣宣誓就職。

6月7日，佩德羅·帕布洛·拉米雷斯將軍宣誓就任總統，是為四三革命後頭八個月的總統。同時，薩瓦·蘇埃羅宣誓就任副總統。拉米雷斯曾任卡斯蒂略總統的國防部長，政變發生的幾天前，激進公民聯盟的一個派系推舉他為反對派聯盟「民主聯盟」的總統候選人。[45]他的第一個內閣除了財政部長外，全部由軍人組成：[46]

內閣中沒有GOU成員，但有兩位GOU成員被任命為關鍵職位：恩里克·P·岡薩雷斯上校和總統之子埃米利奧·拉米雷斯上校，分別被任命為總統私人秘書和布宜諾斯艾利斯市警察局長。希爾韋特上校和蘇埃羅海軍上將將成為總統的親信。胡安·庇隆上校在當時任陸軍部長秘書（一個不是特別重要的職位），受法雷利部長領導。[46]

首要措施

羅森政府和拉米雷斯政府採取的首要措施是限制個人自由、壓制政治和社會各界。從1943年6月4日起，新政府逮捕了數名共產主義領袖和民兵。被逮捕的人大多被關押在巴塔哥尼亞的監獄（比如內烏肯市的監獄），倖免於難的人則逃亡到了烏拉圭。[47]

6月6日，政府逮捕了肉類工業工人聯合會的負責人，並把他們送往南方。隨後，聯合會的營業場所被關停，秘書長何塞·彼得未經審判就被判處1年零4個月的監禁。7月，政府宣布二號總工會（1942年10月總工會分裂後，支持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工會組織）解散。[48]

6月15日，政府解散了親同盟國的阿根廷行動。8月，政府批准了加強國家對工會的控制的專業協會制度。[49]8月23日，政府在鐵路工會中安插了一名軍事檢察員，以取代工會的權力。

政府還決意解散國會，並干涉國家海濱大學。這些措施將引發與政治及社會各界（特別是與學生運動）的對抗。

同時，政府下令凍結農村的租金和租約，這對工人和農民（中型及小型農村生產者）起到了積極作用。政府又成立了拉丁美洲電力公司醜聞調查委員會（成員：馬蒂亞斯·羅德里格斯·孔德、胡安·薩瓦托和胡安·巴勃羅·奧利弗），以強化對腐敗的鬥爭。委員會於1944年5月27日完成了著名的羅德里格斯·孔德報告，報告中提出了撤回拉丁美洲電力公司的法律主體、取消公司擴張和降低費率的兩個法令。不過，報告直到1956年才出版，並且因為之後的實際副總統胡安·庇隆的決定，報告中提出的計劃根本沒有被實行。[50]因為拉丁美洲電力公司在選舉時給予了庇隆經濟支持，該公司成為了庇隆政府時期少數沒有被國有化的公司中的一個。[51]

6月4日進行曲

為了紀念革命，弗朗西斯科·洛穆托於1944年創作了一支軍隊進行曲。演唱者為阿爾韋托·里韋拉和卡洛斯·加拉爾塞。[52]

6月4日

家園重生希望；
陽光更加燦爛明媚。
陸上、海里的巨浪
美麗又驕傲的雙色。
強大的力量支持的，正義，
讓窮人和富人平等地團結。
懦夫們——只要你們還算——屈服於
阿根廷銳不可當的步伐！
六月四日！
祖國的救贖日。
優秀的公民
忠誠的士兵
保衛着您永恆的榮耀。
六月四日！
歷史的史詩。
理性的勝利！
從心底喊出：
誠實、自由、榮耀！

注釋

  1. ^ Historiador e intelectual considerado como el máximo representante de la corriente de renovación historiográfica que, a mediados de la década de 1950, introdujo las perspectivas de la Historia social en la Argentina (Fernando Devoto y Nora Pagano, Historia de la historiografí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Sudamericana, 2009, Cap. 6, pp. 339 y ss.), doctor en Historia en la Facultad de Humanidades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Plata, militó en el Partido Socialista, escribió una de sus obras clásicas sobre el tema: Las ideas políticas en Argentina que, junto a otras le valieron un lugar de gran notoriedad dentro del mundo intelectual argentino. Docente en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Plata, fue expulsado en 1946 por sus posturas abiertamente anti-peronistas y continuó como docente en la Universidad de la República de Montevideo. Fue designado rector de la UBA por la dictadura que derrocó al gobierno constitucional de Juan Domingo Perón. En 1962 fue elegido por el claustro de la Facultad de Facultad de Filosofía y Letras, donde fundó la cátedra de Historia Social General, que tuvo una influencia decisiva en la renovación historiográfica de las décadas de los 50 y los 60. A través de publicaciones y programas de investigación, su cátedra de Historia Social introdujo en la Argentina la perspectiva historiográfica de la Escuela de los Annales. La renovación historiográfica propuesta por Romero abrió el diálogo con otras ciencias sociales, principalmente con la economía desarrollista en todas sus variantes locales y con la sociología de cuño estructural-funcionalista (cuyo máximo representante en la Argentina era Gino Germani) y contribuyó a formar historiadores y sociólogos renovadores como Tulio Halperín Donghi, Ernesto Laclau y Ezequiel Gallo. Desde 1975 integró el Consejo Directivo de la Universidad de las Naciones Unidas, con sede en Tokio.
  2. ^ Historiador argentino, especializado en historia política de la Argentina, de profesión médico oftalmólogo. Publicó gran cantidad de libros y artículos, entre los que se destacan por su impacto, Cuando murió Buenos Aires 1871 (1974) sobre la trágica epidemia de fiebre amarilla, Los Militares (1980) y F.O.R.J.A., una aventura Argentina (De Yrigoyen a Perón) (1983). Fue un habitual colaborador de la revista Todo es Historia, dirigida por Félix Luna, donde publicó gran cantidad de artículos. Se lo consideró un miembro moderado de la corriente revisionista.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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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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