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價值觀調查
世界價值觀調查( WVS )是一個全球性的研究項目,旨在探索人們的價值觀和信仰、它們隨着時間的推移如何變化以及它們產生哪些社會和政治影響。自 1981 年以來,世界範圍內的社會科學家網絡作為 WVS 的一部分,在近 100 個國家開展了具有代表性的國家調查。
成立時間 | 1981年 | (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註冊為非營利性世界價值觀調查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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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 非盈利協會 |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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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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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 www.worldvaluessurvey.org |
WVS 測量、監測和分析:對民主的支持、對外國人和少數民族的寬容、對性別平等的支持、宗教的作用和宗教信仰程度的變化、全球化的影響、對環境、工作、家庭、政治、民族認同、文化、多樣性、不安全感和主觀幸福感的態度。
意大利前總理、歐盟委員會第十任主席羅馬諾·普羅迪這樣評價世界志願者協會的工作:
隨着世界全球化的不斷推進,理解多樣性變得越來越重要。持有不同信仰和價值觀的人們可以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理解和欣賞他們獨特的世界觀。[1]
洞察
多年來,世界信仰聯盟已經證明,人們的信仰在經濟發展、民主制度的出現和繁榮、性別平等的提高以及社會有效治理的程度中發揮着關鍵作用。[2]
英格爾哈特-韋爾澤爾文化地圖
政治學家羅納德-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克里斯蒂·韋爾策爾(Christian Welzel)對 WVS 數據的分析表明,世界跨文化差異有兩個主要方面:
- 傳統價值觀與世俗理性價值觀
- 生存價值觀與自我表達價值觀。
全球文化地圖顯示了各個社會在這兩個維度上的位置。在這張地圖上,向上移動反映了從傳統價值觀到世俗理性價值觀的轉變,向右移動反映了從生存價值觀到自我表達價值觀的轉變[3]。
傳統價值觀強調宗教、親子關係、服從權威和傳統家庭價值觀的重要性。接受這些價值觀的人也反對離婚、墮胎、安樂死和自殺。這些社會具有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主義觀念。[3]
世俗理性價值觀的偏好與傳統價值觀相反。這些社會不太重視宗教、傳統家庭價值觀和權威。離婚、墮胎、安樂死和自殺被視為相對可以接受的行為。[3]
生存價值觀強調經濟和人身安全。它與相對以種族為中心的觀念以及較低的信任和寬容度有關。[3]
自我表達價值觀 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對外國人、男女同性戀者和性別平等的容忍度不斷提高,以及對參與經濟和政治生活決策的要求不斷提高。[3]
克里斯蒂韋爾澤爾提出了解放價值觀和世俗價值觀的概念。他利用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對這些價值觀進行了測量。解放價值觀是自我表達價值觀的更新版本。世俗價值觀是傳統與世俗理性價值觀的更新版本。生存價值觀與自我表達價值觀以及傳統理性價值觀與世俗理性價值觀是採用正交因子分析技術提取的因子,該技術禁止兩個量表相互關聯。解放價值觀和世俗價值觀的測量方式儘可能忠實地呈現數據,即使這會導致量表之間存在相關性。世俗價值觀指數與解放價值觀指數呈正相關。 [4]
文化差異
一個略微簡化的分析是,一個國家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後,通過工業化從發展中國家過渡到後工業化知識社會,往往會從左下角(窮國)向右上角(富國)的方向對角移動,這表明在兩個維度上都發生了過渡。
然而,民眾的態度也與該國佔主導地位的哲學、政治和宗教觀念高度相關。世俗理性價值觀和唯物主義是由法國大革命中的哲學家和左翼政治派別所制定的,因此尤其可以在具有悠久社會民主或社會主義政策歷史的國家以及大部分人口在大學學習過哲學和科學的國家中觀察到。生存價值觀是東方國家的特徵,自我表現價值觀是西方國家的特徵。在自由的後工業經濟 中,越來越多的人口在成長過程中將生存和思想自由視為理所當然,因此自我表達受到高度重視。
示例
- 在傳統和生存價值觀方面得分較高的社會:津巴布韋、摩洛哥、約旦、孟加拉國。
- 在傳統和自我表達價值觀方面得分較高的社會: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愛爾蘭。
- 世俗理性和生存價值觀得分較高的社會:俄羅斯、保加利亞、烏克蘭、愛沙尼亞。
- 世俗理性和自我表達價值觀得分高的社會:日本、北歐國家、比荷盧三國、德國、瑞士、捷克、斯洛文尼亞、法國。
性別價值觀
世界價值觀調查中心的研究結果表明,對性別平等的支持不僅僅是民主化的結果。它是更廣泛的文化變革的一部分,這種變革正在改變工業化社會,並引起大眾對日益民主的制度的要求。儘管世界上大多數人仍然認為男性比女性更能成為政治領袖,但這種觀點在發達工業化社會中正在逐漸消退,在欠發達國家的年輕人中也是如此。 [5]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使用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來計算性別社會規範指數。該指數衡量全球對性別平等的態度,並從2019年開始被納入 《人類發展報告 》。該指數由四個部分組成,衡量政治、教育和經濟領域的性別態度以及與家庭暴力相關的社會規範。 [6]
宗教
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涵蓋了人們宗教取向的幾個重要方面。其中一項研究追蹤了人們參與宗教活動的程度以及他們對宗教信仰的重視程度。 2000 年的數據顯示,98% 的印度尼西亞民眾認為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非常重要,而在中國,只有 3% 的民眾認為宗教非常重要。 [7]另一方面涉及人們對宗教與政治關係的態度,以及他們是否認可試圖影響政府決策和人們投票偏好的宗教發言人。
在對最新一波(6)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進行因素分析時,布達佩斯考文紐斯大學的阿諾·陶施 (Arno Tausch ) 發現,約瑟夫·熊彼特傳統中的家庭價值觀和羅伯特·巴羅研究傳統中的宗教價值觀可以成為社會的重要積極資產。對法律國家的不信任、影子經濟、遠離利他主義價值觀、對民主的日益疲勞以及缺乏創業精神等負面現象都與宗教信仰的喪失有關。 Tausch 對來自 45 個數據完整的國家/地區的 78 個變量進行了 promax 旋轉因子分析,並計算了這 45 個數據完整的國家/地區和全球 9 個主要宗教派別的績效指數。因此,猶太教和新教成為最緊密結合宗教與啟蒙運動傳統的宗教。 [8]
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
世界價值觀調查協會的數據顯示,在有長期數據的 52 個國家中,從 1981 年到 2007 年,45 個國家的幸福感有所上升。 [9]自 1981 年以來,經濟發展、民主化和社會寬容度的提高,提高了人們對自由選擇權的感知程度,進而提高了世界各地的幸福感,支持了人類發展理論 。 [9]
發現
調查的一些基本結果如下
- 不同社會中人類價值觀的差異可歸結為兩大維度:第一維度是 「傳統價值觀與世俗理性價值觀」,第二維度是 「生存價值觀與自我表現價值觀」。[10]
- 在第一個維度上,傳統價值觀強調宗教信仰、民族自豪感、尊重權威、服從和婚姻。世俗理性價值觀強調的則恰恰相反。[10]
- 在第二個維度上,生存價值觀涉及安全優先於自由、不接受同性戀、不參與政治行動、不信任外人和幸福感薄弱。自我表現價值觀則與所有這些方面相反。[10]
- 根據 「經修訂的現代化理論」,價值觀會隨着現代性的某些方面發生可預見的變化。當人們的生存安全感增強時,他們的優先考慮就會從傳統價值觀轉向世俗理性價值觀(當他們的生存安全感降低時,他們的優先考慮就會從世俗理性價值觀倒退到傳統價值觀)。[10]
- 生存安全感的最大增長發生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過程中。因此,從傳統價值觀向世俗理性價值觀的最大轉變也發生在這一階段。[10]
- 隨着個人能動性的增強,人們的優先考慮從生存價值轉向自我表現價值(或隨着個人能動性的減弱,從自我表現價值倒退到生存價值)。[10]
- 隨着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的過渡,個人能動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提高。因此,從生存價值到自我表現價值的最大轉變也發生在這一階段。[10]
- 世界各地社會的價值觀差異呈現出明顯的文化區模式。中東的伊斯蘭社會最強調傳統價值觀和生存價值觀。相比之下,北歐新教社會最強調世俗理性價值觀和自我表達價值觀。[11]
- 這些文化區差異反映了整個社會群體進入現代性的不同歷史路徑。這些路徑說明了人們對存在安全感和個人能動性的不同感受,反過來又說明了他們對世俗-理性價值觀和自我表現價值觀的不同強調。[11]
- 社會內部的價值觀也因性別、輩分、種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收入等方面的差異而不同。[12]
- 一般來說,生活條件為人們提供了更強的生存安全感和個人能動性的群體,更強調世俗理性價值觀和自我表現價值觀。[12]
- 然而,社會內部人們價值觀的差異與社會之間的差異相比,要相差五到十倍。在全球範圍內,不同社會之間的基本生活條件差異仍然遠大於社會內部的差異,影響人們價值觀的生存安全感和個人能動性體驗也是如]。[12]
- 自我表達價值觀的一個特定子集--解放價值觀--強調選擇自由和機會平等。因此,解放價值觀涉及生活方式自由、性別平等、個人自主和人民的聲音等優先事項。[13]
- 解放價值觀是更廣泛的人類賦權進程的關鍵文化組成部分。這一進程一旦啟動,就能賦予人們在行動過程中行使自由的權力。[14]
- 一旦啟動,增強人的權能將在三個層面取得進展。在社會經濟層面,隨着行動資源的不斷增長,人們行使自由的能力也在不斷提高。在社會文化層面,隨着解放價值觀的不斷提升,人們行使自由的願望不斷增強,人的賦權也在不斷推進。在法律-制度層面,隨着擴大的民主權利增加了人們行使自由的權利,增強人的權能也在不斷推進。[11]
- 增強人的權能是增強能力、願望和應享權利的實體。作為一個實體,增強人的權能在其三個層面中的每一個層面都趨於良性螺旋上升或惡性螺旋下降。[15]
- 作為人類賦權的文化組成部分,解放價值觀在多方面具有重大影響。其一,解放價值觀確立了現代個人主義的公民形式,有利於群體外的信任和對他人的世界主義取向。[16]
- 解放價值觀鼓勵非暴力抗議,甚至是冒着被鎮壓的風險。因此,解放價值觀提供了激活社會的社會資本,使公眾更具自我表達能力,並為公民社會注入活力。解放價值觀促進了整個社會的公民能動性。[17]
- 如果解放價值觀在民主國家日益壯大,它們就有助於防止脫離民主的運動。[18]
- 如果解放價值觀在不民主的國家日益強大,它們就會引發走向民主的運動。[18]
- 解放價值觀之所以能產生這些影響,是因為它們鼓勵群眾行動,使掌權者面臨維持、鞏固或建立民主的壓力,這取決於當前民主面臨的挑戰是什麼。[18]
- 已發現的有利於民主的客觀因素(包括經濟繁榮、收入平等、種族同質性、世界市場一體化、全球媒體曝光率、與民主鄰國關係密切、新教傳統、社會資本等)對民主產生影響,主要是因為這些因素有利於解放價值觀。[18]
- 解放價值觀不會增強人們對民主的渴望,因為在這個歷史階段,人們對民主的渴望是普遍的。但是,解放價值觀確實改變了人們對民主的渴望。它們是以雙重方式改變的。[19]
- 其一,解放價值觀使人們對民主的理解更加自由:解放價值觀較強的人強調民主的賦權特徵,而不是生計和法律秩序問題。[19]
- 其次,解放價值觀使人們對本國民主水平的評估更具批判性:解放價值觀較強的人對本國民主表現的評價不是過高而是過低]。[19]
- 因此,解放價值觀共同產生了對民主的批判-自由願望。批判-自由主義的民主願望是民主改革的強大動力。而且,它也是預測一個國家的有效民主水平和其他善治指標的最佳指標。無論是民主傳統還是認知動員,都無法解釋解放價值觀對批判自由主義民主願望的強大積極影響。[19]
- 解放價值觀是推動婦女賦權的最重要因素。經濟、宗教和制度因素之所以能促進婦女賦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培育了解放價值觀。[13]
- 解放價值觀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戰略,從強調確保體面的生計水平轉向增強人的能動性。隨着從維持生計到發揮能動性的轉變影響到整個社會,主觀幸福感的總體水平也隨之提高。[14]
- 人類賦權進程的解放後果並非 「西方 」文化的特有現象。在 「西方 」推動解放價值觀和批判自由主義民主願望的賦權過程,在 「東方 」和其他文化區也同樣如此。[20]
- 伊斯蘭教的社會主導地位和個人對穆斯林身份的認同都削弱了解放價值觀。但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穆斯林中,尤其是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穆斯林婦女中,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在解放價值觀上的差距縮小了。[21]
2013 年的一項分析指出,在不同國家,回答 「不希望有不同種族鄰居 」的人數從許多國家的 5%以下到約旦的 51.4%不等,歐洲的差異也很大。[22]
根據2017-2020年世界價值觀調查,95%的中國受訪者對本國政府有重大信心,而世界平均水平為45%的政府滿意度 [23]
歷史
世界價值觀調查旨在檢驗這一假設:經濟和技術變革正在改變工業化社會公眾的基本價值觀和動機。該項調查以 1981 年首次進行的歐洲價值觀研究(EVS) 為基礎。 EVS 在Jan Kerkhofs和Ruud de Moor的支持下開展,目前仍以荷蘭蒂爾堡大學為基地。 1981 年的研究主要局限於發達社會,但人們對這個項目的興趣非常廣泛,調查範圍覆蓋了六大洲的二十多個國家。密歇根大學的羅納德·英格爾哈特在將這些調查擴展到世界各國的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如今該網絡包括來自 100 多個國家的數百名社會科學家。
調查以 5 至 10 年為間隔,分波次重複進行。下表列出了調查的年份:[24]
世界價值觀調查浪潮
次數 | 調查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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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981-1984 |
2 | 1990-1994 |
3 | 1995-1998 |
4 | 1999-2004 |
5 | 2005-2009 |
6 | 2010-2014 |
7 | 2017-2020 |
8 | 計劃於 2023-2026 年 |
第一波調查的結果表明,政治、經濟生活、宗教、性別角色、家庭規範和性規範等基本價值觀正在發生代際變化。年輕一代的價值觀與老一代的價值觀始終不同,尤其是在經濟快速增長的社會中。為了檢驗這些價值觀是否真的發生了變化並分析其根本原因,1990-91 年進行了第二波 WVS 調查。由於這些變化似乎與經濟和技術發展有關,因此將整個發展階段的社會(從低收入社會到富裕社會)納入調查範圍非常重要。[25]
1995-97 年開展了第三輪調查,這次調查在 55 個社會中進行,更加注重分析民主的文化條件。第四輪調查於 1999-2001 年在 65 個社會中進行。一個主要目標是更好地覆蓋非洲和伊斯蘭社會,因為這些社會在以前的調查中代表性不足。第五次調查於 2005-07 年進行,第六次調查於 2011-12 年進行。[25]
由於該項目源於歐洲,世界志願服務調查的早期工作以歐洲為中心,非洲和東南亞的代表很少。為了擴大規模,世界人口動態調查採用了分散式結構,來自世界各國的社會科學家參與了數據的設計、執行和分析,以及調查結果的發佈。作為提供本國社會調查數據的回報,每個小組都能立即獲得所有參與社會的數據,使他們能夠從更廣泛的角度分析社會變革。[25]
WVS 網絡用 20 種語言出版了 300 多種出版物,二級用戶又出版了幾千種出版物。[25]WVS 的數據庫已在互聯網上發佈,可供免費訪問。
世界價值觀調查的官方檔案位於西班牙馬德里[ASEP/JDS]。、
方法論
世界價值觀調查採用抽樣調查作為數據收集模式,通過採訪具有代表性的國家個人樣本來系統化、標準化地收集信息。抽樣調查的基本階段是問卷設計;抽樣;數據收集和分析。
問卷設計
每輪調查都會徵求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科學家的問題建議,最終以英文制定一份主問卷。自 1981 年啟動以來,每一波浪潮都比前一波浪潮覆蓋了更廣泛的社會範圍。對每波數據的分析表明,某些問題涉及有趣且重要的概念,而其他問題則價值不大。這使得更有用的問題或主題在未來的浪潮中被複製,而不太有用的問題或主題則被放棄,為新的問題騰出空間。 [26]
調查表被翻譯成各國語言,在許多情況下還被獨立翻譯回英語,以檢查翻譯的準確性。在大多數國家,翻譯後的調查表都經過預先測試,以幫助確定翻譯有問題的問題。在某些情況下,某些有問題的問題會從國家調查表中省略。
採樣
樣本來自18歲及以上的全體人口。最小樣本量為 1000。大多數國家不設定年齡上限,而是採用某種形式的分層隨機抽樣來獲取具有代表性的全國樣本。在第一階段,根據給定的社會統計區域、地區、人口普查單位、選舉區、選民名冊或投票站和中央人口登記冊隨機選擇抽樣點。大多數國家都會考慮這些初級抽樣單位的人口規模和/或城市化程度。在一些國家,個人是從國家登記冊中抽取的。
樣本從 18 歲及以上的全部人口中抽取。最低抽樣為 1000 人。大多數國家不設年齡上限,並採用某種形式的分層隨機抽樣來獲得具有代表性的全國樣本。在第一階段,根據給定的社會統計區域、地區、人口普查單位、選舉部門、選民名冊 或投票地點以及中央人口登記冊隨機選擇抽樣點。大多數國家會考慮到這些初級抽樣單位的人口規模和/或城市化程度。有些國家則從國家登記冊中抽取個人。[27]
數據收集和實地工作
經過抽樣後,每個國家都會得到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本國公眾全國樣本。然後,世界價值觀調查執行委員會決定在有限的時間內,使用統一結構的問卷對這些人進行採訪。該調查由專業機構進行,採用面對面訪談或針對偏遠地區的電話訪談。每個國家都有一位首席研究員(在學術機構工作的社會科學家),負責按照固定的規則和程序開展調查。在實地工作期間,該機構必須根據特定的清單以書面形式報告。在 WVS 數據檔案中,對採樣設計和結果進行了內部一致性檢查,並遵循了嚴格的數據清理程序。在完整文件交付之前,任何國家都不會被納入其中。這是指包含已完成方法問卷的數據集。 [28]以及一份有關特定國家的信息報告(例如實地調查期間的重要政治事件、該國特有的問題)。一旦所有調查完成,首席研究員就可以訪問所有調查和數據。
分析
世界價值觀調查小組與從所研究的每個社會招募的頂尖社會科學家合作。他們代表了廣泛的文化和視角,這使得在解釋調查結果時可以借鑑消息靈通的業內人士的見解。它還有助於向新的國家傳播社會科學技術。
每個參與調查的研究小組都會根據自己的假設對調查結果進行分析。由於所有研究人員都從所有參與調查的社會中獲取數據,因此他們也能夠將自己社會中人們的價值觀和信仰與其他社會中人們的價值觀和信仰進行比較,並對其他假設進行檢驗。此外,參與者還應邀參加國際會議,在會上與 WVS 網絡的其他成員比較研究結果和解釋。然後通過國際會議和聯合出版物傳播研究結果。[29]
用法
超過10萬名研究人員、記者、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人下載了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數據可在 WVS 網站上獲取,該網站包含為在線分析而開發的工具。 [30]
治理與資金
世界價值觀調查是一個由社會科學家組成的網絡,由一個中心機構--世界價值觀調查協會--負責協調。它是一個非營利性組織,總部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有自己的章程[31]和任務說明。[32]該項目由一個代表世界所有地區的執行委員會指導。委員會還得到科學諮詢委員會、秘書處和檔案館的支持。WVS 執行委員會負責協會的領導和戰略規劃。它負責招募新成員、組織會議和研討會、數據處理和分發、能力建設以及促進出版物和成果的傳播。WVS 執行委員會還為中心職能籌集資金,並協助成員團體籌集資金。
每個國家工作隊負責自己的費用,大多數調查資金由當地資金資助。然而,在無法獲得地方資金的情況下,已獲得中央資金。目前,WVS 秘書處和 WVS 執行委員會的活動由瑞典銀行三百周年基金會資助。其他資金來自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瑞典國際發展合作署(SIDA)、大眾基金會、德國科學基金會 (DFG)和荷蘭教育、文化和科學部。
媒體報道
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已被大量學術出版物採用,其調查結果已在以下媒體上報道: BBC 新聞、 [33] [34] [35] 《彭博商業周刊》[36] 、 《中國日報》[37] 、 《中外對話》網站[38]、 有線電視新聞網[39][40][41]、 《明鏡周刊》[42][43][44]、 《標準報》[45] 、 《共和國日報》[46] 、 《選舉報》[47]、 [48] 《世界報》 、 [49] 《新蘇黎世報》[50][51]、 《新聞周刊》[52] 、 《南德意志報》[53] [54]、 《時代》[55][56][57] 、 《經濟學人》[58] 、 《衛報》[59] 、 《紐約客》[60] 、《紐約時報》[61][62]、 《悉尼先驅晨報》 [63]、 《華盛頓郵報》[64] 、 《世界發展報告》 [65]
世界價值觀論文系列:世界價值觀研究
世界價值研究公司(WVR),註冊為ISSN 2000-2777 ,是世界價值觀調查協會的官方在線論文系列。 [66]本系列由協會執行委員會編輯。 WVR 根據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的證據發表具有高科學標準的研究論文。 WVR 中的論文遵循良好的學術實踐並遵守與世界價值觀調查協會使命一致的道德規範。提交的論文的發表尚待世界價值觀調查協會執行委員會的內部審查。 WVR 論文基於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提出了原創研究,為人類價值觀主題提供了新證據和具有理論意義的新見解。 [67]已發表的 WVR 論文檔案可在該項目的網站上查閱。 [66]
另見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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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 World Values Survey [世界價值觀調查]
- Tausch, Arno; Heshmati, Almas, Asabiyya: Re-Interpreting Value Change in Globalized Societies [Asabiyya:重新詮釋全球化社會的價值觀變化], IZA Discussion Papers (Repec), September 2009
- Tausch, Arno; Bischof, Christian; Kastrun, Tomz; Mueller, Karl, Why Europe has to offer a better deal towards its Muslim communiti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open international data [歐洲為何必須為穆斯林社區提供更好的待遇。對開放國際數據的定量分析], Entelequia Ebooks (Repec), 2006
- Freedom Rising [自由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