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子
發行
紹興末年,南宋政府銅錢緊缺,開始以票據「會子」應付開支,先在臨安地區使用,叫「東南會子」。
紹興三十年(1160年)二月,錢端禮為臨安太守,仿照四川發行的交子,將會子官辦[1],「許於城內外與銅錢並行。」南宋正式成立行在會子務[2],發行會子,分一貫、二貫、三貫,在東南各路流通,又稱「東南會子」。由戶部侍郎錢端禮主持該事,會紙取於徽、池,續造於成都、臨安,「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為本。」
政府發行會子後,經反復嘗試,最後訂立「錢會中半制」,即政府開支以一半銅錢、一半會子支付。實行「錢會中半制」是為了維持會子信譽,防止貶值。部份地區,如兩浙東西路、江南東西路、湖南等,亦發行會子,逐漸流行,成為主要貨幣,銅錢開始消失,人們也用會子標價。
宋孝宗時軍費膨脹,政府進一步增發紙幣。增發的紙幣無法全部在臨安兌換銅錢,政府下令「都督府會子」(又叫「淮南交子」)和「湖北會子」分別在建康和鄂州兌錢,以免加深臨安錢荒,防止其他地方的會子流入京城。孝宗一度下令江北不可使用東南會子,但此舉妨礙商人貿易,後來江北亦可使用東南會子,但不可兌換銅錢。
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又造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會。洪适在《戶部乞免發見錢札子》中說:「小郡在山谷之間,無積鏹之家,富商大賈足跡不到,貨泉之流通於鄘肆者甚少,民間皆是出會子往來兌使。」[3]
時值宋金戰爭期間,金海陵王完顏亮率領大軍南下,鈔票不斷印製,不數年發生貶值現象。到乾道二年(1166年)十一月十四日為止,共發行一千五百六十幾萬道(貫)。乾道三年(1167年)十二月,下詔出內庫銀二百萬兩以500萬新會收換舊會,收舊會子焚棄。隔年定三年為一界,每界以一千萬貫為限。
南宋起初盡力維持「錢會中半制」,不輕易改變比率,但銅錢騰貴,政府先在收入方面於棄「錢會中半制」,提高會子比率,甚至全由會子繳納。由於銅錢收入減少,開支方面無法維持中半制,唯有全用會子。會子價值雖跌,卻逐步取代銅錢成為主要貨幣。會子可用作繳納兩稅、折帛錢,故農民也使用會子,紙幣發展迅速。
寧宗嘉泰三年(1203年)杭州會子庫設置監官。開禧三年(1207),南宋發行會子的金額平均相當於其賦稅收入金額的82%[4]。嘉定二年(1209年),會子的流通額度是一億一千五六百萬貫,已經高達乾道四年的11倍。嘉定十一年(1218年)又增印五百萬道作抗金軍費。
隨着會子發行量的逐漸增多,為防止偽鈔的流通,會子的發行有分界之說,分界即期限。乾道四年始有分界,會子分界發行後,三年為一界,舊會子收回,但未嚴格執行[5]。淳佑七年(1247年)甚至規定第17、18界會子更不立限,取消了分界發行辦法,最後造成了通貨膨脹[6],十八界會子二百貫甚至買不到一雙草鞋。[7]
另有鉛錫會子,是出賣鉛錫給政府後所得的取錢憑證。[8]史料上載的會子還有錢會子、寄附錢物會子等。
貶值
理宗紹定三年(1230年)以後,有李全之亂,隔年有蒙古帝國兵攻川、陝,到了紹定五年會子高達三億二千九百多萬,增加33倍,偽造紙鈔更多。淳祐五年(1245年)又有大量軍需。淳祐六年(1246年)各界會子共計六億五千萬貫。淳祐七年(1247年),會子已達惡性膨脹的現象。淳祐九年(1249年)會子每貫合銅錢六百文足錢。景定五年(1264年),賈似道當國,又發行「見錢關子」,取代貶值過甚的會子,每貫折合銅錢七百七十文。元兵南下後,會子與關子皆被鈔所取代。
參見
註釋
- ^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六《東南會子》:「當時臨安之民,復私置便錢會子,豪右主之,錢處和為臨安守,始奪其利,以歸於官。」
- ^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說紹興三十一年「置行在會子務,後隸都茶場」。行在會子務後來改名為「行在會子庫」,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和吳自牧《夢粱錄》中都有會子庫而無會子務。
- ^ 《盤洲文集》拾遺
- ^ 劉光臨:《市場、戰爭和財政國家——對南宋賦稅問題的再思考》,《台大歷史學報》第42期,2008年12月
- ^ 《宋史·食貨志下三》記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宣佈第7、第8界會子展界,臣僚言:「會子界以三年為限,今展至再,則為九年,何以示信?」
- ^ 呂午《左史諫草》附方回《監簿呂公家傳》:「端平初……鄭清之相,驟廢十五界,新行十七界,以准(十)六界之二,而物價騰踴。」
- ^ 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五卷·(三)統治集團的衰朽
-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四六元佑五年八月乙未
參考書目
-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 汪聖鐸:《宋代的關子》﹐《宋遼金史論叢》第1輯﹐中華書局﹐北京﹐1985。
- 高橋弘臣著,林松濤譯:《宋金元貨幣史研究——元朝貨幣政策之形成過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