幣原外交
幣原外交，指在戰間期，幣原喜重郎所推動對華不動用武力外交。1920年代至1930年代間，幣原喜重郎，在憲政會（後來的立憲民政黨）執政內閣中，擔任外務大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際新秩序：華盛頓─凡爾賽體系。在凡爾賽體系中，以英美為首各國倡導對華不干涉的門戶開放政策。另一方面，日本卻主張自身在華利權的正當性，希冀在經濟上擴大中國市場，維持滿洲的特殊權益。
第一次幣原外交
1924年（大正13年）到1927年（昭和2年）間，因第二次護憲運動，加藤高明內閣成立。幣原在加藤內閣中擔任外務大臣。雖然，加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大隈內閣的外務大臣，提出對華21條要求而知名，但是，加藤仍藉由護憲三派運動轉換成了協調外交路線。此外，幣原和加藤都是岩崎彌太郎的女婿。
幣原在就職演說中宣佈尊重華盛頓體制，還決定與各國的合作，推行不干涉政策。不久之後，在中國爆發的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內閣的大部分成員傾向支持張作霖，但是幣原堅決貫徹不干涉方針，贏得了國際的信任。
1925年（大正14年），中國為恢復關稅自主權，向各國提議召開國際會議的時候，幣原亦積極協助促成。雖然因為中國方面的內訌，導致會議流產，但是幣原卻從中國方面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信任。另一方面，同年簽署《日蘇基本條約》 ，與蘇聯重建外交關係，成功恢復了樸茨茅夫和約所獲得的日方利益。
1926年（大正15年），中國方面，再度向各國提議廢除治外法權的國際會議，而幣原再度積極配合。但由於中方的內政不穩定，再度失敗。同年，中國發生日本、英國船舶遭到攻擊的萬縣事件時，英國選擇以武力對抗，但日本外交只停留在抗議上。[1]
然而，幣原的外交立場受到了來自軍部與樞密院的過於「軟弱」的批評。另外，在1925年11月郭松齡事件時，奉天總領事吉田茂批判幣原外交：「鑑於帝國在滿洲的特殊地位，我認為在我國的勢力範內，應採取適當的行動，明確地禁止勢力範圍內的軍閥混戰。」
1926年，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在華日人亦受到波及。1927年南京事件時，英美決定對蔣介石發出最後通牒，並要求日本採取相同行動，但是幣原卻反過來說服了英美大使放棄這一要求。然而，由於在南京事件中沒有採取強硬的態度，幣原受到了國內輿論的批評。英國外交部長奧斯丁·張伯倫批評說：「幣原男爵的樂觀主義是無可救藥的。」這也被認為是影響日本的分歧點。[2]
在對北伐的回應中，受到加藤內閣影響的第一次若槻禮次郎內閣 ，因為昭和金融恐慌問題，不得不與樞密院對立，最終被迫總辭。承接若槻內閣成立立憲正友會執政的田中義一內閣，採取了批評幣原外交的積極外交路線（田中外交）。然而，因為1928年的濟南事件，日本與中國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最終，因皇姑屯事件，田中內閣集體總辭。而幣原，則在這段時間，以貴族院議員的身分，批評田中外交。
第二次幣原外交
1929年（昭和4年），政黨輪替，立憲民政黨的濱口雄幸內閣中，幣原再次擔任外相。據聞濱口和幣原是密友。雖然幣原的回歸可以緩和中國的抗日情緒，但是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抬頭和恢復國權運動的熱情已經影響了滿州。因此，與滿蒙領有論的國內勢力之間，幣原成為了左右為難的中間人。
幣原締結了久而未決的日中關稅協定。1930年（昭和5年），幣原贊成簽署倫敦海軍條約。但是，倫敦海軍條約的簽署受到了日本國內在野黨立憲政友會等統帥權干犯的攻擊。隨後濱口遭到暗殺。幣原在這段期間擔任臨時首相代理，但濱口身體狀況並未回復。內閣最終總辭。
濱口內閣垮台後，立憲民政黨的若槻再次組閣（第二次若槻內閣） 。幣原的外交方針依舊繼續。不過，大陸形勢和日本國內輿論年年惡化。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時候，幣原採取了「不擴大方針」，但遭到了軍部的強烈反對。關東軍強行攻佔錦州，破壞了幣原的國際信用。由於立憲民政黨的內訌，內閣被迫集體辭職，幣原外交也迎來了末日。
在此之前，作為幣原左右手的中國公使佐分利貞男離奇死亡。隨着軍部的力量增強，出淵勝次、吉田茂等幣原派的外務官被擠出日本外交主流，而非幣原派的廣田弘毅崛起。廣田在齋藤實內閣與岡田啟介內閣中，擔任外相。在外務省領導下，廣田推動外交一元化和與中國合作（廣田三原則、協和外交），但未能控制陸軍的華北分離工作（何梅協定、秦土協定） ，其成果只限於把中國公使提升為大使，令中國的親日派感到失望。隨着日本國內支持戰爭的輿論抬頭，與二二六事件之後更加強大的軍部的進一步的壓力，使得日本外交陷入迷失，而此時幣原的存在逐漸被人們遺忘。在終戰，幣原就任總理的時候，有人說：「幣原居然還活着嗎？」此外，從吉田茂那裏聽到「下任首相是幣原」的麥克阿瑟則說：「他那麼老了，會說英語嗎？」讓吉田苦笑。
評價
幣原外交有透過自主外交提升日本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的評價 [3]。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對中協調外交導致英日同盟無法繼續維持。[4][5]此外，幣原外交也被批評無法阻止軍方的對外擴張政策。 [6]雖有自主外交的評價，但在1922年華盛頓會議中，美方對日本抱持不信任的態度，幣原被迫接受了美方廢棄英日同盟的強硬要求。幣原在四國公約中廢止英日同盟，便積極地推動九國公約的締結。
對於幣原外交的批評，主要是針在對華貿易、1927年南京事件等問題上，日本未與英美採取一致行動，從而錯失同盟機會 [7]。
腳註
- ^ 日本外交文書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大正15年（1926年）第2冊下巻. [2018-11-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15）.
- ^ 日本とシナ: 一五〇〇年の真実, p.144 渡部昇一,2013年
- ^ 岡崎久彥『幣原喜重郎とその時代』314頁
- ^ F.S.G. Piggott, Broken thread : an autobiography, Gale and Polden, 1950
- ^ John Van Antwerp McMurray, How the Peace Was Lost: The 1935 Memorandum "Developments Affecting 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 East", Hoover Archival Documentaries
- ^ Frederick Moore, With Japan's Leaders: An Intimate Record of Fourteen Years as Counsellor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nding December 7, 1941, Scribner, 1942
- ^ 日本とシナ: 一五〇〇年の真実p144 渡部昇一，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