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滿
排滿即反滿,或稱作排滿思潮、排滿主義等,是非滿洲人士對於清朝時期滿洲統治或其文化的排斥和反抗。
反滿思想貫徹清朝始終,清末時革命黨人因不滿清廷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岐視政策而提出並鼓動的一種漢民族主義思潮[1],是革命黨人的主要口號、目的和指導思想。革命黨人主張滿清取代明朝政權是外族滅亡「中國」,漢人必須推翻野蠻的外族對中國的統治、光復華夏政權,用興中會入會誓詞的話說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也有說法指出,晚清「反滿」表面上是反抗民族壓迫,實質上是反政府、反對既得利益集團的階級鬥爭。[2]晚清年青人中的排滿思想,其代表著作為年僅十九歲的留日學生鄒容所寫的《革命軍》,使用強烈的情緒性、煽動的語言來提倡反滿革命,例如「消滅五百萬野蠻滿人,洗刷二百六十年來受滿人迫害之恥辱,使中國再度的澄淨」[3]。《革命軍》發行量達到百萬本,對許多年輕知識分子造成很大影響。支持清朝的立憲派人士,如梁啟超等人,則提出中華民族主義思想,主張五族共和,希望中國所有民族融合成單一「中華民族」。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迅速地由「排滿」革命轉向五族共和[4]。
在非漢族群體之中也有反滿主張,如清代蒙古的反清活動和穆斯林在回亂時對於八旗兵進行的「聖戰」,均立足於推翻來自滿洲貴族的異族統治[5][6]。
反滿興漢
中國大陸學者通常認為辛亥革命早期的「驅逐韃虜」主張被詮釋為帶有早期排滿興漢的「大漢族主義」。[7]然而在清朝早期,歐洲傳教士就觀察到當時漢地人民對滿清征服的強烈抵抗,《韃靼戰紀》中寫道人們「為了保護他們的頭髮和服裝所表現出來的悲憤和戰鬥的勇氣,甚於保護他們的國家和皇帝。他們往往寧願掉腦袋也不願遵從韃靼風俗」。[8]
革命黨人的排滿主義宣傳引起滿漢矛盾與對立,推動排滿革命,排滿宣傳對於辛亥革命起了明顯的鼓動作用[9]。孫中山講「革命者志在排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批評羅澤南、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等「陷於」淸政府「以漢攻漢之策」,幫助鎮壓太平天國,「號稱學者,終不明春秋大義」。[10]1904年,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他稱滿洲人是「野蠻民族」,中國革命「將滿洲韃子從我們的國土上驅逐出去」。章太炎也說:「舉一綱而眾目張,惟排滿為其先務。」[11],更有分裂中國實現漢地十八省獨立建國的思想:「若滿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舊封,以復靺鞨金源之跡,凡我漢族,當與滿洲何怨?以神州之奧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東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漢人治漢,滿人治滿,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嚴」。「如吾前所舉民主政體成立之四因,吾國實有其三焉:(一)十八省得天然之地勢,遠勝美之十三州,以地理論可獨立而民主也;……」[12]。
革命黨人的排滿興漢思潮,既沿襲了傳統中國的「華夷之辨」,又借用了近代西方的民族主義,煽動漢族人排滿。排滿興漢思想經革命黨人如陳天華、鄒容宣揚而深入人心。1910年,武昌陸軍第三中學的席正銘、易正柏等人組建黃漢光復黨,宗旨為光復炎黃子孫地位和漢族固有河山,與武漢各革命團體密切聯絡,志在推翻滿清王朝。[13]革命軍多用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激發漢人加入自己的隊伍,又鼓勵原為效忠清政府的漢人歸順,說「滿政府乃馬賊之遺孽,凡我漢族同胞必當仇視者也。」並給薪水重賞投誠者。如「已投順之李南生每月給薪水一百兩,其他二十人每月給薪水八兩」[14][15]。武昌起義時,漢口的市民聽說武昌開來了軍隊,不約而同地大放鞭炮,夾道歡迎,無數群眾高呼「殺盡胡兒」、「興漢滅滿」的口號[16]。
面對排滿宣傳及排滿行動,部分滿洲貴族採取排斥漢族官員及防備新軍的做法,進一步加劇了滿漢矛盾。革命黨糾正宣傳中的偏頗,調整革命初期的錯誤做法,但革命進程中旗人和非旗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例如起義軍在國內多處對滿人進行屠殺[17],旗人不分老幼婦孺均遭殺害[18],還有「操北音者(包括旗人以外的北方人)即被殺」的情況發生,導致有不少非旗人遇害[19][20][21][22],引起部分滿人慾實行報復漢人的舉措。在北京,辛亥年九月初五日,八旗學堂學生及旗制處人員聯合禁衛軍進行秘密會議,認為漢人排滿氣勢洶洶,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先將京中漢人屠盡然後自殺,會場氣氛激烈,民部尚書桂春也非常贊同。後來被漢族大員知曉並向朝中官員匯報才得以遏制。滿洲親貴欲讓禁軍殺害民人的傳聞使北京的民人驚恐萬分,紛紛出逃。太原府被革命軍佔領後,有許多滿人被殺,北京城城內的漢人擔心滿人報復,又成群出逃[9]。
革命黨宣傳
革命黨人將太平天國革命的性質認定為民族革命,大肆宣傳太平天國的民族革命傳統,故清末革命黨人多利用太平天國來進行反滿宣傳,甚至創造偽書,例如:
- 當時有洪秀全拜謁明太祖陵的說法流行,然而洪秀全一向不贊成天地會反清復明的主張,但因清末革命黨人將朱元璋、洪秀全為其民族革命的兩大先驅,便相信洪秀全拜謁明太祖陵的故事;
- 南社詩人高旭偽撰石達開詩作20首,並刊行《石達開遺詩》一書,一時廣為流布。另一位南社成員胡懷琛亦託名太平天國黃公俊作詩多首,後來胡本人承認黃公俊其人其詩皆係他一手捏造,目的就是為了鼓吹反滿革命。這些革命宣傳的效果,直至很多年後還能看出端倪。1929年,有人撰文指出,從石達開詩中可以看到兩種主義,一是太平天國絕對的堅持民族主義,二是太平天國絕對的表現英雄主義。
- 清朝末期在日本東京的革命黨人編寫了《滅漢種策》一書,該書是革命黨人假託滿人口吻編寫的革命宣傳品,目的在於動員民眾仇視滿人,以實現「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目標[23]。澳大利亞漢學教授凱大熊指出,在清朝滅亡一個世紀後,《滅漢種策》一書重新流行並在網上流傳,並且被一些人包括漢服運動支持者視為「滿族長期以來企圖對漢族實行種族滅絕」的證明[24]。
評論
學者周有光表示:「國民黨歌頌太平天國,因為他反對滿清;共產黨歌頌太平天國,因為他是農民革命。2000年的電視劇《太平天國》,暴露一些太平天國的倒行逆施。 《辭海》原稱「太平天國革命」後來改為「太平天國運動」。全球化正在促使我們也重新認識歷史。」[25]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浦江指出,「除去革命黨人偽造的太平天國文獻以及出自文學作品中的某些詩文之外,真正靠得住的其實只有起事之初以楊秀清、蕭朝貴二人名義發佈的《奉天討胡檄》。後人往往將這篇檄文與朱元璋《諭中原檄》相提並論,視為太平天國民族革命的一個重要像徵。如蕭公權謂此文「以較朱元璋之諭中原,詞氣激揚,殆無遜色,吾人如謂朱檄為中華民族革命之第一聲,此足為其鏗谹之嗣響」。蕭一山亦稱此檄文「重在排滿,未多倡教,用語頗類明太祖之討元檄文,可見太平起義,仍以民族主義為號召,與天地會之反清革命如出一轍也」。」[26]
由於受到反滿情緒以及歐洲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影響,當時有人只承認漢族所居的「十八行省」為「中國」,認為「中國歷史者,漢人之歷史也」,宣稱「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則任其去來也」,甚至覺得「日親滿疏」。當時有人甚至覺得為了革命成功,可以滿蒙之地送給日本,中國建國在長城之內。
近代中國歷史學家傅斯年在九一八事變後,專駁日本學者的「滿蒙非中國論」,並收錄於其書中。1934年,中國歷史學家顧頡剛發文指出:「我們的東鄰(日本)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27]。
其他民族的反滿活動
在蒙古汗室被滿清覆滅之後,漠南蒙古的騰機思、布爾尼等先後叛離清朝,但均被其擊敗。清朝與厄魯特蒙古準噶爾汗國的戰爭更持續了百年,期間青袞雜卜在喀爾喀蒙古發動的撤驛之變一度造成清朝在漠北統治的危機,最終外蒙古在辛亥革命時驅逐滿清官吏,並恢復獨立[28]。
從大小和卓開始,新疆的突厥語穆斯林對滿清反抗不斷,張格爾和阿古柏先後打着驅逐異教徒,建立伊斯蘭統治的旗號進攻南疆,戰爭期間對於不願意皈依伊斯蘭教的投降八旗兵往往殺戮殆盡。同治年間,陝甘和雲南的回族穆斯林也紛紛打出反清旗號,號召推翻滿清[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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