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上海
| 各年份上海 | 1960年－1961年－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1966年－1967年－1968年－1969年－1970年 |
重大事件
大饑荒後和上山下鄉
從1962年後大饑荒剛過去，中共向全國發出《關於減少職工和城鎮人口的宣傳要點》和《關於熱情接待下鄉職工的宣傳要點》，被迫向民眾承認經濟方面遇到嚴重困難，但要求民眾共度時艱，尤其是讓農民承擔代價。時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人員走訪上海郊區的農民，了解基層對有關宣傳要點的意見。當時上海農民們對於中共以「支援農業」名義驅趕城鎮居民和職工到農村，有着極高的抵觸，認為是國家把包袱丟給農民背。更有農民感慨「農民總是弄不過國家，國家向農民要的多，給的少」，質疑為何「農副產品到了國家手裏轉轉手就成了高級品」，認為這是「國家看到農民手裏錢一多，就眼紅。」[2]
而上海市當局根據「王柯協議」要開展對口支援新疆，於是發起「支援邊疆、建設邊疆」的運動，至文革為止，每年按計劃向新疆兵團輸送數萬青年學生（那時也叫社會青年，意指那些無業的初、高中畢業生），創造了「支邊青年」的代名詞。而繼上海後，社會青年較多的其他大中城市如武漢、杭州、溫州、天津等，也效仿發起運動，組織大批青年學生移民到兵團農場就業[3]。
「顧一頭」與「一邊倒」運動
人民日報於1960年3月1日發表社論《工商業者應當下決心「顧一頭」、「一邊倒」》，各地各級黨委開始對工商業者搞「顧一頭、一邊倒」運動。3月14日，民建上海市委、市工商聯就在大光明大戲院舉行傳達動員大會，全市第一批傳達的工商業者共有1600幾人，胡厥文主持大會，盛丕華做報告。大會以神仙會形式持續20幾日，之後各區縣分別傳達。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
1967年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發出《關於將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決定》，宣佈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簡稱上海市革會）成立。市革委會主任張春橋，副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賢等。市革委會從此取代依法選舉產生的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代表大會和市人民委員會。原各委、辦、處、科工作機構一律撤銷，另設辦公室和組。
其他
第一屆「上海之春」音樂會開幕
上海之春音樂會，現名「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始辦於1960年5月10～18日，成為上海市極富特色的藝術節日。自創辦以來，除了文革期間的十年以外，基本每年都會在仲春時節開幕。在第一屆上海之春音樂會上，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俞麗拿演奏了孟德爾遜作曲的《春之歌》，並且受到了音樂界的一致好評。
中山環路一期工程竣工
始建於1959年8月的中山環路一期工程於1960年12月30日竣工。中山環路工程即圍繞當時市區的城市環路工程，日後成為上海內環線浦西部分的主體走向，南起中山南一路、西抵中山西路、北達中山北二路。90年代修建的內環線高架便在此基礎上建設而成。對上海現代城市框架做了最後的定型。
蕃瓜弄棚戶區改造
1963年，位於上海閘北的蕃瓜弄開始一期改造，標誌着上海市政府長達數十年的棚戶區治理開始。蕃瓜弄位於閘北天目西路上，主要是抗戰前後遺留下來的大批逃難難民以及低矮潮濕的棚戶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國民市政府試圖進行拆遷改造，但因為諸多原因最終宣告失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政府通過建設新村、原拆原還等方式整治了大批圍繞在城市周邊的棚戶區。到1990年代，棚戶區基本消滅，治理工程宣告完成。
同濟醫院救活心臟停跳病人
1965年12月，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附屬同濟醫院（今長征醫院）通過手術救活一個心臟停止跳動16分鐘的青年工人，隨即成為國內外醫學界的奇蹟。當時，上海時代玻璃廠青年工人錢學全，突然從自行車上摔下不省人事，被路過的民警緊急送入當時的上海二軍大附屬同濟醫院，通過一系列手術最終使患者在心跳停止十六分鐘後被救活。當時，醫學界普遍認為人類的心跳停止六分鐘以上就無法挽救」，所以上海這例成功的「起死回生」，被當時主張自力更生的輿論稱作為「衝破洋框框、創造新奇蹟」。
沉降治理
1966年，上海市委、市政府開始進行城市沉降治理，主要通過人工回灌地下水的方法，以防止上海地面沉降，灌水量400萬噸。經過5個月的人工回灌，市區地面回升，平均回升6毫米，最多的回升38毫米，控制上海地面沉降獲得成功。
出生人物
死亡人物
柯慶施
1965年4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柯慶施因病在成都逝世。4月14日在上海文化廣場舉行追悼會。
傅雷
1966年9月3日，中國翻譯家、作家、教育家、美術評論家傅雷在位於江蘇路284弄5號的寓所內與夫人朱梅馥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