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登貢培

堅塞·土登貢培（藏語：སྤྱན་བསལ་ཐུབ་བསྟན་ཀུན་འཕེལ，威利轉寫：spyan bsal thub bstan kun vphel；1905年—1963年12月22日）簡稱堅塞·貢培、堅塞貢培拉或貢培拉（藏語：ཀུན་འཕེལ་ལགས，威利轉寫：kun vphel lags），原名德慶曲珍，西藏尼木宗雪地區人，西藏政治人物，曾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執政後期成為掌握西藏實權者。

土登貢培在印度噶倫堡，1937年到1946年間

生平

權傾一時

1905年，德慶曲珍生在拉薩西南部尼木宗雪地區一個小型「納稅」農奴家庭。1916年，作為「尼珠」被送往拉薩支差。一次，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時，被十三世達賴喇嘛斥責。孩子們企圖逃跑回家，中途被人追回後卻受到寬容。自此，德慶曲珍努力學習藏文書法等技藝，在支差的眾多「尼珠」之中脫穎而出，逐漸引起達賴注意。達賴將他帶到家中當僕從，並親為他取法名「土登貢培」。此後，土登貢培始終沒有正式官職，但作為達賴的私人隨從，從1921年到1933年一直伴隨在達賴左右。英國駐錫金政治專員威廉遜在一份1933年的材料中記載：「他雖然沒有官階，但總是隨侍在達賴喇嘛左右，並得到達賴喇嘛的寵愛，待他如親生兒子一樣。他對逹賴喇嘛產生着巨大的影響……他非常聰明能幹，他的本領和才幹會使他前途無量。」

「堅塞」是被普遍視為受到達賴重視的人，這並非西藏噶廈的官職。堅塞的家族背景不分貴族、貧民，是由達賴自己日常觀察所看中，並繼而受到達賴特別關照的人。十三世達賴先後扶植過不少堅塞，但最受重用的是擦絨·達桑占堆、龍廈·多吉次傑、估佳（隨侍）堅塞·土登貢培。在這三個堅塞中，擦絨·達桑占堆是親英派，因發動未遂軍事政變而被十三世達賴免職；龍廈·多吉次傑是反英但主張政治改革的代表，後來被十三世達賴免職；土登貢培主張同中央保持聯繫，直到十三世達賴圓寂前一直受寵。

宇妥·扎西頓珠、土登貢培與一輛奧斯汀7型汽車，1933年9月19日攝於德吉林卡（英國駐拉薩辦事處）

堅塞們先後走紅之後，噶廈的辦事慣例有些被打破。噶廈的辦事慣例是，凡提交到噶廈的重大問題，或者噶廈認為需解決的問題，會召集「民眾大會」協商；若無必要召集「民眾大會」，就直接附意見交首席噶倫呈達賴裁決。但到十三世達賴執政晚期，達賴已不大信任噶廈，因為噶廈推行達賴倡導的新政不力，導致新政舉措無法落實。理論上，西藏政府事務是委託給由四位噶倫組成的噶廈辦公室「擴大會議」辦理，通過司倫提出建議，供達賴做決斷時參考；但實際上寫給西藏政府的信無需經噶廈辦公室或司倫便直接交給達賴，人們更願通過「堅塞」直接向達賴提出申請，而不願面對官僚主義盛行的噶廈。土登貢培得寵時，成為聯繫達賴與噶廈的紐帶。噶廈處理事務的建議通過土登貢培才能上報達賴，由土登貢培閱讀乃至簽署處理意見，達賴的命令通過土登貢培傳達給噶廈。由此，噶廈的日常事務幾乎處在土登貢培掌握下。

1931年西藏東部爆發戰爭後，土登貢培說服達賴通過自「殷實之家」徵收徭役稅的方式招募1000個士兵，並提供最好的武器，組成了仲扎代本團。這支部隊在訓練和裝備等各方面都優於藏軍，並直接服從土登貢培一人，形成了實質上的私人武裝。

土登貢培除主持政府日常工作外，還直接負責了布達拉宮東面建築的維修，奪底水電站的興建，羅布林卡堅塞頗章（達賴主要住所）的興建。蒙藏委員會西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在《回憶國民黨政府對西藏政務的管理》一文中記載：「當時歐化之輩（指親英派）為佛爺（指十三世達賴）在羅布林卡建西式洋房一座，落成時，逹賴喇嘛往觀，似無悅色，即而下令盡撤之」。這被撤的洋房是此前新建的英式建築「顧芝頗章」（藏文），由土登貢培拆除，在原址新建了藏式建築「堅塞頗章」，名字就來自土登貢培的稱號「堅塞」。文中還說，「所修建的宮殿，壁上盡繪內地山水人物」。這裏的宮殿便指堅塞頗章。堅塞頗章以雕塑、木刻、壁畫藝術而聞名。1931年，達賴任命土登貢培為扎齊電力機械廠（又作扎齊聯合製造廠）的負責人。該廠是為擴充藏軍而設的軍事及物資機構，負責造金幣、紙幣，生產武器及金屬、羊毛製品。

1930年之後，土登貢培手握俗權、軍權，達賴的一切命令均通過他實施，達賴的所有行動他都瞭如指掌。土登貢培已成為西藏僅次於達賴的最有權勢的人。

遭到驅逐

1933年12月17日（藏曆水雞年十月三十日），十三世達賴圓寂。不久，召開「民眾大會」，討論任命西藏攝政。「民眾大會」代表拉魯後來回憶說：

「堅塞·貢培倒台事件發生之前，『民眾大會』就任命攝政問題發生了爭執。部分孜仲和寺廟堪布提議，按過去的做法，應當推舉一位活佛做攝政，而江洛金·索南傑布為主的部分俗官說，攝政不一定非得選一位活佛喇嘛，因為過去也有過三個司倫共同執掌政權的先例。目前，司倫朗頓在位，再選僧俗各一位做他的助手是最好的辦法。江洛金繼續說，讓一位活佛當攝政對政治沒有好處，喇嘛就是喇嘛，他整天坐在屋中而不了解政治事務，實際上只能聽命於坐在旁邊吸着一斗鼻煙而啥都不知道的管家的指使。……部分與會人說，雖然任命三個司倫的辦法較好，但要考慮逹賴喇嘛一直信賴的人堅塞·土登貢培。」

土丹旦達在《西藏地方政府幾個重大政治事件親自見聞》中回憶：

「會上三大寺堪布提議，由於西藏是佛教聖地，應當有一個跪拜的偶像，即應當由活佛擔任司倫助理。四品官噶雪·曲傑尼瑪說，至於誰適合當司倫助理，我們沒有必要去思考，有一個人（意指堅塞·土登貢培）一直受到逹賴喇嘛的信賴，因此，沒有必要重新推選另一個人。……後來，俗官們分成了三派：支持堅塞·土登貢培的約有20人，支持僧官建議者有一部分，大多數持中立態度。」

由此可見，「民眾大會」將土登貢培作為攝政或者司倫助理的人選提出，他也是會上唯一一位被指名道姓提出來的候選人。

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兩周多，土登貢培處理善後事宜及日常工作，並開始達賴喇嘛靈塔的修建工程。不久，有人提出召開「民眾大會」，調查達賴喇嘛圓寂的「經過和原因」。在會上，讓土登貢培交代情況，並指責稱：「至尊逹賴喇嘛生病情況沒有及時報告給司倫及噶廈，致使噶廈不知情。後來布達拉管家羌其木·土登釋嘉得知後，報告了噶廈。於是噶廈邀請甘丹赤蘇強巴曲扎與噶廈一道前往達賴喇嘛住處祈禱康復，但堅塞·土登貢培未批准接見，致使我們沒能作成任何以求其康復的念經祈禱活動。」民眾大會最終以未及時報告達賴病情的罪名，決定逮捕土登貢培。

土登貢培被逮捕後，監禁於布達拉宮夏欽角監獄，直到作出判決為止。噶廈指令孜本二人（其一為龍廈）訊究該案，初判為死刑，後免除死刑，於藏曆十二月二十九日（這天是驅鬼節，在西藏被視為最不吉利的日子。此時已是1934年初）將他以沒及時通報達賴病情的罪名逐出拉薩，終生流放到貢布恰布那寺管轄的則拉崗宗（今林芝縣境內）。其他涉事者，例如土登貢培的父親等人，也受到不同輕重的判決或拘捕。

革命黨

土登貢培被流放到工布澤拉崗後，直到1937年底出逃印度。1934年，龍廈事件發生，受此牽連的江洛金·索朗傑布也被流放到工布澤拉崗。在此期間，「他倆相互探望，並很快結下了友誼。當他們倆看見其他被流放和革職的政治犯相繼被免刑，並重新進入政府，而他們甚至連返回拉薩的要求都得不到准許時，非常失望和憤懣。1937年12月，他們偷偷逃到了印度。」

在印度噶倫堡，他們和邦達饒嘎創建了「西藏革命黨」。該黨是邦達饒嘎1939年在印度建立和領導的政治組織，英文為「Tibetan Improvement Party」（意為「西藏改革黨」），藏文文獻中叫「西藏西部改革黨」，漢文檔案中叫「西藏革命黨」。該黨主要成員除了他們三人，還有遊學印度的學者更敦群培。該黨主要活動於印度噶倫堡、大吉嶺一帶。黨章是《噶倫堡西藏革命黨簡要協定》，政治綱領是將西藏從專制政府中解救出來，對西藏政治體制及社會進行革命性改造。1946年6月，印度警方發覺了該黨的活動，查抄了邦達饒嘎等人的住處。印度政府將情況通報給西藏噶廈。邦達饒嘎、土登貢培先後被驅逐出印度，而後都來到中國內地；江洛金·索朗傑布則因有不丹王族干預而解脫。正在拉薩的更敦群培被噶廈以偽造錢幣罪逮捕入獄。

晚年生涯

「西藏革命黨」事發之後，土登貢培經中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館幫助，抵達上海，後轉赴南京，曾向南京的拉薩駐京辦事處求助但遭拒絕。土登貢培在內地期間，生活窮困，後經班禪駐京辦事處計晉美、益喜楚臣介紹，到蒙藏委員會任職。1947年，經噶廈批准，土登貢培回到拉薩。有人說，這是因為他曾向噶廈報告了五世熱振向國民政府求援的情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1年12月，土登貢培與拉薩各界人士在洽澤林卡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進入拉薩。此後，經西藏軍區統戰部部長樂於泓以及平措旺傑等人關心，土登貢培參加了中共西藏工委和噶廈組織的扶貧糧食機構的工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收購軍糧工作做了貢獻。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土登貢培被任命為地質局副局長。1957年9月，土登貢培參加了西藏赴內地參觀團，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還出席了國慶大典。1959年3月，拉薩騷亂，土登貢培全家搬到工商局大院接受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護，在他影響下，他大多數親友均未參與騷亂。「平叛」工作結束後，土登貢培被調到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辦公廳行政處任副處長。

1963年12月22日，土登貢培因患重感冒引發腦溢血而在拉薩逝世，享年58歲。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辦公廳為他舉行了追悼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