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保盧斯
弗里德里希·威廉·恩斯特·保盧斯（德語：Friedrich Wilhelm Ernst Paulus；1890年9月23日—1957年2月1日），或譯為保羅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一名陸軍元帥。他率領德意志國防軍第6軍團參與了斯大林格勒戰役，這場戰鬥以國防軍的災難性失敗而告終，蘇軍將德軍包圍在城內，導致軸心國聯軍約傷亡841,000人，其中第6軍團被成建制消滅，265,000名官兵被俘。
| 弗里德里希·保盧斯 | |
|---|---|
 弗里德里希·保盧斯（攝於1942年） | |
| 出生 | 1890年9月23日 德意志帝國黑森-蘭秀省布賴特瑙 |
| 逝世 | 1957年2月1日（66歲） 東德德累斯頓區德累斯頓 |
| 墓地 |  西德巴登-巴登 |
| 效命 | 德意志帝國 (1910–1918) 魏瑪共和國 (1918–1933) 納粹德國 (1933–1943) 自由德國全國委員會 (1944–1945) 東德 (1953–1956) |
| 軍種 |  德意志帝國陸軍 (1910–1918) 威瑪國家防衛軍 (1918–1933) 德意志國防軍 (1933–1943) 自由德國全國委員會 (1944–1945) 東德國家人民軍 (1953–1956) |
| 軍銜 |  陸軍元帥 |
| 統率 | |
| 參與戰爭 | |
| 簽名 |  |
保盧斯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法國和巴爾乾地區的行動，他被認為是一位有前途的軍官。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已晉升為少將。保盧斯參加了對波蘭和低地國家的入侵，之後被任命為德國陸軍副總參謀長。以此身份，保盧斯幫助策劃了對蘇聯的入侵。
1942年，儘管缺乏野戰經驗，保盧斯仍被任命為第6軍團司令。他率領部隊向斯大林格勒發起進攻，但在隨後的蘇軍反攻中被切斷並包圍。阿道夫·希特拉禁止突圍或投降，然而空軍的補給杯水車薪，德軍的防禦逐漸被削弱。1943年1月31日保盧斯被希特拉晉升為陸軍元帥，希特拉他向幕僚宣稱，德國陸軍元帥是沒有被活捉的先例的。希特拉寄希望保盧斯自殺[1]，但是未能如願，當日，保盧斯率領倖存的第6軍團官兵向蘇軍投降。
戰爭中被蘇聯囚禁期間，保盧斯成為納粹政權的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並加入了蘇聯資助的自由德國國家委員會。1953年，保盧斯移居東德，從事軍事歷史研究。1957年他在德累斯頓逝世，終年66歲。
早年
保盧斯在普魯士王國的黑森-蘭秀省布賴特瑙出生，為一教師之子，其父曾經設法為保盧斯弄得海軍軍官學校的學位，但並不成功[2]。其後，保盧斯被送往黑森的馬爾堡大學短暫修讀法學，但他在不久也被淘汰了。屢遭挫折的保盧斯只好在1910年2月進入第111步兵團充當候補軍官。他在1912年7月4日與羅馬尼亞貴族埃列娜·羅塞蒂-索列斯庫（Elena Rosetti-Solescu）共諧連理。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保盧斯所屬的第111步兵團為西線戰場的主力。而他於1914年秋在法國的佛日和阿拉斯經歷了生平第一次戰鬥，但不久後就因為疾病而撤回[3]，並於南線的馬其頓中作為軍方辦公人員。直至戰爭完結，他已經晉升為上尉。
戰間期
停戰後，保盧斯成為自由軍團的一名旅副官。他被選為威瑪國防軍中僅有的4,000名軍官之一，國防軍是凡爾賽條約規定的100,000人。他被分配到史特加的第13步兵團擔任連長。十多年來（1921–33），他擔任過各種工作人員職位。20年代，作為威瑪共和國與蘇聯為逃避凡爾賽條約而進行的軍事合作的一部分，保盧斯在蘇聯莫斯科進行了客座演講。
後來，保盧斯在1935年10月被任命為裝甲司令部參謀長之前曾短暫指揮過一個摩托化營（1934-35年）。這是一個在奧斯瓦爾德·盧茨領導下的新編隊，負責指導德國坦克部隊（Panzerwaffe）的訓練和發展。在1939年，他更獲晉升為少將。
二戰生涯
西線戰場
保盧斯在1939年成為了德國第10軍團的長官。1939年9月1日，德軍正式入侵波蘭第二共和國的波蘭戰役，標誌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保盧斯的第10軍團曾經參與對波蘭、比利時、法國三國的戰鬥（在後者兩次的戰鬥時，第10軍團已易名為德國第6軍團），這使得他累積了一定的實戰經驗，為日後他擔任東線要職所不可或缺的。1940年9月經陸軍總參謀長弗朗茲·哈爾德將軍推薦擔任陸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第一軍需總監）。
調往東線
1941年12月在華瑟·馮·賴歇瑙元帥的推薦下他被授予第6軍團指揮官一職。其後第6軍團被派往東線進行德蘇戰爭，並委以參與史達林格勒戰役。
在史達林格勒戰役這段時間內，他一直服從希特拉的命令，按照他的命令來調整兵力，即使後來被敵軍包圍也是如此。由於希特拉過度分散兵力，使得對史達林格勒作戰的第6軍團並不能得到集中的火力支援。此外埃里希·馮·曼施坦因元帥突圍之建議得不到希特拉及保盧斯本人之執行，也導致了第6軍團被重重包圍。再加上史達林格勒軍民收到史達林的指令死守該城，都使得德軍在突擊及進攻上損失慘重。
危機
1943年1月7日，紅軍頓河前線指揮官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將軍宣佈停火，並向保盧斯的士兵提供慷慨的投降條件：正常口糧、傷病員的醫療、允許保留他們的徽章、勳章、制服和個人物品。作為交流的一部分，羅科索夫斯基告訴保盧斯，他處境艱難。保盧斯向希特拉請求投降。儘管第6軍團明顯處於無法維持的境地，但德國陸軍總司令部拒絕了保盧斯的請求，並表示：「投降是不可能的。軍隊堅持的時間越長，對整個前線的幫助就越大，並會把俄羅斯人拉走。從它分裂。
1月25日，在蘇軍猛烈攻勢衝破斯大林格勒最後一個緊急機場後，蘇軍再次向保盧斯提供投降的機會。保盧斯再次通過無線電向希特拉發出請求。告訴希特拉崩潰是「不可避免的」，保盧斯強調他的士兵沒有彈藥或食物，他不再能夠指揮他們。他在給希特拉的電報裏這樣寫：
| “ | 部隊沒有彈藥或食物。 有效的指揮不再可能。18,000名傷員沒有任何補給、敷料或藥品。進一步的防禦毫無意義。崩潰不可避免。軍隊請求立即允許投降，以挽救剩餘部隊的生命。 | ” |
希特拉再次當即拒絕了保盧斯的請求，命令他死守斯大林格勒。希特拉回復：
| “ | 投降是被禁止的，第6軍團將堅守陣地到最後一人、最後一輪，以他們的英勇堅忍，將為建立防禦戰線和拯救西方世界做出令人難忘的貢獻。 | ” |
1月30日，保盧斯通知希特拉，他的部下離崩潰只有幾個小時了。作為回應，希特拉通過無線電對保盧斯的軍官進行了大量的現場宣傳，以鼓舞他們的士氣並增強他們堅守陣地的意志。最重要的是，他將保盧斯提升為陸軍元帥。在決定提拔他時，希特拉注意到沒有普魯士或德國陸軍元帥投降的已知記錄。言外之意很明確：保盧斯要自殺。希特拉暗示，如果保盧斯允許自己被活捉，他將使德國的軍事歷史蒙受恥辱。
投降
保盧斯一度向希特拉要求允許投降蘇聯，以拯救麾下將士的性命。希特拉不但不應允，反而將保盧斯晉升為「德意志陸軍元帥」，德國史上從來沒有元帥投降，希特拉暗示保盧斯戰鬥到死或者自殺。保盧斯選擇生存，並在1943年1月31日向蘇軍投降，他表示：「既然升我為德國元帥，我就沒有必要為了那個奧地利的下士（希特拉）自殺」。在保盧斯副官威廉·亞當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
1943年1月31日——早上7點。天還黑着，但天已經不知不覺亮了。保盧斯睡着了。過了一段時間，我才能夠擺脫讓我如此沮喪的思想迷宮和奇怪的夢境。但我不認為我在這種狀態下停留了很長時間。有人敲門時，我正要安靜地起床。保盧斯醒了，坐了起來。那是總部的指揮官。他遞給上將一張紙說：「恭喜你。陸軍元帥的軍銜已授予您。今天早上很早就收到了派遣——這是最後一個。
人們不禁覺得這是自殺的邀請。但是我不會幫他們這樣的忙。保盧斯看完電報後說道。施密特繼續說道：「與此同時，我必須通知你，俄羅斯人已經到了門口。」說完，他打開了門，一位蘇聯將軍和他的翻譯走進了房間。將軍宣佈我們是他的俘虜。我把左輪手槍放在桌子上。
「準備出發。我們將在9點回來接您。你會去你的私人汽車」蘇聯將軍通過他的翻譯說。然後他們離開了房間。我帶着公章，我為我最後的公務做準備。我將保盧斯的新軍銜記錄在他的軍事文件中，蓋上印章，然後將印章扔進熾熱的火中。
地窖的正門被蘇聯士兵關閉並把守。一名警衛隊長允許我和司機出去準備汽車。爬出地窖，我站在原地目瞪口呆。幾個小時前還在互相射擊的蘇聯和德國士兵現在靜靜地站在院子裏。他們全副武裝，有的手裏拿着武器，有的肩上扛着武器。
我的天，這兩者的反差太大了！德國士兵衣衫襤褸，穿着淺色外套，臉頰凹陷，沒有刮鬍子，看起來像幽靈。紅軍戰士神采奕奕，穿着暖和的冬裝。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連串的不幸事件，這些事件使我許多個晚上無法入睡。紅軍戰士的出現似乎是象徵性的。9點整，第6軍團司令部指揮官抵達，將戰敗的德國第6軍團指揮官及其參謀部帶到後方。向伏爾加河進軍已經結束。」[4]
1943年2月2日，第6軍團餘部投降。得知保盧斯「投降」的消息後，希特拉勃然大怒，發誓不再任命其他陸軍元帥（事實上，在戰爭的最後兩年，他又任命了另外七名陸軍元帥）。談到保盧斯的投降，希特拉告訴他的幕僚：
在和平時期的德國，每年約有18,000或20,000人選擇自殺，即使沒有處於這種境地。這是一個看到他的50,000或60,000名士兵勇敢地為自己保衛到底而死的人。他怎麼能向布爾什維克投降呢？！
保盧斯作為羅馬天主教徒反對自殺。據馬克斯·普費弗將軍所說，保盧斯在被俘期間說：「我無意為這個波希米亞下士開槍自殺。」另一位將軍告訴內務人民委員部（蘇聯公共和秘密警察組織），保盧斯曾告訴他自己晉升陸軍元帥的消息，並說：「這看起來像是在邀請他自殺，但我不會幫他這個忙。」保盧斯還禁止他的士兵站在戰壕頂部，以免被敵人射殺[5]。
在投降前不久，保盧斯在最後一班離開他的位置的飛機上把他的結婚戒指還給了他的妻子。自1942年以來他就沒有見過她；他今後也不會再見到她，因為她於1949年去世，而此時他仍在蘇聯被囚禁[6]。
保盧斯的投降及德軍在史達林格勒的退潮，德軍的戰略主動權逐步消失，以此成為蘇德戰場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略轉折點。此後的三年蘇軍一路向西反攻，解放了被德軍戰領的區域並橫掃東歐的各個軸心國，德國最後1945年4月16至30日的柏林戰役戰敗，最終於5月7日正式向盟軍投降。二戰歐洲部分徹底結束。保盧斯也以戰俘的身份送往同盟國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受審。
戰後生涯
戰後，保盧斯在紐倫堡審判中出庭作證，1953年獲釋，並到民主德國定居。之後他在德累斯頓擔任檢察官。[7]
1953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後，保盧斯於1954年7月2日在西方記者在場的情況下在柏林舉行了題為「關於我們國家的重大問題」的新聞發佈會。他在文中緬懷一個多月前逝世的海因茨·古德林將軍，並批評德意志帝國和納粹德國的政治領導人造成德國人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
我特別想到古德林將軍，他過早地去世了，我和他特別親密，作為裝甲部隊組織的參謀長，我們一起執行一項任務。也許自從我們上次見面以來——10多年前——我們對具體問題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我總體上知道，通過他的著作，他有多大的責任感，他是多麼焦躁地拒絕與聯邦總理的歐洲防務保持一致社區政策。無論如何，他是統一和主權德國的捍衛者。大家都知道，我國曾經有偉大的軍事專家，聞名於世，如克勞塞維茨、老毛奇、施利芬等。當然，在他們那個時代，他們堅持不懈地冷靜地評估了德國的政治軍事形勢，為一般性的戰略和戰術制定了原則和立場，這些原則和立場適用於德國將處於戰爭狀態的特殊情況.時至今日，仍有許多人想知道，毫無疑問擁有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的德國為何會在兩次戰爭中被打敗。這個問題不能用軍事術語來回答。對此負責的政府都將其武裝部隊置於無法解決的問題面前。即使是最好的軍隊，當它被要求執行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時，也註定要失敗，也就是說，當它被命令去反對其他民族的民族生存時[8]。
他還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具有侵略性，並呼籲德國人和法國人和解：
今天的美國政策稱自己為「強權政治」。對於我們德國人來說，這尤其具有指示性。我們因奉行現在正在培養的暴力和雷擊政策而受到懲罰，我們知道這讓我們付出了什麼代價。我們德國人已經看到，在20世紀，強富國家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推行的「強權政治」註定要失敗。這項政策沒有成功的希望，除非它能夠扼殺其他民族的民族意志，粉碎他們的獨立。但是，僅僅因為一個大國美國依靠這一地位，它就可以以最低的成本屈服並支配其他國家，因此認為國家時代已經結束是一種誤解和危險的想法。與東西方周邊國家建立睦鄰友好關係，對我們的民族生存至關重要。我首先想到的是法國。是時候一勞永逸地埋葬我們繼承下來的宿怨和許多爭端了。這兩個民族必須擱置他們之間的所有衝突，尤其是因為德法關係是美國人控制的危險鏈條中的一環，美國人將一個歐洲人民與另一個歐洲人民對立起來，並利用他們作為自己政策的工具[8]。
最後，他支持前德國總理海因里希·布呂寧呼籲改善西德與東歐集團之間的關係，同意布呂寧對西德康拉德·阿登納總理公開親美政策的批評，並表達了他對德國統一的希望：
布呂寧總理對阿登納總理對西方的僵化定位採取了明確的立場，實際上反對歐洲發展委員會和波恩公約。像許多西德經濟學家和政治家一樣，他贊成利用最微小的機會與東德談判。因此，另一位著名且經驗豐富的德國政治家強調，EDC協議的最終實施對德國民族來說是危險的。任何理智的人都無法理解為什麼受美國影響的阿登納博士強烈反對利用與東方人民恢復經濟和文化關係的機會。
作為一個前軍人和一個軍團的指揮官，考慮到目前的情況和我的經驗，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必須走任何形式的發展和鞏固道路。東西方的關係。只有我們德國人才能決定德國的未來。
當我說我們德國人必須首先關注德國的統一和獨立，關注我們國家重要的民族權利的確認時，我意識到這樣我們才能最好地為和平事業、國際緩和與和解服務人民之間。我們想要良好的關係德國人民和其他尊重我們民族權利的人民之間。這是歐洲集體安全的先決條件，同時也是我們國家幸福未來的先決條件。重新統一的德國與兩個大國保持良好關係，不僅不會破壞歐洲的和平，而且為普遍繁榮的發展奠定了基礎[8]。
1953年至1956年旅居東德德累斯頓，任東德軍事史研究所文職主任。1956年底，他被診斷出患有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並且變得越來越虛弱。幾個月後，他於1957年2月1日在德累斯頓去世，享年66歲，此時距離他在斯大林格勒投降計14年零一天。作為他最後遺囑的一部分，他的遺體被運到西德的巴登-巴登，安葬在他的妻子旁邊[9]。
參考文獻
- ^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Shirer, digital page 1569
- ^ 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dienst-Kalender für den Regierungsbezirk Cassel auf das Jahr 1890/91. Reformirtes Waisenhaus, Cassel 1891, p. 249 (Corrections- und Landarmen-Anstalt zu Breitenau.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ORKA).
- ^ Beevor, Antony.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12: 214. ISBN 978-0-297-84497-6.
- ^ 'Meeting The Victors', Sputnik Magazine, 1968, USSR; (English-language article).
- ^ Beevor 1998，第381頁.
- ^ Battle of Stalingrad – a summary – History in an Hour. historyinanhour.com. 2 February 2012 [3 April 20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9-13）.
- ^ Craig 1973，第280頁.
- ^ 8.0 8.1 8.2 Πρώην στρατάρχης Φ. Πάουλους: Ο αληθινός γερμανικός πατριωτισμός (02/07/1954) [Former Marshal F. Paulus: True German patriotism (02/07/1954)], Démocratie nouvelle, no. 8, July 2, 1954: 471–474 [2023-11-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12-17） （希臘語）
- ^ Paulus, Friedrich "der Lord". WW2 Gravestone. [March 13, 20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7-08）.
- Beevor, Antony. Stalingrad, The Fateful Siege: 1942-1943.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8.
- Craig, William. Enemy at the Gates. The Battle for Stalingrad. Victoria: Penguin Books. 1974.
- von Mellenthin, Friedrich. Panzer Battles: A Study of the Employment of Armo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United States: Konecky & Konecky. 2006. ISBN 1-56852-578-8.
外部連結
- Dirk Walter: General Paulus: Von Hitler zu Stalin. Die Tragödie von Stalingrad und das zweite Leben des „Zauderers「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In: merkur-online.de, 20. Januar 2003.
| 軍職 | ||
|---|---|---|
| 前任： 無 |
第10軍團參謀長 1939年8月26日-10月10日 |
繼任： 弗里茨·溫策爾上校 |
| 前任： 無 |
第6軍團參謀長 1939年10月26日-1940年9月3日 |
繼任： 弗雷迪南德·海姆少將 |
| 前任： 華瑟·馮·賴歇瑙元帥 |
第6軍團司令 1941年12月30日-1943年2月3日 |
繼任： 卡爾-阿道夫·霍利特大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