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之中

方之中（1908年7月26日—1987年10月20日），原名方槐林，曾用名方踵武，筆名針、鏡、懷凌、方仁中、指南，男，湖南華容人，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評論家、詩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軍事指揮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少將。

生平

方之中生於湖南省華容縣洪山頭鎮紅烈村的貧農家庭。母親早逝。然後父親出家當了道士，婚喪嫁娶等紅白事當吹鼓手。讀了兩年私塾家裏就無錢繼續讀書；但家族認定他自幼聰慧，當地著名的「少年才子」，有望成才，家族出資供其讀書。1921年，考取湖南群治大學公費生讀法律專科。由毛建國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不久由同班同學、湖南學聯主席李亞農推薦方之中去長沙西長街由湖南自修大學校長毛澤東開辦的「文化書社」買《嚮導》周刊和《新青年》雜誌，後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任湖南學聯常委、駐會委員，在夏明翰直接領導下，1925年6月1日組織、率領學運聲援上海「五卅運動」，衝擊省教育廳、打砸日本駐長沙領事館的「大日本帝國領事館」牌子與日本國旗，受到趙恆惕的湖南省當局通緝。湖南省學聯推薦，1925年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1925年冬轉入中國共產黨。魯迅到廣州黃埔軍校作題為《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大談文學的用途，甚至直言文學中看不中用，要與炮彈相結合，才能轟走孫傳芳。魯迅說：「文學是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魯迅這番倡導「武器的批判」，令方之中「脹滿了神經」。1926年10月畢業，在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十九師五十七團兼任兩個連的指導員參加北伐戰爭。一度脫黨。

1927年春，由沈尚文、黃五一介紹第二次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漢分校學兵團政治指導員。1927年8月被黨組織分配回家鄉到湘鄂西特委開展工作。1927年8月，途經華容，該縣僅存的三名黨員之一劉革非邀請留下重建華容縣委，任縣軍事委員，參加組織和領導了湘鄂西秋收暴動，發展成七八百人的部隊，編為工農革命軍獨立第一師任師長兼參謀長。1928年秋湘鄂西特委被鎮壓，華容縣大規模清鄉，被迫化整為零，方之中輾轉到達上海，在群治大學上海分校教務處找到工作；部隊由段德昌帶領1930年編入紅六軍。在上海結識了魯迅、王學文、潘梓年、田漢、陽翰笙、胡風等左翼文化人士。1929年由田漢介紹加入「南國社」，在田漢的指導下開始寫作。1930年4月1日在左聯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4期發表他的處女作雜文《文藝雜觀》。1930年夏由陽翰笙介紹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領導左聯的群治大學小組。1934年1月作《一年來之中國電影運動》。1934年5月起為上海《民報》電影副刊《影譚》撰寫電影評論。1934年加入「劇聯」，任上海藝華影片公司編輯、上海道中女子中學教員。方之中在1935年至1937年辦《禮拜六》周報；在《申報自由談》、《大公報》、《時事新報》、《新聞報》、《太白》、《光明》、《文藝月刊》、 《大眾日報》、《晨報》等近40種報刊上發表《劃時代中的文藝運動與反帝》等100多篇短文，出版小說集、散文集等，寫了27篇小說、30首詩歌、2部劇本。1936年3月創刊主編《夜鶯》文藝月刊，發行人是陳曉雲，總經銷商為群眾出版社（又稱群眾雜誌公司），第二期改為新鍾書店(局)。方說：夜鶯形態很美麗，夜間叫起來的聲音很動聽，以「夜間」比喻國民黨統治的黑暗，用「動聽的聲音」代表人民大眾的呼聲，故名《夜鶯》，旗幟鮮明地捍衛魯迅、馮雪峰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成為左翼文化戰線上繼《海燕》在1936年初出版兩期即被查封的後續刊物。為提高刊物的戰鬥力，方之中托人轉請魯迅為《夜鶯》撰稿。魯迅與方之中並不熟悉，但他對革命青年和革命書刊無論認識與否一律支持，在問過方的出身、政治面貌、《夜鶯》的出版發行等情況之後，便欣然允諾。《夜鶯》共出4期。方之中後來回憶：「第一期收集的稿子不多，周文是代表『左聯』領導我的。」第4期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特輯」，每期發行2 500～3 000 份，設有「漫談之部」、「創作之部」、「理論之部」和「介紹及批評之部」等欄目。主要撰稿人有魯迅、《論「非常時」》唐弢、方之中、《談傅東華先生的所謂「常識」》周文、張天翼、胡風、《創作口號和聯合問題》聶紺弩、吳席儒（奚如）、《抗日文學陣線》歐陽山（龍貢公）、尹庚、蕭曼若、萬迪鶴、陳企霞、田間、雷石榆、王亞平、王任叔、張馳、楊騷、《談「聯合」》朱慧等。其中，魯迅在該刊上發表了《三月的租界》、《寫於深夜裏》、《幾個重要問題》。魯迅在《夜鶯》第3期上發表了震動文壇、留名現代文學史的《三月的租界》，針對狄克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發表《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吹捧「國防文學」對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的攻擊進行了嚴厲的反擊。曹白於1936年4月寫了《坐牢略記》提供給魯迅,魯迅依此寫了《寫於深夜裏》一文,該文是對法西斯主義的真實記錄，這樣的激烈文章別的刊物不敢發表，魯迅在1936年5月4日致曹白的信中寫：「原文給了《夜駕》，聽說不久出版，我看是要被這篇文章送終的，但他們說：這樣也不要緊」；該文最終發表於《夜鶯》月刊第一卷第3期。發行《夜鶯》月刊的群眾書店一毛不拔。因新鍾出版社答應出版後付給稿費，所以從第三期起方之中便將《夜鶯》的總經銷權轉給新鍾書店(局)，但新鍾開出的還是空頭支票，直到停刊也沒有兌現。《夜鶯》第三期發行後，方之中帶十本《夜鶯》在內山書店面謝魯迅的支持，並表示很慚愧沒有能把稿費送來，魯迅與之交談20多分鐘，表示「稿費，有的地方是要的，有的地方，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可以不要。今後我的病好轉了，還可以再為你們寫點東西。」魯迅又為《夜鶯》撰寫了《幾個重要問題》，論述了當時文藝戰線鬥爭的原則問題，以表示對方的支持和勉勵，還囑咐他：雜誌一定要雜，注意策略，避免《海燕》月刊的命運。《幾個重要問題》原是《救亡情報》記者陸詒以「芬君」的名義訪問魯迅的談話記錄整理稿之一部分。訪問記全文曾發表於《新東方》雜誌第l卷第5期，《生活日報》6月13日以《前進思想家魯迅先生訪問記》為題刊登全文，但兩文均有悖於魯迅的習慣、風格，魯迅不滿意。於是方之中在《夜鶯》第4期上重新發表以正視聽，分為四個問題：「一、學生救亡運動」；「二、關於聯合戰線」；「三、目前所需要的文學」和「四、新文學運動」。《夜鶯》第四期付印前夕，左聯同志拿來了魯迅的《病中答訪問者》一文，方之中加了標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以魯迅的名義發表。1936年6月15日，連續4期都註明「本刊正呈請內政部登記中」的《夜鶯》在上海市當局與法租界巡捕房對新鍾書店(局)施壓下被迫停刊。方之中旋踵又創刊《生存》月刊，繼續宣傳抗日救亡。方之中致信魯迅(《魯迅日記》1936年7月6日記載：「得方之中信，附詹虹箋」)。1936年魯迅逝世前的幾個月，方之中是魯迅對外的聯絡員，與王學文的上海中央特科溝通聯繫。魯迅逝世後，方之中為魯迅守靈，並撰寫發表了《魯迅死後的一點感想》、《魯迅先生沒有死》、《從魯迅先生死後說起》等文章，稱魯迅為「巨人」、「中國新文學之父」，「我們民族靈魂的工程師，中國新文化的奠基者，不屈不撓的反帝反封建戰士」。

抗日戰爭爆發後，組建上海文化界救國會，茅盾任主任，胡愈之任副主任，方之中任里弄委員並在《大晚報》《大美晚報》發表文章宣傳抗戰。1938年任第一戰區政訓處編審委員會委員、新五軍教導大隊軍事總教官，為抗大輸送了10多名學員。1939年9月，任第二戰區訓委會編審委員，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晉西事變後，閻錫山反共，1940年3月隨二戰區的中共幹部撤退到延安，任邊區《群眾報》編輯。1940年11月由周文、白彥博介紹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3月，入延安軍事學院學習。1943年8月，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

1945年11月，進軍東北途中，在晉察冀軍區張家口衛戍司令部任教育科長。1946年升張家口衛戍司令部副參謀長。1947年2月任察哈爾軍區司令部參謀處長。1948年3月任晉察冀野戰軍第二縱隊第五旅副旅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六十七軍第199師副師長。單獨指揮了包西察爾胡同戰鬥，殲敵人一個團。1949年8月，升任第六十七軍第200師師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1年4月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六十六軍參謀長。1951年隨部隊回國後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三兵團代參謀長。1954年9月第二十三兵團縮編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六十九軍任副軍長、1955年4月，調任第六十六軍副軍長兼天津警備司令部參謀長。1955年，授予少將軍銜。1959年7月任河北省軍區副司令員兼天津警備區司令員。

1968年初被隔離審查。1976年6月，離職休養。1978年2月被推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協常委、1982年1月天津市第二屆文代會上當選天津市文聯名譽主席。1985年，中央軍委批准享受副兵團級待遇。

身後

1989年9月25日，方中之的骨灰運回華容，安放在縣烈士陵園「將軍墓」區。

榮譽

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家庭

妻子范淑寒，與方之中赴延安途中犧牲。

著作

• 《巷戰歌》（陳田鶴譜曲，收於中國音樂學院出版的《中國近現代音樂教學參考資料》），成為當時膾炙人口的戰歌
• 詩集《人底改造》（知識書店1951年4月版，天津新華書店1952年版）。遭到1952年7月《文藝報》的嚴厲批判。
• 小說集《詩人像畫》前夜文藝設1935年版，重版改名《花家沖》（上海龍虎書店1935年版）：1935年4月方之中函請魯迅為小說集《花家沖》撰寫序言，魯迅日記載：「得方之中信」，但因為臥病在床，沒有寫成。後來田漢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獄中為此書寫了序言。
• 散文集《速寫集》（1935，上海天馬書店）
• 《魯迅死後的一點感想》、《從魯迅先生死後說起》、《魯迅先生沒有死》等多篇文章悼念魯迅。
• 《創建洪湖蘇區的一支部隊》、《正義的火焰——我走過的道路》、《北伐——南昌之役》等近40篇、計10多萬字的革命回憶文章。
• 《方之中文集》（1999 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48萬字。
• 《方之中文選》（2005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