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會議
關於其他中共在杭州召開的會議，請見「杭州會議」。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會議，簡稱西湖會議，或稱二屆二中全會、中央特別會議[註 1]、西湖特別會議[2]，西方研究者稱杭州會議[3]（英語：Hangzhou Plenum），是中國共產黨於1922年8月29-30日[註 2]在中華民國杭州市西湖秘密召開的特別會議，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和李大釗[註 3]、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及翻譯張太雷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次會議也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特別會議，主要討論第一次國共合作。[6]
| 西湖會議 | |
|---|---|
 中共杭州歷史館藏相關記錄 | |
| 又名 | 二屆二中全會、中央特別會議、西湖特別會議、杭州全會 |
| 類型 | 中央特別會議 |
| 時間 | 1922年8月29日－1922年8月30日 |
| 國家／地區 |  中華民國 |
| 地點 |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 |
| 主持人 | 陳獨秀 |
| 參與者 | 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張太雷、馬林 |
| 主要內容 | 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
| 結果 | 在一定條件下黨內部分領導可以自行加入國民黨。 |
背景
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馬林早年在印尼組織共產黨活動，在1916年領導東印度社會民族同盟（印尼共產黨前身）以不放棄黨員身份的前提加入伊斯蘭教聯盟，從而促進了印尼的民族解放運動。列寧對於馬林的經驗表示讚許，1920年馬林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二大並當選執行委員會委員，參加了列寧領導的殖民地委員會，參與列寧《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和羅易《補充提綱》討論，理解列寧認為落後國家的共產黨應該幫助當地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同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同盟的理論。1921年共產國際派遣馬林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他一來到上海就聯繫陳獨秀、李大釗，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並參加了7月23日舉辦的中共一大。[2]根據馬林在一大時的翻譯劉仁靜描述，馬林認為當時共產黨力量不足，因此他又去找孫中山：12月10日，他同翻譯張太雷離開上海，經由漢口、長沙，於23日抵達當時孫中山的大本營桂林，然而孫中山當時斷然拒絕了同蘇聯聯合的提議，因為他認為如果英國聽聞這件事後可能會來阻礙他的護法運動。離開桂林後，馬林南下到達廣東，當時香港正在興起海員大罷工，馬林對國民黨領導勞工運動的情形印象深刻。他也對當時選擇地下活動的中國共產黨表示不滿，認為中共應該通過加入國民黨左翼來促進共產主義的傳播。[7]
1922年4月馬林離開中國，前往莫斯科報告中國革命的形勢，並將讓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計劃匯報給共產國際。1922年7月，馬林在共產國際發表了有關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報告，或因題材敏感無法出版，或因執委會在沒有馬林書面報告時未充分討論的原因，關於這份報告的反響並沒有資料記錄。馬林稱自己從共產國際獲取拉狄克簽署的指示，同時共產國際也下令要求中國共產黨遷移到廣東活動以配合馬林，然而不巧陳炯明叛變導致孫中山被迫離開廣東。1922年7月24日，馬林攜同越飛前往中國，越飛代表蘇聯政府在北京與吳佩孚公開接觸，同時越飛通過馬林的管道秘密與孫中山商議。就在馬林抵達上海前不久，中共召開二大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提出民主聯合戰線的計劃，但強調自身的獨立性。這樣一種結果與馬林希望的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大相逕庭，因此他迫切需要同共產黨商議修改二大的決議。[7]8月中旬，馬林回到上海，並與陳獨秀、張太雷、鄧中夏等討論了國共合作問題，並發電報邀請李大釗來上海。8月26日，馬林與孫中山商議國民黨聯俄聯共的問題。馬林和中共中央提議召開一次會議討論這個問題。[8]
經過
會議上，馬林轉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共產國際認為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組織，共產黨人應該支持國民黨，在國民黨內開展工作，並論述了共產黨人應該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合作有着他在印尼的成功經驗，因此共產黨可以在資產階級政黨中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他也在回憶中承認，國民黨可能會懷疑共產黨人加入，或者共產黨人被國民黨收買，但他覺得採取這樣一種策略總會有風險。張國燾總結馬林的發言：中國革命很長時間內都是民族和民主革命，絕對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現在無產階級還太弱小；國民黨是一個革命政黨，是各種階級的聯合而非資產階級政黨；孫中山只允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不同意共產黨對等合作；中共必須學習西歐共產黨加入社會民主黨的經驗，尊重共產國際意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既可以團結革命力量，也可以革命化國民黨，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領導下的工人，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回等。[5]
陳獨秀回憶稱當時與會的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及他自己都對馬林的想法表達反對，最後馬林提問中共是否服從共產國際，中共中央於是不得不接受馬林的提議。馬林在後來對這種表述表達不滿，稱自己並沒有從共產國際獲得過明確的指示[註 4]，然而馬林在1923年6月曾寫道「從8月開始（共產）黨就被迫在國民黨的組織中協助國民革命」，且他在中共三大演講說「自己有充分意願通過黨的紀律來貫徹自己的主張」[3]。根據張國燾回憶陳獨秀、蔡和森、高君宇和自己都表達反對，李大釗的意見相對調和。張國燾回憶稱：馬林是會議的主要發言人；他自己和蔡和森反對馬林的主張，認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不能和西歐共產黨加入社會民主黨相提並論，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政黨，共產黨混合進去會失去其獨立性，因此要求共產國際重新考慮這件事；陳獨秀也反對，並發言很多；李大釗態度相對調和，同情張國燾等人的看法，也認可陳獨秀提出的條件，但基本上在附和馬林；會議最終通過了陳獨秀的條件，在取消加入國民黨打手印等條件的前提下，中共少數領導幹部可以先行加入國民黨。[5]另外也有材料說明：李大釗、張太雷等人基本同意採取「黨內合作」形式同國民黨組建聯合戰線，認為國民黨組織鬆散，共產黨員加入後不會受到太大約束。李大釗認為先由中共少數領導有條件加入國民黨，成為兩黨之間合作的橋樑，這樣既不違反二大的既定政策，也不會與共產國際的指示矛盾。陳獨秀認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後會引起許多複雜的難題，反而有害革命團結，如果共產國際執意如此，那麼他會服從共產國際，但必須向孫中山提出一定條件，要求孫中山根據民主原則改組國民黨，取消入黨打手印和向孫中山個人宣誓效忠的組織手續，否則他將堅決反對「黨內合作」。[2]
會議後，根據陳獨秀的提議李大釗專門留在上海負責聯絡國民黨，馬林、陳獨秀等去上海分別拜會孫中山，和孫中山洽談「黨內合作」事宜。李大釗同孫中山多次會談，「討論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孫中山還提議介紹李大釗入黨，李大釗由此成為了共產黨人中第一位以個人加入國民黨的黨員。[2]不久，陳獨秀、蔡和森、張太雷、張國燾、俞秀松等首先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大多數人還要到中共三大之後才決定加入國民黨。[8]
學術爭議
1971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伊羅生曾在《中國季刊》發表論文，引述參與會議的馬林的回憶，馬林回憶自己在1922年初與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瞿秋白和某姓名不詳的湖南人召開過一次杭州會議。道夫·賓（Dov Bing）則在同年《中國季刊》48期發表《斯內失利特[註 5]和初期的中國共產黨》中認為，中共中央曾經在杭州西湖先後舉行過三次杭州會議：1922年3月29日馬林離開北京來到上海，同國共雙方進行會談，於是與共產黨商議在杭州舉行第一次中央全會，參加全會的有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瞿秋白和馬林；8月初馬林返回中國，接着在17日召集中共中央舉行了第二次杭州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張太雷和馬林，馬林會上最終所附共產黨支持國共合作；1923年2月，又決定舉行第三次杭州會議。然而荷蘭阿姆斯特丹社會科學國家關係學院的蒙捷沃夫（Muntjewerf）夫人和台灣政治大學教授鄭學稼對這一觀點表示質疑，認為第一次杭州會議並不存在，另外也有人認為瞿秋白不可能參加這次會議，因為他在1923年1月之前都在莫斯科郊區療養。姚維斗、丁則勤在北京大學黨報發表的《馬林在華活動紀要》又引述了道夫·賓的觀點。[1]
相關條目
- 中國共產黨杭州歷史館
- 第一次國共合作
- 中共三大
- 杭州談判，1937年舉行於杭州西湖的國共第二次合作談判
參考資料
註釋
- ^ 二屆二中全會、中央特別會議均引述自司馬璐《中共黨史暨文獻精粹》第二部210頁。[1]
- ^ 部分文獻與官方存在出入，例如司馬璐《中共黨史暨文獻精粹》第二部206頁稱發生於8月10日、210頁稱8月8日，美國學者R·C·諾斯在《莫斯科與中共》中稱在8月22日。[1]
- ^ 對於李大釗是否是中共二屆中央委員學術界存在爭議，很多史著都認為李大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然而蔡和森1926年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瞿秋白1930年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和馬林在1924年《鄭州鐵路工人大罷工筆記》都沒有將李大釗列為中共二屆中央委員。在本次會議上，曾提出增加李大釗等為中央委員的計劃，但結果不得而知。[4]陳獨秀在1929年《告全黨同志書》中陳述「 中共中央五個委員，李守常、張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包括了李大釗。[5]
- ^ （在論文記錄中，伊羅生向馬林提出詢問，認為這場會議的過程與陳獨秀說的有出入，馬林於是作出以下回到）如果陳獨秀的敘述是真實的，那麼，第一，杭州會議的一個時期，這問題曾有許多機會拿到莫斯科討論，中國的同志也可以把這個問題提交同年後期來華的越飛，但當時沒有此種做法。第二，沒有「服從紀律」。這個問題，我向來十分反對這種手段。何況，我並沒有從共產國際得到什麼專門指示，我手頭沒有任何文件。[5]
- ^ 即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其姓斯內失利特。
來源
- ^ 1.0 1.1 1.2 楊振亞. 关于“杭州西湖会议”的一场争论. 民国史研究散论.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 ISBN 978-7-108-04487-7. OCLC 892795091.
- ^ 2.0 2.1 2.2 2.3 鄒身城;韋章堯. “西湖特别会议”在党史上的重要地位. 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1, (4): 9-13.
- ^ 3.0 3.1 Saich, Tony; Yang, Benjamin.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2016-09-16. doi:10.4324/9781315288215.
- ^ 李大钊为什么不是中共二届中央委员？. 中國網. 2012-10-23 [2021-07-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7-09）.
- ^ 5.0 5.1 5.2 5.3 馬林;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 中共中央执委会杭州西湖会议参加者回忆摘编. 浙江檔案. 1991, (5): 36-37 [2021-07-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7-10）.
-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西湖会议）. 新華社. 2009-09-25 [2021-07-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7-10）.
- ^ 7.0 7.1 Saich, Tony; Tichelman, Fritjof. Henk Sneevliet: A Dutch revolutionary on the world stag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1985-06, 1 (2): 170–193. ISSN 0268-4535. doi:10.1080/13523278508414768 （英語）.
- ^ 8.0 8.1 葛玲燕. 揭秘1922： 中国共产党“西湖会议”. 杭州日報. 2021-03-04 [2021-07-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