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Fifth encirclement campaign against the Jiangxi Soviet[1][2]，中国大陆作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台湾作第五次围剿、第五次剿共战争、第五次剿匪战争），从1933年10月17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军，开始攻打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各个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围剿历时363天，直到1934年10月14日才结束；红军被迫撤退，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标志着国民革命军第五次围剿的胜利。
| 第五次围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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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国共内战的一部分 | |||||||
 蒋中正委员长亲自兼任剿匪军总司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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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国民革命军 |
 中国工农红军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蒋中正 陈济棠 陈诚 薛岳 顾祝同 宋希濂 汤恩伯 孙立人 |
 朱德 王明 李德 周恩来 博古 林彪 彭德怀 | ||||||
| 兵力 | |||||||
| 黄埔系中央军约50万人，陈济棠约30万人，其他从东北、四川、福建、广西抽调的军队约20万人；合共约有100万军队供调动。另有飞机近100架、重炮500＋门和汽车1,000＋辆用于支援前线作战。 | 中央红军10万+人 | ||||||
| 伤亡与损失 | |||||||
| 少于1,000人 | 超过60,000人 | ||||||
背景
第四次围剿于1933年春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中正调集50万大军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5月，蒋中正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兼任剿匪军总司令。在调集各路地方军队以后，南昌行营参谋柳维垣首先提出改变国民革命军的战略，他反对围剿，提出改变“围剿”为“追剿”。此一新战略为蒋介石所采纳，国民革命军改变作战策略，战法步步为营[3][4][5]。国民政府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略，并组织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顾问对军官进行培训[6]。
红军方面，因为前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使得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人头脑发热，并认为决战的时机已经来临。1933年秋，共产国际派来顾问李德支援中央苏区，基于对共产国际的全心信任，博古放手让他参与军事决策[7]；然而参与过欧洲战场的李德却不了解中国战场的特点，遂与周恩来等人无法合作[8]:132。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博古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主张坚守阵地。这一主张遭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上书反对，认为民众没有实力抵御长期的阵地战、应当继续游击战[9]:431，且直言中央局的决议“空洞说教”[8]:110-111。博古读后勃然大怒并起草《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罗明为主的“机会主义”（罗明主义），并随后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大量基层和前线干部被牵连撤职。在这些运动中，包括张鼎丞、刘晓、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何叔衡等人均被牵连[10]:111。
博古、李德等人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御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命令由红三军团、红19师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和由红一军团、红14师为主组成的中央红军，继续在闽西北地区和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对国军不停的进攻。但缺乏自动武器、严重缺乏重火力的红军在国军的高大的垒楼、深长壕沟的野战防御工事前遭受惨重损失。由于中共中央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错误，这次作战红军始终处于被动，以致红军损失惨重，丧失大部中央苏区。到最后只有少数城镇还在红军的掌握之中。
战斗序列
国军（1934年1月）[11]
总司令蒋中正
北路军
- 第一路军：总指挥顾祝同（代）、副总指挥刘兴
- 守备队：刘兴
- 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副总指挥罗卓英
- 第三纵队：樊崧甫
- 第五纵队：罗卓英
- 第八纵队：周浑元
- 守备队：毛炳文
- 预备队
- 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
- 第六纵队：刘绍先
- 第七纵队：吴奇伟
- 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
- 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
- 总预备队：总指挥官钱大钧
东路军
总司令蒋鼎文
西路军
总司令何键
南路军
总司令陈济棠
空军
- 轰炸第一队
- 轰炸第二队
- 侦察兼轰炸第三队
- 侦察兼轰炸第四队
- 侦察兼轰炸第五队
红军（1933年10月）[12]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周恩来、政治部主任委员王稼祥
第一方面军
第一阶段
1933年9月25日，国军大举进攻黎川，第五次军事围剿战役拉开序幕。三天后国军攻克黎川，虽然红军成功阻止国军向黎川西南挺进，但歼灭国军的战略企图落空。1933年10月9日，红24师向硝石进攻；国军依托坚固堡垒据守，东路红军攻坚数日不克，伤亡惨重。蒋中正看到自己的战术成功之后，于1933年10月17日在南昌行营下达命令；彻底实施战术防守，战略进攻的原则，以求将德国顾问的堡垒战略构想发挥到极致。与之相反的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仍令红军主力插入国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进行阵地战。从1933年9月25日到11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胜利，反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第二阶段
1933年12月11日，国军以8个纵队的兵力离开碉堡封锁线，开始第二阶段的攻势。中共临时中央却命令红军进行战略决战，继续攻击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黄埔系中央军；失利后被迫南撤。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即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第三阶段
1934年4月10日，国军以11个师分两个纵队向广昌进攻，中共中央在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下，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9军团及红五军团第13、第23师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以求阻止国军进占广昌。在国军的绝对兵力火力优势攻击下，红军辗转苦战，难于应付；丢失重要据点甘竹，大罗山，延福嶂阵地。1934年4月19日，红军反击延福嶂未能奏效，被逼至广昌城下。1934年4月27日，国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并于黄昏时攻占该城，红军伤亡高达5500余人；余部在夜色掩护下向西南方向退出广昌。广昌失守后，彭德怀与李德发生尖锐对抗，直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13]。张闻天也激烈反对博古的军事策略，核心领导的冲突已经公开化[10]:122[8]:144。1934年5月，博古在瑞金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续战略方针，并确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李德开始制定计划[14][8]:147。
最终阶段
1934年6月，中共中央三人团决定6路分兵抵御国军的攻击。1934年8月5日，国军北路军9个师在空军、炮兵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攻击；并攻占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称“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为战略转移释放信号[15]。此时，周恩来在南昌行营的情报人员项与年从莫雄处得到国军最后总攻击的计划，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于是决定，于10月中旬放弃中央苏区[16]。
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红军各部队从现有阵地上迅速撤出，把阵地移交给地方武装，然后迅速到指定地点集结。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江西瑞金、兴国等地开往雩都县集结[17]:77。10月17日傍晚，中央红军直属机关及一、三、五、八、九军团从江西雩都县渡过贡水，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17]:80。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1.6万人，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由项英、陈毅、瞿秋白、陈潭秋、贺昌等人领导，继续坚守中央苏区[17]:75。国民革命军于10月26日占领宁都，11月10日占领瑞金，11月17日占领雩都，11月23日占领会昌[17]:172。
总结评述
中国国民党观点
南昌行营提出“战略攻势战术守势”之作战方针，以及组训民众之作战原则，采取构筑严密之碉堡封锁线战术，防止共军流窜，并逐步缩小包围圈，聚歼共军于赣南地区。[18]
碉堡作战为第五次剿共战术运用上的一大特色。碉堡作战指导要领包括：以逸待劳，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处处设碉，逐步推进，防止共军各个击破；各守碉部队在其指定范围内，随时游击，击灭窜扰之共军；共军如由碉堡间隙偷窜，进剿部队应一面加强封锁，遮断共军退路，并以有力部队，立即歼灭偷越封锁线之共军，使共军绝不能潜越封锁线一步。[18]
中国共产党观点
中共的官方观点是第五次围剿反击作战失败，主要是中共“左”倾领导人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政策：
- 第五次围剿战争是持久消耗的作战，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中国工农红军无法保证兵员和粮食弹药供应，这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中共三人团错误的认为，游击战战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红军应采用正规战和阵地战和国军作战。
- 敌视国军各派系部队：在毛泽东任红军总政委时，红军和部分国民党地方军阀达成中立；所以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到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期间，红军只需与几十万黄埔系中央军作战。中共三人团上台之后，国军各派系均被认为是敌人，无形中增加了自己的负担。
- 被动防守：除了正面攻击国军之外，三人团还要求红军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以求阻止国军。但与国军的钢筋混凝土堡垒不同的是，红军的堡垒多是由木头和稀泥构筑而成，既经不起炮火轰击，也经不起风吹雨打，反而将红军部队拖入极为不利的境地。
- 毛泽东主用运动战和外线作战，选其一即可破解国军的堡垒战术，他在掌权后的1936年12月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主张：“战略退却、诱敌深入、保存军力、集中兵力、准备反攻、待机破敌。”或“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轻而易举的打破国军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并指责（王明、李德、博古）：”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福建事变被扑灭后，又主张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19]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针对有人提出要把敌人完全顶住，不准它进来，在沿海打光时，毛泽东指出：“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从来就说不是好办法。”“还是要诱敌深入才好打。人家得不到好处不行，那样就不能诱敌深入。”“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第五次反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它办法。”[20]
其他观点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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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一南. 苦难辉煌.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138. ISBN 978-7-5063-7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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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到：“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产生的过程。”
- ^ 杨奎松.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340. ISBN 978-7-5495-7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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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与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2010年第一版，第334页。
- ^ 刘继兴. 揭开毛泽东用兵如神之谜.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09年9月8日 [2012年8月3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