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
幕末，即江户幕府末年，是指日本历史上德川幕府统治时代（江户时代）的末期。一般意义上的“幕末”时期始于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来航，终于明治二年（1869年）戊辰战争结束。
| 日语写法 | |
|---|---|
| 日语原文 | 幕末 |
| 假名 | ばくまつ |
| 平文式罗马字 | Bakumatsu |
概述
虽然对于“幕末”的起止时间没有统一、严密的定义，但一般认为始于嘉永六年六月初三日（1853年7月8日）黑船（即马休·佩里所率领的美国海军舰队）来航。即使在《王政复古大号令》（1868年）中，这次“抑癸丑（1853年）以来未曾有之国难”也被看作开启了国家体制改革的序幕。
而“幕末”的结束标志，有观点认为是庆应三年十月十四日（1867年11月9日）幕府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进行大政奉还，也有观点认为应为明治元年四月十一日（1868年5月3日）江户无血开城。此外，也有人将明治二年（1869年）箱馆战争结束、旧幕府军投降新政府军，明治四年七月十四日（1871年8月29日）实行废藩置县、幕藩体制完全终结，以及明治政府采用西欧式太阳历（格里高利历）的前一天——明治五年十二月初二日（1872年12月31日）等不同时间作为幕末的结束标志。
幕末时期，受到所谓“西洋的冲击”，以水户学等华夷思想为基础，国防意识高涨，国家民族主义也逐渐兴起；另一方面，德川幕府所支配的幕藩体制政治正走向解体，国内政治势力正面临着重组的格局，处于政治中心的是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肥前藩等西南雄藩。在这一时期，幕府放弃了从二代将军秀忠开始延续下来的“锁国”政策，被迫开港，开始与外国实现自由贸易，卷入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大国殖民主义的浪潮之中；德川幕府依靠会津藩、新选组及见回组等组织来抵抗倒幕势力的崛起。尽管不同形式的排外主义（尊王攘夷论）不断抬头，但当时的整个社会仍忌惮于西方列强压倒性的军事实力，继而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政治史
条约缔结与将军继嗣问题（1853年 - 1858年）
嘉永六年六月初三日（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提督马休·佩里率4艘黑船来到浦贺港[1]，并带来了要求江户幕府开国通商的总统国书。老中首座阿部正弘（备后福山藩藩主）向海防参与德川齐昭（前水户藩藩主）、松平庆永（春岳、越前藩藩主）・岛津齐彬（萨摩藩藩主）等亲藩及外样大名征求对策，诸大名得以介入幕政。在这场黑船事件引起的外交风波中，12代将军德川家庆去世，世子德川家定继任第13代将军。
嘉永七年正月十六日（1854年2月13日），马休·佩里再度前来重申对幕府开国的要求。在大学头林复斋等与佩里等进行交涉之后，于嘉永七年三月初三日（1854年3月31日）签订日美和亲条约，德川幕府的“锁国”体制就此终结。此后，英国皇家海军上将詹姆士·史特灵与水野忠德在1854年（嘉永7年）10月14日签订日英和亲条约，俄罗斯帝国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与川路圣谟等在1855年（安政元年）2月7日签订日俄和亲条约，日荷和亲条约也于1856年1月30日缔结生效。为了在开国之后改革幕政，阿部正弘开始加大人才启用力度，并创设高等教育设施，重整幕府军事体制，这场从开国以前就一直持续的改革也被称作“安政改革”。值得一提的是，胜海舟也在这次外交风波中崭露头角，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安政大狱与樱田门外之变（1858年 - 1860年）
1858年（安政5年）6月4日（旧历为4月23日），就任大老的井伊直弼（彦根藩主）意图通过强硬手法一鼓作气地解决所面临的两个幕政难题：悬而未决的将军继嗣问题以及愈发严峻的开国问题。具体而言，对于新任幕府将军一职，就在大老就任之后的1858年（安政5年）6月11日（旧历为5月1日），幕府将纪州藩的庆福定为次任将军，同时庆福改名为德川家茂，进入江户城，并于安政5年10月25日就任将军一职。而对于条约签署问题，井伊直弼虽然自己认为得到天皇敕许是有必要的，但由于受到松平忠固的强烈反对，遂于7月29日（安政5年6月19日），在还没有得到天皇敕许的情况下就命井上清直与岩濑忠震全权负责所谓“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此后幕府又与英、法、荷、俄四国签署了同样的通商条约（安政五国条约）。通商城市与港口的开放是分阶段进行的（开市开港延期），但这是由井伊的后继者安藤信正所派遣的文久遣欧使节在签署所谓“伦敦备忘录”时才得以实现的。
公武合体论与“尊王攘夷派”的抬头（1860年 - 1863年）
“尊攘派”的失势（1863年 - 1864年）
樱田门外之变为先河，日本国内之争逐渐发展成为内战。被称为“夷”并反复炮击外国船只的长州藩遭到了英国、法国、荷兰、美洲等列强四国的炮击。最近，尊王夷派志士聚集到京都，称其为“天诛”，暗杀反对派，治安极度恶化。因暗杀牵涉到安政大狱的九条家臣岛田左近而引发的他们的恐怖行为，使幕臣和公家陷入了恐惧之中。相反，曾经被认为是尊攘派代表的姊小路公知被暗杀的事件（朔平门外之变）和尊攘派志士本间精一郎被暗杀的事件也发生了。随着岩仓具视等公武合体派公家被排除在外，三条实美等尊王夷派公家发动朝议，公武合体派的势力逐渐减弱。据悉，长州藩将8000名驻在京都的士兵包括新派士兵在内，可以动员3万兵力。
与担心被这样的尊攘派进行围剿的孝明天皇不同，尊攘派的真木和泉等人为了实王政复古而进行了运动。
另外，1864年2月7日（文久3年12月30日）以后，德川庆喜、松平春岳、松平容保、伊达宗城（宇和岛藩主）、岛津久光召开了首次诸侯会议的参预会议，讨论了神奈川锁港谈判、长州藩的处理、加强大阪港的防备等议题。春岳、久光等诸侯虽然主张“开国论”，但由于代表幕府的庆喜主张横滨锁港，双方针锋相对，最终未能如愿以偿，于同年（1864年）3月解散。春岳等人回国后，参预会议体制只有几个月。萨摩藩借此机会加深了与幕府和庆喜的矛盾。此后，被朝廷任命为禁里御卫总督摄海防指挥的庆喜与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会津藩主）、京都所司代松平定敬（桑名藩主）兄弟等人一起，半独立于江户幕阁（一会桑体制）。
最近，各地出现了尊卑激进分子的实力活动，但都以失败告终。1863年9月29日（文久3年8月17日），在大和，公卿中山忠光、吉村寅太郎·池内太（土佐藩士）、松本奎堂（三河勤谷藩士）、藤本铁石（冈山藩士）、甚至河内大地主水郡善之祐等也加入了宫阙组的变故。
接着，在水户藩，1864年5月2日（元治元年3月27日），藤田小四郎、武田耕云斋等天狗党在筑波山举兵。在受到水户藩要求的幕府军的追击下，还发生了被击溃的事件（→天狗党之乱）。
在这种情况下，去年8月18日发生政变后影响力逐渐减弱的尊王夷派的中心长州藩内出现了"进军京都论"。恰巧负责维持京都治安的会津藩保管的新撰组因为池田屋事件杀害了长州藩等几名尊卑派志士，因此火上浇油，最终长州藩兵上京。1864年8月20日（元治元年7月19日），与负责京都防守的幕府和会津萨摩军展开了对决（→禁门之变）。在这场战争中，一败涂地的长州藩成为逆贼，被驱逐出京城，幕府派遣征伐军，9月5日（元治元年8月5日）英国、法国、荷兰4国远东舰队为报复下关而联合攻击下关。
萨长誓约与幕长战争（1864年 - 1866年）
朝廷下令征伐成为逆贼的长州藩，德川庆胜（尾张藩主）被任命为总队长，松平茂昭（福井藩主）被任命为副队长，西乡隆盛（萨摩藩士）被任命为参谋。西乡在元治元年9月在大坂与胜海舟举行会谈后，意识到对长州藩的实力行使不利，采取了回避开战，从长州藩得到道歉的方针。四国舰队下关炮击事件战败后，松下村塾派的下级藩士为中心的夷派势力开始退缩，以谱代家臣为中心的俗论派开始兴起。由于贯彻了向幕府恭顺路线，并批准了处决负责人等西乡提出的投降条件，所以避免了第一次长征州。
但在长州藩内，随着旧夷派不断被肃清，当年年底得到野村望东尼鼓励的高杉晋作将奇兵队等各队联合起来在长府功山寺举兵。第二年年初，他攻击了藩中枢部的荻城，击溃了俗论派，将藩论重新夺回了反幕派。随着藩论的转换，对不履行既定投降条件的长州藩的焦躁情绪高涨，小笠原长行、 勘定奉行、小栗忠顺等强硬派再次提出长州再征论，将军家茂再次提出了上洛论。
另外，围绕在《安政条约》中明确规定但至今没有得到朝廷许可而未能开航的兵库（神户港），由英国公使帕克斯主导的英法兰联合舰队于1865年11月4日（庆应元年9月16日）驶向兵库前海（兵库开航要求事件）。出于对虾夷派的关怀，认为幕府故意使外交停滞的帕克斯等人主张，萨长放弃虾夷政策时，排除障碍，要求兵库开港或条约敕许，并施加压力。作为让步案，英国还表现出了降低下关战争赔偿金的姿态。试图进行幕府主导外交的老中阿部正外、松前崇广等对此决定单独开港，但重视与朝廷合作的德川庆喜面露难色。对于武断决定兵库开港的阿部松前，朝廷下达了罢免老中之令，这是朝廷介入现实幕政的事态，幕臣们对庆禧的怀疑加深，引发了家茂宣布将军辞职等混乱。庆喜说服家茂的同时，就条约敕许、兵库开港问题召集了在京诸藩士，11月22日（庆应元年10月5日）朝廷批准了条约敕许（兵库开港延期）。随着1866年6月25日（庆应2年5月13日）签署改税条约，大幅降低进口关税，日本的进口剧增。日本手工业棉织品因无法与大量生产带来的廉价棉制品相抗衡而遭受了巨大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萨摩藩逐渐对幕府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并在驻日公使哈里·帕克斯和欧内斯特·甘蔗的建议下，寻求与长州藩的合作。在萨摩藩的庇护下，土佐浪士坂本龙马和同样是土佐浪士，跟随被逼到下关的三条实美的中冈慎太郎等人以周旋的形式，试图接近萨摩长州两藩。萨摩被指名为逆贼，改名为表面上无法购买武器的长州藩，经过萨摩购买武器等经济上的合作后，1866年3月7日（庆应2年1月21日）木户孝允、西乡等人在京都萨摩藩宅邸内会面，签订了萨长同盟密约。
虽然是偶然，但幕府在萨长同盟签订的第二天就下令第二次征伐长州。虽然将于7月18日（庆应2年6月7日）开战，但是与萨摩进行联系后，具备军备，由大村益次郎进行西洋兵学训练的长州诸队压倒了幕府军。幕府军在各地接连败报，1866年8月29日（庆应2年7月20日）家茂病逝大阪城。继承德川宗家的庆喜虽然表现出亲征的意志，但转而寻求和睦，在广岛幕府使者胜海舟和长州使者广泽真臣井上馨等人签订了停战协定，第二次长州征伐终于结束。
大政奉还与王政复古（1866年 - 1867年）
家茂死后，德川庆喜继承了德川宗家，但拒绝担任征夷大将军。但是5个月后的1867年1月10日（庆应2年12月5日）终于得到将军的宣誓，就任将军后宣称要通过家茂的吊唁战压制长州。孝明天皇非常信任庆喜，甚至处罚了反对征伐长州的大原重德等22位卿。但1月30日（庆应2年12月25日）天皇因天花驾崩。2月13日（庆应3年1月9日）睦仁亲王实践祚之行（明治天皇）。
萨摩藩的西乡、大久保利通们为了掌握政局的主导权，探索了雄藩联合，并敦促岛津久光、松平春岳、伊达宗德、山内容堂（前土佐藩主）上京，从6月6日（庆应3年5月4日）开始召开了四侯会议，就兵库开港及长州处理问题，德川举行了四侯会议。6月26日（庆应3年5月24日），通过召集摄政二条齐敬以下众多公卿的彻夜晨议，获得了长期存在的兵库开港敕许等，庆应主导权逐渐得到确立。接着，庆喜接受了法国公使罗什的建议，进行了法国式军事训练，并在榎本武扬等人的领导下建立了幕府海军。以小栗忠顺和栗本犁云等人为中心，还与法国进行了大贷款咨询。另外，随着老中制度被修改，以老中首领板仓胜静为总理，各老中兼任陆军、海军、国内事务、会计、外国事务等各总裁，而且次官级奉行也选拔了有能力的人才（→庆应改革)
在幕府试图东山再起的情况下，萨摩和长州认识到，现在只能通过武力挽回局面，并试图拉拢土佐藩和艺州藩。在土佐藩，后藤象二郎为了避免受到阪本龙马的影响而提出归还大政，萨摩藩也同意了这一提议，因此将于7月23日（庆应3年6月22日）签署萨土盟约。这是建白向德川庆喜主动交还政权，如果被拒绝就转换为武力施压的方案。但是，由于山内容堂不愿动用兵力，萨摩藩也以拒绝庆喜的名义认为只能动用武力，因此，10月4日（庆应3年9月7日）的盟约被取消。最终，道佐藩于10月29日（庆应3年10月3日）单独向山内容堂老中板仓提交了大政奉还建白书。另外，萨摩藩的大久保、西乡等制定了以武力为背景的政变计划。接着，与隐居洛北的岩仓具视展开间谍活动，中山忠能（明治天皇的祖父）、中御门经之、正亲町三条实爱等人于1867年11月9日（庆应3年10月14日）下达了密敕。但是德川庆喜采纳了山内容容堂的进言，当天向明治天皇请求大政奉还，使围幕派失去了名分。由于大政奉还，江户幕府的政权在形式上结束了。
庆喜在1867年11月19日（庆应3年10月24日）提出了辞去将军职务的申请，但是幕府的职务制度也暂时保留，实际上幕府的支配并没有发生变化。岩仓和大久保等人计划发动政变，推翻这一局面。1868年1月3日（庆应3年12月9日）发布王政复古大口令，敕许庆喜辞去将军职务，并废除了幕府、摄政、关白等，宣布建立以天皇亲政为基础，由总裁、议定、参与等组成的新政府。当天晚上，在萨摩藩兵等的保护下举行的御所会议上，向德川庆喜辞职及返还领地将成为议题。虽然参加会议的山内容堂和松平春岳强烈反对，但岩仓和大久保等人强行推进，最终还是决定下课。庆喜在接到决定后撤到了大阪城，但在山内容堂、松平春岳、德川庆胜的斡旋下，辞官纳地逐渐被清除了。因此，西乡们召集相乐总三等浪士在江户引起骚乱，并挑衅了旧幕府方面。负责江户市治安的庄内藩和小栗忠顺等激昂地焚烧了萨摩藩宅邸。
另外，最近由于政局不安和物价暴涨导致的生活困难等原因，频繁发生"重整社会起义"和"瓦解社会"的现象，而且作为社会现象，这种奇怪的流行也在广泛出现。
戊辰战争（1868年 - 1869年）
幕末重大事件一览
参考文献
- ^ 同日、久里浜で浦贺奉行以下60人が大筒ボンベン・モルチール炮の炮撃训练をしていた。训练は三日目に入っていた。夕方、异国船4只が冲合を通り过ぎ、浦贺冲に投锚した。そのうち2只が蒸気军舰であった。（井上胜生‘幕末・维新’シリーズ日本近现代史① 岩波书店 〈岩波新书1042〉 2006年 2ペー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