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盟主论

东洋盟主论是福泽谕吉公开提出以“朝鲜盟主论”为核心的日本对外政策理论。东洋盟主论在国际关系上强调，日本应以东洋盟主的角色阻止中国干涉朝鲜，进而联合朝鲜、指导中国的文明化，是甲午战争前玄洋社的亚细亚主义思想的核心。

东洋盟主论退出日本明治时期知识公共议论，跟随而来的是政治层面“脱亚”意识，日本在国际关系的自我定位进入转型。福泽谕吉历经壬午兵变、甲申政变及中法战争后，摒弃东洋盟主论，进而视清朝中国和李朝朝鲜两国迟滞的“古来之政教风俗”为日本引领东亚“文明化”的巨大障碍。

背景及论点

日本明治时期的1870年代以后，知识人士热衷于对外政策议题。于1881年9月，福泽谕吉于〈时事小言〉一文发表了他对亚细亚、特别是中国政策的观点。福泽主张：文明化的过程由西洋主导，就是亚洲的殖民化；由日本主导，就是亚洲的独立化。表明日本自身也是被西洋压迫者，福泽说：“至于立论的主义，在于严我武备，伸张国权。武备不止于独守日本一国，兼而保护东洋诸国，治乱而为其首，根据其目的，规模亦必远大。 ”

1882年3月11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发表其关于日本对朝鲜策略最重要的文章〈论朝鲜交际〉，主张通过对朝鲜施加军事压力来建构构筑日本在朝鲜的优势，来使“亚细亚全洲以协心同力防卫西洋人的侵凌”。

与明治政府对外关系三重论的关系

福泽谕吉于《时事新报》的社论阐述的东洋盟主论，和明治政府要员所持的对外关系三重论，在理念上极为接近：日本自认已文明化，所以应在东亚作为领袖领导东亚的文明化。

在明治初年，对外关系三重论构成日本制订对外政策的思想基调：日本政治精英期待日本能快速地成为东洋的文明国，并希望西洋各国能视日本为文化国；在此同时，日本对外政策对西洋列强抱有强烈的警戒和不信任。

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中存有三重性判断标准：首先在“文明与非文明”标准，日本自认为欧美的文明一方，甚强过欧洲的后进国；于“人种与宗教”标准前，日本仍未把自己划入成西洋，无法完全放心假设欧美列强不会再侵略自己。其次在用“西洋与东洋”来区别世界时，日本自认为仍是东洋一方，进而把朝鲜问题及其相关的问题，视为东洋内部的国际纠纷，划成“文明与非文明”的对抗。

转变

福泽谕吉的思想历经从东洋盟主论到脱亚论的改变，是日本明治时期的重要历史转折点。

1884年12月4日，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日本在朝鲜扩张尝试受到再次挫折，福泽谕吉在12月26日《时事新报》的社论中把中国和朝鲜比喻为“一体双头之怪兽”，意谓著福泽之辈完全放弃原构建的“东洋盟主论”，并改采取“政治脱亚论”来代替。

视清朝中国和李朝朝鲜两国迟滞的“古来之政教风俗”为日本引领东亚“文明化”的巨大障碍，福泽谕吉摒弃东洋盟主论，进而于1885年3月16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为今之谋，不可再有等待邻国文明共兴亚细亚之犹豫， 不如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共进退。 ”

影响

于〈时事小言〉主张的东洋盟主论是福泽发表〈脱亚论〉（1885年3月16日）之前关于日本对外策略最重要的文章。东洋盟主论和“文明入欧论”相互碰障下产出“政治脱亚论”，展示出现代中日关系史上因国家军事力量产生国与国的猜忌情况的定律。

东洋盟主论在国际关系上，强调日本应以东洋盟主的角色阻止中国干涉朝鲜，进而联合朝鲜、指导中国的文明化，是甲午战争前玄洋社的亚细亚主义思想的核心。

近代日本学界讨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成因，不少是研究亚细亚主义日本朝野观点的转变，其中具有亚细亚连带主义倾向的“东洋盟主论”转变成“脱亚入欧论”的过程特别受学者重视。

甲午战争后，中国势力退出朝鲜，俄国和日本两国在满州、朝鲜的竞争，加上中国的瓜分危机，使得“东洋盟主论”扩充为强调亚洲事务由亚洲民族自决的“东洋门罗主义”，而日本自居有东洋盟主的天职或天命来维护东洋和平使命采取军事及政治行动：日俄战争是日本为阻止俄国并吞朝鲜、满州，日韩合邦是日本为剪除“朝鲜半岛—东洋巴尔干半岛”乱源，支援中国革命是日本为了达成“支那保全”来使中国与日本合作，来维持东洋和平、排除欧美势力。在东洋盟主论扩充为东洋门罗主义的过程中，由于日本历经了甲午、日俄战争的胜利，连带产生出高度自信的大国意识，膨胀日本代表亚洲连带理念，也象征了亚洲连带意识的消亡。东洋盟主论的历史发展，也是亚细亚主义及玄洋社被批评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开端的重要原因。

参见

• 脱亚论
• 亚细亚
• 亚洲作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