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海德霍普的坎宁安子爵安德鲁·坎宁安
安德鲁·布朗·坎宁安，第一代海德霍普的坎宁安子爵，Bt，KT，GCB，OM，DSO及两枚勋带（Andrew Browne Cunningham, 1st Viscount Cunningham of Hyndhope，1883年1月7日–1963年6月12日），英国海军元帅。
| 第一代海德霍普的坎宁安子爵 | |
|---|---|
 海军元帅安德鲁·布朗·坎宁安，1947年 | |
| 本名 | Andrew Browne Cunningham |
| 昵称 | “ABC” |
| 出生 | 1883年1月7日 爱尔兰都柏林 |
| 逝世 | 1963年6月12日（80岁） 英格兰伦敦 |
| 墓地 | 在朴茨茅斯对开海面海葬 |
| 效命 |  英国 |
| 军种 | 英国皇家海军 |
| 服役年份 | 1897–1946 |
| 军衔 | 海军元帅 |
| 统率 | 蝎子号驱逐舰 罗德尼号战舰 战列巡洋舰分舰队 地中海舰队 第一海务大臣 |
| 参与战争 | |
| 获得勋章 | 蓟花勋章 爵级大十字巴斯勋章 功绩勋章 杰出服务勋章 |
| 亲属 | 艾伦·坎宁安将军（弟） |
坎宁安于1883年1月7日在都柏林南侧拉斯莫恩斯出生。在都柏林和爱丁堡开始上学之后，坎宁安10岁就读于史塔宾顿寄宿学校。他于1897年作为海军学员加入皇家海军，在军官训练船不列颠尼亚号担任船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整个战间期，坎宁安指挥一艘驱逐舰。由于在此期间的出色表现，特别是在达达尼尔海峡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动，他被授予杰出服务勋章和两枚勋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坎宁安担任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带领英国海军在几次重要的地中海战役中取得胜利。其中包括历史上第一次完全的航空兵攻击塔兰托战役，[1]和马塔潘角海战。坎宁安通过亚历山大港、直布罗陀和马耳他的主要枢纽控制地中海补给线的防御。他还指挥海军对盟军在西地中海沿岸的主要登陆的支援。 1943年，坎宁安晋升为第一海务大臣，并一直担任该职位直到1946年退休。 1945年，他被授予海德霍普的坎宁安男爵（Baron Cunningham of Hyndhope），第二年成为海德霍普的坎宁安子爵（Viscount Cunningham of Hyndhope）。退休后，坎宁安担任数个礼仪职位，包括在1953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礼担任贵族法庭审判长。坎宁安于1963年6月12日去世，享年80岁。
童年
坎宁安于1883年1月7日出生在都柏林地区的拉思曼斯[2] 。坎宁安是丹尼尔·约翰·坎宁安教授与伊丽莎白·卡明·布朗（Elizabeth Cumming Browne）的五个孩子中的第三个。坎宁安的父母都出生在苏格兰。 [3]艾伦·坎宁安是他的弟弟。 [4]坎宁安的父母被描述为具有“强大的知识和文书传统”，其两位祖父都曾担任过神职人员。坎宁安的父亲是都柏林三一学院的解剖学教授 ，母亲为家庭主妇。伊丽莎白·布朗在仆人和女家庭教师的帮助下，负责教育坎宁安。因此，据报道坎宁安与其母亲有着“温暖而亲密的”关系。 [5]
在都柏林的学校短暂就读后，坎宁安被送到爱丁堡公学。在那里坎宁安与他的阿姨 Doodles 和 Connie May 住在一起。 [5]十岁那年，他收到父亲的电报：“你想加入海军吗？”当时，这个家庭与海上没有任何关联，坎宁安对海洋只有模糊的兴趣。不过，他回答“是的，我想成为海军上将。” [6]他之后被送往史塔宾顿寄宿学校[7] ，一间专门为学生通过入学考试的海军预备学校。 [8]坎宁安通过考试，并展现杰出的数学能力。 [9]
早期海军生涯
1897年1月15日，坎宁安与其他64个男孩一起加入皇家海军，成为不列颠尼亚号训练舰上的学员[10]。他的一位同学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是未来的海军上将。 坎宁安以缺乏野外运动的热情而闻名，尽管他确实喜欢打高尔夫球，并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在船上闲逛”。 坎宁安在回忆录中说，到课程结束时，他“急于寻求海上冒险”。尽管犯下许多小过错，他的行为举止仍属良好。 1898年4月，坎宁安以名列第十毕业，并在数学和航海技术获得一等的优异成绩。 [11]
坎宁安最初以见习军官身份于1899年在多利斯号防护巡洋舰服役，于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时在好望角站服役。 [12]到1900年2月，坎宁安已转入海军旅，因为他相信“这为勇敢和出色的行动提供了机会”。坎宁安随后将其作为海军旅的一部分，在比勒陀利亚与钻石山参与战斗。坎宁安于1901年12月回到海上，在汉尼拔号战舰担任见习军官。次年11月，他加入戴雅登号防护巡洋舰。从1902年开始，坎宁安在朴次茅斯和格林威治攻读少尉课程。1903年他在地中海的怨仇号战舰担任少尉 。1903年9月，他被调到蝗虫号担任执行官。他于1904年晋升为中尉，并在之后的四年中在多艘船上服役。 1908年，他被授予指挥第一艘船舰第14号鱼雷艇。
第一次世界大战
坎宁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多个授勋，包括杰出服务勋章和两个勋章挂条。 1911年，他被授予指挥蝎子号驱逐舰，在整个战争中都指挥此舰。 1914年，蝎子号参与跟踪德国格本号大巡洋舰与布雷斯劳号小巡洋舰。该行动旨在寻找并摧毁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但德国军舰摆脱英国舰队， [13]并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到达君士坦丁堡。他们的到来促成奥斯曼帝国于1914年11月加入同盟国。尽管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战斗”，但英国人的失败在政治和军事上产生巨大的后果。根据温斯顿·丘吉尔的叙述，这两艘船带来“比以往任何一艘船的罗盘更大的屠杀，更多的痛苦和更多的毁灭。” [14]
坎宁安继续留在地中海。1915年，蝎子号参与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坎宁安因表现出色而获得晋升为指挥官并获得杰出服务勋章。 [15]1916年大部分时间坎宁安在进行常规巡逻。 1916年下半年，他从事保护船队工作，他认为这是平凡的任务。 [16]在此期间，他没有与德国的U艇接触，对此他发表了评论，“我的船队免于骚扰可能是由于运气好”。 他坚信地中海几乎没有进攻的可能性，因此他要求航行回国。蝎子号于1918年1月21日退役。坎宁安在担任蝎子号舰长的七年间，已经以一流的航海技术而闻名。 [17]1918年4月海军上将罗杰·凯斯将他调至凶悍号驱逐舰，隶属多佛巡逻队。[18]由于在多佛巡逻队的表现，他于次年被授予杰出服务勋章上的一枚勋章挂条。 [19]
战间期
与考恩的际遇
战间期坎宁安参与许多行动。 1919年，他指挥S级驱逐舰海火号在波罗的海执行任务。当时共产党人、俄国白军、各路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德国人和波兰人的试图控制拉脱维亚。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签署后，英国政府承认拉脱维亚的独立。正是在这次航行中，坎宁安首次遇到沃特·考恩海军上将。坎宁安对考恩的做法印象深刻，特别是在潜在危险海域的航行，有浓雾和水雷威胁着舰队。 [20]在与试图破坏拉脱维亚独立运动的德军的几次可能产生麻烦的接触中，坎宁安表现出“良好的自我控制和判断力”。考恩曾表示：“坎宁安舰长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坚定的毅力和果断，并证明自己是一位英勇无畏，决心坚定的军官。” [21]
由于他在波罗的海的行动，坎宁安被授予他杰出服务勋章上的第二枚勋章挂条， [12]并于 1920 年晋升为上校 。 1922 年从波罗的海返回后，他被任命为第第六驱逐舰区舰队的指挥官。坎宁安之后于1923 年指挥第一驱逐舰区舰队，以及1924 年至 1926 年指挥福斯湾埃德加港的驱逐舰基地洛钦瓦尔。 1926 年至 1928 年期间，坎宁安继续与考恩中将一同工作。当时坎宁安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舰队服役，担任考恩的旗舰指挥官与参谋长。在他的回忆录中，坎宁安清楚地表明他对考恩的“极高敬重”[22] ，以及他在两人共同服役期间从考恩那里学到的许多教训。 1920 年代后期，坎宁安回到英国在施尔尼斯高级军官学校与帝国国防学院进修。 [23] 1929 年，当坎宁安在帝国国防学院时，他与诺娜·拜亚特（Nona Byatt）结婚。在学院待一年后，坎宁安获得他的第一艘大型船舰罗德尼号战舰的指挥权。十八个月后，他被任命为查塔姆皇家海军军营的指挥官。 [24]
晋升将官
1932 年 9 月，坎宁安晋升为将官，并成为国王的副官。 1933 年 12 月，他被任命为海军少将（驱逐舰），于地中海服役。并于 1934 年获得巴斯勋章。坎宁安以考文垂号作为旗舰，花费时间练习指挥舰队，这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获得很多赞誉。 [25]他还在大西洋进行舰队演习，在演习中他学习夜间行动的技能和价值，这将在未来几年内发挥巨大作用。
1936 年 7 月晋升为海军中将时，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海军政策，进一步的晋升似乎遥不可及。然而，一年后，由于杰弗里·布莱克爵士生病，坎宁安接受与战列巡洋舰分舰队指挥官和地中海舰队副指挥官的联合任命，并以胡德号作为他的旗舰。 [26]比起之前在小船上长期服役，坎宁安认为他在胡德号上的住宿可说是富丽堂皇， 甚至超过罗德尼号。 [27]
他一直担任指挥官直到 1938 年 9 月被任命为海军副参谋长，尽管他直到 1938 年 12 月才真正担任这个职位。坎宁安不情愿地接受这份岸上的工作，因为他厌恶行政，但海军部对他展现高度的重视。在时任第一海务大臣的罗杰·巴克豪斯上将生病期间，他担任巴克豪斯在帝国国防委员会和海军部委员会的代表。 [12] 1939 年，他被授予爵级司令勋章（KCB），后被称为安德鲁·坎宁安爵士。 [28]
第二次世界大战
坎宁安将指挥地中海舰队描述为“皇家海军必须提供的最好指挥” [29] ，他在回忆录中评论“我对地中海的了解可能与我这一代的任何海军军官一样多”。 坎宁安于1939 年 6 月 5 日抵达亚历山大港。1939 年 6 月 6 日，坎宁安在厌战号战舰升起他的旗帜，就任地中海舰队总司令。作为总司令，坎宁安最关心的是前往埃及和马耳他的船队安全。这些船队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迫切需要在战争中维持马耳他这个英国的小型殖民地和海军基地。坎宁安完全理解马耳他是一个战略据点。 [8]坎宁安认为，对在地中海英国海上力量的主要威胁将来自意大利舰队。 [30]因此，坎宁安的舰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当意大利确实选择进入敌对行动时，英国舰队将做好准备。 [31]
法国投降（1940 年 6 月）
1940 年 6 月法国沦陷后，作为地中海地区总司令，坎宁安不得不与法国海军上将勒内-埃米尔·戈德弗罗伊谈判，以实现法国海军第十舰队在亚历山大港的解除武装和拘留。丘吉尔曾命令坎宁安阻止法国军舰离开港口，并确保法国军舰不会落入敌手。当时驻扎在亚历山大港的坎宁安与戈德弗罗伊进行微妙的谈判，以确保他的舰队（由洛林号战列舰、四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和一艘潜艇组成）不会构成威胁。 [32]海军部命令坎宁安在 7 月 3 日完成谈判。 就在协议似乎即将达成时，戈弗罗伊听说英国在凯比尔港对法国采取行动。坎宁安曾担心法国和英国军舰在亚历山大港内发生战斗。坎宁安将法国人置于更个人化的层面并让英国船舰向法国舰队呼吁。虽然截止日期已过，但谈判成功。 [33]法国人清空他们的燃料舱，并从舰炮上拆除发射装置， [34]而坎宁安承诺遣返船员。
塔兰托战役（1940 年 11 月）
尽管来自法国舰队的威胁已被消除，但坎宁安仍然在意意大利舰队对埃及英军构成的威胁。尽管皇家海军在地中海的几次行动中获胜，大大破坏权力平衡，但遵循存在舰队理论的意大利人已将船舰停靠在港口，对英国舰队的出击造成威胁。 [1]当时塔兰托港有六艘战列舰（其中五艘具有战斗力）、七艘重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海军部担心攻击的可能性，已经制定旨在突击塔兰托港的代号审判行动。为进行攻击，海军部派出新的航空母舰光辉号，由拉姆利·莱斯特指挥。[35]
攻击于 1940 年 11 月 11 日 21:00 开始，第一波剑鱼式鱼雷轰炸机从光辉号起飞，一小时后第二波起飞。这次袭击取得巨大的成功： [1]意大利舰队在一夜之间失去一半的力量。 “存在舰队”的重要性降低了，对皇家海军控制地中海的威胁也大大减少。坎宁安说：“塔兰托和1940年11月11至12日的夜晚，应该永远被记住。海军航空兵已展现其为海军最具破坏性的武器。” 皇家海军发动历史上第一次少量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全飞机海上攻击。这一点以及这次突袭的其他方面是日本计划1941年袭击珍珠港的重要参考。
坎宁安当时的官方反应非常简洁。在最后一架攻击机着舰后，光辉号发出“审判行动达成”的信号。第二天坎宁安看到空中侦察照片显示有几艘意大利船舰沉没或失去行动能力后，他回复两个字母的代码组，表示“行动执行得很好”。
马塔潘角海战（1941 年 3 月）
1941 年 3 月下旬，希特勒希望阻止向希腊的英国远征军提供补给的船队，意大利海军是唯一能动用的部队。 坎宁安在他的传记中说：“我自己倾向于认为意大利人不会尝试任何事情。我向指挥官鲍尔打赌十先令我们看不到敌人。” [36]
在德国的压力下，意大利舰队计划于 1941 年 3 月 28 日对英国舰队发动攻击。意大利指挥官安吉洛·亚奇诺海军上将打算对该地区的英国巡洋舰分舰队（由亨利·普里德姆-威佩尔爵士指挥）发动突然袭击，与维托里奥·威尼托号战列舰进行钳形攻势。 [37]不过，坎宁安通过截获意大利恩尼格玛密码机讯息了解意大利海军的活动。尽管意大利的意图尚不清楚，但坎宁安的工作人员认为意大利可能会袭击英国的船队，破坏敌人的计划，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拦截他们的舰队。然而，坎宁安希望掩饰自己的活动，安排一场高尔夫球赛和一次虚构的晚间聚会，以误导敌方特工（事实上，他被当地日本领事窃听了）。 [38]
日落之后，他登上厌战号战舰离开亚历山大港。坎宁安意识到空袭会削弱意大利人的力量， [37]下令可畏号航空母舰的青花鱼式鱼雷轰炸机发起攻击。对维托里奥·威尼托号的一次打击使她暂时减速[39] ，亚奇诺意识到他的舰队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很脆弱，命令他的部队撤退。坎宁安下令追击意大利舰队。 [36]
来自可畏号航空母舰的空袭使波拉号巡洋舰瘫痪。亚奇诺不知道坎宁安的舰队正在追击，命令一个巡洋舰分舰队和驱逐舰返回并保护波拉号。与此同时，亨利·普里德姆-威佩尔的巡洋舰分舰队加入坎宁安的舰队。 [37]一天发生几次追逐和出击，但双方都没获得完全的胜利。 意大利船舰没有配备夜战装备，当夜幕降临时，他们返回塔兰托。 [36] 22:00后不久，装备雷达的英国舰队发现意大利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战的关键时刻，巴勒姆号战列舰、英勇号战列舰和厌战号战舰向两艘意大利巡洋舰开火，距离仅3,800码（3.5 公里），在五分钟内摧毁它们。
尽管维托里奥·威尼托号从战斗中逃脱返回塔兰托，但坎宁安仍因不顾下属建议而在夜间继续追击而获得许多赞誉。 [37]在上一次在塔兰托失败之后，在马塔潘角的失败对意大利海军造成又一次战略打击。五艘船(三艘重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被击沉，大约 2,400名意大利水手阵亡、失踪或被俘。 [40]英国一架鱼雷轰炸机被击落，只损失三名机组人员。坎宁安输掉与指挥官鲍尔的赌注，但他在地中海战争中赢得战略胜利。 在塔兰托和马塔潘角的失败意味着意大利海军没有干预 1941 年晚些时候希腊和克里特岛的激烈撤离。它还确保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意大利皇家海军将东地中海让给盟军舰队，并且不会在战争的剩余时间离开港口。
克里特岛战役（1941 年 5 月）
1941 年 5 月 20 日上午，纳粹德国发动代号水星行动（德语：Unternehmen Merkur）空降入侵克里特岛。尽管最初伤亡惨重， [41]克里特岛西部的马莱迈机场还是落入德国人的手中，使大量增援部队能够降落并压倒盟军。
经过一周的激烈战斗，英军指挥官认为形势无望，下令从斯法基亚撤军。 [41]在接下来的四个晚上，16,000 名士兵以船舰撤离到埃及（包括拉普拉塔河口海战中著名的阿贾克斯号轻巡洋舰）。较少数量的船舰将在伊拉克利翁单独进行任务的部队撤出，但这些船舰在途中遭到德国空军俯冲轰炸机袭击。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坎宁安的舰队蒙受严重的损失。然而，坎宁安决心“海军不能让军队失望”。当陆军将军担心他会失去太多船舰时，坎宁安表示:
海军需要三年建造一艘军舰，但需要三个世纪建立一个传统。我们将继续撤离行动。[42]
坎宁安及其手下“永不言败”的态度意味着克里特岛上的 22,000 人中有 16,500 人获救，但损失三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其他 15 艘主要战舰受损。 [43]
盟军远征军 (1943–46)
坎宁安于 1941 年 3 月获颁巴斯勋章的骑士大十字勋章 (GCB) ，“以表彰最近在中东成功的联合行动” [44]并于1942 年 7 月被任命为毕晓普斯沃尔瑟姆(南安普敦郡)的男爵。 [45]从 1942 年底到 1943 年初，他在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手下服役，后者任命他为盟军远征军的海军指挥官。坎宁安指挥负责掩护英美在北非登陆（火炬行动）的大型舰队。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评价他：
海军上将安德鲁·布朗·坎宁安爵士。在我看来，他在绝对无私、精力充沛、对职责的奉献、对自己的任务的了解以及对盟军行动要求的理解方面，是我下属中的佼佼者。我对他能高度胜任的看法从未动摇过。[46]
1943 年 1 月 21 日，坎宁安晋升为海军元帅。 [47] 1943 年 2 月，他重返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的职位。三个月后，当北非的轴心国军队即将投降时，他下令不允许任何敌人逃跑。 [48]完全按照他火热的性格，坎宁安向舰队发出信号“沉没，燃烧和摧毁：不要让任何船舰通过”。 在西西里岛战役、贝敦行动和入侵意大利期间，他负责监督英美联合入侵西西里岛的海军部队。 1943 年 9 月 11 日上午，当意大利舰队投降时，坎宁安在马耳他。坎宁安用电报通知海军部:“很高兴通知他们阁下，意大利舰队现在停泊在马耳他要塞的炮火之下。” [49]
1943 年 10 月，在达德利·庞德爵士去世后，坎宁安成为第一海务大臣和海军参谋长。这次晋升意味着他不得不放弃他梦寐以求的地中海总司令一职，推荐与他同名的海军上将约翰·坎宁安作为继任者。 [50]作为第一海务大臣及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坎宁安负责海军在战争剩余时间内的总体战略方向。他出席在开罗、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举行的重要会议， [48]盟军在会上讨论未来的战略，包括入侵诺曼底和部署英国太平洋舰队。
因为安特卫普港在 D 日之后对盟军来说至关重要，坎宁安和拉姆齐海军上将警告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和蒙哥马利，当德国人扼守斯海尔德河口时，该港口毫无用处。但是蒙哥马利推迟斯凯尔特河战役，延迟开放港口对冬季来临前的盟军集结造成严重打击。 [51]
退休与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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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1 月，坎宁安获颁蓟花勋章[52]，并被提升为的塞尔柯克郡柯克霍普的海德霍普的坎宁安男爵爵位。 [53]他有权在 1945 年战争结束时退休，但他决定在退休前引导海军过渡到和平时期。随着 1945 年克莱门特·艾德礼被选举为英国首相，和其战后共识的执行，国防预算大幅降低。大规模的重组对坎宁安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发动战争比为了和平而重组要容易得多。” [54]由于所有三个军种的预算压力，海军开始一项比坎宁安设想的更大的削减计划。 [55]
1945年6月坎宁安被选为爱丁堡大学校长。 [56]在1946 年新年荣誉中，他被任命为塞尔柯克郡柯克霍普的海德霍普的坎宁安子爵并于同年 6 月被授予功绩勋章。 1946 年 5 月底，在监督过渡到和平时期后，坎宁安从第一海务大臣的职位上退休。 [57]坎宁安回到毕晓普斯沃尔瑟姆的“乡间小房子”，“宫殿之家”，这是他和坎宁安夫人在战前获得的。他们俩都过着忙碌的退休生活。 他不定期地出席上议院，偶尔借他的名字发表关于皇家海军的新闻声明，特别是那些与海军上将达德利·诺斯有关的声明，后者于 1940 年被解除直布罗陀的指挥权。坎宁安和舰队中几位仍在世的海军上将开始为诺斯伸张正义，他们在 1957 年获得部分平反。 坎宁安还忙于各种职位；他于 1950 年和 1952 年担任苏格兰教会大会的高级专员， 并于 1953 年在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加冕礼担任贵族法庭审判长。 在这段时间里，坎宁安夫妇在他们广阔的花园里招待家人和朋友，包括他自己的侄孙乔克·斯莱特。坎宁安于 1963 年 6 月 12 日在伦敦去世， 并在朴茨茅斯外海海葬。 [58]坎宁安夫妇没有孩子，因此他的头衔在他去世后消失。 [59]
纪念与文化
纪念
- 1967 年 4 月 2 日，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为弗兰塔·贝尔斯基制作的坎宁安半身像揭幕。 [60]
1967 年 4 月 12 日爱丁堡公爵在特拉法加广场揭幕的坎宁安青铜半身像。
- 2010 年 4 月，英国海军将2010年埃亚菲亚德拉火山喷发后因航空旅行中断而滞留在欧洲大陆的英国军事人员和航空乘客运送回英国，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坎宁安行动。 [61]
文化
头衔与荣誉
以下是安德鲁·布朗·坎宁安生前获得的奖项和头衔列表。
英国
| 荣誉 | 缩写/标题 | 授予日期 |
|---|---|---|
| 杰出服务勋章 | DSO | 1916 年 3 月 |
| 杰出服务勋章的第一枚勋带 | DSO* | 1919 年 2 月 |
| 杰出服务勋章的第二枚勋带 | DSO** | 1920 年 5 月 |
| 三等巴斯勋章 | CB | 1934 年 6 月 |
| 爵级司令巴斯勋章 | KCB | 1939 年 1 月 |
| 爵级大十字巴斯勋章 | GCB | 1941 年 3 月 |
| 男爵 | Bt. | 1942 年 7 月 7 日 |
| 蓟花勋章 | KT | 1945 年 1 月 |
| 男爵 | 海德霍普的坎宁安男爵 | 1945 年 8 月 |
| 子爵 | 海德霍普的坎宁安子爵 | 1946 年 1 月 |
| 功绩勋章 | OM | 1946 年 6 月 |
其他国家的奖项
| 奖项 | 国家 |
|---|---|
| 战争十字勋章 | 比利时 |
| 一等云麾勋章 | 中华民国 |
| 荣誉军团勋章 | 法国 |
| 战争十字勋章 1939–1945 | 法国 |
| 军事勋章 | 法国 |
| 一等军事功绩勋章 | 希腊 |
| 乔治一世大十字勋章 | 希腊 |
| 埃萨姆阿拉维大官佐勋章 | 摩洛哥 |
| 荷兰皇家狮子骑士大十字勋章 | 荷兰 |
| 大绶荣誉勋章 | 突尼斯 |
| 总司令级功绩勋章 | 美国 |
| 海军杰出服役勋章 | 美国 |
| 陆军杰出服役勋章 | 美国 |
| 欧非中东战役奖章 | 美国 |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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