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的影响

二二八事件的影响是指在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后,对于不同层面的影响。

白色恐怖

 
二二八事件结束后,随后的台湾白色恐怖时期造成大量民众丧生。

1949年8月以后,中国国民党掌控的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地区[1]:186-192、204-208,大量部队与中国大陆民众跟进撤退[2]:155-161美国则在朝鲜战争后选择支持中华民国政府[2]:163-168。由于海峡两岸仍相互军事对峙,台湾地区进入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3][4][5];期间限制新闻、言论、集会等自由,并运用军警情治单位逮捕异议人士、台湾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成员,社会处于白色恐怖[6][5][7]。虽然为了安抚民心,政府对部分情节轻微的二二八事件嫌疑犯放宽处刑,但许多人之后重新因为事件而遭叛乱罪逮捕或处决[1]:186-192[8]:32-35[7]。许多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和相关亲人也遭到警备总司令部监视,并有员警与宪兵进行身家访问调查。

虽然政府在1951年举办首次县市长选举 [2]:173-176,蒋中正在检讨在中国共产党对抗中失败的原因后,决定拔除中央与地方旧有派系的势力[9]:91-93,重新确立个人威权地位[9]:86-90。因为政府对异议人士的逮捕和压制,许多地方人士也对政治感到不信任,不再参与体制内的选举[9]:80-86[1]:204-208[8]:39-40。中国国民党则有效掌控政治、经济与军事资源,得以进行一党专政统治,并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失势后开始发展自身地方势力[9]:86-90。在政府控制社会思想下,虽然经济仍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2]:176-179[10],相关批评与反对行动因政府高压统治而大幅减少[8]:39-40,且政府更能有效提出土地改革并发展国营企业[2]:179-182

但此举也造成中国国民党内部逐渐趋向保守,一方面长期压制民间发起的民主运动;除了限制言论自由并查禁党外运动杂志外,还陆续以雷震事件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等打压自由主义者与反对派人士行动[9]:86-90。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地方稳定发展,则以经济利益等拢络各地方派系[9]:86-90。其中透过允许经济特权的方式,使得地方派系能够在选举期间协助动员群众、汇集选票等[9]:86-90。同时政府也积极透过学校教育等机关推广中华文化,试图借此提升中国正统意识,但反而让台湾本土文化则相对遭到压抑[9]:91-93

政治发展

廖文毅于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组成“台湾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主张撤办陈仪及取消专卖,遭陈仪发布通缉。1948年9月,廖文毅在提供给联合国的英文备忘录上,清楚表达台湾独立的主张,此为为台湾人在战后首度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独立的序幕。[11]

 
1961年8月4日,行政院长陈诚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台湾独立联盟”[注 1]前往示威抗议,批评陈诚无法替台湾人说话(can't speak for Formosans),并要求自由(Freedom)与台湾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Self-determination for Formosans)。后于1964年2月底,“台湾独立联盟”发动美东留学生前往华府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举行大规模“二二八示威”。
 
廖文毅于1956年2月28日(二二八革命第九周年纪念日)于日本东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12],公布独立宣言并创设机关报《台湾民报》,是台湾史研究学者所公认1950年代最重要的一个海外台湾独立运动团体。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历史上死伤极多、影响深广的历史事件[9]:5-6,政治、教育和文化等层面皆受影响[9]:77-79。由于随后进入白色恐怖时期,民众面临遭政府逮捕和处刑的威胁[9]:5-6,及连坐法与告密等影响[9]:275-282,社会大众对政治议题转为疏离与冷漠[13][3],连带让二二八事件成为政治禁忌[9]:5-6、77-79[14][15]。另一方面,二二八事件也导致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或发表意见的趋势衰减[9]:77-79,陆续退出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演艺界、新闻传播、政治界等领域[7]。由于许多地方人士对政治感到恐惧与冷漠,及社会菁英不愿参与政治,也有益于中国国民党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地区实行一党专政[3]

而后来的土地改革及白色恐怖,也让过往由士绅地主领导的地方政治逐渐改变[9]:80-86[8]:39-40。当中中国国民党支持许多毫无政治经验者,经地方选举与行政管道提拔[9]:80-86,垄断地方政治与经济资源,各地土豪地痞、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渐介入地方政治[3][1]:204-208[8]:39-40。在事件发生之后,政府于公务人员高等考试公务人员普通考试中采取分省区定额录取制度,借由原来各省区间的人口比例分配不同省籍的录取名额,让外省籍考生相对于台湾籍考生拥有更多录取名额[16]公务人员特种考试尽管没采取该制度,但1958年至1981年间仍实质上由外省籍考生掌握优势[17],这让录取公务人员以外省籍人士居多[16][18]

同时二二八事件的爆发,让台湾人与外省人间的省籍情结得到强化,影响人们的政治倾向与价值观念[9]:77-79。由于台湾社会长期遭政府高压统治,部分台湾人和外省人间的嫌隙与迫害感加深,进而提出台湾人独自建立自己国家的主张[9]:77-79[19][20][21][22]。这也导致托管论点从原先解决贪腐政府转向建立独立政府[23],并有民众在海外发起台湾独立运动[9]:77-79[8]:39-40[1]:223-225,包括廖文毅在1948年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王育德在1960年成立台湾青年社、4个团体在1970年合组台湾独立联盟[2]:168-172[19],少部分共产主义者则是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1]:204-208[24]:572-585

注释

  1. ^ 台湾独立联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简称UFI,1956年由五名台湾留美学生成立,1958年更名UFI。

参考资料

  1. ^ 1.0 1.1 1.2 1.3 1.4 1.5 李筱峰. 解讀二二八. 玉山社. 1998. ISBN 978-957-9361-74-3. 
  2. ^ 2.0 2.1 2.2 2.3 2.4 2.5 杨逸舟; 张良泽. 二二八民變 台灣與蔣介石. 前卫. 1991. 
  3. ^ 3.0 3.1 3.2 3.3 李筱峰. 在台灣史的脈絡中體會二二八的意義. 《新台湾新闻周刊》. 1997-02-27 [2016-04-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4-02) (中文(繁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4. ^ 高永光. 現代化:台灣的土地改革與十大建設(草稿) (PDF). 国立政治大学. 2008年11月 [2016-04-0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9-11) (中文(繁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5. ^ 5.0 5.1 再现台湾-民国时期-二二八事件,36;责任归属研究报告,86-90
  6. ^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探索二二八事件. 228memorialmuseum.gov.taipei. 台北二二八纪念馆. 2015-05-04 [2016-04-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30) (中文(繁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7. ^ 7.0 7.1 7.2 侯坤宏. 戰後臺灣白色恐怖論析 (PDF). 国史馆. [2016-04-03].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5-09-23) (中文(繁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8. ^ 8.0 8.1 8.2 8.3 8.4 8.5 再現台灣 民國時期. 二二八事件. 莎士比亚文化出版. 2006. 
  9. ^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张炎宪.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 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 2006. ISBN 978-957-29362-1-4. 
  10. ^ 吴聪敏. 台灣戰後的惡性物價膨脹 (PDF). 台湾长期经济成长研究. 2006年9月 [2016-04-0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11-24) (中文(繁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1. ^ 台湾独立运动前奏曲(1945-1991A.D.)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页29-30,劲草,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05
  12. ^ 陈翠莲. 歷史正義的困境:族群議題與二二八論述 (PDF). 国史馆. 2007-12-18 [2016-04-0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11-27) (中文(繁体)). 
  13. ^ 陈柏言. 為了與傷痕告別──二二八紀念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中华民国文化部. [2016-04-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5-04) (中文(繁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4. ^ 1947台湾二二八革命,247-259
  15. ^ 张瑞桢. 讀二二八史料 才知父是政治犯. 《自由时报》. 2004-03-30 [2016-04-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27) (中文(繁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6. ^ 16.0 16.1 李筱峰. 《李筱峰专栏:为这个时代留下永远的历史见证与纪录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台湾台北: 新自然. 2004年: 第179页. ISBN 978-9576965579 (繁体中文).
  17. ^ 骆明庆. 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與特種考試的省籍篩選效果 (PDF). 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系. 2003年 [2016-04-0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8-06) (中文(繁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8. ^ 林丘湟. 国民党政权在经济上的省籍差别待遇体制与族群建构. 台湾高雄: 国立中山大学. (繁体中文).
  19. ^ 19.0 19.1 李筱峰. 近百年台灣民主運動概要. 李筱峰教授网站. 2000-06-01 [2016-04-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4-27) (中文(繁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 ^ 张德水. 《激动!台湾的历史:台湾人的自国认识》. 台湾台北: 前卫出版社. 1992年: 第154页. ISBN 978-9579512756 (繁体中文).
  21. ^ 王育德; 黄国彦(译). 《台湾:苦闷的历史》. 台湾台北: 前卫出版社. 1979年: 第162页. ISBN 978-9578012035 (繁体中文).
  22. ^ 周明峰. 《台湾简史》. 台湾台北: 前卫出版社. 1994年8月1日: 第139页. ISBN 978-9578994836 (繁体中文).
  23. ^ 苏瑶崇. 葛超智(George H. Kerr)、託管論與二二八事件之關係 (PDF). 国史馆. [2016-04-03].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6-04-20) (中文(繁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4. ^ 褚静涛. 二二八事件研究 下卷. 海峡学术出版社. 2011. ISBN 978-986-6480-49-2. 

参考书目

外部链接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