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南遗址
卑南遗址，位于台湾台东县卑南山东南端的山麓，是属于台湾东部的新石器时代卑南文化的一个代表性遗址。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断，该遗址存在的年代大约是在距今5300至2300年前，其中又以距今3500至2300年前最为兴盛。卑南遗址的广义面积可达100万平方米(约100公顷)，是目前台湾所发现最大的史前聚落。此外，卑南遗址也出土了许多石板棺以及棺内精美的陪葬品，是环太平洋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板棺墓葬群遗址。 目前，卑南遗址不但是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所指定的国定遗址，同时在该处也设有卑南文化公园，是台湾第一个考古遗址公园，园区面积约30公顷(30万平方米)。[1]
| 卑南遗址 | |
|---|---|
 卑南文化公园入口附近的月形石柱，被认为是公园的地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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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  中华民国（台湾）台东县台东市文化公园路200号 |
| 建成时间 | 5300至2300年前 |
| 官方名称 | 卑南遗址 |
| 类型 | 登录等级：国定遗址 登录种类：遗址 |
| 详细登录资料 | |
遗址挖掘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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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遗址最早的日本籍人类学者鸟居龙藏所开始，他曾为卑南遗址的石柱拍摄两帧照片，其拍摄时间可能约在1896年。而鹿野忠雄则是第一位将卑南遗址当作考古遗址加以研究的学者，在鹿野忠雄1930年发表的文章中曾叙述在卑南遗址所在处有数不清的板岩石柱竖立于地表上。1945年时，金关丈夫和国分直一首次对最大立石的周围开始进行试掘，并发现埋藏于遗迹地底的陶器以及住屋遗迹。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虽然有不少台湾学者陆续前来卑南遗址进行调查，但都未曾做过发掘。1980年，南回铁路卑南车站（即今台东车站）开工，将地下沉睡数千年的遗构、遗物大量揭露，并造成严重破坏，而引起舆论及各方的高度关切。台东县政府遂委托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的宋文薰、连照美两位教授，进行抢救考古。抢救考古工作共进行13梯次，前后长达9年，成果十分丰硕。无论是发掘面积、出土石棺及遗物数量皆是台湾考古史的空前纪录，尤其是大量精美玉器重现于世，令人惊艳。
卑南文化
史前考古学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此一以卑南遗址为代表的文化体系，于日治末期、战后初期已为学者所认知，但迟至1976年考古学者宋文薰[2]提出以台东市卑南遗址为代表的“卑南系统的文化”1978年称“卑南文化”
卑南遗址聚落描述以及出土器物
卑南遗址的范围相当大，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不但聚落庞大，而且建筑物成排分布，格局严谨，已经是颇具组织的社会结构。其住屋略成南北轴向，遥指都兰山。每栋家屋坐西朝东，远望溪流与海洋。家屋主体为长方形平面，东西长11.5米。南北宽5.5米。以板岩石板、大漂石为墙基，木材为柱，屋墙、屋顶葺以竹架、茅草。屋前以石板铺成方形前庭，屋后有椭圆形砌石圈，用来储存食物及大陶罐。聚落中还有零星分布的高架榖仓，支柱上配有防鼠板。
狩猎与农耕是卑南文化人的主要生业。他们在山林间猎野猪，在丘陵、平原捕梅花鹿。种植的谷物有旱稻、小米，以“山田烧垦”方式开辟田地。出土的农耕工具相当多，有垦地伐木的石锄、石斧，收割的石刀、石镰，舂榖的石杵等。狩猎的主要工具则有石矛、石镞等。聚落虽然濒临卑南大溪，但村民并不擅长捕鱼，鱼类只是辅助的食物。
长期定居促使族人发展出各类工艺技术。除了农具、猎具等石器外，陶器是日常生活最普遍的用具之一，主要用来盛水、储物及烹煮。陶器通常是手制，偶而使用转盘整修技术，以露天方式烧成，火侯较低。外表以橙色素面为主，少有纹饰。主要器形有罐、钵、小口瓶等容器，以及陶纺轮、陶槌、陶勺、陶匙等工具，也有少许装饰品如陶珠、陶环，随葬品如陶偶等。
精致的玉器最能显现族人审美观与工艺技术能力。包括玉与似玉材质制成的头饰、耳饰（如长条形玉耳饰）、颈饰（如小玉铃）、胸饰、腕饰、臂饰（如喇叭形环），以及一些非实用性的武器、工具，式样繁多，风格别具。造形上，以玦形耳饰最富于变化。其中人兽形玦造形可作为代表，已被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选为该馆的馆徽。这些玉器多为族人平常的装饰品，人过世后则当作随葬品长埋地底。从这些玉器的精细程度来判断，很可能已经有人专门从事玉石饰品制作，并以玉制器物来交易。
此外，有数以千计的石板棺埋在卑南遗址的建筑物底部，成带状分布，而且与地上建筑物的座向相同，显然意义非比寻常。棺内更有丰富又精美的陪葬玉器、陶器，可见当时人已有灵魂观念，相信死后另有世界，并且有相沿成俗的丧葬仪礼。出土的家屋与墓葬上下紧密交叠，成为卑南遗址的一大特色。
卑南考古遗址的月形石柱
目前国定卑南考古遗址地表上仅存之史前石柱，也是国定卑南考古遗址的重要象征地标。石柱顶端原本应为圆形穿孔，被发现时已破损仅剩半圆残孔，因状似弦月而被称为“月形石柱”[3]。
根据日治时期学者的纪录，卑南考古遗址曾有许多石柱竖立于地表，1896年鸟居龙藏在台湾东部进行调查时，曾在此拍摄纪录月形石柱的影像，也是最早的纪录[4]。而1927、1929年鹿野忠雄先生多次调查卑南遗址，发现这些石柱的宽面几乎都呈北偏东—南偏西走向，且上段皆有穿孔，并绘制月形石柱的简图记录，他认为月形石柱缺口处应是支撑横柱之用，当地部落族人则说明这些石柱是以前的部落遗留下来的，因此应是房屋结构的一部分[5]。
月形石柱露出地面的高度为447公分，宽153公分、厚19公分，为板岩材质，目前普遍认为月形石柱应为卑南文化时期的建筑遗构，距今约3500年前[3][6]。不过遗址现地并没有板岩石材，史前人应从至少5公里外采集制作石柱、石板的材料运回来，考量距离以及石材体积重量，石柱应具有特殊意义，且当时的人群应具有一定规模，才能完成这么繁重的工作[5][7]。
关于月形石柱的功能意义，除了作为房屋结构的一部分之外，也有人从石柱排列角度“北偏东30度”及太阳升起的方向，推测石柱可能作为天文观察的工具，但未能证实[8]。
传说故事
由于月形石柱已屹立在土地上数千年之久，附近居民也流传着关于石柱的相关传说故事。在卑南遗址旁的卑南族普悠玛部落有一个传说，大意是早期生活在卑南遗址上的是阿美族其中一氏族（Raranges），因为一些纠纷受到了诅咒，降下了地震及大火，原来在遗址上的东西都几乎化成灰烬，只留下一座座石柱仍屹立不摇。普悠玛部落族人也因为这个传说故事而将此地视为禁地[9]。
卑南考古遗址的砌石圈与砌石墙
卑南考古遗址的砌石圈与砌石墙为卑南文化时期的结构遗留，主要以椭圆形的砾石堆叠并填土加固而成，单面整齐[7]。砌石圈是圆形封闭的结构，为聚落中的储藏空间[10]，砌石墙则是堆砌成墙面，具有连续性与方向性，为聚落性的结构，用以区隔不同空间[7]。
卑南遗址是一个定居的聚落遗址，从历年的发掘成果已揭露丰富且具规模的建筑结构，可分为“‘砌石圈’—‘砌石墙’”、“‘立石结构’、‘小住屋’及‘铺石地面’”等类型组合[7]，具有不同的功能意义。观察砌石圈的构筑方式，当时的人群先向下挖掘约30~40公分的深度后，拣选较大、较长的椭圆形扁砾石，将砾石以竖立的方式先围成方形作为结构的基础，再铺上较小的砾石并向上堆叠，整体内部深度约150公分，从基础往上口扩大类似漏斗形状，开口呈圆形、椭圆形，也有少量的矩形，大小相当一致，口径大约在150~200公分之间[7][11]。砌石圈内出土的遗留物皆为陶容器，出土时呈原地破裂而且没有受到人为扰乱，部分还可见完整的猪、鹿下颚骨，学者据此推测应为储藏用途[7]。而通常砌石圈位于家屋后方，并由再以砾石堆砌起墙面形成砌石墙以区隔不同的空间，是相对安全的位置[12]。
卑南考古遗址的石板棺
卑南考古遗址之石板棺出土数量及完整性为台湾首见，自1980抢救发掘工作以来，已出土超过2000具。由于石板棺内常保存相对完整之人骨，并且有大量且精美的陪葬品得以一窥距今3500年前卑南文化的埋葬习俗、社会组织以及工艺技术，提供丰富的研究分析材料[3]，除了研究与展示意义之外，精致的陪葬品也曾吸引盗墓者及古物商趋之若鹜[13]，因此石板棺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可见一斑。
卑南遗址的石板棺主要利用厚度较薄且平整的板岩材质石板，在底部、侧边以及顶部拼装成长方形的石板棺，棺内大小刚好可容纳一个人平躺的大小，亦可反映死者的身高以及年龄，因此研究者也透过测量石板棺长度分析卑南文化社会组成[7]。卑南遗址以长方形石板棺为主，依组合形式分为“卑南型”、“岩湾型”、“中介型”，少数非长方形石板棺则仅头部有石板保护及无棺葬[14]。埋藏形式以单体埋葬且为仰身直肢葬为主，晚期则出现连续使用同一石板棺之复体葬，石板棺墓葬方向主要呈东北-西南走向，与房屋方位一致，并且可能为室内葬[14]。
石板棺内的陪葬品相当丰富，以玉器的数量及种类最多，包含各式精美玉饰品例如人兽形玉玦、铃形玉串饰、喇叭形玉环、玉管等特色玉器已登录为台湾国宝并典藏于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之外，还有各种玉耳饰、管珠等，以及各种制作精良的工具如玉斧、玉矛等。陶器则多以双竖把罐、豆形器为常见之陪葬容器[3]。
遗址公园的诞生
基于卑南遗址的重要性，宋文薰教授于1982年即建议就地兴建野外博物馆。1988年，卑南遗址被中华民国内政部列为国家一级古迹。1991年，中央政府决定将遗址现地规划为“卑南文化公园”。2002年8月，位于卑南遗址附近台东市康乐车站的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首先开幕。4个月后，卑南文化公园游客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台湾第一个遗址公园于焉诞生。
2018年卑南文化公园更名为卑南遗址公园。
整个卑南遗址公园的规划理念，是将遗址视作一个苍穹博物馆。因此，该公园的一个特色，就是可以在园区内看到现场的考古发掘展示。
卑南遗址公园的地址是台东市文化公园路200号。
参考来源
- ^ 国立台湾史前博物馆
- ^ 台湾大百科全书
- ^ 3.0 3.1 3.2 3.3 叶美珍. 《卑南遺址與文化—概要及書目彙編》. 台东县政府.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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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0 14.1 连照美. 《台灣新石器時代卑南墓葬層位之分析研究》. 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08.
相关文献及报告
(按照作者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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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照美，1989，卑南遗址抢救考古发掘始末。考古人类学刊，no. 45：66-84。
- 连照美、宋文薰，1983，台东县卑南遗址发掘报告（一）。考古人类学刊，no. 43：117-36。
- 连照美、宋文薰，1985，卑南遗址发掘资料整理报告．第二卷：墓葬分析。台北：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 林志兴、林文贤、林娜铃，1998，卑南遗址的故事。台东市：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筹备处。
- 吕理政、夏丽芳，1997，卑南遗址与卑南文化。台东市：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筹备处。
- 宋文薰、连照美，1984，卑南遗址发掘资料整理报告．第一卷：遗址发掘与陪葬品分析。台北：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 宋文薰、连照美，1986，卑南遗址发掘资料整理报告．第三卷：遗址堆积层次及文化层出土遗物之分析研究。台北：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 宋文薰、连照美，1987，卑男遗址第9-10次发掘工作报告。台北：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 宋文薰、连照美，1988，卑男遗址第11-13次发掘工作报告。台北：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 谭丽平、连照美、余炳盛，1997，台湾卑南遗址出土玉器材料来源之初步研究。考古人类学刊，no. 52：211-20。
- 王强，1983，谈台东卑南遗址。人类与文化，no. 18：36-49。
- 杨淑玲，1997，卑南遗址出土的玉器。 台东市：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筹备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