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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套

避孕器具

避孕套（英语：Condom，又称如意套），是一种护套形的屏障器具，主要应用于性交过程中，用以减低感染性传播疾病和女性怀孕的风险[1]。避孕套可分为女用避孕套和男用避孕套两种，还有专门用于指交的指险套[8]。正确及不间断地在性交过程中使用男用避孕套，能使该名男性的伴侣的怀孕几率降至每年2%[1]。一般使用的怀孕几率则为每年18%[9]。除此之外，避孕套亦大大降低了淋病、衣原体、滴虫性阴道炎、乙型肝炎以及艾滋病的传播风险，但只能在较少程度上预防当事人感染人类乳突病毒（HPV）、生殖器疱疹以及梅毒[1]。

避孕套
一个未展开的男用避孕套
背景
生育控制种类屏障法
初次使用日期古代[1]
橡胶避孕套：1855年[2][3]
乳胶避孕套：20世纪20年代[3]
聚氨酯避孕套：1994年
聚异戊二烯合成避孕套：2008年
怀孕比率 (使用乳胶避孕套后，一年内的怀孕概率)
完美使用2%
一般使用18%
用法
注意事项油性润滑剂会使乳胶避孕套破裂[1]
优点及缺点
是否可以防止性传播疾病是[1]
好处不需要寻求专业医护人员协助便可使用[1]
“避孕套”的各地常用名称
中国大陆避孕套、安全套、套套、TT、小雨伞[4]
台湾保险套
香港卫生套
澳门避孕套[5]
新加坡避孕套[6]、如意套
马来西亚避孕套[7]、如意套

使用男用避孕套的男性应在性交前把其套到勃起的阴茎上。其避孕原理在于物理性的阻止精液进入性伴侣的体内[1][10]。现代的避孕套的制作材料大多是乳胶，但也有避孕套是利用其他材料制作而成，像是聚胺酯、聚异戊二烯或羊肠衣[1]。男用避孕套的优点在于价格便宜、容易使用，很少有副作用[1]。乳胶过敏者应选择非乳胶制的避孕套，比如聚氨酯避孕套[1]。女用避孕套通常是利用聚氨酯制作而成，并可重复使用[10]。

利用避孕套去预防性传播疾病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1564年[1]。橡胶避孕套的首次使用日期为1855年，乳胶避孕套则为20世纪20年代[2][3]。避孕套已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上，其包含最有效、最安全并能满足最基本需求的药品[11]。在美国每个避孕套的价格一般低于1美元[12]。全球有进行避孕的伴侣当中只有少于10%会使用避孕套[13]。已发展国家的人民使用避孕套的比率高于其他国家[13]。避孕套是英国第五常见的避孕措施（7%），美国则是第三常见（11.6%）[14]。全球每年大约有60-90亿个避孕套售出[15]。

词源

“condom”此一用词首次出现于18世纪初，但它的词源不得而知。传统上大众一般认为其与为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服务的孔东医师（Dr. Condom）有关。但没有证据证明此人是存在的；在查理二世登位前，避孕套亦早已使用了100年以上[16]:54、68。

许多被提出来的拉丁语词源都尚未得到证实，包括“condon”（容器）[17]、“condamina”（房子）[18]、cumdum（剑鞘或剑套）[16]:70–1。一些推测亦认为其源于意大利语的“guantone”；“guantone”则由意大利语的手套“guanto”衍生出来[19]。威廉·克鲁克（William E.Kruck）在1981年写了一篇有关避孕套的论文，并探讨了其词源，但最后的结论依然是：“我只得说它的词源是全然不得而知的，然后结束有关其词源的探究[20]。”现代词典也将其词源定为“不明”[21]。

避孕套在中国初期最早被称为肾衣、阳具袋、风流如意袋、阴茎套等[22]。由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当时人们对避孕的需求不大，所以当时它的使用场地主要是嫖妓场所，用以预防性传播疾病[23]，并因此不会把其名跟避孕牵上关系[24]；据估计“阳具袋”于20世纪30年代后才普遍用于避孕目的[23]，因此才有避孕套或袋的称呼[23][24]。于1939年出版的《男女避孕法》中就已提到“避孕袋”此一称呼[23]。

用途及应用

用途

避孕

 
盛着精液的避孕套

正如其他避孕方式一样，避孕套的避孕效果可以通过两个指标来量度：完美使用和一般使用。“完美使用”的量度范围只包括正确及不间断地使用避孕套的人群。“一般使用”则量度所有有使用避孕套的人，错误使用避孕套以及不在每次性交过程都使用避孕套的人群亦计算在内。相关指标一般以一年为单位[25]。大部分研究会以佩尔指数来计算不同避孕方式的效果，但亦有一些研究会以减量表（英语：decrement table）去取代佩尔指数[26]:141。

因为研究样本存有差异，所以一般使用的怀孕概率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不过一般落在每年10％-18％之间[27]。完美使用的怀孕概率则为每年2％[25]。避孕套可与其他避孕方式或器具（比如杀精剂）一同使用，以获得更好的避孕效果[28]。

预防性传播疾病

参见：安全性行为
 
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尖碑于2005年的世界艾滋病日被一个巨大的粉红色避孕套彷制品所覆盖，目的是为了提高公众对艾滋病的意识。

避孕套被医学界广泛推举为一种有效预防性传播疾病的器具。现有证据已证明其能大大降低性传播疾病的感染机会，不论使用者的性别。虽然避孕套不能绝对预防性传播疾病，但却能大大减低相关病原体的传播机会，继而使当事人患上艾滋病、生殖器疱疹、子宫颈癌、尖锐湿疣、梅毒、衣原体感染以及淋病等疾病的风险降低[29]。若在避孕之上额外有预防性传播疾病的需要，医学界一般建议搭配使用避孕套及其他更有效的避孕方法（比如子宫环）[30]。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于200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相对于没有进行任何保护措施，正确及不间断地使用乳胶避孕套可使艾滋病的传播风险降低约85%，血清转换率（感染率）由每100人年（person-years）中的6.7降至0.9[31]。世界卫生组织和德克萨斯大学医学分部（英语：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同于2007年发表的分析亦有类近的结论：正确及不间断地使用乳胶避孕套可使艾滋病的传播风险降低约80–95%[32][33]。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于2000年发表的那份报告亦得出结论：使用避孕套能显著降低男性患上淋病的风险[31]。一份于2006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正确地使用避孕套能使人类乳突病毒（HPV）传播给女性的风险降低约70％[34]。同于2006年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则发现，不间断地使用避孕套能有效减少2型单纯疱疹病毒（也称为生殖器疱疹）的传播风险，不论性别[35]。

虽然避孕套会使使用者暴露于病原体的机会大大减少，但性感染疾病仍有可能于有使用避孕套的性行为中传播。生殖器的一些受感染区域可能不能够被避孕套套着，继使像人类乳突病毒和单纯疱疹病毒般的病原体有机会从此途径传播。相关风险在患者出现症状时会上升[36]。但使用避孕套去预防性传播疾病的主要困难在于人们不想在每一次性行为中都使用的心态[37]。

避孕套亦可能有助于治疗子宫颈癌的癌前病变。暴露于人类乳突病毒的女性有较高机会发生癌前病变，不论当事人在暴露前是否已感染人类乳突病毒。避孕套则有助于发生癌前病变的子宫颈细胞回复正常[38]。英国的研究者另外亦指出，精液中的激素会使子宫颈癌恶化，患有子宫颈癌的女性在性交期间使用避孕套则可避免自身跟该种激素接触[39]。

应用

使用方法

 
男用避孕套的正确戴法。

末开封的男用避孕套一般都是尚未展开的，且包裹在铝箔或塑料包装内。使用时需先把其套进阴茎尖端，然后用手把其展开至包裹整根勃起的阴茎。避孕套的尖端应留有一定的空间，以便射出的精液有容身之处；否则精液可能会在避孕套底端溢出。使用后建议将避孕套包在纸巾内，或将其绑结，然后弃于垃圾桶内[40]。

虽一些伴侣认为“戴上避孕套”此一动作会打断他们的性事过程，但也有伴侣视其为前戏的一部分并享受之。一些男女亦会认为避孕套所带来的物理屏障会使刺激感减弱；虽然刺激感减弱会使性兴奋感降低，但其仍有一些优点——延长勃起的时间，并使射精延迟[29]。避孕套亦同时具有其他优点，包括价格便宜、容易使用，和少有副作用[29][41]。

成人影片业

201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收集了372,000个选民签名，成功将B议案（Measure B）放在2012年的投票项目中，并顺利通过。B议案要求所有在该地制作的色情影片中所出现的阴道交和肛交，都需使用避孕套，否则将违反该地的法律[42]。这个议案受到很多非议，有些意见认为这只会产生反效果，迫使那些原在该地的色情影片制作公司搬至其他没有此法律的地方继续制作[43]。不少制作公司则宣称这只会令他们的销售量下降[44]。

性教育

避孕套在性教育课程中通常有所应用，因为正确使用避孕套能显著降低怀孕和某些性感染疾病传播的机会。美国心理学会曾于2005年发表一篇新闻稿，当中对将有关避孕套的资讯纳入性教育表示支持：“综合的性教育课程……（包含）如何正确使用避孕套……对性活跃者推广避孕套[45]。”

美国的某些宗教团体反对在公立学校的性教育课程中包含避孕套的资讯[46]。倡导计划生育和性教育的美国计划生育联盟指出没有研究能证实守贞教育会使青少年的首次性交时间延迟，并引用一项调查，指出76％的美国父母希望子女接受全面的性教育，包括如何使用避孕套[47]。

不孕症治疗

像精液分析和宫腔内人工授精（IUI）般的不孕症常见治疗过程需要收集精液样本。那些精液样本通常是以自慰的方式采集，但亦可通过在性交过程中使用特制的采精避孕套收集[48]。

采精避孕套是由硅胶或聚氨酯制成，因为乳胶不利于精子存活。许多精液样本提供者较喜欢以采精避孕套的方式收集精液样本，包括一些有宗教信仰者，其需遵从“禁止自慰”的宗教禁令。此外与以自慰的方式采集的样本相比，以采精避孕套的方式采集的精液样本的精子总数较高、精子活性和形态亦较佳。因此以此方式采集的精液样本往往会较准确，并有助提高宫腔内人工授精的成功机会[48]。信奉像天主教般，完全禁止避孕的宗教的信徒亦可以使用经刺孔的采精避孕套采集精液[26]:306–307。

避孕套疗法有时亦在拥有高抗精子抗体水平的不育女性中有所应用。这项疗法背后是有理论根据的：女性患者在一段时间内不接触精液会使她体内的精子抗体水平降低，因此避孕套疗法停止后其怀孕的机会会增加。然而，避孕套疗法不能持续增加患者的怀孕机会[49]。

其他方面的应用

避孕套可当作多用途容器和屏障物使用，因为它的防水性、弹性和耐用性都很高，且不会引人怀疑（就军事和间谍活动中的应用而言）。

避孕套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广泛应用于军事上，包括以其封着步枪枪口，防止污垢积聚[50]、包着水下拆除的发射组件（防水）[51]、以及以其储存准军事机构的腐蚀性物质[52]。

一些人还会把像是可卡因、海洛因般的娱乐性药物塞进避孕套内，尝试把以上物品偷运到监狱和他国。偷运者会先将塞满物品的避孕套绑结，然后吞下肚中/塞进直肠内。以上方法对人体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有机会使人致命。塞满娱乐性药物的避孕套一旦破裂，便会使身体吸收大量的药物，继而引起药物中毒[53][54]。

在医学上，避孕套可用于覆盖超声波检查设备的探头[55]，或用于制作一个应用于胸部穿刺减压的单向阀[56]。

在科学上，避孕套可用于保护研究样本，免受环境污染[57]，并使用于水底录音的麦克风防水[58]。

避孕套失效的原因

避孕套在男方射精后可能会滑落[59]，使用不当、物理上的损伤，以及乳胶降解都可能使避孕套破裂和滑落；避孕套过期、存放不当、与油接触皆可以导致乳胶降解。避孕套破裂的机会介乎0.4%-2.3%之间，滑落的机会则介乎0.6%-1.3%之间[31]。但即使性交过程中避孕套没发生任何可见的破裂和滑落，仍有1-3％女性的阴道存有能被检测的精液残留[60][61]。

一般观念或会认为因为橡胶跟橡胶之间的彼此摩擦，所以在一次性行为中同时使用两个避孕套会增加其失效的机会[62][63]。但此一假设并不遭到现有的研究结论所支持。虽然此一方面的研究十分有限，但目前普遍的结论认为同时使用多个避孕套能使避孕套破裂的风险降低[64][65]。

不同类型的避孕套失效会使该名男性的伴侣发生程度不一的精液接触。如果避孕套在性行为发生前出现破裂等情况，则应把那已失效的避孕套丢弃，并在性交开始前额外使用新的避孕套——这类型的失效通常不会带给使用者任何的风险[66]。一项研究发现，与无保护性交相比，破损的避孕套会使该名男性的伴侣接触的精液量减少一半，会在过程中滑落的避孕套则使其减少4/5[67]。

一般标准装的避孕套已适合大多数人的阴茎大小，至于标准装的舒适度和滑落的风险则因人而异。许多避孕套制造商亦会同时提供较大或较小的避孕套予顾客选择。一些避孕套制造商更会提供“度身订造”避孕套的服务，并宣称它们的可靠度、舒适度相对较佳[68][69]。虽然一些研究认为相对较大的阴茎跟相对较小的避孕套一旦配合起来，会使破裂和滑落的风险分别增加和降低（反之亦然），但其他研究则表示尚无定论[70]。

有一些建议认为避孕套制造商应避免制造过厚或过薄的避孕套，因为建议者认为它们的效果相对较差[71]，一些著者则鼓励使用者选择更薄的避孕套，因为其“耐用性较佳，舒适度更高[72]”，但其他著者则指出：“避孕套越薄，则愈容易破裂[73]。”

虽然与有经验的避孕套使用者相比，首次使用者的避孕套显著较容易发生破裂和滑落的情况，但在上次使用时发生以上情况者较有机会再度遇上同样的问题[74]。一份发表于《人口报告》期刊的文章指出设有关于避孕套的使用方法的教学能减低避孕套破裂和滑落的风险[75]。一份由国际家庭保健组织（英语：FHI 360）发表的出版物亦抱有同样的观点，但同时强调仍需进行更多的研究去确定避孕套破裂和滑落的所有原因[70]。

对于那些将避孕套视为他们最主要的避孕方式的人群而言，女性伴侣可能会因某次没使用避孕套的性交而怀孕。有许多情景会使习惯使用避孕套的伴侣突然不使用之，包括避孕套用毕、出外旅行而又没有携带（或购买）避孕套，以及因不喜欢隔着避孕套跟伴侣的性器官接触而决定“冒险”。这类行为是“一般使用”中避孕套失效的最主要原因[76]。

避孕套失效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伴侣其中一方的“畜意破坏”，这种行为的其中一个动机是伴侣的某一方想要一个小孩，而另一方则不愿意[77]。尼日利亚的一些性工作者指出，他们的一些客户会畜意破坏避孕套，以报复性工作者强制他们使用避孕套的要求[78]。在避孕套的尖端以细针刺出几个针孔亦会显著影响其效果[26]:306–307[61]。

副作用

对乳胶过敏的人一旦使用乳胶避孕套，则会出现像皮肤过敏般的过敏反应[79]，严重者或会致命[80]。反复使用乳胶避孕套亦可能使某些人患上乳胶过敏[81]。刺激症状也有可能是避孕套上所含的杀精剂所致的[82]。

种类

大多数避孕套都有一个形似乳头的储液端，使男性所射出来的精液有容身之处。避孕套的大小亦有所不同——从特大到特小[83][84]。圆平面的阔度则一般从49mm-56mm不等[84]，但其范围可延伸至45mm-60mm[85]。除了大小以外，避孕套的表面设计亦有着不同的差异，这是为了让使用者的伴侣感受到更大的刺激而设[84]。它的表面一般涂有一层润滑剂，以便性侵入行为顺畅地进行，而带有其他味道的避孕套则主要应用于口交[84]。如上所述，现代避孕套的制作材料大多是乳胶，但也有避孕套是利用其他材料制作而成，像是聚胺酯或是羊肠衣。

女用避孕套

主条目：女用避孕套
 
一个女用避孕套

女用避孕套的套环较男用避孕套寛松，其原因在于较大的套环能防止女用避孕套滑入体内，男用避孕套的套环则需封紧阴茎周围的空间。女性健康公司（Female Health Company）生产的女用避孕套最初的制作材料为聚氨酯，但后来改用丁腈橡胶。Medtech Products公司生产的女用避孕套则由乳胶制成[86]。

口交避孕套

口交套，是供人类在进行口交性行为时使用的避孕套。

手指避孕套

是供人类在使用手指插入阴道、肛门等性行为时使用的避孕套。

以制作材料分类

天然乳胶

 
一个已展开的乳胶避孕套

乳胶的弹性很高：它的抗拉强度大于30兆帕，乳胶避孕套可拉伸至超过800％而不断裂[87]。国际标准化组织于1990年设立避孕套的生产标准（ISO 4074，天然乳胶避孕套）。欧盟则效法之，以欧洲标准委员会所制定的医疗器材指令为标准。现时所生产的乳胶避孕套都需经过电流测试，以确保表面没有穿孔。通过测试后才会把其卷起并包装。另外生产商会在每一批避孕套中抽取样本，并以其进行防水测试和空气顶破测试[37]。

虽然乳胶存有大量的优点，使其成为最广泛采用的避孕套制作材料，但其仍存有一些缺点——油性润滑剂会使乳胶避孕套破裂，会使乳胶避孕套破裂的润滑剂包括石油凝胶（英语：petroleum jelly）、食用油、婴儿油、矿物油、洗剂、防晒油、冷霜、黄油，以及人造奶油[88]。乳胶避孕套一旦与油接触，便有更大可能出现破裂和滑落的情况，因为油会使乳胶避孕套的弹性丧失[70]。此外，乳胶过敏者应避免使用乳胶避孕套，而需改用其他类型的避孕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09年5月批准生产商生产由Vytex天然乳胶合成的避孕套[89]，Vytex天然乳胶是一款经过处理的乳胶，其去除了90％引起过敏反应的蛋白质[90]。乳胶过敏者还可使用以合成乳胶（聚异戊二烯）制成的无过敏源避孕套[91]。

合成材料

聚氨酯（英语：Polyurethane，简称：PU）是最常见的非乳胶避孕套制作材料。除此之外，避孕套亦可以以其他合成材料来制作，比如AT-10树脂、以及较近期才用来制作避孕套的聚异戊二烯[91]。

聚氨酯避孕套的宽度和厚度与乳胶避孕套大致相同，厚度多数介乎0.04毫米至0.07毫米[92]，且在几方面较乳胶避孕套佳，包括其拥有较佳的传热性、对温度和紫外线相对较不敏感（因此硬性的存放要求较少，保质期亦较长）、可与油性润滑剂一并使用、过敏性较乳胶低、以及没有异味[93]。在美国，聚氨酯避孕套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可，并已证明在实验室条件下，其跟乳胶避孕套一样拥有同等的避孕和预防艾滋病的效果[94]；但其弹性仍不及乳胶避孕套，且比起乳胶避孕套更容易滑落、破裂[93][95]、走样，以及粘在一起，价格亦较昂贵[96]。

聚异戊二烯（英语：Polyisoprene，简称：PI）是天然橡胶的合成版本，其价格显著较昂贵[97]。虽然聚异戊二烯合成避孕套具有乳胶避孕套的优点（如比聚氨酯避孕套更有弹性）[91]，但其不会引起过敏反应[97]。其传热性比聚氨酯避孕套佳，但不能像聚氨酯避孕套般与油性润滑剂一并使用[96]。

羊肠衣

一些避孕套是以羊肠衣制作而成。虽然就避孕此一层面而言，它是有效的，但一般假定其在预防性传播疾病方面不及乳胶避孕套，因为羊肠衣表面存有许多细小的孔隙[98]。以上假设是基于以下理论：肠道本身具有很多细小且透水的孔隙和薄膜，因此即使相对较大的精子不能穿过孔隙，较小的病毒（比如单纯疱疹病毒、人乳头瘤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仍能穿过之[96]。然而迄今尚无临床数据为以上理论提供证据或是否定它。有些人认为羊肠衣避孕套是一种“较自然”的避孕套，并以此为由使用它[96]。

涂有杀精剂的避孕套

在生产过程中，一些乳胶避孕套会在表面涂上壬苯醇醚-9（英语：Nonoxynol-9）这种杀精化合物，并以其充当润滑剂使用。美国消费者权益杂志《消费者报告》指出，涂有这种杀精化合物的避孕套的避孕效果没有任何额外的增加之余，还会使其保质期变短，甚至会使女性伴侣的泌尿道受到感染[99]；但额外使用杀精剂则可增加避孕套的避孕效果[28]。

壬苯醇醚-9曾一度遭认为能对性传播疾病起了一个额外预防的作用，但较近期的研究则显示，经常使用壬苯醇醚-9可能会增加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传播风险[100]。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不应继续对大众推广涂有杀精剂的避孕套，但是它同时认为人们在只有“不使用避孕套”和“使用涂有壬苯醇醚-9的避孕套”这两项选项予供选择的情况下，则应选择后者[101]。

带有棱纹或颗粒的避孕套

 
一个带有棱纹的避孕套

带有棱纹或颗粒的避孕套可以为性伴侣双方或多方提供额外的刺激和感觉。棱纹可以位于内外其中一方，甚至可以内外皆有。有些避孕套的棱纹则特别设于包皮系带或G点的位置。许多标榜“互相享受”的有纹理避孕套的上半部分呈灯泡状，旨在为阴茎提供额外的刺激[102]。

其他类型的避孕套

反强暴避孕套是女用避孕套的一种变种，它旨在为强暴他人者造成痛苦，继令受害者有机会逃跑[103]。

采精避孕套是一种用于采集应用于不孕症治疗及精液分析的精液的避孕套[48]。

一些像避孕套的器具仅有娱乐用途，而没实质的避孕效果，更不能预防性传播疾病，比如在黑暗中会发光的避孕套[29]。

使用率

避孕套的使用率因国家和地区而异。大多数有关避孕方法的调查主要聚焦于已婚以及非正式结婚但有对象的女性身上。根据2015年联合国的推算：以国家和地区来计，日本的避孕套使用率位居全世界首位：当地46.1％15-49岁有正式对象的女性会依赖避孕套来避孕，唯一能与其匹敌的只有香港（50.1％）。2015年，7.7％已婚以及非正式结婚但有对象的15-49岁女性会依赖避孕套来进行避孕[14]，未开发国家则为2.2％[14]。欧洲的使用率为世界之最，达16.7％；其后依次为北美洲（11.9％）、大洋洲（10.2％）、拉丁美洲（9.6％）、亚洲（7.6％），最后是非洲（2.1％）[14]。

据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于2011年为年龄介乎18-27岁的青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大约85%过去6个月有从事性交者有进行避孕[104]:51，他们大多以男性避孕套为避孕方法的首选，以它为首选的男女分别有84.5％及78.5％[104]:53。

据潘绥铭等人于2000-2010年为年龄介乎18到61岁的中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夫妻性生活中“总是使用”和“经常使用”避孕套者只有16.8％（总是用：7.1％；经常用：9.7％），从不用者则有59.3％；与其他人进行性生活时“总是使用”和“经常使用”避孕套者则有24.1％（总是用：10.7％；经常用：13.4％），从不用者亦有44.2％[105]。

历史

19世纪以前

 
法罗皮奥所写的《法国病》（De Morbo Gallico，发表于1564年）的其中一页，其是第一本描写如何使用避孕套的专著

“古代文明会否使用避孕套避孕”此一问题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中仍存有争议[16]:11。在古埃及、希腊以及罗马的一般人眼中，只有女性才需要负责避孕，并因此只对女性的避孕器具进行大量记录[16]:17、23。亚洲在15世纪以前就有关于只套着龟头的避孕套的记录，但大多数只提供给上流阶级使用。中国当时的避孕套称为“阴枷”，是由浸了油的丝绸纸，或羊肠衣做的；日本的制作材料则是乌龟壳或其他动物头上的角，并称之为“头盔”（日语：甲形 kabuto-gata）[16]:60–1。

欧洲于14世纪90年代的梅毒大爆发中出现了最早关于梅毒的书面记录[106][107]；加布里瓦·法罗皮奥在16世纪时写了一本关于梅毒的专著——《法国病》（De Morbo Gallico）[16]:51、54–5，其是第一本描写如何使用避孕套的专著：把避孕套浸在化学溶剂中，并在使用前弄干它。他所形容的避孕套是一片缝成龟头大小的亚麻布，并需用丝带将其固定在阴茎上[16]:51,54–5[108]。法罗皮奥宣称亚麻布避孕套已经实验证明能预防梅毒[109]。

之后欧洲出现了许多探讨阴茎覆盖物对预防疾病的用途的作品。人们视其为避孕器具，而不是疾病预防工具的首项迹象则要数到神学家里昂纳多·勒西乌斯（英语：Leonardus Lessius）的《法律与正义》（De iustitia et iure，1605年），当中指出使用避孕套是不道德的[16]:56。1666年，英国出生率委员会（English Birth Rate Commission）把当时下降的生育率归因于人们普遍使用避孕套的现象，并在当时首次把“condom”（或其他相似且同意思的字词）此一用词用在官方文件上（其他用词则包括condam、quondam，都遭认为源于意大利语的“guantone”；“guantone”则源于意大利语的手套“guanto”[110]。）[16]:66–8。

 
一个由动物的肠子制成的避孕套（制于1900年左右）

除了亚麻布之外，文艺复兴时期的避孕套的制作材料还包括动物的肠衣和膀胱。荷兰商人在16世纪早期把以“上好的皮革”制成的避孕套引进日本，该种避孕套不像日本原本所使用的“头盔”般只套着龟头，而是把整根阴茎都套进去[16]:61。

 
贾科莫·卡萨诺瓦以对避孕套吹气的方式来测试其有没有破洞

据记载，卡萨诺瓦是在18世纪使用“保险帽”（assurance caps）防止情人怀孕的著名人士之一[111]。

部分法律、宗教和医学界人士反对避孕套的历史也至少可以追溯至18世纪，其反对理由与今天基本相同，包括认为使用避孕套是不道德的，并不利于国家发展，因为其减少了怀孕的机会、不能完全预防使用者感染性传播疾病，并认为“对它的保护能力的信赖”会诱使人们性滥交；另外也有观点认为大多数人会因不方便、费用以及感觉丧失等原因，而只会间断地使用避孕套[16]:73、86–8、92。

尽管有着以上的批评，但整个18世纪的避孕套市场都在迅速且持续地发展。当时市面上已有不同品质和尺寸的避孕套予顾客选择，但制作材料依然是加入化学药剂的亚麻布，以及动物的器官（经碱液和硫磺软化处理的膀胱或肠子）[16]:94–5。欧洲和俄罗斯的酒吧、理发店、药店、露天市场和剧院在该时都售卖着避孕套[16]:90–2、97、104。避孕套及后才推广至美国，但基本只有中上阶层才普遍使用之，因为低下阶层普遍欠缺相关方面的知识，且负担不起避孕套的费用[16]:116–21。

19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

 
一个旧式的避孕套包装

避孕用品于19世纪初首次推广至低下阶层，但当时相关的推广著作更倾向于避孕套以外的避孕方法。许多19世纪末期的女权主义者对避孕套表示不信任，因为她们认为男性拥有使用与否的最终决定权。他们提倡以像子宫帽和杀精剂般的避孕方法取代避孕套，因为这些方法是完全由女性所控制的[16]:152–3。其他著者则批评避孕套昂贵，并且不可靠（因为其经常有破孔、滑落以及破裂的情况出现），但他们仍同时指出避孕套对于某些人而言是不错的选择，并是唯一可以预防性传播疾病的避孕器具[16]:88、90、125、129–30。

即使许多国家在19世纪时陆续通过禁止生产和推广避孕器具的法例[16]:144、163–4、168–71、193，但旅游导师和报纸广告仍不断地对避孕套进行推广；在推广避孕器具为非法的地区所刊登的广告会使用委婉语[16]:127、130–2、138、146–7。在美国和欧洲亦有人派发关于如何在家里自行制作避孕套的指南[16]:126、136。尽管社会和法律上存有抵制避孕套的声音和措施，但在19世纪末期，其已成为西方最受欢迎的避孕方法[16]:173–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是唯一从始至终不向士兵推广避孕套的军队，但却会以宣传海报（如图）等方式鼓励士兵禁欲。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国内性传播疾病患者的比例急剧上升。历史学家指出南北战争的影响以及《康斯托克法案（英语：Comstock laws）》所造成的避孕知识缺乏，都是性传播疾病患者急剧上升的其中两个主因[16]:137–8、159。美国政府为了对抗疫情，首次决定把性教育课程引入公立学校，教导学生们有关性传播疾病的知识。普遍学生都被灌输像“预防性传播疾病的唯一途径就是禁欲”般的观念[16]:179–80。由于医学界和卫道士基本一致地认为性传播疾病是对不当的性行为的惩罚，所以以避孕套来预防疾病的方法没有得到推广。这些疾病的患者遭受极大的社会污名，当时许多医院皆拒绝治疗梅毒患者[16]:176。

 
1813年的避孕套（和使用指南）

首个对士兵推广避孕套的军队是德国军，相关推广始于19世纪后期[16]:169,181。20世纪初美国军方的避孕套推广实验亦证明向士兵提供避孕套能大大降低性传播疾病的盛行率[16]:180–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英国（仅在战争开始时）是唯二没有向在欧洲的士兵提供和推广避孕套的国家[16]:208–1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和欧洲的社会和法律仍然对避孕套设立众多限制[16]:208–10。精神分析学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所有避孕方法都持批评态度，因为他认为它们的失败率都太高，但弗洛伊德最为反对的是避孕套，因为他认为避孕套减少了人的性愉悦感。一些女权主义者继续反对像避孕套般男性拥有主导权的避孕方法。英国圣公会在1920年的兰柏会议上就“非自然避孕手段”提出谴责。来自伦敦的主教亚瑟·温宁顿 - 英格拉姆（英语：Arthur Winnington-Ingram）抱怨道城里的街道和公园里到处都是丢弃的避孕套，并指出这个问题在周未和节日之后特别严重[16]:211–2。

但即是如此，欧洲军队仍继续给他们的士兵提供避孕套，当中更包括禁止国民使用避孕套的国家[16]:213–4。在20世纪20年代，营销技术成为消费品的销量关键，对于避孕套工业而言更是如此，因此避孕套品牌陆续都改用容易记得的名称和花哨的包装[16]:197。避孕套质量测试亦变得更为普遍，当时的测试方法存有相异之处，但方法的第一步基本都是先为每个避孕套充气[16]:204、206、221–2。20年代的全球避孕套销售量上升了一倍[16]:210。

橡胶避孕套和制造业的进步

查尔斯·古德伊尔在1839年发现了制作天然橡胶的方法，原本的一般橡胶一旦遇热，便会变成凝胶状物体；遇冷则会变硬易碎，但古德伊尔的改良硫化橡胶解决了此一问题，并使其更有弹性，因此适合用于制造避孕套；橡胶避孕套的伸展性和破裂的难度都较羊肠衣避孕套高。固特异公司于1844年为古德伊尔所发现的橡胶硫化方法成功申请了专利[112]；第一个橡胶避孕套则于1855年成功制造出来[113]。

自第一个橡胶避孕套成功制造出来后，它的制作方法在往后许多年来基本不变：工人会先将橡胶切成不同尺寸，然后将其套在阴茎状的模子外，最后把橡胶浸在化学溶剂内进一步加工[16]:148。1912年，波兰发明家朱利叶斯·弗洛姆（英语：Julius Fromm）开发出一种新的避孕套制造技术——浸胶法，此一方法会把玻璃模具浸入生橡胶溶液内[113]，而非用预先生产好的橡胶包覆模具；浸胶法的缺点在于必须往树液中添加汽油或苯[16]:200。乳胶于1920年被成功制造出来。乳胶避孕套的出现使得生产避孕套所需的劳动力减少，因为其不像橡胶避孕套般需要研磨修剪。由于其制作过程不需用到汽油或笨，所以避孕套工厂的火灾风险亦得以减少。同时更惠及了避孕套的消费者：与橡胶避孕套相比，乳胶避孕套更不容易破裂而且更薄，保质期亦延长至5年（橡胶避孕套的保质期只有3个月）[16]:199–200。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所有避孕套都是人手制作的。但到了20年代，避孕套的制作工序开始顺利地逐步走向自动化。到了1930年，首个几乎全自动的生产线经已诞生，且成功申请了专利。由于只有大型生产商能负担得起该套生产线的高昂租用/购买价格，所以小型的避孕套生产商全都被迫结业[16]:201–3。因当时以动物的肠子制成的避孕套显着贵于乳胶避孕套，所以其潜在客户集中于高端市场[16]:220。

1930年至今

现代避孕套的生产及品质控制测试

英国圣公会在1930年的兰柏会议上批准已婚夫妇进行避孕。美国联邦基督教协进会（英语：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在1931年同样发表了类似的声明[16]:227。罗马天主教会为了回应他们，特定发表了一篇通谕——《圣洁婚姻（英语：Casti connubii）》，澄清教会始终如一地反对所有避孕用品的立场[16]:228–9。

针对避孕套的法律限制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变得寛松起来[16]:216,226,234[114]。在大萧条期间，施密特标榜自己以传统方法生产的避孕套比乳胶避孕套更为耐用，并能反复使用，因此变得流行起来[16]:217–9。但随后的关注重点转移至避孕套的品质问题上。193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介入在美国销售的避孕套的检测环节[16]:223–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不仅供应避孕套给男性军人，还准备了一系列推广避孕套的电影、海报和讲座[16]:236–8、259 。欧洲和亚洲的参战方亦分别在整场战争中供应避孕套予其部队，于1941年全面禁止人民使用避孕套的德国亦同样供应之[16]:252–4、257–8。

大战过后，避孕套的销售继续增长。1955年至1965年间，42％处于育龄阶段的美国女性会依赖避孕套来进行避孕。在1950至1960年期间，英国60％的已婚夫妇会使用避孕套。1960年开始后几年，避孕药正式取代避孕套，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避孕方法，但避孕套依然能排在第二。美国国际开发署自60年代起在发展中国家积极鼓励当地人民使用避孕套，以此帮助解决“世界人口危机”：到了1970年，印度1年内所使用的避孕套数量更多达数亿[16]:267–9、272–5（这一数字后来亦有所增加：2004年，印度政府购买了19亿个避孕套，并分发给当地的计划生育诊所[115]）。

在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监管避孕套质量的法规变得更为严格[16]:267、285，许多阻止避孕套普及的法律亦得以废除[16]:276–9。爱尔兰于1978年首次在法律上允许避孕套的销售[16]:329–30。然而避孕套广告仍继续受到相关法律限制。自50年代后期起，美国全国广播电视协会一直禁止国家电视台对外公开播放避孕套广告，并维持至1979年才解禁[16]:273–285。

自80年代初确认艾滋病能经过性接触传播以来[116]，医学界一直鼓励人们应使用避孕套来预防人类免疫缺乏病毒的传播。美国和欧洲亦发起了全国性的避孕套推广活动，尽管一些政治及宗教相关人士反对之[16]:299、301、306–7、312–8。那些推广活动显著增加了避孕套的使用率[16]:309–17。

由于需求增加和社会接受程度提高，避孕套开始能在更多不同类型的商店中发售，比如像沃尔玛般的超市和折扣店[16]:305。避孕套的销售额在1994年以前每年都在增加，因为到了1994年时，媒体对艾滋病的关注度开始下降[16]:303–4。人们变得不那么热衷以避孕套来预防疾病的现象一般称为“避孕套疲劳（英语：condom fatigue）”。 已有观察指出欧洲和北美都有避孕套疲劳的迹象[117][118]。为了回应此一现象，制造商将避孕套广告的风格从“恐吓式”改至“幽默式”[16]:303–4。

避孕套市场亦有新的发展，杜蕾斯的制造商在20世纪90年代引进了首个聚氨酯避孕套品牌——杜蕾斯阿凡提（avanti）[16]:32–5。

估计现今全球每年大约有60-90亿个避孕套售出[15]。截至2013年9月，加拿大境内、大部分欧盟国家、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和美国佛蒙特州的监狱都有避孕套提供（在2013年9月17日，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通过了在监狱内提供避孕套的法案，但该法案在通过时尚未正式立法）[119]。避孕套在部分非洲国家是免费派发品，作为控制性病特别是艾滋病蔓延的手段[120]。中国深圳市自2013年起装设210个免费避孕套发放机，年满15周岁的居民可插入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每月领取一盒共10个避孕套，至2017年共免费发放了191万盒[121]。

批评

尽管现有的科学共识和一般性健康专家皆认同避孕套有着许多好处，但不论是科学上还是道德上，都存有一些针对避孕套的批评。

宗教团体的批评

罗马天主教反对婚姻以外任何形式的性行为，以及任何故意且直接地减少成功受精的机会的行为或物件，比如结扎手术和避孕套[122]。

天主教教义对能否使用避孕套来预防性传播疾病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立场，此一问题在神学家和天主教的高级神职人员之间仍存有争议。少数像霍德弗里德·达尼尔（英语：Godfried Danneels）（比利时的枢机主教）般的神职人员认为天主教会应积极支持人们使用避孕套来预防像艾滋病般的性传播疾病[123]，然而天主教的主流观点一直认为推广避孕套会促使人们性滥交，继使性传播疾病更为盛行[124][125]。教宗本笃十六世亦于2009年再次重申这一观点[126]。

罗马天主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组织[127]。其有数百个旨在打击非洲艾滋病日益盛行的计划[128]，但是这些计划具有非常大的争议性，因其反对人们使用避孕套[129]。

在2011年11月的采访中，教宗本笃十六世指出，在个别情况下，如果使用避孕套的目的只是为了减少传播人类免疫缺乏病毒的机会，那么基本是可以接受的[130]。他以男妓作为“个别情况”的例子。起初这个说法使部分人感到混淆——混淆点在于这个说法是否仅限于同性恋娼妓，而不适用于异性性交。后来梵蒂冈的代表发言人费德里科·伦巴第（英语：Federico Lombardi）澄清这个说法适用于异性恋和跨性别的娼妓，且不论男女[131]。

科学界和环保份子的批评

一些科学研究者对某些被添加到避孕套的材料表示关注，比如滑石和亚硝胺。避孕套在卷起及包装前会被撒上一些干性爽身粉，以防止其在卷起时跟自身粘在一起，令使用者难以使用。虽然过往大多数生产商都使用滑石粉，但现今大部分都改用了玉米淀粉[132]。目前已知滑石粉一旦进入腹腔（比如经由阴道进入），便会对人体产生毒害。研究者一般认为玉米淀粉对人体基本无害，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其安全性表示担忧[132][133]。

据指用于提高乳胶避孕套弹性的物质当中，存有可能会致癌的亚硝胺[134][135]。2001年发表的一项回顾指出，人类定期从食物和烟草中摄入的亚硝胺量高于从避孕套摄入的1,000至10,000倍，并因此得出结论，认为避孕套致癌的风险非常低[136]。但一项于2004年发表的德国研究发现，32个不同品牌的避孕套样本中有29个检测出亚硝胺，并于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从避孕套摄入的亚硝胺量可能高于从食品摄入的1.5至3倍[135][137]。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已于2010年建议制造商减少男性乳胶避孕套的亚硝胺量。一项于2014年进行的美国研究则测试了24种不同类型的乳胶避孕套，并发现当中三分之一没有检测出亚硝胺；另外三分之一虽检测出亚硝胺，但其量低于欧盟所制定的橡胶玩具标准；其余的则超过标准，但半数超过标准的避孕套的制造商表明他们会采取措施去减低亚硝胺含量[138]。

 
一个被弃于街上的避孕套

大量使用一次性避孕套亦会造成环境污染，因为绝大多数用毕的避孕套最终都会送至垃圾填埋场，甚至被随意遗弃在街上，这便引起了部分环保份子的担忧——如果没有以像焚化般的方式永久处置，那么它们便有可能流入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并对动物构成损害。与其他类型的避孕套相比，聚氨酯避孕套对环境及动物的损害更甚，因为聚氨酯是一种塑料，并不能被生物降解；乳胶避孕套也需很长时间才能完全分解。此外避孕套的塑料和铝箔包装也不能被生物降解。但不少观点认为避孕套所带来的好处已经足以弥补其在垃圾填埋场所占的少许空间[40]。像英国爱滋教育及研究慈善组织（英语：AVERT）般的权威组织及专家皆建议把用毕的避孕套弃于垃圾桶内，因为把其弃于马桶然后冲走此一行为，可能会引起管道堵塞等问题[139]。 有一些公共场所（比如公园）存有避孕套及其包装物被大量随地抛弃的现象：随地扔弃避孕套已遭认定为一项持续性的环境卫生问题[140]。

虽乳胶避孕套可被生物降解[40]，但处理不当一样会损害生态。美国海洋保育协会指出，像避孕套般的海洋废弃物会罩着珊瑚礁，并令海草等海底生物缺氧而死。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也表示许多动物可能会将垃圾误认为是食物并吞食之[141]。

文化对使用避孕套的影响

在西方大部分地区，由于60年代避孕药正式引入市场的关系，所以避孕套的使用率开始有所下降。日本政府于1999年9月才正式批准人们使用口服避孕药来避孕，但对其的限制仍多于其他工业化国家[142]。也许是因为这种限制的缘故，所以令日本的避孕套使用比例成为世界之最：在2008年，日本80％有进行避孕的伴侣依赖避孕套来避孕[143]；2015年则有46.1％15-49岁有正式对象的女性依赖避孕套来避孕[14]。

世界不同地方对性别角色、避孕以至性行为的态度差异很大，有一些社会是极其保守的，也有一些是极其自由的。一些社会对避孕套存有曲解及误解的印象，一些甚至全面污名化之，不容许人们使用避孕套——以上情况皆对避孕套的使用率有着直接影响。未开发国家居住以及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较易对疾病如何传播及避孕套本身产生误解。此外生活在一些具传统性别观念的社会的女性可能会怯于要求她的伴侣使用避孕套。

美国的拉美裔移民往往在使用避孕套时受到文化观念上的阻碍。《性健康研究期刊》（Journal of Sex Health Research）曾刊登一项有关女性HIV盛行率的研究，当中指出拉丁裔女性由于受到所属社区的传统性别角色规范影响，所以普遍缺少跟伴侣协商如何进行安全性行为所需的态度。并可能怯于要求伴侣使用避孕套。参与该研究的拉丁裔女性指出，她们所身处的文化隐约地助长大男人主义蔓延，因此一旦女性要求男性伴侣使用避孕套时，该名男性便会感到生气，甚至对要求者施予暴力[144]。一项针对美国低收入黑人女性的调查亦发现类近的现象，参与这项研究的女性指出她们在对男性伴侣提议使用避孕套时，同样害怕男性伴侣将会对自己施行暴力[145]。

一项由俄勒冈州立大学和兰德公司合作进行并刊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期刊（英语：Journal of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s）》的电话调查发现，相信艾滋病阴谋论与否这一点会影响美国黑人的避孕套使用率。艾滋病阴谋论的普遍程度跟该群体的避孕套使用率成反比。女性的避孕套使用率则不受到相关因子影响[146]。

在非洲大陆的一些地区推广避孕套时会受到由穆斯林和天主教牧师发起的反避孕套运动所阻碍[124][147]。对坦桑尼亚的马赛人推广避孕套时会受制于该社区的社会文化信念——他们视精子为一项重要的事物，其价值不限于生殖，故此对任何“浪费”精子的行为感到厌恶。他们视精子为女性的“灵丹妙药”，并对健康有着不同的好处。马赛人女性相信，她们在怀上一胎后必须进行多次性交，使孩子的发育因接触男性所射出来的“灵丹妙药”而变得更为顺利。一些马赛人相信经常使用避孕套会使人患上勃起功能障碍[148]。非洲的一些女性认为避孕套是“专为娼妓而设”，并认为品格高尚的女性则不应使用它们[147]。当地甚至有一些教士对人推广“避孕套上含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观念[149]。

没有孩子的中东夫妇会因此产生极大的生育渴求，并需承受一定的社会压力，所以他们较少使用避孕套[150]。

研究

参见：男性避孕

喷剂式避孕套由乳胶制成，研发目的在于尝试把避孕套的方便性及疾病预防性提高[151][152][153]。喷雾式避孕套在2015年时仍未上市，因为其仍有一些功能待改进[154][155]。

2005年时杜蕾斯亦开发了一种涂有有助维持勃起的化合物的避孕套，其有助使用者的阴茎维持在勃起状态，继使避孕套滑落的机会减少。截至2007年，其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16]:345。2009年，避孕套生产商安思尔推出了涂有“兴奋凝胶”（内含氨基酸1-精氨酸）的X2避孕套，该“兴奋凝胶”旨在提高勃起反应的强度[156]。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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