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民主义观点与评价

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国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提出之政治主张，因此发表以后，虽名列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内容，但亦招来不同年代与各国各方不同之见解与评价。

中华民国政府观点

为了提倡三民主义，中华民国政府早期在台湾各大专院校普设三民主义研究所，毕业生多从事高中三民主义教师或是大专院校共同科中华民国宪法教师等职，而三民主义也是大学联考必考科目之一，然而随着民主化的开展，各大学为了学术专业以及学生出路考量，三民主义研究所纷纷改名，如国立台湾大学、国立政治大学的三民主义研究所均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所，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三民主义研究所则改名为政治学研究所，私立中国文化大学则改名为中山及中国大陆研究所等，至今台湾全国各大学已无名为“三民主义研究所”者。中国国民党将三民主义视为该党指导思想，该党籍已故总统蒋中正亦曾著有“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一书，针对三民主义所阙漏之育乐问题，以其观点作一补充陈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观点

官方将三民主义写入教材，重点提到辛亥革命和蒋中正执政时期。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国民党政府完全背叛了三民主义，对少数民族施行压迫和同化政策，主张历史重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

参见：新三民主义

2003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上台后在中共中央党校提出“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反马克思主义

吴相湘认为，孙中山虽然发表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等言论，但每次讲话的场合，都是为息止联俄容共以后党内的国共之争。且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事实上存在区别，如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而民生主义不反对私有制，仅反对垄断造成的贫富悬殊。孙中山在未发表的三民主义讲稿修订本中，将“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改为“民生主义就是用来替代社会主义，又是用来包括社会主义中一切问题的”，表明孙以为民生主义比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更为进步，而不是与其相同的。

杨天石认为，孙中山批判资本主义，但不视其为必须被消灭的对象，也不视其与社会主义无法相容，反而主张调和两者，把两者相互借鉴。孙中山尽管说过俄国革命与三民主义“暗中相合”，但孙所指的是“新经济政策”，而非共产主义。孙中山曾表示：“俄国政府两年前实行的政策，其原则与方针与我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俄国政府的现行政策——新经济政策，其主要点与应在中国实行的我的《建国方略》如出一辙。”孙中山发现，资本主义有自我调节、发展的功能，有改善工人生活的能力，民生主义是有鉴于此的改良主义。

共产国际在它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中批判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学说中，人民这个概念掩盖了阶级这个概念；社会主义不是特殊的阶级代表即无产阶级所实现的特种生产方式，而是一种非特定的社会福利；同时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远景联系起来。”

社会民主主义色彩

1911年12月，中国社会党主席江亢虎表示：“先生夙昔揭橥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今民族事业，大功垂蒇矣。而民权甫奠基础，民生犹待设施。先生对此两主义之主张，于本党宗旨多不谋而同。至谓平均地权，必宜专征地税，尤与党纲欣合无间。”

1925年，孙中山逝世，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评价：“距今二十年前，能以社会民主主义之新思想改造国家社会者，舍孙氏外无第二人。其在东洋之天地间，更有几人？中国先觉者之荣冠，自不得不让诸孙氏独戴矣。”

1945年，英国保守党无法解决战后经济问题，被选民抛弃，工党上台执政。傅斯年分析指出：尽管工党主张矿产国有、交通国有、土地国营、银行国营，“毫不含糊的是一个温和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工党的社会主义，是不革命性的，因为工党是个宪政党，不是革命党。而且其本身最大力量出自工团，在各种社会主义中最富有保守性，这是使英国工党永不会与英国共产党合作的，虽然后者屡次要求入党。”由此联系到中国，便说：“国父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实在是温和的、合于中国现状的社会主义。中英国情不同，他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是工业，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虽不同，而其为温和的社会主义的方案则同。”并感叹道：“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

周阳山指出，匈牙利社会党改革的方向，乃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找寻一条“第三道路”，亦即一条中道的路线。这与孙中山当年提出民生主义，又坚持民主原则的民权主义立场，尽管内容不尽相符，但基本道路却是若合符节的。

姜新立认为，东欧和前苏联，都取消了共产主义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及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向市场经济，并允许公有制、私有制并存，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非常接近。

葛永光说，社会主义转型成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也朝中间迈进，似乎大家都在朝“中间路线”前进。三民主义原本就是尝试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走出一条“中间路线”。

朱言明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今日所谓的“第三条路”，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平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当为二十一世纪人类奋斗的目标。

黄城也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发生巧妙的“资本主义向左转”，以及“社会主义向右转”之现象。海峡两岸迄今为止，还是摇摆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两端，而忘却孙中山早已提出民生主义的道路，十分令人遗憾。

王振寰指出，所谓第三条路的讨论，不是社会主义也非市场资本主义，而是中间路线，使人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主张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应该收归国有，因为它涉及广大的民众和社会生活，而其余的则让给私人经营的想法。从这点上，三民主义正是现今“第三条路”的原始版本。

李英明认为，孙中山所设计的国家角色，是要以国家和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做有机的结合。社会主义在民生主义中是作为体现国家维系管制市场的政策、手段而存在的，社会主义与市场是可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中国版的社会民主主义”。著名民运人士杨天水总结说：“中山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避免了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的缺点；也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拒绝了社会主义思潮中的真正的空想派的马列主义的一党专政和公有制的危害无穷的思路。可以说，中山主义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学者王炯华指出：“同盟会成立前夕，孙中山已具有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民报》成立后更揭橥其民生主义大旗，就土地问题与梁启超展开论战。“中国国民党之社会民主党性质尤其体现其在台湾的实践”，“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还实行节制资本的既定方针，着力发展中小企业，注意防止贫富悬殊；注意劳动保护和医疗、救济等社会福利事业。”

福利国家思想

2003年8月，以关怀弱势族群，诉求社会公平正义而成立的“泛紫”联盟，其召集人简锡堦强调宪法“确保人民的生存权与社会权”的重要性。他说：“在目前的宪法中，继承了孙文学说中倾向社会主义的部分遗产，包括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公用事业国家专营、实施社会保险制度、推行卫生保健与公医制度、推行义务教育等等。但眼前政府的政策却是背道而驰，有违宪之嫌。”

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认为，“中国国民党最有价值的‘党产’，乃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部分，尤为孙氏超越时代的卓见；社会福利国家尚未出现之时，孙氏已提出了以国家公权力，推行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