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式镇墓兽
汉式镇墓兽系称源于中原，与汉朝文化一脉相承所发展出的镇墓兽。以中国犀牛为原型，是犀牛不断模糊、神话化而来的产物。汉式镇墓兽为两个镇墓兽发展高峰的过渡期，上继楚式镇墓兽，下启隋唐复合式镇墓兽[1][2]。
地理分布
主要发现于今渝东地区，从涪陵以东至巫山的长江沿线及其周边地区，湖北亦有出现，像是巴东东瀼口、襄樊市市区、湖北当阳等地，均有少量出土。[3]魏晋时期镇墓兽的出土以洛阳最集中，山东省的诸城、山西省的边城以及甘肃省的酒泉、嘉峪关等地亦有少量发现。[2]
造型特征
秦汉时期
西汉早期的镇墓兽多为前肢趴伏，后肢欲蹬的翼兽造型。西汉晚期出现了四肢直立、头长一尖角的镇墓兽，姿态与先前的翼兽大不相同。
东汉早期中原陶制的镇墓兽造型较统一，有尖长独角和尾巴，浑圆矮胖，四蹄踏地，动作结实稳重，似马的身躯。东汉中晚期的镇墓兽造型比例更加低矮，不再强调独角的长度尖利，甚至弯曲了起来。
魏晋时期
三国东吴的镇墓兽虽然样本少，但具有过渡色彩。仍维持着东汉晚期镇墓兽的造型，但也出现新的形式：在脊背和躯干两侧分别平均出现三颗泡饰，这种装饰方法和未来的西晋镇墓兽埋下了伏笔。同时也首次出现仰面的镇墓兽。
西晋的镇墓兽以站立者为多，造型也变得更加灵动。多用泥质灰陶模制而成，细部再用雕刻或泥塑添加修饰，较三国时期的作品精致。西晋中晚期镇墓兽身体比例变为修长，镇墓兽的视线再度向下，背脊顺着线条饰有三到五颗的泡饰，形象似犀牛，故出土时常被称为“陶犀牛”，亦被附会为“穷奇”。
西魏到北周时期俯卧式镇墓兽经常可见全身扑满鳞片的造型。南朝镇墓兽又回到了三国以前的迟钝姿态，多为四肢着地，身体浑圆厚重。北魏及十六国的镇墓兽甚少，多为前肢打直的蹲踞姿。
制作
西汉至魏晋南北朝镇墓兽制作方法，都是在模制陶胚加上捏造或雕刻的细节，并在素坯涂上一层白衣后，加上彩绘为主，只有在细部做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趋精细。西晋时出现少数釉陶和瓷陶镇墓兽，但仅有单色，直至盛唐时期三彩技术纯熟，釉陶镇墓兽的纹绘才得以模仿，三彩与彩陶两者并行，纹饰也因三彩釉材料的特性，发展出唐代自成一格的镇墓兽风格。
大小
除了西晋时期镇墓兽尺寸与墓室规模的大小变化有关外，东汉、十六国以及北朝各代的镇墓兽尺寸，与其所在的墓室的大小并无特别的关联。各朝间镇墓兽的大小差异也不大。但可观察出镇墓兽长高比，由东汉至南朝、十六国普遍出现的2:1至3:2，甚至5:1这样差距极大的长高比，演变北朝通行的1:1，反映了镇墓兽由四肢着地的俯冲姿的马匹、长兽型，改为前肢直立的蹲踞姿的狗型兽造型变化。[4]
功能
汉式镇墓兽应予“山神”、“土伯”的功能相近，为地下幽都的守护者。镇墓兽多放置于墓室前半部的一侧，位于墓门通道的交接处，显示其防恶镇邪的镇墓功能。东汉至北朝的镇墓兽，其功用可能较趋“引魂升天”的守护神。[3]
摆放位置
汉代镇墓兽多放置于墓室前半部的一侧，位于墓门通道的交接处
魏晋南北朝时期，镇墓兽出土的位置并未统一。大致是有下列几种较常见的情形：只出土镇墓兽的墓，不论早晚，皆居中放置，一般置于墓室前端中央，近俑道或通道内。镇墓兽俑同出的墓，一般在墓室前部近勇道或俑道内左右置镇墓兽俑，俑左而兽右。西晋中期兽俑前后，西晋晚期为兽俑并列。[2][3]
外来元素与文化意涵
楚式镇墓兽与先秦的中原翼兽分属不同信仰体系。前者为长江以南的楚巫信仰，后者为中原北方的升仙信仰。两者在其造型在西汉的中原进行统合，成为影响东汉与东吴镇墓兽的元素之一。楚式镇墓兽则在四川地区独自发展，于东汉末随着楚巫信仰逐渐消失，但其造型却影响了东吴的镇墓兽，是北朝镇墓兽人面造型传统的雏型来源之一。江苏省出土之汉代画像石中的镇墓兽，取代了升仙图中牛、马车的位置，足以证明西晋时期镇墓兽“引魂升天”的功能应大于“镇墓威吓”的意涵。
东汉到西晋，反映了政治和民族迁徙的混乱，镇墓兽揉杂各地风格，极难清楚分析哪种风格孰先孰后，亦或哪种风格影响较大些。但可确知，此时期至少有新疆、中原、四川三股文化的造型风格存在。例如东汉末与西晋时期的中原马型镇墓兽的造型发源于新疆；东汉至西晋的马型特征和翘尾是受塞外影响而非本土造型。
虽然镇墓兽造型是多种文化交流的结果，但至北魏以前，以文化族群的分布范围来看，使用镇墓兽式汉地的习俗。而北魏使用镇墓兽的原因应为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吸收汉人葬俗礼制的结果，即为北魏胡人贵族在进行汉化过程中的一环。因此此时期的镇墓兽加入了胡人、粟特人造型元素。宗教方面，北朝佛教盛行，而佛教、祆教对镇墓兽的影响，可能主要是在使用型式与造型方面。例如佛教中佛说法，双师立于佛座下的图像在北魏流传普遍，而石窟中这些蹲踞于佛座辆旁的小狮，身形姿势与镇墓兽相似。因此此时期镇墓兽“引导死者升天”的功用外，应多少带有护法般“护镇”的作用。随着佛教在中原昌盛，加强镇墓兽造型与佛教元素的关系，盛唐时镇墓兽的拟人造型被扩大，甚至出现类似由武士俑演变而成的天王塑像，显示佛教元素在唐朝时逐渐压过北朝的游牧文化，北朝信仰在唐代被佛教文化影响，并重新诠释的现象。[4]
与楚式镇墓兽的关系
与楚式镇墓兽复杂的型态与演变相较，汉式镇墓兽的造型相对固定统一。且两者在形态上仅有皆有“口吐长舌”的相似处，很难看出两者间有什么直接的传承关系。
但是，随葬镇墓兽的葬俗与口吐长舌的意象，仅出现在渝东地区，可以说是东汉中晚期极具地域特色的现象。而秦汉以来，汉式镇墓兽出土最多的渝东地区虽不断有汉族移民移入，仍有大量的楚人后裔聚居，显示楚文化在此地的影响力。
因此，楚文化“信巫鬼而好祠”、“吐舌神”的崇拜，对于渝东地区丧葬习俗与镇墓兽的意象之影响是不能被忽略的。可以说，在本质上吸收了楚地部分的鬼神传说与信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