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论战

现代诗论战,又称为关唐事件,是台湾在1972年至1974年间,针对现代诗创作风格的争论事件。源于关杰明唐文标等人撰文批评当时台湾诗坛过度模仿西方现代诗,具有逃避现实之倾向。[来源请求]由于其批评全面且措词严厉,引发包括颜元叔余光中叶珊(杨牧)、张错等人在内的反击,扩及整体诗坛。关、唐之文当时虽受到较大的批评,但其论点在论战结束后,仍引发台湾现代诗创作风格的转变。[来源请求]

背景

现代派的兴起与争论

1950年代后期,由于对八股的反共文学感到不满,于是诗歌界开始倾向在政治之外,探索另一条艺术至上的道路。[来源请求]1956年纪弦领导的现代诗社成立,揭诸“六大信条”,强调“横的移植”。[1]现代派的出现适足以使诗歌创作在单调的“反共、战斗”外有更多元的选择,也能以象征方式表达对现实社会之不满;因此不仅其主张风行一时,连同与其迭有争论、鼎足而三的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其实基本上也属于台湾“现代派”的范畴[2]

现代派的主张过于强调“横的移植”而缺乏“纵的继承”,引起争议;同时其刺激了结党营诗的风气,派系间壁垒分明,更增对立冲突的情绪,使得当时各种冲突、论战蔚为风行。[1]首先是在《文学杂志》展开新诗与旧诗关系的论战;其次是纪弦与覃子豪针对新诗发展方向的争论;接着是针对苏雪林言曦等保守文人对现代诗攻讦引发的抗辩。[3]1971年开始,诗坛开始对于现代派西化的诗风感到不满,包括龙族大地主流等以大专青年为主新兴诗社创立,纷纷提出反省,足以显示当时风气的转变。

外交、社会情势变迁

对于现代派的反省,除了来自文学内部的发展外,亦有一些外缘的因素。1970年发生钓鱼台事件、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2年美国日本相继与中华民国断交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连串的外交危机,使知识分子从文化上寻求自强的根本;社会上则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开始有政治改革、文化振兴的要求,挑战党国文化霸权。于是,乡土文化的要求日兴,在内容上模拟西方、逃避现实的现代主义文学自然受到挑战。[4]

起因

现代派过度西化的情形,早在1966年到1970年间,许南村(陈映真)、尉天聪等人就已经进行过批判。不过由于1970年代初期,诗坛在内部、外部的诸多因素下,新世代诗人开始推动内部的反省。这样的气氛,使得关杰明、唐文标等来自外部的批评,引起一阵风潮。另一方面,由于关杰明的批评文曾在关注度较高的《中国时报》上发表,文章也较引起重视。[5]

关杰明的批评

关杰明是英国剑桥大学文学博士,当时为新加坡大学英文系教授[6],当时因为对台湾的新诗表现不满,1972年的2月与9月,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分别发表〈中国现代诗的困境〉、与〈中国现代诗的幻境〉二文;直指当时台湾新诗过度模仿西方,是一种“殖民文学”。[7]他就其读过的三本诗集提出讨论:叶维廉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1955~1965)》,张默痖弦、洛夫编的《中国现代诗论选》,洛夫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1950~1970)》诗一、二辑,认为其虽以“中国”为名,实则很少中国性,只见国际性、世界性。更严厉批判了包括洛夫、叶维廉、叶珊、白荻商禽郑愁予等现代派诗人。[8][9]

关杰明的评论,主要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思维,其目标是以“回归传统”。一部分的原因,可能与他具备华侨身份,在文化错乱的背景中成长,因此渴望在阅读中获得文化上的归属感有关。是故其建立台湾现代诗的典范时,将周梦蝶、余光中等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诗作,予以赞扬。[9]

唐文标的批评

台大客座的数学系教授唐文标,1960年代曾写过诗[10],在1970年时则针对台湾现代诗的问题,撰写了〈诗的没落〉和〈僵毙的现代诗〉二篇文章,只是未曾发表。[9]关杰明的批评出现后,唐便以“史君美”为笔名,发表〈先检讨我们自己吧〉以声援关氏的说法,不过未引起争端。1973年7月《龙族》的评论专号上,他发表了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论传统诗与现代诗〉,孰料8月的《中外文学》2卷3期、《文季》第一期与第二期,分别刊出〈僵〉、〈诗〉两篇旧文,加上9月《中外文学》2卷4期再次刊出新作〈日之夕矣〉,短时间内的大量曝光,加上四文炮火过于猛烈,不仅将整个诗坛皆予以批评,甚至连学术界盛赞的批评家夏济安亦遭受池鱼,终于引起遍地烽火。连倾向关杰明的颜元叔皆为文批判,并于《中外文学》第2卷第5期上以“唐文标事件”称之。[9][11]

唐文标的批评着眼点与关杰明并不相同,他对当时台湾现代诗弊病的剖析,主要可归纳为“逃避现实”与“僵毙颓废”两点[12],这是基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文学为社会服务而作出的论断。为了在左翼思想几乎没有生存空间的台湾,为其主张找到根基,唐文标甚至过重新建构中国文学史,标举《诗经》、《楚辞》等具写实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做为其典律;并且无视五四运动中的自由主义份子来台后,多倡导现代主义的事实,强调其平民的、左翼的倾向。[9]在这样的观点下,对关杰明所推崇的周梦蝶、余光中等人,唐氏亦讥之为“传统诗的固体化”、“传统诗的液体化”,与“传统诗的气体化”的叶珊,通通列为错误。被颜元叔称之为“大扫除的做法”。[13]

发展

战火初燃

在关杰明的第一篇文章发表时,由于措辞并不严厉,起初诗坛反应冷淡。仅有周宁以〈一些观念的澄清〉表示支持、洛夫去函讨论“现代诗与传统的问题”。不过,在关更加重火力点名众多诗人的创作并予以抨击后,终于引来创世纪诗社的反弹。负责人原本企图出版〈中国现代诗总检讨〉专辑,大力反驳,但最后取消了专辑,只在“创世纪书简”中刊出反弹意见[9],指责关“言论偏激武断”、“企图一笔抺杀全部历史”[14]编辑并在启事之中,一方面针对关氏原文系以英文创作,质疑其对于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学的了解[10];另一方面认为关文论点是旧调重弹、了无新意,不值浪费时间一驳[9]。《幼狮文艺》也征求对关文反对的意见,并且登出端木鼎的文章,亦针对关氏使用英文一事做出侧面的攻击。

在第一波的反弹意见中,由于对关文提出的问题缺乏正面的回应,多以质疑关文的语言能力为主,被后起批评者如陈芳明讥为“鸵鸟式的逃避”[10]。另一方面,后来的研究亦指出,关杰明的文章在从英文转译至中文时,出现了许多讹误与修改。《创世纪》诸人针对语言方面所做的攻击,似乎忽略了翻译造成的问题。[15]

在此同时,也有支持的声音。除了后来引发喧然大波的唐文标之外,李国伟〈文学的新生代〉与〈略论社会文学〉二文(发表于《中外文学》)、颜元叔〈期待一种文学〉(《中文外学》2卷1期),都表达了支持立场。不过李国伟、唐文标着重在诗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较具有左翼倾向,与关文的论点其实略有差异。[9]

龙族震撼

1973年7月7日,龙族诗社出版《龙族评论专号》,在这部以评论为主轴,厚达354页的专号中,主编高上秦将其分为主要内容分为“评论”、“访问”、“书简”三个单元[16],表示该专号会透过不同的角度,剖析二十年来中国现代诗坛的得失[14]。高上秦本名高信疆,是龙族诗社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17],关杰明文章得以在中时刊出,与其对现代诗的视野有关。在《龙族评论专号》中,高氏更指出五、六○年代诗风远离社会、传统、民众的毛病[14]

不过,在标举弊端的同时,他却无法为“好”诗建立定义,因此该专号将当时各种针对现代诗的批评意见都收录了进去。除了前述提及的关杰明、唐文标、李国伟之外,还有刘绍铭、史紫忱、郑世璠、余光中等人,批判的立场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着眼的有,左、右派并陈。由于当时站在现代诗弊病对立面的意见,有如此多种可能性,以致专刊的内容驳杂,最后没有做出结论[9][18],只能大约归纳出“现实”与“传统”两个重点。

这次大规模的批判,虽然多数尚数温和,但是也有唐文标措词激烈的文章。这些意见不仅只牵动了龙族诗社成员对“诗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16],更激起了诗坛的不满,终于引发了全面性的战火。[14]

唐文标风暴

唐文标的文章由于炮火猛烈,甚至直接宣布了现代诗的“死亡”,导出诗不需要存在的结论。其极端化的言论、偏激的视野与霸道的态度,引来了强烈的反弹。在诸多反弹声浪中,研究者多半以颜元叔与余光中的说法做为代表。[16][19]

创办《中外文学》、有系统地引介西方“新批评”理论进入台湾文坛的颜元叔,其实是现代主义阵营内的反对派。[20]他的社会写实主义观点与关、唐之说法皆有共通之处,但对于唐文标的霸道与救世主姿态极为不满。[21]所以尽管他曾在关杰明后发表〈期待一种文学〉,表示“作家必须对当前的社会,当前的人生,抱怀着深入的体验与反省,然后以文学的手法,将体验与反省戏剧化(广义的)而成文学作品[22]。”现在却直指唐文标的文学见解偏狭,“以为只有社会,没有家庭;只有群众,没有个人;只有上意识,没有下意识;只有述众人之事,没有抒个人之情;只有‘怒发冲冠’,没有‘泪湿青衫’[23]。”这篇文章中最先提出了“唐文标事件”这个名词[10],而行文中带有对左翼思想的反感。[9]

相较于颜元叔,余光中更进一步把唐文标的言论与中共文革相提并论,指文革是“革古典文化的命”,而唐文则“一笔勾销古典文学与现代”[24]。经历国民党大陆政权丧失的经验,使余光中对左翼思想深深反感,直接给唐文标扣上了红帽子[25]。这个态度到乡土文学论战时,又在《狼来了》一文中出现[15]。类似的攻讦方式也出现在周鼎〈为人的精神价值立证〉一文中,称唐“居心叵测”,和中共互相唱和。[26]

除了少数人士如李佩玲、彭瑞金试着反驳余光中外,大多数后来的批评者都不脱颜、余的范围,追打唐文标数学教授身份、社会主义思想与霸道的态度,这些文章散布于《主流》10期“评论专辑”、《中外文学》3卷1期“诗专号”及《创世纪》37期“诗论专号”中[9]。但除了指出唐文有以偏概全、矫枉过正之失外,未能完全否认其批评之处。[27]到了叶珊〈致余光中书〉发表,将关、唐之说并称,以有失风度的“暴民”名之后,反而激起反弹的声浪,结束了对唐文标一面倒的批判。[9]

尾声与反思

叶珊因为关杰明文章肯定周梦蝶、余光中,却对他的诗作加以攻击,因而心生不满[28],于是成为将关、唐合称的第一人,对两人之论一概鄙夷讽刺。这种不辨关、唐差异,又有失风度的言论,首先引来刘绍铭在中时副刊上为关杰明辩驳。接着在《中外文学》3卷3期上,唐文标本人以〈实事求是不作调人〉回应各方指责,蒋勋叶昆山也投书表达对叶珊言论的反弹。[9]

1974年7月,《创世纪》推出诗论专号,成为对关、唐以及学院派的颜元叔最后一波大规模的反击。专号中刊载洛夫的〈请为中国诗坛保留一分纯净〉,暗讽关、唐为“趣味偏狭,别具意图,既无学养与诚意,又无学识与观念”之徒,批其行为是“挟其凌厉之笔,狂扫异己,或托足权门(诗坛权贵),哗众取宠,以图一夜成名”强调现代诗被攻击的虚无、晦涩等毛病,不可以西化概括,而是“时代使然、当代文风使然,而且中国古已有之。”[29]文中不但否认创世纪诗人的超现实主义路线,又对批评者扣上“不懂诗的”、“学院派的”或是“普罗思想”。[15][30]

不过,在同时《中外文学》的专号上,连极力反对唐文标的余光中,都在〈诗运小卜〉中认为,六○年代的现代主义实为自绝于古典,又无力了解西方。对于龙族诗社在批评的突破和思想的独立上表示肯定。在对现代诗发展的方向上,呈现出与洛夫不同的思考[30]

影响

诗风的转变

在现代诗论战爆发以前,虽然诗坛就已出现大小论战,然而五、六○年代的论战,多围绕在“诗的可读性”上,而现代诗人多站在“不可读、不可解”的立场;但现代诗论战的议题,转到“为什么写诗”与“为什么人写诗”这样的问题上[31]。经过这次的讨论之后,“自我主体性”与“社会写实性”成为台湾现代诗中具有颇重的分量[27]。明朗稳健的写实诗风、“回归民族,反映时代”的路线成为主流,包括笠诗社葡萄园诗社等皆受到其影响。余光中也认为,台湾现代诗人开始反省并走出现代主义的束缚,是受到唐文标文章的冲击所致。[32]

乡土文学论战的先声

现代诗论战中,对于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中国符号认同,实际上并没有正面的挑战。关、唐的言论没有批评中国符码,甚至还要求中国的阅读美感。不过一方面,唐文标高举的左翼写实主义思想,让台湾日治时代作家与新生代乡土小说家得到挖掘,造就“台湾本土意识”兴起[9];另一方面,“民族性”、“本土性”、“世俗性”等等现实主义的路线,也为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提供了论述的基础。是以这场诗坛内的风暴,亦被视为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先声[30]

其他

余光中将唐文标与文革相提并论,指称其思想左倾亲共,威胁《现代文学》之白先勇姚一苇两教授不准《现代文学》再刊登任何唐文标的文章。在白色恐怖气氛下,唐文标在此事件之后遭到封杀,无法自由发表意见[33]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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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林淇瀁(向阳),〈没有乡土,哪有文学?──七○年代的现代诗论战与乡土文学论战〉。收录于须文蔚编,《文学台湾》,台南:台湾文学馆。2008年9月 ISBN 9789860151008 页16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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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文学台湾》,页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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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台湾当代新诗史》,页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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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周鼎,〈为人的精神价值立证〉,台北:《创世纪》35期。1973年11月。
  27. ^ 27.0 27.1 《二十世纪台湾新诗史》,页147
  28. ^ 《台湾当代新诗史》,页71
  29. ^ 洛夫,〈请为中国诗坛保留一分纯净〉,《创世纪》37期诗论专号,1974年4月。页4。原文只记为“社论”,据洛夫〈诗坛春秋三十年〉称为其所笔。
  30. ^ 30.0 30.1 30.2 《文学台湾》,页174。
  31. ^ 李佩玲,〈余光中到底说了什么〉,台北:《中外文学》2卷8期。1974年1月。页131
  32. ^ 《台湾当代新诗史》,页75
  33. ^ 施善继:〈乡土文学论战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