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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思华

英國陸軍中將

白思华中将，CB，DSO*，OBE，MC，OStJ，DL[?]（英语：Lieutenant-General Arthur Ernest Percival，1887年12月26日—1966年1月31日），英国陆军将领，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担任马来亚陆军总司令，1942年2月15日因战败而率80,000大军向日本投降，标志着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整个马来亚半岛全境沦陷。

白思华中将
Lieutenant-General Arthur Percival
摄于1941年12月
出生(1887-12-26)1887年12月26日
 英国赫特福德郡阿斯潘登（英语：Aspenden）
逝世1966年1月31日(1966岁—01—31)（78岁）
 英国伦敦西敏
效命 英国
军种 英国陆军
服役年份1914年－1946年
军衔中将
统率第44（本土郡）步兵师
马来亚司令部
参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俄国内战

英爱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

获得勋章巴斯同胞勋章
杰出服务勋章连横条
英帝国官佐勋章
军功十字勋章
法国英勇十字勋章

白思华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军，于法国参战，期间因军功屡获授勋。战后，他先后于俄罗斯、爱尔兰、尼日利亚和马耳他等地服役，凭借突出表现获多番补送到军事学院深造，并且屡获擢升，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正式晋升为准将。1936年至1938年，白思华担任马来亚司令部参谋长，面对日本日渐增加的威胁，他任内展开技术评估，认为日军最有机会从北面的泰国向南入侵马来亚，指出有增兵布防的必要。不过，当他在1941年以中将身份重临马来亚出任陆军总司令的时候，整个马来亚无论兵力还是物资都相当不足，而且大部分的驻军更是欠缺经验和所需的训练。

1941年12月8日，日军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马来亚展开侵略，马来亚战役一触即发。虽然白思华正确估算出日军由泰国南下的登陆计划，但却因为指挥失误而错失及早拦截日军的时机。相反，入侵马来亚的日本陆军第25军装备充足，而且训练有素，并在山下奉文中将指挥下长驱直进，分散马来亚各地的英军只好边战边退。1942年1月31日，马来亚半岛沦陷，只余下新加坡仍然由英军控制。2月8日，日军进攻新加坡，并且成功登陆，拉开了新加坡战役的战幔。战事持续约一周后，英军处于劣势，岛上除了大约一半地方落入日军手上以外，英军还要面临食水不足等困境。虽然白思华曾多番否决投降的建议，但最终在2月15日改变决定同意投降。白思华在沦陷后先后以战俘身份被囚于新加坡、台湾和沈阳，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始获释放，并且于同年9月先后到日本和菲律宾出席两地的日本投降仪式。

白思华投降一事遭评为“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和最大规模的投降”，并大大削弱了英国战后在马来亚地区的管治威信。[1][2]不少评论指责他连番战略误判，又欠缺个人魅力和领袖素质，需要为英军战败负上责任。但也有评论指出白思华的其他同僚，以至是英国政府本身也要负上责任，对白思华在战事中面对的处境和遭遇予以同情。[3]1946年从军中退休后，白思华在1948年发表《白思华报告书》，内容有指新加坡华人没有团结抗日，在新加坡引起颇大非议；翌年，他又出版名为《马来亚战争》的回忆录，但无助于洗脱他在新加坡投降一事所留下的负面形象。白思华晚年曾任远东战俘协会终身主席，积极协助战俘向日本索偿，1966年于英国逝世。新加坡福康宁山（英语：Fort Canning Hill）有小径白思华路，以为纪念。

生平

早年生涯

白思华1887年12月26日生于英国英格兰赫特福德郡班廷福德（Buntingford）附近的阿斯潘登（Aspenden）。[4]他的父亲艾尔弗雷德·雷金纳·珀西瓦尔（Alfred Reginald Percival）来自北安普顿郡一个有名的家族，并在阿斯潘登任职哈梅尔庄园（Hamel's Park）业权范围的土地代理人；他的母亲伊迪丝·米勒（Edith Miller）则来自兰开郡一个棉业家庭。[4]白思华有一名胞兄，名叫法兰克·内维尔·珀西瓦尔（Frank Neville Percival，1887年－1950年），他比白思华早10个月出生，所以两兄弟的出生年份都同样正值维多利亚女王登基金禧纪念，两人也因此有“禧年双星”（"Jubilee twins"）的昵称。[5]

白思华幼年在邻近位于班吉奥（Bengeo）的地方学校接受教育，1901年升读拉格比公学。他的兄长也是该校寄宿生，而且学业成绩较为杰出；相反，白思华的学业表现普通，虽然他在校内修读希腊文和拉丁文，但其中一位任教他的老师形容他“不是一名很好的古典学生”。[6]他在体育运动方面的表现也不突出，但就参与木球、网球和越野赛跑，[7]而且还在校内的志愿来福枪兵团担任掌旗军士。[4]白思华也是扬斯贝里来福枪会（Youngsbury Rifle Club）会员，不过，他在1906年取得高校证书肄业后，却选择在翌年加入伦敦经营铁矿石业务的内勒及班逊有限公司（Naylor, Benzon & Company Limited）任职文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为止。[4]

一次大战

1914年7月28日一次大战爆发当天，时年26岁的白思华随即以最初级的二等兵身份加入律师学院军官训练团（Officer Training Corps），通过五星期的基本训练后旋即获擢升为临时少尉，[8]与他同期接受训练的同袍当中，有近三分之一后来都在战时阵亡。[4]白思华于1914年11月已获擢升为上尉，旋于翌年2月跟随贝德福德郡团旗下新成立的第7（服务）营前赴法国，加入第18（东）师第54旅服役。[4]在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首天，白思华在战事中未有受伤；但其后在同年9月，他带领一连士兵穿过已夷为废墟的蒂耶普瓦勒村庄，进攻其后方的施瓦本碉堡（Schwaben Redoubt），期间他被榴霰弹弹片炸伤，身上四处地方严重受伤，他事后因功获颁授军功十字勋章。[9]

1916年10月，被送返英国在医院疗养当中的白思华受任为埃塞克斯团的常额上尉，[10]其后又获原先任职的贝德福德郡团委任为临时少校。[11]1917年，他进一步获擢升为临时中校，同时担任营长一职。[12][13][14][15][16]1918年初，德国展开春季攻势，期间白思华负责展开反攻，拯救了一小队法国炮兵，因此获得法方颁授英勇十字勋章。[17]1918年5月，他一度暂任第54旅旅长，未几获正式擢升为名誉少校和获英廷颁授杰出服务奖章，当局授勋时更特别对其“指挥能力和战术知识”予以肯定。[18][19]凭借其战时表现，白思华在一战完结的时候已被视为一位“十分有效率”的军人，且获举荐入读坎伯利参谋学院。[20]

两战之间

一次大战在1918年结束后，协约国转而介入俄国内战，展开北俄战役，白思华遂于翌年以志愿性质参与英军在北俄的军事行动，并获调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司令部任职，因此未能按原订计划入读参谋学院。[4]在北俄期间，他曾任皇家燧发枪团第45营副营长，期间沿着北德维纳河展开戈罗多克（Gorodok）行动，一举俘获苏联红军400人，事后更因军功获英廷颁授一枚杰出服务奖章横条。[4]授勋赞词对他的行动有以下评价：

1920年，白思华调往爱尔兰，着手在英爱战争当中对付爱尔兰共和军（简称IRA）。最初任职连长的他未几调往南部科克郡金赛尔，出任埃塞克斯团第1营情报官。[4]白思华精于收集情报，而且又成立了一支配备单车的“流动纵队”，其反游击方面的能力和效率备受肯定。可是，不少来自IRA和其他方面的敌人，例如西科克飞行纵队首脑汤姆·巴里（Tom Barry）等人，就曾经指责他的手段残忍，惟有关的单方面指控受到一些历史学家和白思华同僚的质疑。[22]

 
白思华1923年至1924年获补送到萨里郡的坎伯利参谋学院深造，后来于1931年至1932年返回学院执教

1920年7月，皇家爱尔兰警队有警长在班顿（Bandon）一所教堂外遇害身亡，事后白思华成功捉拿涉事的IRA西科克旅旅长汤姆·黑尔斯（Tom Hales）和该旅军需官派翠克·哈特（Patrick Harte），并因功于1921年获得英廷颁授OBE勋衔。[23]不过，两人后来报称拘留期间遭到毒打和酷刑迫供，其中黑尔斯声称自己的脚趾趾甲被人用一双钳子拔走；哈特更因为脑部受创，1925年死于一家精神科医院。虽然如此，这些指控同样未能得到证实，也为白思华及其同僚所否认；再者，黑尔斯除了缺失的牙齿，身上未有其他明显伤痕；而根据官方纪录，哈特的头部创伤是被捕混乱期间被来福枪枪支打中造成的。[24]

对白思华甚为痛恨的IRA除了把白思华的部队称作“埃塞克斯营酷刑队”（"Essex Battalion Torture Squad"），又密谋要置他于死地。第一次暗杀计划由IRA的巴里在班顿主持，但最后因为白思华临时改变晚饭行程而未能成事；第二次由IRA派出的暗杀队更于1921年3月远赴伦敦，但计划被伦敦警察厅及时识破，暗杀队结果败走于利物浦街车站。当时身在伦敦的白思华正以专家证人身份出席一个有关于英爱战争的研讯，在伦敦期间还获大卫·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等人接见。[25]在爱尔兰任职数年的白思华，后来曾经主持一系列的讲座分享他在当地的经验，当中他特别强调突击和进击行动、情报搜集、维持保安、以及各保安部队之间充分合作等各方面的重要性。[26]

1923年至1924年，白思华获补送到坎伯利参谋学院深造，[27]时任院长是艾蒙德·艾恩赛德爵士（Sir Edmund Ironside），而其中一位任教白思华的教官是J·F·C·富勒；25年后白思华写成《马来亚战争》（The War in Malaya）一书时，富勒是少有其中一位书评人对该书内容给予具同情心的评价。[4]在校深造期间，白思华的表现令一众教官留下深刻印象，这使他得以和另外七名学员一同获挑选考虑予以加速晋升；而白思华在木球活动中的出色表现也获得同学称羡。[4]1924年学成离校后，白思华最初获任命到柴郡团出任少校，1925年调往西非加入皇家西非前线部队旗下的尼日利亚团出任参事官，[28][29]一任四年，1929年获荣誉晋升为中校。[30]

1930年，白思华又获送到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一年，及后于1931年至1932年以二级一般参事官身份返回参谋学院出任教官。[4]时任院长约翰·迪尔爵士（Sir John Dill）在往后超过10年与白思华建立起师徒关系，对白思华这位门生也有所提携。[4]迪尔视白思华为一位很有潜质的军官，他曾写过白思华“拥有出色的才干，深入的军事知识，良好的判断力，而且是一位处事快而准的工作者”；但迪尔同时补充“他的外表总体上不会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很难在初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能够欣赏他的优秀价值”。[31]在迪尔的帮助下，白思华由1932年到1936年获任命指挥柴郡团第2营，[32]最初曾驻守于马耳他；任内于1935年再一次获得补送，到帝国国防学院深造。[4]

 
英国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图）视白思华为他的得意门生

1936年3月，白思华获正式擢升为上校，[33]同时外调到马来亚以一级参事官身份担任时任马来亚陆军总司令威廉·卓比少将（Major-General William Dobbie）的参谋长，至1938年为止。[34]任内，卓比曾研究是否需要增加驻军到马来亚大陆，以防止日本建立前哨基地进击新加坡，白思华遂被指派展开技术评估，推测日本最有可能的进攻方法。[35]白思华认为，新加坡已不再是一座自成一角的要塞，[36]日本如要入侵，很有机会在泰国和马来亚东面海岸登陆，“从后门潜入马来亚”，[37]并透过夺取飞机场以取得制空权。[38]他推测日方接着会进一步在柔佛登陆，截断南北联系，并在北婆罗乃建立另一个主要基地，以便从当地发动最后一轮针对新加坡东部樟宜地区的海空攻势，从而迫使英军投降。[38]白思华结论英军有必要强化马来亚地区海陆空三军驻军实力，有关评估结果其后于1937年送呈陆军部考虑，但却遭到冷待。[4][39]日本后来于1941年入侵马来亚和新加坡后，白思华认为情况正好与他当年的评估相近。[40]1938年3月，白思华以临时性质获擢升为准将，从马来亚调返英国本土，于奥尔德肖特司令部辖下参谋部任职。[41]

二次大战

马来亚陆军总司令

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东南亚战区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白思华获正式擢升为准将，并跟随担任司令的迪尔加入英国远征部队旗下第1军参谋部任职，其后进一步获擢升为署任少将。[42]1940年2月，他一度调任第43（威塞克斯）师师长，同年调返陆军部出任帝国助理总参谋长，但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主动请调到前线指挥。[43][44]此后，他奉调担任第44（本土郡）步兵师师长，任内花九个月时间强化英格兰其中62英里（100公里）的海岸线，以免受敌方侵袭。[45]他复于1941年英王寿辰授勋名单当中获英廷颁授CB勋衔，对其军事工作予以肯定。[46]

 
白思华1941年5月抵达新加坡履新，于机场下机时摄

1941年4月，白思华晋升为署理中将，[47]并在迪尔穿针引线下再一次受命返回马来亚，接替莱昂内尔·庞德爵士（Sir Lionel Bond）出任马来亚陆军总司令。[4]白思华自1922年以来未曾有过实战经验，1932年至1941年间有九年时间从事参谋工作，担任军队司令的时间少于一年，他也未曾担任过军级部队或以上级别的司令，所以是项任命属于破格提拔。[4]受任后，他从英国乘搭桑德兰水上飞机，途经直布罗陀、马耳他、亚历山大港（期间因英伊战争拖延行程）、巴士拉、卡拉奇和仰光，再转乘皇家空军飞机于1941年5月抵达新加坡履新，全程用了两个星期。[40]白思华对于任命情绪复杂，尝言“我明白马来亚之行要面临双重危险，一则如果东方没有战事，我将要待在那里好几年指挥一支无需作战的军队；二则如果战事发生，鉴于当地的军队和帝国其他偏远地区的驻军在战事初期一样薄弱，事件将会变得相当棘手。”[45]

针对日本的潜在威胁，英国在两战之间对于马来亚的布防计划一直都侧重于派遣一支皇家海军舰队驻守在新建成的新加坡海军军港；至于陆军的主要角色是负责驻防新加坡本身和柔佛南部。[48]当时距离马来亚最接近的日本军事基地远在1,700英里（2,700公里）之遥，这个布防计划最初看似可靠；[49]但二战在1939年于欧洲首先爆发后，英国忙于应付欧战；[49]再加上日本进占法属印度支那一带，日军势力步步进迫；[49]而《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1940年9月缔结后，更加添了日本对盟国宣战的可能，这些因素均使英军原先以海防为本的防卫难度大增。[50]有见及此，英方在二战爆发后开始在马来亚北部及其东边沿海一带增建机场，透过加派皇家空军防卫马来亚，希望可以拖延时间等候援军从英国增援。[51]然而，鉴于资源紧绌，皇家空军只能派驻有限的战机到马来亚，当中不少更是一些战斗力薄弱的旧式战机，使得当地空军不得不依赖商用飞机和志愿空军补充不足；而白思华为了保卫这些空军设施，却又把陆军驻军分散到半岛各地。[51]

在陆军部署方面，为应付日军日益严峻的威胁，白思华于1941年8月向陆军部提出以六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团、并附以反坦克部队和防空部队镇守马来亚；惟及至1941年12月，陆军部只能派出四个步兵师守卫马来亚，也无法应白思华要求派出坦克团和辅助部队。[35]被派驻到马来亚的陆军驻兵当中，大部分都欠缺实战经验，军中不少具经验的印度陆军军官又被临时调回印度协助扩充当地陆军和组建新单位，所以留下来的印兵都相当资浅，有些印兵甚至没有见过坦克。[4]驻军本身还缺乏丛林实战经验，但当地不少大型种植场场主却以担心影响生产业务为理由，不愿意开放种植场作训练用途，使驻军进一步失去受训的机会。[35]面对训练不足的问题，白思华只好批准发行一本名叫《马来亚战术备忘》（Tactical Notes on Malaya）的训练手册，并把手册分发到各个单位要求驻军上下加以熟读。[52]白思华又巡视马来亚半岛各地，并支持在马来亚北部邻近泰国边境的吉打日得拉（Jitra）一带开展防御工事，[53]但他却拒绝在马来亚南部毗邻新加坡的柔佛、以及在新加坡北岸兴建更多的固定防卫设施，新加坡的对出海域更加是没有雷达覆盖。[4]尽管如此，战前媒体为了安稳人心，大多把新加坡描绘成的固若金汤的要塞，甚至于把新加坡誉为“东方直布罗陀”。[48]

 
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是“Z部队”的主力舰

另一边厢，日本于1941年7月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后，英国、美国和荷兰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冻结日本的财金资产之余，又切断对日本的石油、锡材和橡胶供给，希望透过制裁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停止对中国的侵略；[54]虽然如此，日本政府却密谋以武力从欧洲各国手上夺取东南亚的资源，并开始动员日本海军和陆军，但日本与西方各国表面上仍然处于互相对峙的冷战状态。[54]在这个背景下，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战斗巡洋舰“反击号”在四艘驱逐舰护卫下，终于在1941年12月2日抵达新加坡，并组成“Z部队”（"Force Z"），使新加坡首次正式有舰队驻扎。[55]不过，原本计划一同前来负责提供空中掩护的航空母舰“不屈号”，却途中于加勒比海搁浅而未能成行。[55]翌日，驻新加坡海军少将欧内斯特·约翰·斯普纳（Rear-Admiral Ernest John Spooner）设晚宴款待新任远东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Admiral Sir Tom Phillips），白思华也有出席，当时的局势仍未见异样。[56]

日本入侵

参见：日本入侵马来亚战争、马来亚战役和新加坡战役

其实早在日军入侵马来亚以前，白思华已参与制定好一份代号“斗牛士行动”（"Operation Matador"）的应变计划。[57][58]该计划假定如果日军入侵，很可能首选临近马来亚边境的泰国宋卡和北大年登陆，因此英军有必要在发现日军船队行纵后立即启动行动，及时从马来亚派兵前往宋卡痛击准备登陆的日军。[57][58]1941年12月6日，英军有飞机侦测到一支行纵可疑的日军船队向马来亚一方进发，这支船队载着由山下奉文中将指挥的日本陆军第25军，准备对马来亚发动两栖作战攻击。[57][59]当时白思华仍未能掌握船队的真正意图，但就力主尽快启动“斗牛士行动”，惟他的上司时任英军远东司令部总司令空军上将朴芳爵士却认为日方船舰可能只是驶往印度支那，英军无需动员，结果错失启动行动的良机。[57][59]事实上，朴芳也一直担心启动“斗牛士行动”会破坏泰国中立，给予日本对英国宣战的借口，所以一直对此议而不决。[57][58]12月7日，英军再度派出军机侦测，到入黑后再度发现日方船队，这时日方船队已靠近哥打巴鲁对开海域，而有关情报要到晚上九时才传到朴芳，英军已没有可能及时派兵赶往日军登陆点，最终“斗牛士行动”从未执行而战争已经爆发。[57][59]

 
英军远东司令部总司令
空军上将朴芳爵士
 
日本陆军第25军司令官
山下奉文中将
 
英海军远东舰队总司令
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

1941年12月8日凌晨零时三十分左右，日本陆军第25军先头部队率先登陆马来亚东岸的哥打巴鲁，马来亚战役一触即发（同日日军又发动偷袭珍珠港，但因为时差关系珍珠港受袭时间为12月7日）。[48]不过，这批部队仅为分散英军注意力，因为日军主力已一如“斗牛士行动”所料，在同日清早登陆于泰国东南岸的宋卡和北大年，并迅速越过马来亚北面边境南下。[48]同时，日方又派出海军航空队于清晨时份空袭新加坡，务求先行破坏新加坡的空军和海军设施。[48]12月10日，英海军“Z部队”在新加坡以北，即马来亚彭亨关丹对开海域，与日方的海军航空队展开马来亚海战，战事中“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双双被日方派出的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击沉，远东舰队总司令菲利普斯上将也在战事中阵亡。[60]同日，白思华向全体守军发表一项特别通令，试图激励军心，他在通令中表示：

 
1941年12月7日的英军部署图（左）和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的日军进攻图（右）
 
日军攻入吉隆坡
 
皇家工兵在马来亚炸毁一些桥梁试图阻慢日军前进
 
白思华（右二）1942年1月在新加坡接受战地记者访问
 
白思华于1942年2月15日率80,000大军投降，投降谈判团队由白思华（右一）率领徒步前往武吉知马，担白旗者为韦德少校（左一）、担英国国旗者为钮毕健准将（左二），白思华身旁是陶伦斯准将（右二）
 
白思华（图右下角）与日方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日方前排左一）商讨投降安排
 
英军投降后，日军操进新加坡市中心

然而，日军在战事中却是长驱直进，英军在边战边退的情况下由皇家工兵炸毁一些桥梁，但都无法拖慢日军南下。[62]到1942年1月27日，白思华已不得不放弃马来亚，命令全体守军横渡柔佛海峡并撤退到新加坡本岛，集中军力守住新加坡70英里（110公里）的海岸线，并把连接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新柔长堤炸出一个缺口以防止日军前进；[48]惟日军并不罢休，自1月31日占领整个马来亚半岛后已立即着手准备进攻新加坡，并成功于2月8日登陆新加坡本岛西北角，新加坡战役的战幔随之拉开。[39]英军原本打算在新加坡岛上打持久战，但抗战一周都处于下风。[63]

2月13日，白思华于福康宁碉堡的地下心战室与一众部将主持司令会议，会上印度第3军军长陆军中将刘易斯·希思爵士（Lieutenant-General Sir Lewis Heath）建议向日军投降，并在澳洲第8师师长戈登·本内特少将（Major-General Gordon Bennett）附和下得到一众部将支持；翌日清早，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珊顿·汤姆士爵士会见白思华的时候也以新加坡快将用尽食水储备为理由表达支持立即向日军投降的看法。[63]不过，有鉴于时任首相丘吉尔和盟军东南亚最高司令华福将军在战事期间多番电令守军持久反抗至最后一刻，白思华有感于要尽力一战，于是否决所有投降的建议。[2][63]但不久以后，随着战况进一步恶化，白思华备受压力下不得不改变主意。[63]2月15日早上九时，他于心战室主持最后一次司令会议，考虑到日军实际上已占领大约半个新加坡，沦陷已是迟早的问题，英军纵使再组织多一次反攻也不会扭转败局；再加上英军仅余的弹药和食水储备快将在翌日耗尽，白思华终于在会上决定投降。[4]

投降消息传出后，白思华在日方要求下率领谈判团队徒步前往位于武吉知马的福特汽车工厂商讨投降安排，途中白思华由充任翻译员的韦德少校（Major Cyril Wild）担着一支白旗带领，而白思华的行政官钮毕健准将（Brigadier Terence Newbigging）则负责担着一支英国国旗，白思华的参谋官陶伦斯准将（Brigadier Kenneth Torrance）也在团队之中，整个团队徒步前往谈判场地的过程都被日军用摄影机拍下。[64]据记载，在场的日本军官形容白思华看似“苍白、瘦弱和疲惫”。[65]谈判期间，白思华坚持英方投降后保留1,000人继续配备武装以维持新加坡的秩序，双方虽然一度就此出现分歧，但山下奉文最终答应对方要求。[66]根据投降协议，英帝国驻军须于2月15日下午六时十分解除武装，以及于晚上八时三十分停止反抗；至此，由太平洋战争爆发到马来亚和新加坡全境陷落，前后仅相距大约10个星期。[67][68]

一般看法认为，马来亚和新加坡在整场战事当中共有138,708名盟军人员阵亡、被俘和投降，撇除其中50,000名在马来亚战役中被俘或阵亡的军员，结论白思华在新加坡一共率领超过80,000名守军投降，是为历史上英军最大规模的投降。[69]事实上，除了大约15,000名基本部队，其余大部分守军从马来亚半岛撤返新加坡后，都已经疲惫不堪，而且缺乏应有的配备。[69]另一方面，日军在马来亚战役和新加坡战役分别大约派出70,000人和30,000人参战，而整场战事中阵亡和受伤的人数分别仅约3,500人和6,100人。[69][70]

战败分析

新加坡沦陷一事被丘吉尔视作“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和最大规模的投降”（"the worst disaster and largest capitulation in British history"），而白思华更被指要负上很大责任。[4]白思华虽然在开战前已准确估算出日军的入侵计划，但他未能预早作出适当的部署和备战工作，也不乐于接受别人的意见，例如他没有安排游击队支援正规部队，而且只安排基本的正规英军训练，未能因应马来亚独特的环境作出配合和调整，使得军心散涣、战斗力薄弱。[4]此外，他没有招募反日情绪高涨的广大新马华人当兵保卫马来亚，结果要到战事中段，英军才伧促收编新成立的星华义勇军。[4][71]日军入侵马来亚后，白思华未能即时破坏机场等重要军事设施，也未及撤走军事补给物资和其他有用资源，导致这些资源悉数落入日军手上。[4]再者，白思华在马来亚部署的兵力过分分散，以致未能集中火力对抗日军压境，守军被日军逐一击破的同时，也无法有效炸毁桥梁和交通设施以阻慢日军推进。[4]

白思华一直拒绝在柔佛和新加坡北岸兴建更多的固定防卫设施，成为英军战败的另一个因素。他在战前多番否决驻军总工程师伊万·西姆森准将（Brigadier Ivan Simson）有关加强防务的建议，理由是“对于军队和平民而言——防卫设施有损士气”（"Defences are bad for morale – for both troops and civilians"）。[72]他未有善用其麾下6,000名工程兵展开防务建设，导致错失机会强化防务以抵御后来日军坦克的进攻。此外，可能出于尽力保卫新加坡海军军港，白思华不理盟军东南亚最高司令华福将军的建议，坚持重点布防新加坡的东北岸。[73]他还把守军分散于岛上各处，而且只留下小量部队作策略性后备支援，这也导致日军进攻岛上西岸的时候，驻守的澳洲第22旅被迫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独力抵御猛烈进攻。[74]由于白思华始终相信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新加坡的东北部，所以他拒绝向澳洲第22旅派出增援。[75]

白思华在1918年原先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位纤瘦、说话温和的人……拥有经实证的勇气和组织能力而闻名”；[76]但到1945年的时候，外界给白思华的评价却是变得十分负面，甚至于为他辩护的人也形容他“活像湿水爆竹”。[77]新马沦陷一事大大改变人们对白思华的评价，舆论虽然并不否认他是一位有勇气和有决心的军官，但他被指不愿冒上丁点风险，处事像一位“参谋人员”（"staff wallah"）多于像一位前线指挥的司令官。[4]他在战事中过分专注战略上的宏观规划，把前线战事交由战地指挥司令自行处理，引致他无法应对瞬息之间的战局变化。[4]面对日军入侵，他欠缺所需的冷酷无情和好斗心，缺乏足够的决断力、领导才能、视野和影响力启迪部下，也未能在一旦形势逆转的时候随机应变，灵活地调兵遣将和执行应急计划。[4]

战事期间，英方内部已对白思华有多番不满，在马来亚担任英内阁代表的东方事务驻扎钦差达夫·库珀（Duff Cooper）曾经向丘吉尔批评白思华不是领袖之材；接替朴芳爵士出任英军远东司令部总司令的陆军中将亨利·波纳尔爵士（Lieutenant-General Sir Henry Pownall）认为他是“一位无法激励部下的领袖、且颇为阴郁”（"an uninspiring leader and rather gloomy"）；至于其部将戈登·本内特也指他“有头脑但处事软弱而踌躇”（"weak and hesitant though brainy"）；《泰晤士报》特约战地记者伊恩·莫里森（英语：Ian Morrison (journalist)）（Ian Morrison）甚至批评他是“一名完全负面的人物，没有精力、没有色彩、也没有信念”（"a completely negative person, with no vigour, no colour, and no conviction"）。[4]身高超过六呎配上修长的身材、脸上留着短促的小胡子、再加上两只哨牙和并不上镜的形象，白思华的外表更轻易地沦为讽刺漫画家的目标，往往被描绘成“身材高、龅牙和瘦弱”的样子。[78]无可否认，白思华向来“举止内敛，说话时常咬到舌尖的他也不善于公开演说”，这些因素都进一步削弱其外表的影响力。[79]

有意见认为白思华部分同僚也须要就新马沦陷负上一定责任，有传习惯在军事会议上睡觉、以及未能为新马两地争取派驻充足战机的的朴芳更是其中之一。[57][80]他在战事前夕对于是否启动“斗牛士行动”犹豫不决，结果错失了启动行动的重要时机。[57]另一方面，白思华与他的下属刘易斯·希思爵士和戈登·本内特关系欠佳。[81]其中，白思华出任马来亚陆军总司令以前，希思的军阶原本要比白思华高，因此希思并不愿意听命于白思华；[78]至于本内特更被指独断独行，尽管他深得其澳洲部属信任和支持，但他在新加坡沦陷后自行逃返澳洲，后来一度被澳洲国内舆论所非议。[82]白思华又认为原订负责执行“斗牛士行动”的大卫·默里-莱昂少将（Major-General David Murray-Lyon）在日军登陆后的表现欠佳，其后更于1941年12月24日遭到撤换。[83]但无论如何，欠缺足够的守备和备战，伴随连番的战略误判，白思华都要为其部下的不足负上最终责任。[4]

其他评论，例如研究二战历史的二战皇家空军军官彼得·威克姆爵士（Sir Peter Wykeham）认为，伦敦决策当局比起任何一位前线英军司令更需要就新马沦陷负上责任。[84]理由是英政府一直不愿给予当地充份的驻军，而英政府方面不愿因为“斗牛士行动”破坏泰国中立，也造成朴芳对于是否启动行动迟迟未有决定，最终导致白思华错失启动行动的时机。[84]除此以外，有评伦认为英军在马来亚的管治架构重叠、政出多门，使得白思华在协调三军方面出现困难，而且往往也难以协调当地殖民地民事政府；至于派到当地增援的澳洲帝国部队，与白思华也出现从属关系不清的问题。[4]

针对驻军和物资不足的问题，白思华曾在其著作《马来亚战争》一书中指出，鉴于当时英国的防卫重点是中东和苏联，所以“可以拯救新加坡的军用物资”都被送到两地，原本希望派给新加坡的300至500架空军战机不单止从未兑现，英军在马来亚更是连一部坦克都没有。[4]不过他同时承认英国“在西方正处于生死搏斗”，因此“尽管令人感到痛苦和遗憾，这个决定是无可避免和正确的”。[85]相比之下，由山下奉文率领的日军不单配备了超过200部坦克，而且在海军航空队配合下取得了制空权；[4]山下奉文的部队在侵华战争期间累积不少实战经验，同时也掠夺得充足的物资，实力本已在英军之上；加上透过随机应变和运用渗透和包抄等战术追击英军，使得日军一路顺利南下，而且还得以夺取不少机场、船只和其他物资，加速了英军的战败。[4]

后世有一些历史学者都对白思华予以同情，例如其生前友人约翰·史密斯爵士（Sir John Smyth）在1971年出版《白思华及新加坡悲剧》（Percival and the Tragedy of Singapore）一书，书中特别强调出白思华在战事中表现的素质和勇气；[4]另一学者克利福德·金维格少将（Major-General Clifford Kinvig）也于1996年出版《代罪羔羊：新加坡的白思华将军》（Scapegoat: General Percival of Singapore），试图为白思华平反。[4]但是主流意见始终认为，尽管白思华在战事中要面对诸多不利因素，但他未尽全力，对英军迅速战败要负上部分责任。[4]

战俘和晚年生涯

新加坡沦陷后，白思华最初被囚于樟宜监狱，他与另外七名准将、一名上校、他的副官和伙食军士一同被安排监禁于一座前已婚监狱职员宿舍内，平日以双手托腮坐在宿舍外面。[86]他很少与其他人谈及自己的感受，每天都花数小时在监狱的大操场踱步，沉思著如果没有投降事件会怎样发展。[87]为了整顿狱中纪律，他又重新组织了一个马来亚司令部，并对狱中同僚委以职务，闲时协助组织以法国战役为主题的讲座打发时间。[88]

1942年8月，白思华连同其他军阶属于上校以上的高级英国战俘一同被送离新加坡，他最初被送往台湾，其后又改送到满洲国，在当地与包括来自美国的盟军驻菲律宾司令乔纳森·温莱特将军等极重要的盟军战俘一同被囚于奉天（今沈阳）东北100英里（160公里）黑龙江西安的一所战俘营内。[4]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白思华等人才得以由美国战略情报局派出的小组从西安的战俘营接走。[89]

 
1945年9月2日，盟军驻日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坐下者）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上主持日方投降仪式。麦克阿瑟在降伏文书上签字时，白思华站在其左后方见证；站在麦克阿瑟右后方的是前任盟军驻菲律宾司令乔纳森·温莱特将军

同年9月2日，由美方派出的盟军驻日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上主持日方投降仪式，仪式中白思华与温莱特一同站在麦克阿瑟背后，见证他在降伏文书上签字。[90]后来，麦克阿瑟又将他用于签署条文的钢笔送给白思华留念。[91]9月3日，白思华和温莱特跟随麦克阿瑟转到菲律宾见证日军在当地投降，而带领日军投降的山下奉文将军，正是当年率兵攻占新马、并且接受白思华投降的同一人。[39]至于白思华向日军投降当天、投降队伍步往武吉知马期间所掌的英国国旗，则于同年9月12日由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蒙巴顿勋爵主持的新加坡受降仪式中再一次升起。[92]

白思华于1945年9月返回英国后，立即着手撰写呈交予陆军部有关于新马沦陷的报告书，但报告书后来经英国政府修订，并且迟至1948年2月才告出版。[93]在这份《白思华报告书》（The Percival Report）当中，白思华提及新加坡华人未有团结抗日，部分华人甚至于向日方提供协助，有关言论随即在新加坡引起了轩然大波，更被舆论猛烈批评他歪曲史实、侮辱华人的抗战功劳、而且有将英军战败诿过于华人之嫌。[94]多名华人代表如林汉河爵士和陈振传等也指出，新加坡的华人代表在日本侵袭首天已支持号召所有华人抗战，但政府却多次婉拒招募华人入伍的建议，也不愿向华民分发武器以协助防卫，加上政府封锁消息，华民也无法掌握战事的最新发展。[95]战事期间，新加坡华人参与了交通运输、招募劳工、救济难民和宣传抗战等方面的支援工作，后来英军又收编星华义勇军，并非如白思华所说没有团结抗日，[96]甚至于时任新加坡总督詹逊爵士也强调当时新加坡华人确实奋力捍卫乡土，同意报告书确有不当之处。[97]白思华后来虽然表示他接受华人的抗议，又认为华人的看法有其根据，但却以有关争议并不属于报告书的范畴而决定不作跟进。[98]

1949年，白思华又出版名为《马来亚战争》（The War in Malaya）的回忆录，他在书中夸大日军兵力，指英兵大多安于逸乐，并把英军战败归咎于日本的海、空和坦克优势，以及“共和联邦本身没有准备就绪……未能为战争作好准备”。[4]可是，这本回忆录也无助于洗脱他在马来亚一役所受的批评，鉴于他在新加坡投降一事深入民心，使他在英国长时间地被一些评论贬抑，并把他与马来亚沦陷连上关系，认为他要就英方战败负上责任，而有别于其他一般的陆军中将，白思华从没有获得英廷册封成为爵士。[4]

1946年，白思华以名誉陆军中将军阶从军中退休，但只能以实任陆军少将的身份领取长俸。[99]虽然受到外界的不少批评，但他曾经沦为日本战俘的经历始终获得一定尊重，这使他得以在退休后担任远东战俘协会（Far East Prisoners of War Association）终身主席，负责争取为其他远东的盟军战俘争取赔偿。经过多番努力，协会最终争取获得总值500万英镑遭冻结的日本资产作为对战俘的补偿。有关资产随后由他担任主席的远东战俘协会福利信托负责分发。[100]1957年，以二战时期东南亚为背景的好莱坞电影《桂河桥》上演，白思华等退伍军人不满电影内容情节失实而提出抗议，成功争取在电影影片当中加入剧情纯粹虚构的声明。[4]

白思华从军中退休后定居于家乡赫特福德郡威德福德（Widford）布拉德斯（Bullards），并担任多项名誉职务，当中包括在1949年至1954年担任本地陆军第479（赫特福德郡义勇骑兵队）重型防空团荣誉上校、[101]1951年起获任命为赫特福德郡副郡尉、[102]以及于1950年至1955年担任柴郡团上校。[103][104]他的儿子詹姆斯·珀西瓦尔准将（Brigadier James Percival）后来也曾于1992年至1999年担任柴郡团上校。晚年的白思华又任赫特福德郡英国红十字会会长，1964年获颁OStJ勋衔。[105]

1966年1月31日，白思华在英国伦敦英王爱德华七世军官医院逝世，终年78岁。[4]其丧礼于伦敦圣马田教堂由前任圣公会新加坡主教伦纳德·威尔逊（Leonard Wilson）主持，遗体随后安葬于家乡赫特福德郡。[4][106]新加坡福康宁有小径白思华路（Percival Road）作为纪念。[107]

个人生活

附录：主要经历
  • 加入律师学院军官训练团受训，五星期后成为临时少尉
    （1914年7月28日）
  • 晋升为上尉
    （1914年11月）
  • 跟随贝德福德郡团旗下新成立的第7（服务）营前赴法国，加入第18（东）师第54旅服役
    （1915年2月）
  • 埃塞克斯团常额上尉，其后成为贝德福德郡团临时少校
    （1916年10月）
  • 第54旅旅长
    （1918年5月）
  • 参与北俄战役，曾任皇家燧发枪团第45营副营长
    （1919年-1920年）
  • 参与英爱战争，曾任埃塞克斯团第1营情报官
    （1920年-1922年）
  • 获补送到坎伯利参谋学院深造
    （1923年-1924年）
  • 柴郡团少校
    （1924年-1925年）
  • 尼日利亚团参事官
    （1925年-1929年）
  • 获荣誉晋升为中校
    （1929年）
  • 获补送到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
    （1930年-1931年）
  • 以二级一般参事官身份任参谋学院教官
    （1931年-1932年）
  • 柴郡团第2营营长，曾驻守于马耳他
    （1932年-1936年）
  • 获补送到帝国国防学院深造，翌年获擢升为上校
    （1935年）
  • 以一级参事官身份担任马来亚司令部参谋长
    （1936年至1938年）
  • 获临时擢升为准将，任职于奥尔德肖特司令部辖下参谋部
    （1938年-1939年）
  • 获正式擢升为准将，加入英国远征部队旗下第1军参谋部，其后进一步获擢升为署任少将
    （1939年-1940年）
  • 第43（威塞克斯）师师长
    （1940年）
  • 帝国助理总参谋长
    （1940年）
  • 第44（本土郡）步兵师师长
    （1940年-1941年）
  • 以署理中将身份出任马来亚陆军总司令
    （1941年-1942年）
  • 本地陆军第479（赫特福德郡义勇骑兵队）重型防空团荣誉上校
    （1949年-1954年）
  • 赫特福德郡副郡尉
    （1951年-1966年）
  • 柴郡团上校
    （1950年-1955年）

白思华于1927年7月27日在英国伦敦布朗普顿（Brompton）的圣三一堂迎娶玛格丽特·伊丽莎白·“贝蒂”·麦格雷戈·格里尔（Margaret Elizabeth "Betty" MacGregor Greer，约1897年－1953年）为妻。[4]贝蒂是北爱尔兰泰隆郡杜利拉冈庄园（Tullylagan Manor）的新教麻布商托马斯·麦格雷戈·格里尔（Thomas MacGregor Greer）的女儿。[4]白思华在爱尔兰任职的时候认识贝蒂，两人育有一女一子，女儿多琳达·马格丽·珀西瓦尔（Dorinda Margery Percival）生于伦敦格林尼治，后来成为邓利思勋爵夫人（Lady Dunleath）；儿子艾尔弗雷德·詹姆斯·麦格雷戈·珀西瓦尔（Alfred James MacGregor Percival）在新加坡出生，后来曾于英国陆军任职。[4]

白思华生前热衷于体育活动，兴趣包括马球、网球、木球、曲棍球和壁球，曾经是伦敦绅士会所初级联合军事会（Junior United Service Club）会员。[108]

部分著作

荣誉

殊勋

以他命名的事物

相关条目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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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英文资料

中文资料

延伸阅读

  • Barry, Tom, Guerilla Days in Ireland: A First-Hand account of the Black and Tan War (1919-1921). New York: Devin-Adair Co., 1956.
  • Kirby, S. Woodburn, Singapore: The Chain of Disaster. New York, Macmillan, 1971.
  • McIntyre, W. Davi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gapore Naval Base, 1919-1942.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1979. ISBN 978-0-20801-835-9
  • Murfett, Malcolm H., Between Two Oceans: A Military History of Singapore from First settlement to Final British Withdraw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ISBN 978-0-19588-482-1
  • Bose, Romen, Secrets of the Battlebox: The History and Role of Britain's Command HQ during the Malayan Campaign.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05. ISBN 978-9-81261-064-5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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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职
前任者：
莱昂内尔·庞德爵士 		马来亚陆军总司令
1941年－1942年 		继任者：
无
（新加坡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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