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设教
神道设教，原指顺应自然之势，效法天道运行的奥妙，设教化于天下，使百姓顺服。
后假借以神鬼之说作为教育手段，借祸福因果之说以劝戒世人[1]。中国的“神道设教”思想产生于西周初期，后来成为儒家思想体系品德教育的策略和手段。
在商代的多神教体系中，最高神“天帝”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天道”的体现，卜辞中的“帝”类似于战国时期荀子所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的“天”，作为自然规律而对人间事务无直接影响。商代祭祀从来只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经常贞问“帝”却从不用祭品供奉“帝”。商人的鬼神信仰与史前信仰无本质区别，尚无后世人为的政治控制与欺骗成分。[2][3][4]而相对于殷人的原始多神教，周人则强化了天帝的神性而削弱了诸多祖先神和自然神。周武王设立专门的“帝籍”祭祀上帝[5]，并用栗木建造土地神的神位来“使民战栗”[6]，周人又创造出“帝廷”作为天帝的“办公”场所。周厉王则认为天帝可以降下“大鲁令(命)，用保我家、朕位、胡身”(《胡簋》，《集成》4317)。还有的彝铭谓“肆皇帝亡斁，临保我又(有)周，雩四方民，亡不康静。”(《师訇簋》，《集成》4342)，意思是说，辉煌的帝不厌其烦地俯视和保佑着我们周王朝，以及四方庶民，使得普天之下无不安康稳固。周代的“帝”不仅“降懿德”，还能监视臣民的一言一行[7]，以“帝”、“天”为主的神灵世界成为周代王权强有力的后盾，并确立了以“天命”为核心的统治观，周王则与“天”类比于父子关系，因此开始出现了“天子”一称[3]。周人的这种做法就是神道设教，宗教变成了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工具，适应了宗法王权的需要。[8][9][3]而儒家思想则主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当圣人的言论被当作“神”的训条之时，“神道设教”就成为一种无神的人为的特殊宗教。
神道设教就是以鬼神之道立教，语出《周易》彖传语[10][11][12]俗谓巫卜之事为“神道”，与《周易》所说之本义有别。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待宗教信仰的政策，借“天人合一”的神权来强化自己的统治，亦称神道设教。用祭祀、卜筮等鬼神迷信的宣传来愚弄人民，与《周易》之本义略有出入。但也有一些思想家不迷信鬼神，范缜彻底否定鬼神的存在，但肯定神道设教的作用。说它“可以治国安民，移风易俗”。
参考文献
- ^ 《后汉书·隗嚣传》：“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其实无所受命，将何以见信于众乎？宜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也。”
- ^ 晁福林《论殷代神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 ^ 3.0 3.1 3.2 晁福林《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 ^ 晁福林《说商代的“天”和“帝”》,《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
- ^ 《清华简·系年》：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
- ^ 《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 ^ 《尚书·周书·吕刑》：上帝监民。
- ^ 谢乃和，付瑞珣《从清华简《系年》看“千亩之战”及相关问题》
- ^ 雷晓鹏: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宣王“不籍千亩”的真相，《农业考古》，2014,(4)
- ^ 《周易·观卦·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 ^ 《礼记·祭义》：“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
- ^ 孔颖达《周易正义》：“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而四时之节气见矣。”
- 《中国哲学大辞典》
- 《四书五经辞典》
- 《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大辞典》